越來越多出版社在翻譯、推介等環節與海外學術機構深耕合作，助力更多好書「走出去」
「當下，中埃互譯書籍多集中於文學領域，主題與門類相對狹窄，難以滿足埃及各界渴望了解當代中國發展成就與改革開放經驗的迫切需求。」日前在埃及開羅舉辦的「中埃翻譯與出版研討會」上，埃及漢學家的發言引起不少出版界人士共鳴。近年來，國內一些出版社敏銳嗅到全球對中國政經、科技、人文等多領域的求知慾求，在翻譯、推介等環節與海外學術機構深耕合作，以便西方讀者更易接受。無論是 《東京審判:中國的記憶與觀點》 去年在法蘭克福書展首發，還是「中華學術文庫」等譯著陸續推出，中國出版機構正聯手劍橋大學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集團共同整合資源，打通國內圖書「走出去」的傳播通道。
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統計數據顯示，近十年來，出版物版權和實物貿易額連年攀升，中外版權貿易逆差從7.2：1縮小至1.6：1。圖書版權輸出從2005年1400餘種，增至2015年近8000種。有業內人士指出，當圖書「走出去」漸成常態，下一步需思考如何走入國際圖書市場的發行渠道，走到海外書店的書架上，走進海外讀者的心中。
眼下，實力壯大起來的中國出版企業已不滿足於單純的版權輸出和圖書實物出口，而是在選題、翻譯、編排、推介等多個環節下功夫。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副社長李廣良說，國內出版人不能持甩手掌柜心態，「只把版權賣掉就大功告成，其餘事不用管」已經行不通了，而是要摸清當地圖書市場、讀者閱讀習慣，乃至海外學術及出版規範，讓中國聲音傳得更遠更精準。
編譯轉碼，不僅僅是翻譯成另一種語言
一部中文原創學術著作，賣出英文版權後，是不是翻譯成英文就夠了?資深版權經理人的判斷是，如果缺少適當的轉碼「加減法」，僅僅譯成另一種外語，圖書的傳播效果會大打折扣。
以全球話題東京審判為例，《東京審判:中國的記憶與觀點》 由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主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了中文版，是第一本集中表達中國學者有關東京審判學術觀點的著作，顯示了本土學界對於東京審判研究結論的正義性、嚴謹性。2012年，該書英文版授權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經長達4年多的翻譯編輯，去年下半年才面世。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國際合作部主任李旦說，光是找合適譯者，雙方出版社就商議良久，既要對法學、歷史有研究，又得精通中英雙語。於是，出版社聯繫到東京審判檢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萬教授，請他出面邀請合適學者翻譯其中部分章節。這部圖書最終被列入「劍橋中國文庫」項目。
出版前，劍橋大學出版社建議加推薦序言，而作者必須是在國際學術界有影響力的學者。幾經尋找推薦，最終敲定了歷史學教授、漢學家卜正民撰寫英文序言。序言前後花了近1年時間，成為項目「畫龍點睛之筆」。
可以說，這本書的輸出案例正是當下中國學術出版的縮影。有出版人談到，在行業、市場、技術嬗變的浪潮下，要讓中國聲音的國際表達深入人心，除了壯大翻譯團隊建設，不妨與各國漢學家聯手，對作品進行符合當地話語和思維方式的編譯，傳播效果才能事半功倍。比如，自2012年啟動至今的「中華學術文庫」已在全球出版25部作品，這離不開外研社與施普林格出版方共同挖掘海外高校及研究機構的學者資源。
海外讀者關注點，從傳統文化擴至中國當代社會現實
有出版界人士談到，西方讀者對中國的興趣和關注點已從原來的傳統文化、歷史哲學等，擴大到中國當代的社會現實，他們迫切需要了解中國。出版人應加強圖書選題策劃，提高出版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增強中國文化的吸引力。
日前，在中國文學英譯推廣平臺的牽線下，作家格非《隱身衣》出了美國版。海外對這本薄薄的小說產生濃厚興趣的原因之一，便是看重作品的當代元素。
不難發現，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增強，全球讀者渴望從書籍中一窺東方大國的當代樣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與施普林格出版集團合作策劃「中國夢與中國發展道路研究叢書」的初衷，也在於此。叢書集結了中國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迄今已出版近40種。在西方學者看來，書中對中國發展走向的研判預測，可為其他國家學者和決策者提供可信的背景資料。在科技傳播領域，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向愛斯唯爾等海外知名出版商輸出了多項原創出版成果，包括《熱河生物群》《非線性波動方程》《分子生藥學》等。
外研社社長蔡劍峰認為，國內出版社在「走出去」的項目實施中，已經越來越注重最大程度動員整合專家力量，致力於「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中國道路的學術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