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昆明,綠植傘蓋,風景如畫,空氣新鮮,氣溫適宜。其時正值北方暑熱,在雲南師範大學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培訓基地培訓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情!儘管天天都是枯燥的培訓,並不覺得無趣,反倒覺得神清氣爽。
窗外,就是西南聯大舊址;窗下,就是李公樸和聞一多先生的衣冠冢。先生那鏗鏘有力的聲音仿佛依然迴響在耳邊:今天這裡有沒有特務,是好漢的你站出來!我們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知識分子的錚錚鐵骨和愛國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學子們,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和平生活,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旁邊就是一二*一四烈士墓,蒼松翠柏,鬱鬱蔥蔥。沿著低低的臺階,拾階而上,幾束鮮花擺放在烈士墓前,用一顆虔誠的心,恭敬的致禮,默哀,緩步繞行一周,瞻仰了烈士墓。
東邊,就是馳名中外的西南聯大紀念碑,享譽國內外的文,書寫,鐫刻的「三絕」碑碑座為圓拱形,高約5米,寬約2.7米,碑身嵌在其中。碑文由西南聯大教授馮友蘭撰文、聞一多篆刻、羅庸手書,1178字的碑文,記述了聯大建校始末及歷史意義,洋溢著強烈的愛國熱情。碑後刻錄了834位聯大參軍同學的名字。在這些同學的名錄上,我甚至還找到了西南聯大的校長梅貽琦先生的女兒的名字。
西邊,是西南聯大的紀念館和一二一運動紀念館。館內,大量的圖片資料和文字資料,展現了西南聯大在昆明八年八個月的辦學歷程,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三位校長的治校的睿智,不管就是管,為人謙和的大氣度。校旗,校歌,特別是教授大家們的奇聞逸事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博聞強記,記憶力超強的陳寅恪教授的三不講:古人講過的我不講,別人講過的我不講,本人昨天講過的也不講。陳寅恪是當時清華「四大導師」之一,享有「蓋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師」等稱譽。在清華校園裡,不論是學生還是教授,都稱他為「活字典」、「活辭書」。他講課時,研究院主任吳宓教授是風雨無阻,堂堂必到的聽課者;朱自清等水準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聽他講學。哲學專家馮友蘭,當時任清華大學秘書長、文學院長,可每當陳寅恪上《中國哲學史》課時,馮先生總是恭敬地陪著陳寅恪從教員休息室走出來,靜靜地坐在教室裡聽他講課。
陳寅恪先生對學生的愛護也是無微不至,對學生生活乃到畢業後就業問題,也非常關心。他認為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問的最好方法。做論文,要求新資料、新見解。他從不要求學生用死記方法,而是鼓勵思考,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式。
桀驁不馴的劉文典先生的講課就更是讓你忍俊不禁:其時天已近晚,講臺上燃起燭光。不久,劉文典身著長衫,緩步走上講臺,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邊用熱水瓶為他斟茶。先生從容飲盡一盞茶後,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寧—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今天給你們講四個字就夠了。」於是他拿起筆,轉身在旁邊架著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滁」四個大字。
這次講座原定在一間小教室開講,後因聽者甚眾,改為大教室,還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聯大教室區的廣場上,學生席地而坐,洗耳恭聽劉教授高論。教室內,劉文典時有妙語。他教學生寫文章,僅授以「觀世音菩薩」五字。學生不明所指,他解釋說:「觀」乃多多觀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講究音韻,「菩薩」,則是要有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學生恍然大悟。
劉文典先生講課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別開生面。上課前,先由校役提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菸袋,講到得意處,就一邊吸著旱菸,一邊解說文章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有一次,他卻只上了半小時的課,就忽然宣布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原來,那天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一篇。有學生追憶:屆時,在校園裡月光下擺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劉文典講課時,同樣是守舊派人物的吳宓也會前去聽講,而且總是坐在最後一排。劉教授閉目講課,每講到得意處,便抬頭張目向後排望,然後問道:「雨僧(吳宓的字)兄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兩位名教授一問一答之狀,惹得全場為之暗笑。
一日,日機空襲,警報響起,聯大的教授和學生四下散開躲避。劉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且目力衰竭,於是便率幾個學生折回來攙扶著陳往城外跑去。他強撐著不讓學生扶他,大聲叫嚷著:「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們攙著陳先走。這時,只見他平素藐視的新文學作家沈從文也在人流中,便顧不得自己氣喘如牛,轉身呵斥道:「你跑什麼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
劉文典多年潛心研究莊子,出版了十卷本《莊子補正》,陳寅恪為之作序,推崇備至。曾有人向劉氏問起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他大發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某人。」
還有金嶽霖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有一次,他給愛好文學的學生講座,題目是《小說和哲學》,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裡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裡看看,甚為得意。
聞一多先生為了補貼家用,拋卻大家的斯文,篆刻治印……瀏覽其中,八千學子,兩千多畢業生,今天國人中的大家,諾貝爾大獎,兩彈元勳,國家技術進步獎大多出自西南聯大,究竟是什麼力量,促使西南聯大才取得這樣輝煌的成績,仿佛只有回到了西南聯大的舊址,看到那個在「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雨打鐵皮,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的茅草頂教室裡,還有那個由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先生設計,幾易其稿的,極其簡陋的西南聯大的校門,你也許會有答案。
在祖國風雨飄搖的時代裡,在顛沛流離的遷徙辦學歷程中,卻取得這樣輝煌的成就,不能不說是高等教育的一個奇蹟。在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三位校長的銅像前,我駐足凝視,找尋著答案:「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克勤克儉、忠誠於教育事業的精神,不辜負眾望,才能使西南聯大的辦學取得如此豐碩之成果。從他們堅毅的神情,深邃的眼眸,鐵一般的擔當,知識分子的風骨,中華民族的脊梁。答案似乎就是這些……
最近,在雲南師大培訓的情景時常在我腦際縈繞,掩映在蒼松翠柏之中的聞一多和李公樸先生的衣冠冢,西南聯大的茅草教室,一二一紀念館,西南聯大紀念碑……這些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先驅,中國迄今為止高等教育辦學史上的奇蹟,他們的愛國情懷和教育情懷將永遠激勵著我們,感染者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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