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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變」後不久，平津陷落。8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陸續南遷。1938年，三校在昆明聯合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6年抗戰勝利後，聯大「勝利關閉」，三校各自北歸復校。
在這裡，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
是什麼造就了西南聯大的傳奇？
從左至右：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北大前校長蔣夢麟回憶說：「在困難時期，執掌一所大學是件令人頭疼的事。而在戰亂中的年代，與兩所不同校風的大學及性情各異的教授合作，無異難上加難。」
西南聯大由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組成常務委員會共同管理校務，三校校長輪任常務委員會主席。後因蔣夢麟、張伯苓均在重慶任職，只有梅貽琦長期留於昆明，故一直由梅貽琦任主席，主導校務。
三所大學的教學單位組成文學院、法商學院、理學院和工學院四個學院共十七個系。「清華嚴謹，北大自由，南開活潑」，而將三校學風熔為一爐的西南聯大，則兼具「清華和南開的嚴謹教學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傳統」。
在今天雲南師範大學校園內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的背面，鐫刻著1946年5月4日立碑時所能收集到的832位（共刻有834個名字，有兩人重複刻名，實為832人）從軍學生不完整名單。由於當時條件所限，長沙臨時大學時期295人從軍學子絕大多數未列入。兩者相加共有1100多人，從軍人數比例高達14%。也就是說，每一百位學子裡便有14人投筆從戎。連校長梅貽琦的一兒一女也投軍，分別加入中國抗日遠徵軍和空軍，一時傳為佳話。
貢獻有多大？我國著名翻譯家，後來的著名翻譯家許淵衝在聯大就讀時，為飛虎隊準確翻譯了一份情報，粉碎了日軍對昆明的一次空襲。梅貽琦的獨子梅祖彥對火焰噴射器準確翻譯，對其在緬北戰場上投入使用發揮了重要作用。
犧牲有多大？1944年6月18日，在湖南芷江的空軍第五大隊的校友戴榮鉅，駕駛飛機掩護轟炸機轟炸長沙，途中與敵機遭遇，不幸機墜。駐防陝西安康的空軍第三大隊的校友王文，1944年8月在保衛衡陽戰役中與敵機作戰時殉國。
從軍名人有幾多？現代詩歌第一人的穆旦值得一提。那時，穆旦已是西南聯大的留校教師，卻主動報名參加了遠徵軍，在杜聿明的第5軍軍部供職。他後來參加了遠徵軍兵敗緬甸後的野人山大撤退，抗戰勝利後，寫出詩作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參加抗日遠徵軍在緬北作戰的聯大學生兵中，走出一位中科院院士——被稱為「世界光導纖維之父」的黃宏嘉。圖為1938年2月26日，西南聯大旅行團抵達常德縣中學全體集合。
三所學校南遷的歷史，也堪稱中國高等教育的一次「長徵」。最艱苦的一段，就是由常德出發，徒步到昆明，這便是號稱「文人長徵」的「湘黔滇旅行團」。
對於旅行團的師生來說，困苦不堪的旅途最大的收穫，便是接觸到了更為廣大、更為真實的中國。在他們走過的地方，沒有民主、沒有科學，有的是千年以來的落後封建。「中國這麼大，我們應該重新認識了。」聞一多感慨道。圖為旅行團抵達昆明
旅途的第68天，1938年4月28日，旅行團284名師生抵達昆明。梅貽琦帶領著歡迎隊伍在橋頭迎接，眼前一個個出現的故人都已換了滄桑的面孔。長徵結束了，而西南聯大的路才剛剛開始。西南聯大的校訓是「剛毅堅卓」，一路的跋涉已為它做了註解。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訓
初到昆明，聯大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學、會館上課，校點分散。校舍和經費的問題，始終困擾著這所大學。當時，梅貽琦邀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為聯大設計校舍。然而，因為缺乏經費，此後兩個月，梁思成夫婦把設計稿改了一遍又一遍……當設計稿改到第五遍時，梁思成忍無可忍，他憤怒地衝到梅貽琦面前，咆哮著：「改！改！改！還要我怎麼改？！茅草房？不是每一個農民都會蓋嗎，要我梁思成幹什麼？！「大家都在共赴國難，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後諒解我們一次，行嗎？」梅貽琦懇切地說。半年後，一幢幢低矮簡陋的茅草房填補了西南聯大的校園，無法想像，這些茅草房出自兩位蜚聲世界的建築學家的設計。如今的雲南師大校園，仍保留著一間鐵皮屋頂教室。這是西南聯大僅存的土坯牆教室，馬口鐵做的屋頂。下雨時，雨點打在屋頂上叮噹作響，有時聲音大得讓人聽不清講課。當年曾有一位教授無奈地在黑板上寫下6個字：「現在停課賞雨。」
由於缺乏教室，有些課程必須安排到傍晚。圖書館裡也只有幾排書架，幾張桌椅和一些長凳，館藏中英文書籍總共只有6000來冊。學生缺少課本，只能依賴上課聽講，而老師也缺乏資料，不得不憑藉記憶開展教學。聯大校友夏世鐸至今仍記得圖書館前排隊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燈光下,卻是一片鴉雀無聲的自習景象。
生活拮据是教授們普遍面臨的問題。1941年12月，西南聯大常委會在一份報告中提到：「乃自暑假以來，物價又復飛漲，比於戰前多高至30倍以上。」「同人等薪津平均每月不及600元，以物價增長30倍計，其購買力只等於戰前之十七八元，平均五口之家何以自存。」
有時，教授們走在路上，遇到乞丐，只得無奈攤手：「我是教授。」乞丐聽聞掉頭便走，連他們也知道，教授們窮得叮噹響。
華羅庚曾與聞一多一家共同生活在一間16平米的茅草屋裡。聞一多家住屋子東頭，華羅庚家住屋子西頭，以一塊花布相隔。下雨時，兩家孩子一起把臉盆、漱口缸和飯缸等聚集起來，抵擋漏雨。後來，華羅庚寫了一首小詩，描繪那段生活：「掛布分屋共容膝，豈止兩家共坎坷，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不同心同仇。」
在物價飛漲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賣衣、賣字、賣書、治印維持生計。為躲避轟炸,教授們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幾十裡外的遠郊，步行來上課，周培源先生騎自養的馬上課，從不遲到。
抗戰中後期,物價暴漲,聞一多不得已掛牌治印,補貼家用
窘困至此，教授們仍於三尺講臺上兢兢業業，但以傳道授業為重任。林語堂上世紀40年代初路過昆明作演講時發出這樣的驚嘆:「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美國的漢學大家費正清曾於1942年訪問西南聯大，與陳福田、張奚若和錢端升等12位教授有過交流。他認為，他們是「中國接受西方文化教育薰陶的學術界人士中間的精英」。
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抗戰爆發後，全國大學教職員總數比戰前減少27%。此時，大批中國留學生從美國、歐洲、日本等地返回祖國，並以一己之長，投身中國教育事業，緩解了大學教師青黃不接的態勢。據統計，1941年時聯大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156人有留學經歷，佔87%。全校5個學院的院長均為留美博士，26個系的系主任，除中國文學系外，皆為留學歸來的教授。
他們留學歐美後，接受了比較完整的西式大學教育，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中國新興學科的創立者。具有留學經歷的學者們曾於歐美進行學術研究，使得戰時地處西南邊陲、幾乎與世隔絕的西南聯大仍能與世界前沿學術理念接軌。
例如，數學系的必修課程與戰前清華大學的課程設置基本相同，而選修課則較多，內容新穎，有些屬於當時世界數學新領域的課程。
這些課程多由新歸國的青年教授講授，如華羅庚的《解析數論》和《連續群論》等；陳省身的《黎曼幾何》和《拓撲學》等；許寶的《數理統計》也是當時國內最早開設的應用數學課程。
他們還和其他系的新歸國教授實行跨學科聯合開班授課。1939年，華羅庚、陳省身與物理系的王竹溪教授合開了一個「李群討論班」。此外，聯大物理系、經濟學系等院系的歸國學者均開設了一系列緊跟國際學術最新思潮的課程。
由於教學儀器和設備較為缺乏，教師們改變教學方式，到野外進行實地教學。圖為西康科學考察團全體成員在昭覺合影。
留美教授袁復禮帶領助教和學生，前往四川的興文、古藺，以及雲南鎮雄等地分頭進行野外實習，採集地質標本。袁復禮還和另一位留美教授馮景蘭前往西康做地質礦產調查，發現了麻哈金礦和滎經銅礦。
在水力工程方面，1938年土木工程系與資源委員會合作，組成由施嘉煬主持的「雲南省水利發電勘測隊」。經過2年，完成了2期勘測任務，提出了初步的水利資源開發計劃，設計了一批小型水電站。
在西南聯大時苦中作樂，一起郊遊去。左起：周培源抱周如玲、陳岱孫、王蒂徵、金嶽霖扶周如雁、朱自清、李濟侗。
西南聯大允許跨專業自由選課。學校規定，文法學院學生至少必修一門自然科學，而不論文理工，所有學生都必修歷史、國文和大一英文。由於每門課都有兩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時授講，學生可以自己挑選老師。
平時學生考試，不必按照教師的講義來答卷，如經濟系陳岱孫教授開《財政學》，有一年考試題目是「假若我當財政部長」。
聯大有自由的學風，但並不意味著散漫。聯大的大考小考不斷，要求極其嚴格。涉及基礎理論的課月考一次，工學院、理學院月考兩次。以理學院為例，計量時發生誤差意味著會丟掉50%的分數，方法錯誤就等於交白卷吃零分。
楊振寧在聯大物理系讀了本科。1945年，楊振寧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繼續深造，他回憶說，自己驚奇地發現，「在芝加哥課堂上的收穫並不比我在中國所學到的多」，因為中國的老師「在教學上（比美國）更認真，準備更充分，內容也更深」。在後來的科研中，他仍經常查閱在聯大課堂上所做的筆記。
西南聯大學生不僅有名師雲集的課堂條件，還有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聯大師生抗日熱情高漲，1938年底，愛好演戲的學生排演宣傳抗戰的話劇《祖國》，由外文系教授陳銓創作劇本，中文系教授孫毓棠任導演，中文系教授聞一多設計布景，師生們白天上課、晚上排練，並在中共地下黨員的支持下，成立了西南聯大話劇團。1938年初，《祖國》在昆明公演，獲得很大成功。劇中的教授英勇就義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萬歲！」觀眾跟著高呼口號。最嚴重的一次轟炸發生在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機重點轟炸聯大和雲南大學，校舍損毀嚴重。然而，文學院教授吳宓仍打算趁月明之夜，繼續他的「歐洲文學史名著」課的講授。就在轟炸第三天，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晚7至9時至校舍大圖書館外，月下團坐，上『文學與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學生。」「昆明有多大，西南聯大就有多大」，這是春城一度的流行語。聯大的圖書館條件簡陋，燈光暗且座位少，茶館便成了學生們延伸的課堂。著名作家汪曾祺回憶聯大生活時說：「我這個小說家是在昆明的茶館裡泡出來的。」後來和楊振寧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李政道則打比方說，聯大時期的昆明茶館「有些像上個世紀巴黎的咖啡館」。西南聯大的學者們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論著。圖為西南聯大時期部分獲獎著作。
1937年11月至1946年7月,在紛飛的戰火中先後有約8000人在西南聯大就讀,師生和衷共濟,創造了中國教育歷史上的奇蹟。
在23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有6位是聯大學生;2000年以來獲國家最高科技獎的9位科學家中,有3位是聯大學生;新中國成立後的兩院院士中,聯大師生有164人,其中聯大學生有90人。
聯大的奇蹟遠未止於這些數字。一部部著作在硝煙中問世：華羅庚完成了開創性的著作《堆壘素數論》；吳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動光譜及結構》被視為該領域的經典；還有張青蓮的《重水之研究》、趙九章的《大氣之渦旋運動》、孫雲鑄的《中國古生代地層之劃分》、馮景蘭的《川康滇銅礦紀要》、馬大猷的《建築中聲音之漲落現象》、聞一多的《楚辭校補》、馮友蘭的《新理學》、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湯用彤的《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論著。
1946年5月4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校圖書館舉辦了校史上最後一次結業典禮，全體師生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揭碑。當天，學校宣布正式復校。「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城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聯大校歌的旋律，鑑證了一代人的奮發。西南聯合大學校歌
（文章根據多篇公開報導綜合整理）
本文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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