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胡繩、鄧立群、于光遠被譽為中共黨內四大筆桿子。今天選萃胡繩於1959年在《紅旗》雜誌上一篇關於寫文章的經典文章《義理、考據和辭章》，供大家參考研習。
這篇文章既是對毛主席關於文章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三性」的進一步拓展，又是對清朝學者戴東原「義理、考據和文章」的與時俱進升華，並且對我們起草體制內文稿時如何做好內容與形式的相結合仍有很好的啟發意義。是為薦。
義理、考據和辭章
從前有人說，做學問，寫文章要從三個方面下功夫，那就是
義理、考據和辭章。我們現在可以借用這種說法來談談寫文章的問題。
義理和考據，是屬於文章內容方面的問題。在我們說來，
講究義理就是要求觀點正確，論據充分；講究考據就是要求材料準確。辭章是屬於文章形式方面的問題。在我們說來，
講究辭章就是要求適合於內容的完美的形式。義理、考據和辭章雖然是在三個不同方面的要求，但是這三個方面是密切地相互關聯著的。在義理、考據和辭章這三者中，
義理應當是靈魂、是統帥。因為
形式是為內容服務的，而
材料是要由觀點來統帥的。如果一篇文章，有的只是華麗的詞藻，有的只是龐雜的材料，卻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人們讀過以後，根本不知道作者是
在贊成什麼，反對什麼；那樣的文章，人們通常就稱之為「沒有觀點」的文章，也就是沒有靈魂的文章。
真正的好文章，一定要鮮明而有力地擁護那應當擁護的東西，同時也一定要鮮明而有力地反對那應當反對的東西。這才會是生氣勃勃的好文章。
正確的觀點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客觀實際中來的。我們在研究任何一個問題的時候，都要從客觀存在著的事物出發，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指導下，給以科學的分析，然後才能在這問題上形成正確的觀點。因此，我們要把正確的觀點傳達出來，也是離不開材料的。在這點上，我們講究義理，顯然是和前人的說法在原則上不同的。從前寫文章的人說到義理時，往往只是指「古聖先賢」已經說過的道理。在我們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雖然是人類的實踐經驗的科學的總結，是我們研究一切問題的指南針，然而也不能把它當成教條。正確的觀點，不是簡單的教條，不是空洞的觀點，而是從具體材料引出的正確的結論。教條主義者以為他們既已從書本上接受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他們就可以用簡單的推理來獲得關於任何問題的正確觀點。
教條主義的文章表面上看起來也是在擁護什麼，反對什麼，但是因為它缺乏對具體材料的具體分析，往往只好裝腔作勢，大聲喊叫，以此代替科學的論證。其實，越是這樣，越是反映出這種文章的思想貧弱。也有這樣的文章，一方面提出了若干觀點，一方面也舉出了若干材料，然而並不能通過這些材料使人信服地承認這些觀點。原來這樣的觀點並不是從這些材料的科學研究中必然達到的結論，這些材料不過是為適應這些觀點而任意拼湊起來的裝飾品。結果當然會弄成材料是材料、觀點是觀點，正如水是水、油是油一樣，不能合成一家。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鮮明和有力量，就在於它是從實際出發，按照客觀事物的邏輯，使人看到，什麼是我們必須擁護，也不能不擁護的；什麼是我們必須反對，也不能不反對的。所以，觀點和材料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對寫文章的一個根本要求；我們所要求的義理，不是搬弄一些空洞的觀念，而是觀點和材料的統一。
在研究問題時，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但是
在寫成文章時，當然不可能，也不需要把所接觸到的材料全部搬到文章中去。
如何選擇最恰當的、完全可靠的材料，對於一篇文章的成敗，常常有很重要的關係。
第一，要求所使用的材料對於所說明的論點是足夠的和必要的，並且是作了具體分析的。堆積一大堆不能說明問題的材料，是沒有意義的。第二，要求所使用的材料是準確可靠的。不論是引用事實的材料或者文獻的材料，或者是在批駁錯誤觀點的時候引用錯誤論點的材料，準確可靠都應當是一個起碼的要求。對於材料的準確性進行必要的審核，這可以算是考據工作。前人講考據，多是指對古文獻的字句文義的考訂。我們所說的考據，範圍要廣得多。當然，我們並不贊成在文獻的考證中無目的地轉圈子，但是我們必須在使用必要的材料來論證自己的論點的時候，要求材料的完全準確，一直到材料中的每一個細節。有人也許認為，只要不妨害所要表達的義理，材料的細節有點出入是無所謂的。這種想法是不對的。即使細節的出入對於全部論證不發生直接影響，也會使人對於材料的全部可靠性發生懷疑，以至傷害了論證的說服力量。
有時看來是無關大體的細節上的馬虎，卻會造成關鍵問題上的錯誤，那當然更是要警惕的。把細節弄清楚或者作適當的交代，是可能的。
對於可以做到的事不去做，這是一種懶散的作風，和馬克思主義所要求的嚴肅認真的作風是不相容的。不久前，《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副刊的編者為了提醒撰稿人注意引文的確實，特別寫了一篇文章說，最近在該刊發表的一些文章，引文完全確實的難得有一篇兩篇；有一篇題目叫做《柳宗元的詩》的文章，全文才兩千字上下，引文不確定卻有十一處之多。引文要核實無誤，這當然不是什麼難以做到的事情，但是有寫作經驗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在文章寫成之後，仔細核對，這類錯誤是很容易發生的。對於在全部論證中帶有關鍵性的材料，當然更是應當花氣力去考究一番。一個認真的作者總是要反覆地考慮：
他所引用的事實材料是否確實可靠？他所引用的文獻材料是不是恰如原意？不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材料，只要是他引用的，他就對它的確實性負責。為此他就要儘量搜集和引用第一手材料，決不貪圖方便，隨便錄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一個材料，經過幾個轉手以後，可能與本來面目大相逕庭。
對於比較複雜的事實材料，他總要花一番氣力加以審查，或者把這一材料和另一些材料相核對，或者親自作調查，解剖一個麻雀，來驗證一般材料的可靠程度。在這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作風是我們的模範。在拉法格的回憶錄中寫道：「
馬克思……引證的任何一件事實或任何一個數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權威人士的實證的。他從不滿足於間接得來的材料，總要找原著尋根究底，不管這樣做有多麻煩。即令是為了證實一個不重要的事實，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館去一趟」。恩格斯為了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不只閱讀了大量文獻，而且親自訪問了很多工人。恩格斯在他的書的標題下，還特地加了一句話：「
根據親身觀察和可靠材料。」列寧的作風也是如此。克魯普斯卡婭曾指出：「
列寧並不靠自己的記憶，雖然他的記憶是很好的。他從不憑記憶『大致不差地』來敘述事實，他敘述事實是極確切的。」「他對地方自治局統計材料的研究及整理作過很多的工作。在他筆記薄裡仔細地寫了很多的統計表。當涉及有巨大意義和巨大比重的數字時，
他連已公布的數字表的總計也加以檢查。仔細地檢查每一事實，每一數字，是他始終用的方法。他的結論都是根據事實來作的。」
如果一篇文章所講的道理錯誤，引用的材料虛假，即使在形式（辭章）上如何漂亮，也決不會被認為是好文章。但是，
好的內容要求有好的形式，拙劣的辭章必然使內容受到損害。以為形式不需要講究，形式好不好無關重要，是不對的。我們所說的辭章涉及語言、章法和風格等方面。
一個作者力求掌握豐富的詞彙和多樣的句法和章法，目的是為了運用自如，能夠把內容傳達得準確而生動（愚拙註：愚拙編著
機關公文常用詞句動態集錦就是這個目的）
。把內容準確地表達出來，這是對文章形式的基本的要求。用詞不妥貼，造句不合文法，行文缺乏條理、拖沓冗長，就會把意思弄得含混晦澀，令人費解甚至誤解。在準確之外，還要求文章寫得生動。在辭章拙劣的文章中間，人們所讀到的永遠只是乾癟的詞彙，刻板的句法、章法，即使這種文章把意思大體表達出來了，也會因為它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而拒人於千裡之外，使人不願意親近。所以
古人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嚴肅地對待文章的內容的人，一定也在文章的形式方面提出嚴格的要求。李卜克內西回憶說：
「馬克思在語言和風格問題上十分考究，有時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
他對於語言的簡潔和正確是一絲不苟的」，「
馬克思是個嚴格的修辭家；他常常花很多時間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
也許有人要擔心，用心追求文章形式的完美，會不會犯形式主義的錯誤。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形式主義是用形式方面的追求來掩蓋內容的空虛和謬誤。
形式主義者並不是為了準確地、生動地表達所要表達的內容而講究形式的人。我們提倡寫文章注意修辭，當然是從切合內容的需要出發。如果作者本沒有什麼新穎獨創之見，卻勉強去雕砌一些警句、格言之類來等著讀者喝採，那就是捨本逐末的作法，同形式服從內容的要求新違背，是我們所不取的。事實上，
辭章問題雖然是個形式問題，卻不只是單純的技巧，而是同作者的思想作風有密切關係的。
語言的豐富多採，往往就是思想的豐富多採的反映。
一個思想僵化、粗枝大葉的人，很難寫得出生動活潑、嚴密周到的文章來。因此，
不從訓練自己的思想著手來加強辭章修養，將很難有大的效果。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總是嚴格地要求自己，盡最大的努力使文章形式作到準確而優美，那也會有助於我們頭腦日趨精密和活潑。有人認為，文章以樸素為貴，只要能把一個意思講得清楚明白就行了，不必費氣力去打扮。對這種意見要分析一下。如果是說文章的修辭應當先求準確，應當恰如其分，不要矯揉造作，以辭害意，這當然是對的。但是
如果以為隨隨便便寫下去就叫做樸素，實際上使樸素變成了簡陋和寒傖，那是我們所反對的。
真正的樸素的風格並不是不費氣力就能達到的。
當一個人長期運用文字工具到十分純熟的程度之後，他在用詞造句布局等方面就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習慣，這種表現方式上的獨特性，是形成文章風格的一個重要方面。有的好文章樸素，有的好文章色彩絢爛；有的文章以含蓄取勝，有的文章淋淋盡致。同是向反動派作鬥爭的文章，魯迅的風格和聞一多的風格就很不一樣。在我們的文壇上，應當使不同的風格百花齊放。要把文字工具掌握得熟練，是很不容易的。這需要經過長期的艱苦的學習。毛澤東同志說過，要用很大的氣力去學語言，要下苦功學，要學人民的語言，學外國的語言，學古人的語言，從這些語言中吸取一切好的有用的東西。為了能把文章寫好，就應當這樣地努力。
源自《紅旗》雜誌1959年第14期（註：「施東向」為當年《紅旗》雜誌社寫作組筆名，作者有胡繩、王忍之、鄭惠三人，主筆為胡繩。）發現於如椽巨筆公眾號出品的《「筆桿子」談寫作文章彙編（一）》，摘於網絡，並作重點亮點標註。特此向老前輩們致敬！更多寫材料技巧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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