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第十四屆「清華大學公共管理高層論壇：高質量發展與現代治理體系」在成都開幕。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服務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江小涓發表了題為《機遇與挑戰：中國經濟向何處去》的主題演講，對當前國際環境下，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給出了自己的判斷。
以下是演講精編，未經本人審閱：
作者：江小涓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清華大學服務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
編輯：三三
來源：正和島
01
中國經濟轉入中高速增長階段
過去40年的增長中，多次到谷底，然後又到高點。這次我們已經經歷了十年的下行，可不可能再翻回去爬到比較高的點？我們講是比較困難的。
經濟下行可能有多種解釋：宏觀經濟政策是否恰當、經濟發展的問題、人口紅利的問題、國際環境的問題等等。
1、宏觀經濟政策問題
宏觀經濟有三個主要變量：投資、消費、出口。
近幾年，淨出口的影響已經比較小了，經濟增長和消費的關係，看上去是反向的，實際上消費的貢獻是比較穩定的。
投資是拉動高增長的主要因素，所以增長速度愈高時，消費的貢獻就愈低。
宏觀經濟來看，再持續拉高難度是很大的，也不是合理選項。
2、人口紅利問題
2012年開始勞動人口淨增長是負數，與經濟向下走是高度契合的。
人口紅利的來源是撫養率，撫養率越低就說明有很好的勞動力供給，往後四十年是一個高撫養率，而且是老人撫養率特別高的高撫養，這種高撫養率與兒童為主的高撫養率相比，整個社會的壓力、家庭的壓力和撫養的心態都是不同的。
3、服務經濟到來
服務業從2012年開始成為第一大產業，2015年開始服務業超過50%。國際經驗看幾乎沒有例外，服務業成為第一大產業之後，經濟增長速度開始往下走。
服務業是一個面對面、人對人、同時同地的產業，所以它能夠利用高效設備提升勞動效率的機會很少，然而不同產業的勞動者要求近似的報酬，服務就會變得非常昂貴。
那麼中國會不會遵循其他國家的軌跡？
我認為，轉為一個中高速增長是一個大概率事件。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把6%作為增長的下限，就是大家認為這個階段難以維持更高速度。
02
全球化條件變化，共贏空間擴張緩慢
過去四十年全球化發展非常快，主要是通過跨國公司全球投資導致全球產業鏈的形成，但是這個變化在減速。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變化？
過去四十年中，全球價值鏈切割轉移，由於技術、運輸條件和信息條件的變化，很多產品可以切割成不同部分，在不同國家生產。
跨國公司直間接貿易是全球價值鏈的標識，1980年的時候在全球貿易中間只佔1/3，到2000年驟然增加到75%，到2010年的時候繼續在擴張，增加到80%。但是到2016年的時候這個數據非但沒有增長，而是在下降。因為一個產品被切割在不同國家生產，最後組裝起來的部分和程度，是有限度的，如果沒有很好的新技術變化，這個過程有天花板會減速。
所以我們總的看法，提升全球化程度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中國將呈現大國的常態，開放的重要性相對降低。
03
網絡數字時代，中國優勢突出
似乎從內部外部條件看、國際經濟看，中國經濟必然進入一個速度下降的階變。不過，從國情特點和技術發展看，我們有可能比別的國家表現好一些。
我們是在網絡數字時代進入服務經濟階段，服務業之所以不能支撐增長，是因為以往技術主要應用於製造業，不能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但現在的新技術，如網絡技術、數位技術和智能技術打破了時空同步、同時同地的要求，大大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而且新技術還能融合製造與服務。
一百多年以來，教育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但現在有遠程教育以後，慕課極大提高教育服務的效率，服務的面對面、現場這種狀況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再例如金融服務的效率，現在藉助網際網路和智能技術，個人和小微的貸款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此外，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和製造大國有特別的優勢，網絡的特點是邊際成本幾乎為零。一部網劇100萬人看和10億人看幾乎沒有差別，邊際成本非常低，規模大就是優勢，流量就是生產力，優勢非常突出。
04
政策新需求：適應於引領
面對新變化，政策要做什麼呢？
第一， 宏觀調控政策要把握好速度與質量的關係。
如果我們確定認為經濟速度很難再支撐的話，可能就只能轉向提高質量。但是在網絡和數位技術時代，中國經濟應該有新的增長來源，宏觀調控要把握好速度與質量的關係。
第二， 產業結構政策應採取製造業與服務業中性的政策。
服務業提高效率並能與製造業更多地融合發展，製造業和服務業孰重孰輕來回較勁。
現在的服務和製造是很難分開的，比如我們現在來說5G，5G首先是一個信息服務，但它那麼高通量、低延時，要是沒有巨量的物聯網落地連接萬物的話，沒有什麼用處，所以服務一定會與製造連接。
將來發展是更柔性、更融合、更連通的發展，可以不提誰優先誰跟後，就是一個中性政策，通過市場確認關係。
第三， 技術開發政策應當將技術開發更多交給市場，政府提供應用場景。
大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強，但應用場景企業不可控、發展受限。比如自動駕駛，企業可以做出所有需要的機器，但是法律、路面、交通管制，相關配套的一些規則，都需要一個整體空間場景的設置，這不是企業能做的。
以前我們講應用可以交給市場，開發是企業做不到的，現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技術開發可以更多交給市場，政府在技術落地應用場景方面多做一些事情。，
第四， 產業組織政策應該規模效應和競爭效益並重。
國內的產業優勢就是大市場，我覺得應該鼓勵大平臺企業發展和鼓勵競爭並重，這在一個很大的國家才容易做到。
現在平臺企業需要一個大的規模才有競爭力，如果沒有競爭的話，所有的企業都可能作惡。所以我們兩方面都需要做，中國完全可以在兩者中做到比較好的平衡。
第五， 國際競爭政策應該總體中性並趨向國民待遇。
中國會回到中等程度的國際化，這是一個量的問題。
從質量的改變，我們正在從垂直分工轉向水平分工，在垂直分工的時候我們是做中低端，別人做高端，所以要支持國內產業升級。
我們現在很多產品其實是水平分工，中國有消費者願意買蘋果手機，很多國外消費者願意買華為手機，在這些領域政府不用操心太多。
第六， 國際收支政策要統籌考慮貿易、儲備和投資問題。
較長時間內我們還會存在著一個貿易順差，但是會縮小。
如果國際貿易盈利比較多的話，要麼就對外投資，要麼就拿儲備到國外去買國債，這三種東西要平衡好，並不是特別強調哪一方面。
第七， 公共服務政策可以選擇性地發揮市場作用。
有了網際網路之後，很多一些公共服務從市場失靈轉向市場相容，而且效率更高、服務更優、價格更低，並更多地在那些市場仍然不能為的領域使勁。
第八， 科技治理政策要引導形成有效共治。
新技術帶來許多新問題，影響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公共治理政策應當研究如何引導各方形成有效治理。
我的時間已到，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就是這麼多，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