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學學者熱衷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系統化」工作，產出了一大批相關論文和著作。據中國知網查詢（截至2020年9月30日），以「體系」「結構」為主題的相關政治經濟學研究論文有110篇，以「邏輯」為主題（包括理論 邏輯、實踐邏輯、時代邏輯、邏輯起點、邏輯主線等）的論文有35篇，以「核心範疇」「研究對象」為主題的論文有30篇。而這175篇論文中， 有146篇（83％）是在2012年以後發表的。試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構建完整體系的「系統化」 工 作似乎成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界的一個熱點，甚至形成討論熱潮。但至今沒有形成一個像馬克思《資本論》那樣邏輯嚴謹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的體系結構。對此，筆者有幾點想法就教於經濟學同仁。
一、「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堅持問題導向的思維方法，排除「體系導向」的思維慣性
方法，在一定意義上比理論還重要，沒有科學的方法，就不會有科學的理論。發展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正確的方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個系統，有根本思想方法論，如唯物史觀；也有具體研究方法，像科學抽象法、歷史與邏輯統一方法、 分析與綜合方法等。問題導向也是一個重要的具體研究方法，但在教科書上一向受關注不夠。近年，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問題導向方法的重要性，在相關會議精神、講話和文稿中，習近平至少有70篇文獻、266次提到要堅持問題導向。他提醒我們「堅持問題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十分重要。
我們認為，習近平總書記講的問題導向方法有宏旨大義和具體意義兩個方面。馬克思曾深刻指出：「一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和任何在內容上是正當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有著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習近平講，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展規律，推動理論創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必須落到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和有效辦法上來。理論創新的過程就是發現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這是問題導向方法的宏旨大義。
問題導向方法還有它的具體意義，那就是使用它有利於聚焦主題、深化研究，提高理論創新的效率。問題導向與「體系導向」 相對應。「體系導向」 體系當先，是科研中一種不切實際的思維慣性，過分強調「全面完整」，論述問題面面俱到，難以產生創 意新意。實際上，「體系導向」方法是知識傳播的方法而不是科學研究的方法，適合於課堂教學和教材編寫，教學和教材要成體系，防止片面化。科學研究是個探索未知的創新過程，在全新和未知的領域裡摸索，並不存在一個現成的體系、「先驗的結構」，而只能是從一個一個的「問題」切入，進行逐步深入的研究，爾後形成相對成熟的知識體系，決不能在還沒有搞清學科基本問題條件下過早地去構造體系。科學研究的理論創新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問題導向關注問題，把問題的提出、研究和解決放在首位。問題導向方法「瞄著問題去，奔著問題來」，只要能解決問題，就不去苛求知識體系的所謂「完整」「全面」， 其指導思想是「不求全面，但求深刻」，而「體系導向」過於追求「全面」卻難以深刻。所謂科學，就是對知識的分科、分化、分工，數學家和哲學家，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都只在最擅長的領域進行思考、探索，把完整的世界進行分割，讓不同學科的學者「局部化」、專門化，犧牲「全面性」 是換取各科專家的 「深刻」之代價，這是一種「片面的深刻」而非「全面的膚淺」。體系導向講求全面系統，不能掛一漏萬；問題導向強調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科學」 的方法就是片面的方法，「格物」才能「致知」。體系導向利於知識傳播（編教材），問題導向利於知識創造（搞研究）。學術研究需要問題導向，一般教學需要體系導向，領導決策需要統籌兼顧——對所有「片面的深刻」進行綜合後形成「全面的深刻」。問題導向以問題為中心，以問題為龍頭，展開思考研究，研究者圍繞問題的研究需要什麼知識就補充什麼知識，在問題意識和問題帶動下，擴展學習相關知識，使之形成圍繞某一問題的特定知識體系小系統，問題帶動研究，研究帶動知識學習並創新更多知識，從而推動科學發展。因此，問題導向不妨礙、有利於知識體系形成，為「系統化」奠定基礎。
馬克思在《資本論》 第二版跋中專門對敘述方法和研究方法作了清晰的區分。他指出，「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可見，在科學探究的過程中，研究之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的敘述出來」，「先驗的結構」一定是在「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 的基礎上得出的。同樣，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大廈，也應該遵循從「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再到「先驗的結構」這樣一個過程。
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時代課題是理論創新的驅動力」「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等。應該說，無論是理論發展的一般規律還是實踐發展的客觀需要都表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問題導向，是先有「問題」再經由「理論」而後形成「體系」，而不是本末倒置。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形成的歷史過程來看也是問題導向的，毛澤東《論十大關係》 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最早探索，就是從對十個問題的探討出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第一個相對完整的版本「鄧小平理論」 也是從具體問題出發的。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並非一個「先驗的結構」，而是馬克思長期「探尋」 資本主義的「各種發展形式」之後的自然結果
馬克思從1843年底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經過14 年「巨大的準備工作」之後才「進入研究工作的完成階段——對收集的材料進行系統的整理和概括」。1857年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才第一次提出 《 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完整體系結構——「五篇結構」，即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並且成為基本階級的依據的範疇的資本、僱傭勞動、土地所有制；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生產的國際關係；世界市場和危機。第一篇是價值理論，後五篇是資本主義經濟分析。1858年初進一步提出了「六冊結構」的設想。
在1859年1月馬克思為《政治經濟學批判》所作的《序言》中說：「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資本、土地所有制、僱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之後，馬克思還在不斷調整這一理論大廈的結構體系，從他1866年給庫格曼的信中可知，原來的「六冊計劃」 中又發展出了「四卷計劃」，也就是我們看到的現在《資本論》的結構體系。當然，《資本論》體系結構具有「完整性」與「未完成性」 ，因為《資本論》 是研究資本的完整的獨立著作，同時又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六冊結構」中的一部分（是其第一冊），完整的「六冊計劃」遠沒有完成。
不難看出，馬克思創作《資本論》的過程並不是「體系導向」的，而是從研究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的現實問題開始的。實際上，青年馬克思是在「沒有體系」的狀態下先研究了一個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的現實問題（如《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 《關於林木盜竊法案的辯論》《摩塞爾記者的辯護》《論猶太人問題》 等），直到寫了大量經濟學論文和一批經濟學著作（如《1844年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僱傭勞動與資本》《共產黨宣言》等）之後，在晚年才著手構建他對資本主義研究完整而宏大的「寫作計劃」 並且反覆調整，應該說直到他逝世馬克思理想中的「系統化經濟學說」都未完成。因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 的形成需要潛心的研究、長期的積累、時間的沉澱和歷史的檢驗，它不能沒有必要的理論準備。
從一個個具體現實問題的研究到形成明確的理論主張，馬克思不僅完成了自身的理論準備，而且他也批判地吸收了那個時代其他學者們的經濟學理論，這些理論的精華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得以產生的時代準備。據不完全統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了296位署名學者的376本著作和54種匿名作者的著作，還引用了45種報刊和56種議會報告、政府、團體的刊物資料。正如李嘉圖在借鑑吸收斯密、西斯蒙第、馬爾薩斯、穆勒等理論觀點的基礎上實現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馬克思同樣以其天才的理論創作能力，在揚棄他同時代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實現了對經典資本主義已有研究的超越。偉大的理論呼喚天才的理論家，但是知識準備不足、理論演進不夠，再偉大的天才也無法創生出偉大的學說。理論演進的一般規律不可抗拒。
改革開放以來，結合我國基本國情和經濟發展的實踐，形成了一系列政治經濟學的新理論。如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關於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的理論，關於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關於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關於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的理論，關於農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屬性的理論，關於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關於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理論，關於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關於統籌發展和安全的理論等。這些一個個具體的理論成果都來自於對一個個現實問題的思考，都是中國政治經濟學走向「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必不可少的分析基礎和理論準備，同時還都具有局部突破的性質，有待於條件成熟後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尚處於「分析階段」，應為「系統化」積極準備條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客體的理論反映，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成熟、定型為基礎，同時，也以隨之而產生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一個個重大現實問題的理論認識的成熟為基礎。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幾十年的發展，相應經濟理論有了一定的積累，產生了許多創新性的政治經濟學成果，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使中國經濟學與先前的經濟學相比面貌煥然一新，這是一個巨大進步。
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聯為一體的，初級階段的最大國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依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要「一百年不動搖」，這個「一百年」不是一個確定的量詞，而是一個「形象的比喻」，意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久。如果把「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包括「中國特色」理解為時間上的「一百年」，就意味著從1949年到21世紀中葉「中國特色」就結束了，這顯然不合乎中國的實際情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發展階段，由此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長期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發展階段，由此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長期性。十九大報告指出，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強國」「領先」等用語只是個國際比較的概念，說明中國的國際地位的改變，並不意味著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結束，因為相對於作為更高級社會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的應有發展水平來說，世紀中葉的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程度仍然是很「初級」的，仍然應該繼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鄧小平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講到過，「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 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20多年後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一年前，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更加明確指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是，到我們黨成立一百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才剛剛 「基本定型」，社會的基本經濟過程也剛剛開始逐步展開，15年後整個制度體系才得以「更加鞏固」，30年後優越性才可望「充分展開」，一系列有待研究的新問題還沒有充分暴露、正處於醞釀和萌發之中，加之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仍處於「分析階段」，尚不具備進行「綜合」「集大成」和「系統化」成熟的客觀條件。
但這並不意味著經濟學理論工作者無用武之地、可以無所作為，相反，我們應該積極努力，有意識地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取得的理論成果進一步上升為系統化經濟學說作出主觀上的努力。具體講，可以在以下四個方面有所作為。
一是關注時代課題。「時代課題是理論創新的驅動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都是通過思考和回答時代課題來推進理論創新的。」「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理論工作者大有可為。」習近平總書記的話告訴我們：一方面，經濟理論工作者要自覺肩負起研究經濟社會重大現實問題的重任，不斷破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所遇到的一個個難題，為改革建設發展和政治經濟學理論作貢獻；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經濟改革開放和建設的主戰場是理論創新的「富礦」，「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 比研究其他領域有更高的效率，可以產出更多的理論成果。「系統化經濟學說」的構建需要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這些重大現實問題的率先研究作基礎。
二是構建話語體系。話語體系由原理、範疇、用語、話語人地位等多種要素構成，話語體系決定話語權。話語體系首先是個「道理體系」，能被人們認可的某個話語體系的話語人被置於話語中的「道德高地」上，使其從「話語道德」上佔領先機，其他人只能 「跟進」，這就是話語體系的力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一個科學、權威的話語體系，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有很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被看作「工人階級的聖經」，令資產階級感到恐懼，因為它是講道理的。由於當前的經濟全球化是由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已經形成有利於西方的世界話語體系和話語權，西方佔領了國際交流、對話、談判中的「道德制高點」，很多方面西方經濟學講的都是「政治正確」的「大道理」，我們很多的「理」都只能是屈從於西方理論的「小道理」，這種情況要改變，要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地位，就必須講出我們的「新道理」，構建我們的話語體系，加上我們日益強大的綜合國力，我們就自然會逐步獲得國際交往中的話語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建成「系統化經濟學說」必須是一個「講道理」 的話語體系，有著巨大的話語權。
三是重視範疇革命。早在10年前筆者就提出中國經濟學發展要樹立批判意識，強化學術性質， 重視理論的「 科學形式」 ，注重經濟學的「 範疇革命」 。恩格斯在《資本論》「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著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化學是最好的例證，它的全部術語大約每二十年就徹底變換一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形成了若干有價值的思想，應把這些思想「硬化」成一些易於把握、便於傳播和能夠積累的理論「硬核」———科學範疇。範疇、概念、術語是思維的基本單位，也是理論的「基本顆粒」 。範疇是知識網絡的樞紐，理論創新引發範疇革命，新一輪理論創新又發軔於範疇革命。一個個範疇不僅點綴著知識的脈絡走向，同時也織起了理論的邏輯體系。馬克思通過對以往經濟學中的價值、成本、利潤等一系列概念的範疇革命形成了科學的價值和剩餘價值理論的科學範疇， 使其成為貫穿政治經濟學理論始終的核心範疇， 剩餘價值這一術語一以貫之，他的生產理論、流通理論和分配理論等一系列重要理論都由剩餘價值概念演繹產生，都可以通過剩餘價值這個核心範疇得到解釋，從而成就了馬克思主義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今天的中國經濟學還存在「 有思想而無範疇」「有理論但缺少邏輯」的現象，還沒有完善到可以用一個核心範疇統帥全局、演繹出整個理論， 一個理論是上個理論的邏輯結果又是下個理論的邏輯前提的程度，在這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還任重道遠。
四是作好「系統化」 準備。把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中國經濟理論新成果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提出的殷切期望，但同時也是一個遠大目標，因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系統化經濟學說的產生過程表明它是個長的過程，需要諸多主客觀條件的成熟，同時，「系統化」 本身也有一個提出、調整、完善、定型的長過程而不是一次性成形的。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還在定型過程中的時候，「系統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身也必然處在「定型」過程中，需要經濟學理論工作者運用唯物史觀的根本方法，堅持問題導向，深入社會實踐，研究時代課題，及時總結已經形成的經濟學新理論，不斷調整完善，為系統化經濟學說的形成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