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軍事史學權威漢森的《獨一無二的戰爭：雅典人和斯巴達人怎樣打伯羅奔尼撒戰爭》一書，以橫切的方式分析希臘戰爭，其中討論圍城戰，似為一般編年性質的戰史所罕見。戰爭的意圖具有政治性。
《斯巴達三百勇士》劇照
《獨一無二的戰爭：雅典人和斯巴達人怎樣打伯羅奔尼撒戰爭》，(美)維克託·戴維斯·漢森著，時殷弘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
根據和田龍小說改編的電影《傀儡之城》，背景是熟悉的日本戰國時代末期，情節則是不那麼熟悉的一場城池攻防戰。
話說，在織田信長猝然遇襲身死之後，豐臣秀吉迅速代之而起，指顧之間，強敵僅餘下關東的北條氏。隨後秀吉以壓倒性的優勢兵力討伐北條氏，在進擊其大本營小田原城的同時，派遣最寵信的石田三成分兵圍擊武州忍城。忍城由忠於北條的成田氏統領，四周皆農田、窪地，易守難攻；但由於兵力懸殊，城主成田氏長已跟豐臣秀吉暗通款曲，有了不戰而降的默契。當氏長領兵出援北條氏，留下家臣成田泰季擔任代理城主，泰季隨即病亡，接任城代一職的，是泰季之子、人稱「傀儡」的成田長親。
就是這位看似無能的「傀儡」，在大軍壓境之際，卻推翻了原來的計劃，拒絕了石田部的招降，遂以五百武士，加上兩千餘由百姓拼湊起來的蝦兵蟹將，對抗石田兩萬多的大軍。石田在僅有的一次進攻慘敗之後，即改變戰術，動員大軍和民眾築起堤壩，水淹忍城……
作為故事，情節的重點放在了成田長親一方，將抵抗者英雄化，將抵抗的過程浪漫化，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不必相信，歷史真的就是如此；作為史實，我以為，事件的重點恰恰應在石田三成一方，尤其在戰略運用方面———以他們的兵力，若傾力死戰，攻破忍城是遲早的事，為什麼寧願費時費力，採取迂緩的築堤圍城之法？表面上，堤壩因當地百姓破壞而決口，使石田部淹死近三百人，忍城似乎渡過了難關；但實際上，忍城已因水淹而陷於飢困，根本無力再戰了。而此時北條氏的小田原城又已陷落，城主成田氏長也來函下令開城迎敵，於是忍城最終順理成章地向石田部投降，那是雖敗猶榮的投降，是體面的投降，但仍是投降。
和田龍原著的開篇，提到此前豐臣秀吉曾用「水攻」之術攻破高松城，石田三成即師承其法。但更值得重視的，是秀吉攻打鳥取城的策略：「『那可不僅僅是攻城陷地啊。』對於秀吉的攻城戰術，三成是這樣評價的。秀吉自有他的意圖。為了讓這些敵方的據點永遠失掉反抗的意志，他採取了極其殘酷的攻城戰法，以使敵人只要一想起，就禁不住心驚膽戰。攻打鳥取城的時候，秀吉命數萬大軍將城池徹底包圍，卻引而不發，靜待城內糧草盡絕，結果城內果然發生了可怕的事情。秀吉的軍師竹中兵衛之子竹中重門在其所撰秀吉傳記《豐鑑》中戰戰兢地記述道：『餓死人之屍骸碎而食之。』」我想，忍城之戰，與鳥取之戰，在戰略上實出一轍——— 築堤水攻並不是關鍵，圍而不打才是關鍵。
我們還可以把視野放得更遠些。按古代的技術條件，戰爭中城池攻與防，為世界史的普遍現象，忍城式的圍困戰絕非日本獨有的。
美國軍事史學權威漢森的《獨一無二的戰爭：雅典人和斯巴達人怎樣打伯羅奔尼撒戰爭》一書，以橫切的方式分析希臘戰爭，其中專闢一章討論圍城戰，似為一般編年性質的戰史所罕見。漢森指出，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至少有二十一次圍城戰，而真正的重裝步兵會戰只有兩次。最突出的是斯巴達人圍攻雅典盟邦普拉提亞一役：斯巴達人堆建出巨大的斜坡狀土墩，將守軍不足五百的普拉提亞小城徹底圍困，耗時四年，始將其攻下，「為拿下該城，阿基達馬斯（按：斯巴達國王）實質上已在不明之地和曠野之中建造另一座城鎮。他的野外工事兩倍於普拉提亞本身城牆周長，而且近乎一樣精緻。……在一名局外的中立者看來，就一個彈丸小鎮花費的這一切勞作和資金毫無意義；可是，對伯羅奔尼撒人和他們的維奧蒂亞盟友來說，普拉提亞現在成了一個象徵，既象徵他們對雅典帝國進行一場嗜殺的戰爭的意圖，也象徵他們這麼做的能力。」
還值得留意的是雅典人圍攻彌羅斯島一役：作為斯巴達的盟邦，彌羅斯不過彈丸之地，而且在兩大帝國間採取中立策略，但雅典仍遣數千士兵，在彌羅斯城周圍築起圍牆，海陸封鎖，終迫使彌羅斯人無條件投降。在戰前的談判中，雅典人與彌羅斯人曾有著名的爭辯，雅典人明確表達了不得不戰的緣故：「……因為和你們的友好，在我們的屬民眼光中，認為是我們軟弱的象徵，而你們的仇恨是我們力量的表現。」又說：「我們更關心的是那些和你們一樣，現在還沒有被徵服的島國人民，或者那些因我們帝國所給予的限制而感到仇恨的屬民。這些人民可能輕舉妄動，使他們自己和我們都陷入很明顯的危險之中。」（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五卷第七章）也就是說，雅典人剿滅彌羅斯，跟斯巴達人剿滅普拉提亞一樣，其意圖也是政治性的。
此外，羅馬帝國前期，羅馬人圍困猶太反抗者的馬薩達之戰，也非常典型。當時整個耶路撒冷地區已被掃平，只剩數百猶太人據險堅守在山巖上的馬薩達堡，而羅馬人也採取了築牆圍困戰法。美國戰略分析家勒特韋克在其《羅馬帝國的大戰略：從公元一世紀到三世紀》的導言裡，就舉馬薩達為例，解釋羅馬的威懾戰略：「在全部羅馬軍隊總共僅有29個軍團去駐防帝國全境之際，一個軍團被部署圍困馬薩達，在那裡依靠龐大的工程勞作制服要塞，包括堆造一個巨型斜坡直達山頂。這是一番巨大的、似乎非理性的緊缺軍事人力投入——— 果真如此？這整個三年的行動，連同其目標的無關緊要，必定給東方所有那些可能非如此便禁不住要想造反的人造成了一個不祥的印象：馬薩達的教訓是羅馬人會窮追叛亂，甚至追到位於遠遠沙漠的山頂，以摧毀其最後殘餘，而不管代價如何。」
回過頭來看，石田三成圍攻忍城，在動機和戰術上，跟希臘人圍攻普拉提亞、彌羅斯，跟羅馬人圍攻馬薩達，不也大同小異嗎？都是築起龐大的城牆或堤壩，以城圍城，通過長期性的地理窒息，耐心而無情地徹底壓垮守城者。也就是說，在本質上，忍城戰役的意義，不在於守城者的抵抗意志，而在於攻城者的圍困策略；它與其說是一場熱血的守城之戰，不如說是一場冷血的圍城之戰。
當然，忍城之戰的結局要溫和得多。普拉提亞、彌羅斯陷落後，婦孺賣作奴隸，男子幾乎一律處決；馬薩達陷落時，猶太男女大都自殺身亡；而忍城的武士從此雖被剝奪領地，軍民卻能全身而退，幾乎稱得上是皆大歡喜。但這未必出於豐臣秀吉作為勝利者的大量，只是不同的形勢需要不同的手腕罷了。希臘人正處於戰爭中，需要血腥來造成政治威懾；而秀吉剛剛平定北條氏，需要懷柔以安撫人心。希臘人是「抵抗從嚴」，日本人是「坦白從寬」，手段相反，但意圖無異，都不過是一種示範性的「維穩」策略而已。
在比較這些戰例時，我有一個感觸：自近世以來，在泛西方化的政治話語中，被視為民主之源的雅典無疑佔有很特殊很崇高的地位，可是，在戰爭中，在圍城戰之中，論殘忍的程度，民主的雅典比之不民主的斯巴達毫不遜色。彌羅斯人的悲劇，就是雅典公民通過投票決定的，如漢森提到的，連近代英國的希臘史學家、「雅典的偉大辯護者」格羅特也承認：「看雅典人對彌羅斯人從頭到尾的做法，在希臘史展示給我們的殘暴加不義的片段中間，它們構成最惡劣和最不可原諒的之一。」在此，我看到了美國的影子。至少在戰時，在為求勝利不擇手段方面，民主的美國比之不民主的納粹德國、蘇聯或日本，也是毫不遜色的。
所有的那些殘忍，當然得歸到製造了殘忍的國家或民族的帳上，但歸根結底，得歸到我們人類的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