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浙學」與「浙東學派」的理論內涵、基本精神與當代價值等問題，一直為探討浙江思想文化史的學者所關注，然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學脈絡之廣、學理之深，足以見得浙江文化底蘊的深厚，足以代表歷史上浙江人民的精神風貌。通過對「浙學」的梳理和研究有助我們發掘「浙江精神」的淵源，並從中汲取在新時期浙江繼續走在前列的不竭精神動力。
「浙學」概念的由來
在論及浙江學術文化時，學者們談得較多的是「浙東學派」與「浙東學術」，而忽略起源更早的「浙學」之說。究其原委有三：一是清代中葉的浙東史學家章學誠倡導「浙東學術」並發「六經皆史」之論於前；二是近代學術大師梁啓超在上世紀初所著《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特別推崇「浙東史學」以繼；三是浙江史學家何炳松、陳訓慈等在上世紀30年代發表《浙東學派溯源》《清代浙東之史學》等論著，具體而細微地闡述與發揮「浙東史學」之說於後。
其實，「浙學」的概念比「浙東學派」的概念要早出現四百多年。「浙學」概念最早是由南宋大儒朱熹提出的，但朱熹是站在批判角度評論「浙學」因而是有偏頗的。他說「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浙學卻專言功利」。到明末浙江提學副使劉鱗長、陽明學派為主兼及朱子、陸九淵門人及陳亮等，從正面肯定了「浙學」及其傳人。清代大儒全祖望在《宋元學案敘錄》中也多次使用「浙學」一詞概括浙江的學術源流、特色和風格。如稱「浙學之盛」「浙學之中興」「拳拳浙學之意」等，完全從正面肯定了「浙學」。
繼黃宗羲、全祖望之後，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浙東學術》中論述了「浙東之學」與「浙西之學」的異同，並分析了各自的學術淵源。他稱浙東之學「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稱黃宗羲「上宗王（陽明）、劉（蕺山），下開二萬（萬斯大、萬斯同），較之顧氏（亭林），源遠而流長矣」，又稱「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我們從章氏所述浙東之學的源流與特色看，浙東學術的主流是從南宋四明之學、中經明代陽明學派到明清之際的蕺山－梨洲學派，其學術特色是「宗陸（王）而不悖於朱」。
「浙學」的內涵及其當代定位
對於「浙學」的理論內涵應該作狹義、中義與廣義的區分。狹義的「浙學」（或稱「小浙學」）概念是指發端於北宋、形成於南宋永嘉、永康、金華地區的以葉適、陳亮、呂祖謙為代表的浙東經史之學（或稱「事功之學」）；中義的「浙學」概念是指淵源於東漢、形成於南宋、轉型於明代、發揚光大於清代的浙東經史之學，包括東漢王充的「實事疾妄」之學、南宋婺學與永嘉、永康之學、南宋四明之學以及明代陽明心學、蕺山慎獨之學和清代浙東經史之學；廣義的「浙學」概念即「大浙學」概念，指的是淵源於古越、興盛於宋元明清而綿延於當代的浙江學術傳統與人文精神傳統。
「大浙學」，是狹義「浙學」與中義「浙學」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東之學，也包括浙西之學；既包括浙江的儒學與經學傳統，也包括浙江的佛學、道學、文學、史學、方志學等學術傳統。當然，「大浙學」的主流，仍然是南宋以來的兩浙經史之學。所以，如果從總結浙江學術思想發展史的角度而言，應當對狹義、中義與廣義的「浙學」分別加以系統的研究與整理。但站在當今浙江文化建設的立場上，則應取廣義的「浙學」概念即「大浙學」概念，對兩浙之學作系統的全方位的研究，而不應僅僅局限於「浙東學派」或「浙東學術」的狹義視野。
事實上，浙江文化史上雖然有浙東、浙西之分 ，但僅僅一江之隔，是不可能也不應該從文化上將其截然隔開或對立起來的。在浙江學術史上，浙東、浙西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關係密切、互相影響。如明末以劉宗周為首的蕺山學派屬於浙東之學，但蕺山弟子中卻有好幾位浙西學者，其著名者如陳確（杭州府海寧縣人）屬於浙東王學，而張履祥、呂留良（嘉興府桐鄉縣人）則屬浙西朱學。
在近現代，浙東、浙西之學更有相互融通之勢，尤其是在省會杭州更是如此。如出身杭州府的龔自珍、章太炎，其實是浙東學風的繼承者與弘揚者。所以，不能將浙東、浙西截然分開或對立起來。在當今時代的文化建設中，更不應局限於「浙東學派」的「小浙學」概念，而應提倡和堅持涵蓋兩浙之學的「大浙學」概念，這不僅是基於對浙江學術史的客觀認知，而且是當代弘揚浙學精神、建設文化強省的需要。
「浙學」的基本精神及時代價值
在經歷千百年的學術磨合過程中，「浙學」各派逐漸形成了兩浙共有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是從王充到陳亮、葉適、王陽明、黃宗羲、呂留良、全祖望、章學誠以至近現代的龔自珍、章太炎、魯迅、蔡元培、馬一浮等著名浙江思想家以不同論述予以闡揚的浙江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反映了浙江文化底蘊的深厚，不僅在浙江發展史上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正在成為推動當代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
那麼，「浙學」的基本精神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將它概括為「求實、批判、兼容、創新」八個字，還可以從「整體和諧、批判求實、經世致用、工商為本、人才第一」五個方面概述浙江人文精神的主要內容。
在浙江思想史上，最能代表「浙學」基本精神的是王充、葉適、王陽明、黃宗羲、蔡元培五大思想家。他們的為學宗旨與基本精神可以概括為：
王充的「實事疾妄」精神。我們知道，「實事求是」一詞，最早出自於班固的《漢書·河間獻王傳》。但師事班固之父班彪、堪稱班固師兄的王充，已經在《論衡》的眾多篇章中表達了這一思想。他在《論衡·對作篇》中強調自己的寫作宗旨是「《論衡》實事疾妄，無誹謗之辭」。所謂「實事疾妄」，就是堅持實事求是、批判虛妄迷信，所體現的是一種求實、批判的精神。這種精神，在後來的浙江思想家如陳亮、葉適、黃宗羲、龔自珍、章太炎、魯迅身上，表現得尤其突出。王充的「實事疾妄」方法論，為我們當代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改革開放的既定國策，不斷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提供了一種科學務實的思維方法和精神動力。
葉適的「崇義謀利」精神。義利關係是歷代思想家都要討論的課題。漢儒董仲舒有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名言，未免有輕視功利之弊。葉適批評此言「疏闊」，指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葉適義利觀的根本思想是主張「利，義之和」「義，利之本」，即「崇義謀利」思想。這種既講道義又敢言功利的思想成了浙江人文精神的一大資源，並成為當代浙江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精神。王陽明創立了以「良知」為德性本體，「致良知」為修養方法，「知行合一」為實踐工夫，「明德親民」為政治理念的良知心學。他以「知行合一」為立言宗旨，認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個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並強調「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實際上作出了「知行合一重在行」的論述。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對於當前正在開展的全民道德教育、幹部廉政教育和「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具有借鑑意義，也有助於當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發揮「人文化成」的積極作用。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在多次講話中強調與闡發了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內涵及其當代價值。如2014年1月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第一批總結暨第二批部署會議上強調：「知是基礎、是前提，行是重點、是關鍵，必須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2014年5月4日在考察北京大學時勉勵大學生「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於實處用力，從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價值觀才能內化為人們的精神追求，外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這些重要講話，體現了習近平同志對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深刻理解，也揭示了陽明良知心學在當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踐中的巨大價值。
黃宗羲的「經世應務」精神。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參與意識，這在浙學中表現得尤其突出。黃宗羲非常重視浙學中「經世致用」的思想傳統，提出了「經世應務」的思想主張。他提倡明經通史，認為「經術所以經世」「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這是其「經世致用」思想的典型表述。世界上沒有一種可以完全脫離實踐、脫離政治的學術。學術固然應保持對政治的相對獨立，但不等於它遠離政治，不會影響政治。一位正直的學者必須有自己獨立的人格，敢講真話，關注現實，為國家社會的發展建言獻策。黃宗羲的「經世應務」思想正是體現了浙學中「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
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思想。在浙學傳統中歷來有一種多元兼容、和齊同光的精神，如王陽明的「折衷朱陸，會通佛老」思想，黃宗羲的「會眾合一」主張，章學誠「道並行而不悖」的論述，都是這種精神的體現。到現代的蔡元培當了北京大學校長，提出「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針，形成了北京大學的優良校風，至今仍在傳承發揚。或許可以說，近百年中國歷史的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從弱到強，領導中國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使中國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在一定意義上也得益於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和浙學傳統的「兼容並包」精神。2016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G20杭州峰會講話中特別強調「多元包容」與「以民為本」的精神，也可以說是從中國儒學與浙學傳統中吸取了治國理政的智慧。
當代浙江精神是浙學傳統人文精神的發揚光大，它所反映和體現的是當代浙江人的創業動力與精神風貌，是新時代的浙江人文精神。因此，我們現在總結與發揚「浙江精神」，一方面應從浙學發展史上找基因，另一方面則應從實踐中創新意，以更好地助推我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作者為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