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正一靈宮根據流失於日本的肉身佛做成的雕像（圖片來源：海峽都市報）
《海峽都市報》記者採訪黃戴德老人（圖片來源：海峽都市報）
上世紀90年代拍攝的活佛宮遺址（圖片來源：海峽都市報）
千年肉身佛迷蹤
漳州龍文區步文鎮玄壇宮村，四周高樓林立，一座立交橋從小村邊盤旋而過，這是一個毗鄰漳州老城區的城中村。
誰能想到，100多年前，這個默默無聞的小村發生的一起神秘失竊案會在今天發酵，引發國際關注。
逝去的老人留下一個故事：1911年的一天夜裡，村裡的活佛宮突然燈火通明，裡面供奉的一尊千年肉身佛離奇失竊，隨之消失的還有兩個在當地行醫的日本人。
而在千裡之外的湖南南嶽鎮，也盛傳著一個幾乎相同的故事：有日本間諜偽裝成牙醫，數次為南臺寺老和尚治療牙病，獲取信任之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偷走了寺裡的一尊肉身佛。
近日，海都記者展開調查，獨家獲得89歲退休教師黃戴德研究肉身佛的手稿、信件以及錄音資料，當年正是他找到了已被洪水衝垮的活佛宮遺址，揭開了石頭希遷肉身的百年迷蹤。
漳州千年肉身佛流失日本
玄壇宮村活佛宮，對面住著一戶人家，女主人名叫陳李頌（1889—1941年）。
1911年夏天的一個凌晨，陳李頌早起後正要做早飯，忽然看見活佛宮裡天未亮便燭光通明，這很不尋常，迫使她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走進活佛宮去看個究竟。
陳李頌走進一看，嚇了一跳，廟裡的「和尚幹」不見了。「和尚幹」即肉身佛，當地村民習慣將它稱為「和尚幹」，「幹」在閩南語中意為乾枯不腐之意。
之後幾十年，陳李頌經常跟村人提起自己的親眼所見，尤其常跟兒子林滿池說起，所以在母親去世後，林滿池也常跟人講起這件怪事。
「和尚幹被偷的時候，我大哥剛生下不到一個月」，林滿池的大哥林敢糟，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是1911年6月9日。
村民木桂的母親也曾向兒子說起，「和尚幹被偷走的凌晨，宮內燭火通明」，應該是個佛教徒幹的，在偷和尚幹時燃燭上香是一個正常的舉動。
村民林旺已（1911—1998年）曾對人說，肉身佛供在一個大木龕中，消失的那天，村民們發現在村裡行醫的兩個日本人也消失了，「肉身佛和石蛤蟆一塊被日本人偷走，日本人偷走到廈門後，下船回日本，石蛤蟆只到廈門就掉下海去了」。
上世紀60年代一場洪災，活佛宮被衝塌後，村裡只有幾個老人偶爾零星提及當年的往事。隨著老人們的不斷離世，離奇消失的肉身佛也漸漸淡出村民的視野。
退休老師的發現
肉身佛重回玄壇宮村村民視線時已隔近百年，村裡人看不到真身，只有一張照片的複印件，村民捐款依照片塑了雕像，供奉在村口的正一靈宮，而這一切要歸功於一位退休老師的發現。
1997年年初，漳州工業學校退休教師黃戴德無意中在雜誌上讀到一篇文章，發現日本有一尊肉身佛可能是1911年從漳州活佛宮流出的。文章還提及，因為專家多次到漳州調查，未能找到活佛宮遺址，無法完全佐證這一消息。
當時，來漳州尋找活佛宮遺址的是時任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的吳立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日籍華裔教授滕穎。黃戴德決心完成專家們未能完成的事情，可偌大的漳州，他怎麼去找到一座活佛宮呢？
黃戴德現年已經89歲，海都記者近日找到他的住所時，他因年邁多病，已經很久不出門了，而研究玄壇宮村肉身佛是18年前的事情，因為擔心細節出錯，他翻出厚厚一沓已經泛黃的手寫調查日記和數盒錄音材料，還向海都記者提供了他與海內外研究學者交流的信件。
「當時我找活佛宮，距離肉身佛流失已經過去八十多年，如果能找到，當地一些老人多少還有些記憶」，因為此前編寫《漳州寺廟行》，黃戴德對當地寺廟的變遷頗為了解。
花了好幾個月，黃戴德最終打聽到龍文區步文鎮玄壇宮村曾有一尊肉身佛被日本人偷走。1997年4月至6月，黃戴德先後四次到村裡訪問老人，他帶上了錄音機、照相機，記錄下了老人們的所見所聞。
黃戴德將數個月的調查結果迅速寫信給在北京的吳立民，半個月多月後，滕穎給黃戴德回信。信中，滕穎稱馬上要去日本聯繫肉身佛回歸工作，讓黃戴德把調查的照片、遺址草圖等發給她，並隨信附了一張在日本發現的肉身佛照片複印件。
如今，這張肉身和尚照片的複印件被安放在正一靈宮，正一靈宮原本與活佛宮緊挨著，活佛宮遺址如今只剩下一塊長方形的「拜石」。2012年正一靈宮翻修後，依照片塑的石頭希遷雕像就供奉在這裡：臉瘦、耳長、眉濃，盤腿坐著，雙手安詳地放在雙腿之上。為了安全起見，雕像還用玻璃罩著，上面寫著一副對聯，上聯為「華夏東瀛遍漉慈悲澤眾生」，下聯為「滄海桑田不忘山兜是故地」。
正一靈宮的管理員陳建漳，今年已經八十多歲，他幾乎每天都在廟裡。廟裡光線昏暗，老人弓著背從玻璃罩前抽出肉身佛黑白照，左手握著照片，右手迅速在上面擦拭了一遍，這尊肉身佛一直是老人心裡打不開的結。
肉身佛屬誰家之謎
陳建漳也許沒有想到，村裡肉身佛的神秘失竊案，在遠隔千裡的湖南還有另外的版本和傳言，不少情節驚人地相似。
相傳在1938年，抗戰爆發後，湖南南嶽鎮的大街上新開了一家「衡嶽診所」，診所的主人四十多歲，兩鬢髮白，眼睛盯著對面衡山上的南臺寺。某一日，南臺寺上的一件「寶物」——石頭希遷和尚的肉身忽然不見了。
希遷和尚俗姓陳，廣東端州高要人，他是禪宗六祖慧能門下行思的傳法弟子，禪宗高僧，唐德宗賜希遷諡號「無際大師」。唐代晚期（790年）圓寂於南臺寺，相傳死後屍體並未腐爛，弟子和信徒遂建廟供奉肉身佛。
1974年，香港《快報》報導稱，「無際大師肉身供奉東瀛」，抗戰期間被一個日本牙醫偷運至日本。這個牙醫就是那個開「衡嶽診所」的渡邊四郎，他原是日本間諜。這一說法隨後被一篇名為《離奇的南嶽高僧肉身被劫事件》的文章詳細演繹，文章說牙醫數次為南臺寺老和尚治療牙病，獲取信任之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將肉身佛偷走。儘管後來被國民黨軍方發現，但牙醫又數次利用當地喪事之機，將肉身佛神不知鬼不覺地裝入棺材，突破了重重封鎖，最終運入日本的「總持寺」。
另一種說法是，日本牙醫山崎彪，在1911年把南臺寺的無際大師肉身運到了日本。相比上一個版本，所運之物及所運地點沒變，但人物由渡邊四郎換成了山崎彪，時間改在了1911年。運送的具體情節也發生了變化：據記載，1911年山崎彪雲遊至南臺寺，看到幾個士兵欲毀掉肉身佛，山崎彪覺得此物珍貴，隨後花了些錢財，制止了這一行為。山崎彪擔心士兵再將肉身佛破壞，便將其運至日本。五年後，肉身佛在日本展出，震撼日本佛教界。相比上一個傳言，山崎彪運送動機得到「美化」，運送過程則略去不提。
雖然這些說法均未得到證實，但其中許多人物、地點和時間是有據可查的，比如提及的湖南福建兩地流失的肉身佛均名為石頭希遷，涉及的日本人均有山崎彪。
多方努力追索十餘年未果
正當湖南、漳州兩地陷入關於肉身佛是誰家之爭的時候，在日本橫濱市鶴見區，一座名為「總持寺」的佛教廟宇裡，信徒們正頂禮膜拜著一尊肉身佛。很長一段時間，很多人並不知道這尊肉身佛的過往，直到山崎彪在1924年寫下《無際大師之由來》一文。
海都記者獲得的一份《無際大師之由來》日文複印材料內容顯示：1911年，日本牙醫山崎彪父子在福建漳州龍文區行醫，當時正值辛亥革命，擔心這麼重要的文物毀於戰火，他們便將原本供奉在漳州活佛宮的肉身佛帶走，從漳州繞經廈門，然後從廈門乘船經臺灣淡水渡海抵達日本。
當山崎彪父子在活佛宮捧起肉身佛時，看到坐龕下方寫著「石頭希遷」幾個大字，總之肉身佛流失日本後，一直被當作是圓寂於湖南南臺寺的「無際大師」石頭希遷。
隨著二戰的爆發，流失在日本的肉身佛也經歷多次轉折和危機，甚至很長一段時間淡出了日本民眾的視線。直到1960年9月28日，日本研究舍利子的專家松本昭一次意外發現，才讓肉身佛再次引起關注。松本昭在之後日本佛教相關論著中，詳細記述了石頭希遷肉身從漳州活佛宮到日本後的轉移情況。這尊肉身佛被山崎彪父子私自帶到日本後，先由京都大學博物館收藏了十二年，其間在日本大正博覽會展出。後來日本成立「石頭和尚無際大師仰贊會」，東京青梅鐵路開通後，又將大師肉身請到青梅，信徒平野喜吉在青梅石頭山建廟供奉，山畸彪就在此廟出家，管理寺廟。
多次在日本轉移
二戰期間，該廟作為醫院被日軍佔用。二戰結束後，仰贊會解散，山畸彪、平野善吉等先後死亡，廟無人管，肉身佛最後轉由平野善吉長子平野善一郎保管。
1961年，「日本肉身研究小組」花了5萬日元買下肉身，轉移至早稻田大學，後又轉至新瀉大學。在日本輾轉多年後, 這尊肉身佛於1975年從新潟大學醫學部轉送日本橫濱總持寺，作為祖師在寺裡供奉。也正是此時，香港《快報》刊發了相關報導，引發關注。
面對這尊肉身佛真實身份的爭議，黃戴德援引滕穎教授的觀點說，日本專家在肉身佛手臂處發現了唐宋年間的薴（zhù）麻，推測山崎彪帶走的肉身佛很可能是與「無際大師」石頭希遷相同年代的和尚真身。
漳州薌城區佛教會副會長莊宗沛認為，佛教界僧侶法號同名的很多，有可能兩個人剛好重名。莊宗沛的說法與吳立民的觀點不謀而合，吳立民稱，在南嶽無際大師的墓中也找不到任何被遷運的痕跡，另外石頭希遷肉身在抗戰期間被日本人盜走一說，「純屬傳聞，查無實據」。
黃戴德還指出，無際大師石頭希遷其實根本沒有留下肉身，他引用宋代陳田夫所著的《南嶽總勝集》加以佐證，陳田夫在文中的楚寧寺篇寫到「在廟西十五裡，乃南臺遷禪師瘞骨處」，「這句話的意思是，無際大師石頭希遷遺骨埋在楚寧寺西十五裡，這說明他根本沒有留下肉身」。
不過，湖南佛教協會副會長、曾任南臺寺代理方丈的懷梵法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當年的調查不夠全面，「應該更科學地討論這個問題」，日本的這尊肉身佛應是無際大師。海都記者電話聯繫懷梵法師，希望他能夠更加詳細闡述觀點，不過他婉拒了。
政協委員提案追索
2003年前後，漳州各界意識到這尊千年肉身佛對於漳州的意義，於是設法從日本方面請回，不過追索十餘年未果。
當年參與追索的黃戴德、莊宗沛等，分析背後失敗的原因，不過誰也不能給出確切的答案。專家分析認為，通過國際公約追索的可能性很小。
1995年，日本總持寺時任負責人齋藤信義表示願歸還「肉身和尚」的意向。同年，日中友好協會事務局局長酒井誠專程來華與中國佛協洽談送還「肉身和尚」事宜，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平山鬱夫也專門給當時還健在的原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樸初來信，表示歸還「肉身和尚」的條件已經成熟。日本方面要求拿出能夠確定「肉身和尚」歸屬的確鑿證據，並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日裔專家藤穎教授負責「肉身和尚」的祖地、身份鑑定工作。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吳立民還兩次專程到漳州調查。
兩年後，漳州工業學校退休老教師黃戴德偶然看到吳立民的文章，通過走訪取證初步確認日本欲歸還的「肉身和尚」來自漳州龍文區玄壇宮村，之後專家對活佛宮遺址進行考古挖掘，但無挖掘到重要的物件。
「當時一度引起漳州政協等相關部門的重視，曾經醞釀成立專門機構」，2003年時任漳州市政協委員的莊宗沛和南山寺住持普法大和尚聯合提議，迎請「肉身和尚」回國事宜。不過，十多年過去了，請回一事至今無實質性進展。
莊宗沛稱，當時在各方學者充分研究的基礎上，確定日本橫濱總持寺供奉的「肉身和尚」即來自漳州的玄壇宮村後，他以政協委員的名義提交了請回「肉身和尚」的提案。
「請回的目的是，這是國寶，對提升漳州知名度具有重要價值，而且也是眾多信眾的願望」，莊宗沛稱，當時漳州市政協、龍文區有關部門還有漳州南山寺等都積極參與進來，並召開大會，大家設法從日本請回這尊「肉身和尚」。黃戴德當時也參加那次大會，「當時大會大家討論得很激烈，不過最後方案並沒有往上送」，在黃戴德看來，這涉及外交上的事情，民間的社團組織想不出什麼更好的辦法。
而在莊宗沛分析看來，最終未能追索成功，其中還有許多原因：一是，佛教界有一種聲音認為不必拘泥肉身佛供奉在哪裡；二是，日本橫濱總持寺負責人是三年一次換屆，「這屆負責人談好好的，準備要送回來的時候，又換屆了」，由此追索肉身佛開展起來很複雜。
2015年4月26日上午，龍文區玄壇宮村的信眾們來到正一靈宮，幾個少年跟在長者身後，他們在「肉身和尚」雕像面前，焚香祈禱，好動的少年大聲顛倒順序念著雕像玻璃罩上的對聯，「滄海桑田不忘山兜是故地/華夏東瀛遍漉慈悲澤眾生」，長者吆喝不要吵鬧，廟裡頓時只剩下喃喃的祈禱聲。
流失文物漫漫回家路
國寶流失他國多年，而追索一事也被提上日程。
據新華每日電訊2013年報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顯示，在47個國家的二百多家博物館中有中國文物164萬件，而民間藏中國文物是館藏數量的10倍之多。
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對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也日漸成為熱點問題。
但我們不禁懷揣一問：漫漫追索之際，遇何困境？而文物流失海外，何時能回家？
流失文物之分類
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律師吳映京在中國人民大學求學期間，曾專門就海外文物的追索問題展開研究並發表相關論文。他稱，我國流失海外的文物大致可分這幾類：
第一，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在歷次侵略戰爭中被各列強所掠奪的文物，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在圓明園的劫掠。
第二，清末民初，由於政局動蕩和缺乏相關法律保護，被其他國家、個人或者機構以種種手段收買或騙取的大量文物，其中以敦煌文物的流失最為典型。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隊在中國戰場上大肆掠奪的文物。
第四，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通過走私流出國境的文物。
國際公約之束縛
目前，國際社會已制定打擊文物犯罪、促進非法流失文物返還的國際條約。新京報今年曾報出，如1954年的《海牙公約》，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簡稱「1970年公約」），以及1995年通過的《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於被盜和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簡稱「1995年公約」）等。其中，「1970年公約」迄今已有一百多個國家批准加入，是目前最重要的控制文物非法流轉的國際公約。
有了國際公約的制衡，中國流失文物的追索就有了「保護傘」？其實不然。
新華每日電訊曾提及，據1970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上簽署的國際間共同保護文物與合法管制文物進出口協定，私藏贓物者必須將文物歸還原主。
雖然有相應的國際公約作為法理依據，但在操作中一直存在兩種爭議：一種認為文物是屬於全世界人類的財富，應該被存放在一個最有利於其保護的博物館，而不應該為文物國籍爭論；更多的人認為，文物身上承載著該民族的文化記憶，應當回歸所屬國，而不是飄零在世界各地的文化符號。
此外，還有不少商家乘機抬高中國流失文物在國際拍賣市場上的價格，人為提高了文物「回家」的難度。如1985年獸首首次拍賣時，價格不過每具500美元，到了2009年，鼠首、兔首在巴黎拍賣時成交價格分別為1400萬歐元，再加上手續費，總買價高達3140萬歐元。
文物回歸之途徑
而今，我國的文物回流形式大致有依法索回、國家購買、民間購買和捐贈等路徑。
吳映京稱，上述的第二類文物，由於在當時缺乏法律依據，且大多比較分散，加之年代久遠難以取證，不適於使用法律或外交手段進行文物的追索，而且也不屬於公約所保護的文物範圍。
而日本沒有參加「1970年公約」、「1995年公約」兩個國際公約，按照國際法規則，其作為非締約國則不承擔國際公約下的義務。而日本所參加的1954年《武裝衝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即「海牙公約」）僅適用於武裝衝突情況下的文物追索，而漳州肉身佛丟失的1911年，日本並未與中國處於交戰狀態，屬於和平時期的被盜。因此，通過國際公約追索流失文物的可能性很小。
在國際法不可行的情況下，從法律角度還可以考慮的是文物流入國本國的法律體系下是否可以追索，如2001年我國曾通過參與在美國紐約法院的司法訴訟,從美國追索回「王處直墓被盜武士浮雕像」，與之可比的如二戰時期在日的勞工索賠，實際上依據的也是日本國內法律；從非法律的角度，可能可以考慮的包括商業回購、民間協商等方式。（海都記者蘇禹成、胡婧、戴江海綜合瀟湘晨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