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15年第1期。圖片來源：香港職工會聯盟網站。請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考察發生在中國香港和內地的三個勞工權益倡議運動案例，探討了該類跨境行動主義的傳播和演變過程，兩地行動者的參與及關係變化，以及改善中國勞工狀況的另類出路。作者發現，勞工權益倡議運動具有傳導性，它們由國外、香港傳播到內地，同時經歷了由香港行動者主導到由本土行動者主導的演變過程。這種演變基於香港行動者與本土行動者之間的運動傳遞及跨境支持過程，並且經由策略重塑，使外來的行動主義得以在新環境中萌芽和發展，同時激發了行動者與工人群體的能動性。跨境行動主義在兩地的演變一方面打破了早期勞工權益倡議行動為西方學者所詬病的「父愛主義」及「雙重區隔」；另一方面也促進了本土公民社會力量的壯大，強化了社會行動者與工人之間的團結及相互支援，進一步開拓了跨境與跨階級結盟的空間。
【關鍵詞】跨境行動主義 勞工權益 倡議運動 傳導 雙重區隔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行動
勞工權益倡議運動是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西方國家興起的為全球供應鏈末端的工人爭取勞工權利、改善工作條件、提升勞動標準的一系列行動。這場運動由北美和歐洲的工會、人權、消費者、學生及宗教組織聯合發起，以著名的跨國品牌公司為批判對象，藉助消費者和新聞媒體的力量，要求公司承擔企業社會責任（餘曉敏，2007）。自從這場運動在西方國家取得了一定成果之後，這種模式不斷在其他較發達國家、地區蔓延；在工人運動日漸式微的情況之下，人們盼望著作為「新興社會運動」的勞工權益倡議運動可以成為幫助底層工人發聲、改善勞工狀況的一股新興力量。
隨著全球生產模式的普及，跨國公司通過全球採購、對外發包以及海外投資等方式完成其生產活動（Mosley， 2011）。設立在發展中國家的代工廠通過出口加工的方式為跨國公司生產和製造他們所需要的商品。雙方形成一種買賣契約關係，而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諸如環境汙染、剝削勞工等問題則與買家——跨國公司沒有法律意義上的關係。這種由跨國公司驅動的全球生產模式在勞動力密集的消費品製造業尤為普遍，例如服裝、玩具、製鞋、電子產品等行業（Gereffi， 1999）。在全球生產模式的背景之下，當代勞工權益倡議運動成為了一種跨越國界的動員和組織。在倡議運動中，倡議（advocacy）成為最主要的運動策略。倡議的直接目標是，尋找問題的相關責任方，對其進行施壓、遊說或制裁，促使其做出制度性的變革（Keck & Sikkink， 1998：18-28）。勞工權益倡議運動成為一種跨國或跨境社會運動，其目的在於揭示跨國公司一直試圖逃避的全球供應鏈中的社會責任，例如代工廠或供應廠商的勞動條件和勞工待遇。參與這類倡議運動的行動者們，一方面必須與生產國（通常為發展中國家）的代工廠工人建立聯繫，了解他們的勞工狀況，另一方面又以消費國（通常為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作為倡議的目標，通過曝光、羞辱、動員消費者參與抵制等一系列方式對其施加壓力，使之願意承認並且承諾保障其供應鏈中的勞工權益。藉助這種跨越國界的行動方式，勞工權益倡議運動成功促使跨國公司制定「生產行為守則」以保障其全球供應鏈的勞工權益。
諸如跨國勞工剝削等一系列全球化引發的社會問題，激發了跨國或跨境的倡議運動，同時為研究者開拓了跨國社會運動或全球行動主義這一嶄新的研究領域。而針對勞工運動的困境，一些西方學者提出了「全球社會運動聯合主義」（global social movement unionism）這一方向，意指在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背景之下，勞工的出路不能僅僅依賴工人內部的聯合（即工會），而且也無法局限於地方的、國家內部的勞工運動，而是需要發展出團結其他社會群體、跨越國家界限的社會運動結盟（Waterman， 2001；Munck， 2010）。與此同時，研究者們深入各個具體的跨國勞工權益運動場域，探索它們的運作機制和過程，動員或組織模型，以及運動的影響和效果等（Armbruster-Sandoval， 2005；Frundt， 2000；Gardwood， 2011； Rodriguez-Garavito， 2007；Ross， 2004）。然而，研究者同時發現跨階級、跨國的勞工權益運動面臨著諸多挑戰及爭議，例如：發達國家的行動者和發展中國家的行動者之間並沒有享有同等的決策參與權，這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本身已受到「霸權式全球化」的影響（Gardwood， 2011）；來自發達國家的行動者們的跨境支持可能會導致一種「父愛主義」（paternalism）並且造成發展中國家工人對他們的依賴，原因是這些外來行動者所做的事情取代了工人群體自身的能動性，因而無法實現工人自身的賦權（Brooks， 2002；Friedman， 2009）。這些困擾均圍繞著跨越國界的行動者如何進行連結，不同階級、社會行動者之間的結盟如何實現以及由此引發的關係不對等問題——這些問題也被總結為「雙重區隔」（double divide），即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行動者之間的區隔以及工人階級與其他行動者之間的區隔（Anner & Evans， 2004）。
由凱克和辛金克（Keck & Sikkink， 1998）提出的「回飛鏢效應模型」，為解釋包括跨國勞工運動在內的各類跨國倡議運動的運作機制提供了經典的分析框架，同時也為我們考察運動中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個便利的工具。回飛鏢效應，指的是當權益受損的個人或團體在其本國的申訴渠道被堵塞，他們向跨國倡議網絡（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中的成員尋求幫助，網絡成員再向他們所在國家或者國際組織施加壓力，由它們分別向原申訴者所在的國家施壓，從而解決原申訴者面對的問題，形成了一個回飛鏢的效應。在回飛鏢模型中，凱克和辛金克認為國內的申訴者對於跨國倡議網絡成員是單向求助關係，他們相信跨國倡議網絡相較於國內的申訴者更能發揮影響力。然而，這種分析忽略了國內行動者的能動性及其在抗爭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也再一次引發了作者對行動者關係的思考——跨國倡議網絡中不同國家、地域行動者之間形成了何種關係？他們之間是求助與施予，還是協同與合作？不對等的關係如何獲得突破？
基於以往的研究發現和爭議，作者嘗試站在一個較少被關注的位置（中國香港與內地的邊界），重新審視跨境勞工權益倡議運動在兩地的具體表現：倡議運動如何得以從一個較為自由和發達的地區（即中國香港）傳導到一個在政治氣氛相對保守的生產國（即中國內地）？跨境運動的運作機制與以往的研究發現有何區別？當倡議運動被引入到一個新的環境之後，如何對倡議和抗爭策略進行重塑？通過分析倡議運動在兩地的傳導和演變過程，作者嘗試回應以往研究者提出的爭議性問題：外來行動者與本土行動者之間，以及行動者與工人之間是什麼關係？是父愛主義下的依賴關係，抑或是其他形式的結盟？
本文基於作者對中國香港及內地發生的主要勞工權益倡議運動的歷史資料整理及田野研究。作者在香港最主要的勞工權益倡議團體AA開展了長達兩年的田野研究。在此期間，作者以AA為據點，與其他香港、內地及海外的相關團體建立聯繫，從而拓展研究的田野；同時，作者以數場倡議行動為線索，通過親身參與並跟進事件的發展，完成了田野數據的收集。作者主要依靠三種研究方法來收集數據：參與式觀察、訪談以及檔案資料整理。選擇香港及內地作為研究的區域，一方面是由於西方研究者較少將倡議運動的關注點放在該地區；另一方面，發生在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倡議運動實際上是「跨境」而非「跨國」行動，香港作為中國境外的「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於中國內地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在政體上，香港更接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然而，在歷史、文化背景上，香港卻與內地同源，無論是地緣、社會、經濟方面均與內地有著密切的關聯。這些因素使得香港與內地之間不僅僅是消費地與生產地，或者投資者與被投資者的關係，同時賦予了兩地社會運動特殊的連結。因此，本研究將有助於彌補已有「跨國」社會運動理論的空白。
二、案例介紹
本節將介紹三場勞工權益倡議行動，藉此探討跨境的行動主義是如何發展和演變的，如何進行跨境運作，行動者們如何在複雜的運動過程中進行不同的策略選擇。三個案例共涉及三家倡議團體（包括非正式團體）以及三家目標公司。第一家倡議團體簡稱AA，2005年於香港成立，是當地最主要的關注中國勞工權益的倡議性團體之一。該團體主要由大學生及學者組成，全職工作人員僅兩至三名。儘管團體規模很小，但自成立起已經發起了十幾場面向不同跨國公司的倡議行動。第二家團體為北京的一個志願者網絡，主要成員為北京各高校的大學生，日常活動是探訪建築工人並為他們提供服務。第三家團體為國內一個非正式的學生關注小組，該小組成員同樣為高校大學生。以下將對三個案例分別進行介紹。
（一）案例一 ：揭露D公司「血汗勞工」
D公司是一家主營玩具的跨國公司，在中國內地設有數千家代工廠，同時還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擁有主題樂園。反對D公司的行動始於2005年。那一年9月，D公司的主題公園在香港開幕。反對D公司的行動是AA的第一場戰役，在此之前，他們花了一個暑假的時間，和一些香港的大學生在珠三角的工業區調查D公司代工廠的勞工狀況。通過廠外訪談、座談等形式，行動者們發現D公司代工廠的勞動條件惡劣、工資低、加班嚴重超時，同時存在大量的工傷事故。這些資料以及工人們的悲慘故事讓行動者們感到震撼，同時也為他們開啟第一場戰役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經過充分的醞釀之後，AA的成員對外發布了他們的第一份調查報告，引起了許多香港及海外媒體的關注。除此以外，他們還在D公司主題公園外進行各種街頭戲劇的表演，藉此向公眾揭露D公司代工廠在中國內地的不當用工行為。這些行動頗有效果。報告發布後的半年內，D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負責人邀請AA的行動者們進行了四次會面，討論這些代工廠的用工問題。經過協商，雙方達成了一些共識：如D公司將敦促改善生產安全設施、夥食與住宿條件；由第三方團體提供投訴熱線服務以及工人培訓項目。然而，有關成立工廠工人委員會的建議則被D公司方面回絕了。
由於對D公司的改善措施並不完全滿意，同時也是為了檢驗D公司其他代工廠的用工條件是否改善，AA的行動者們於第二年的暑假再一次到工業區進行調查。然而，上一年發現的問題同樣還存在於其他的代工廠中——D公司只是應付式地對被曝光的工廠進行整改。AA再一次對外發布了他們的調查結果，但這一次媒體和公眾並沒有太多的關注——關於血汗工廠的新聞價值儼然已經下降。不久之後，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了——其中一家被曝光的代工廠倒閉了！原來，在AA第二份報告發布之後，D公司削減了該工廠的訂單，從而導致工廠因訂單不足倒閉；與此同時，該工廠的800名工人失去了工作。儘管AA的成員們得到消息後到D公司的香港總部進行了多次抗議，然而卻無法挽回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的局面。最後，AA經過與D公司談判，為失業的工人爭取到一筆不錯的遣散費。幸好當時是用工荒，工人們並不太擔心找不到新的工作。
這一事件可以說是巨大的挫折，一些公眾和媒體也對於AA發起反血汗工廠行動的道德合理性提出質疑——因為行動者們沒有事前徵得工人的同意，而工人卻因此面臨失業的風險。對此質疑，其中一名行動者談到：「我們難以在行動前徵得所有工人的同意，因為工人們沒有自己的代表機制。我們也難以和工人們一起協商和策划行動，這是我們目前的困境。」然而，經過此次事件，AA的行動者們也學習了一些經驗，可以降低跨國公司撤單的風險——例如要多與工人聯繫，時刻了解工廠動態；時常提醒品牌公司不要撤單，否則將會受到行動者更猛烈的攻擊，品牌形象受損更嚴重。自此以後，因被AA曝光而發生工廠倒閉的情況再未出現。
針對D公司侵害勞工權益的曝光行動暫時消沉了一段時間，直到「鴻偉五君子」的出現。鴻偉廠（化名）是D公司的一家代工廠。2007年，五名鴻偉廠工人投訴工廠剋扣工資及加班費。這五名工人不僅將老闆告到勞動局，同時還到法院控告當地勞動局監督不力、行政不作為——因他們勇敢的維權行為，一些媒體封他們為「鴻偉五君子」。然而，五君子依法維權的行動並不成功——勞動局調解失敗，控告勞動局行政不作為敗訴，且五名工人也無力繼續漫長的仲裁和訴訟的程序。隨後，其中一名工人上網了解信息的時候，發現了AA這家香港團體，得知該團體在過去兩年發布了兩份揭露D公司違法用工行為的報告。五君子當即與AA取得聯繫，AA表示將支持他們的維權，並且協助五君子將投訴信遞交給鴻偉廠的主要客戶——D公司；與此同時，AA也通過其國內及海外網絡將該事件曝光。為了給D公司繼續施加壓力，AA協助工人代表來到香港D公司主題公園及辦公總部抗議。這些努力終於得到了回應，在AA及其網絡的施壓之下，D公司說服鴻偉廠參與了一場與五君子的「多方談判」——參與者除了勞資雙方，還有AA、D公司及另一中間方。此次談判最終促成了該事件的解決：五君子獲得了相對滿意的補償（儘管該標準仍然在法定標準上大打折扣），不僅如此，工廠也同意改善工作條件，並且給工人提供基本的勞動法律和職業安全培訓，同時為工人開設投訴熱線。這個結果不管是對五君子、鴻偉廠的其他工人，還是對於AA的行動者而言，都是一大鼓舞。自此，AA針對D公司的倡議行動暫告一段落。
（二）案例二：挑戰W公司建築包工制
包工制度是中國建築行業中普遍使用的用工制度。絕大多數建築工人通過包工頭安排、管理日常工作以及發放薪資，他們通常無法和建築公司籤訂勞動合同。由於缺乏明確的勞動關係，建築工人面臨許多勞動權益受損並且維權困難的問題，例如欠薪、無社保、無窩工費、無休息日、工傷工亡索賠困難等。儘管《勞動合同法》在2008年已經生效，然而這對於建築行業的用工制度幾乎沒有影響——建築工人依然難以獲得一紙合同。此現象引發了AA行動者們的注意，他們的關注點也從製造業工人延伸到建築業工人。2008年初，AA的成員前往北京並在一些高校開展巡迴講座。期間，他們認識了在北京為建築工人開展服務的一個志願者網絡，該網絡成員多為來自各大高校的大學生。此次碰面促成了他們為改善建築工人狀況而開展的合作行動。
儘管建築業包工制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勞動權益的倡議者總是需要尋找一個可以推動實際情況改善的切入點，哪怕是從一個企業或者是一個開發商開始——這是西方及香港倡議運動的普遍策略。根據以往的經驗，兩地的行動者確定了他們的首個目標——一家港資房地產開發商W。W公司是香港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之一，同時也是投資中國內地房地產最大的外資公司之一。該公司宣稱自己積極承擔企業社會責任，並且曾經榮獲2007年和2008年度「中國最佳企業公民」。企業對自身社會形象的珍視對於行動者而言是一種「軟實力」（soft power）——行動者更有可能利用目標公司對外所承諾的責任對其施加道德壓力。
經過長達六個月的準備和調研，兩地的行動者共走訪了六個城市，調查了W公司下屬的九個建築工地。2009年1月，《勞動合同法》生效一年之際，AA發布了名為《建築行業的農民工：21世紀的包身工》長篇調查報告。該報告揭露了W公司所開發的房地產項目在建築用工方面的十大違法行為，例如：零合同籤訂率、無社保、超長工作時間、惡劣的生活條件等。行動者們不僅將該報告發給了W公司，同時也發送給了媒體。報告發布的同時，兩地的行動者也通過一些宣傳和示威活動與之配合：香港的行動者們在W公司的總部示威，他們製作了一枚「最差企業公民」的獎牌送給該公司，藉此諷刺他們「最佳企業公民」的頭銜；在北京，志願者們在幾所高校開展建築工圖片展，以展示建築工人的工作生活狀況，呼籲社會關注。
在報告發布後的第三天，W公司對事件予以了回應，反應速度可謂迅速。然而，W公司否認了報告中關於違法用工的發現，並且將責任推卸給其承建商或勞務公司——W公司認為處理勞動關係應該是承建商的責任，與開發商無關。W 公司同時也出示了其承建商提供的證據，表示他們與建築工人籤訂了勞動合同，並且也按時支付工資。雙方均提供了各自的證據，就是否違法用工的問題展開了爭論，該事件獲得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和報導。儘管W公司對違法用工的責任不予承認，但是卻發出了一封告知其承建商、分包商的信件，要求他們在用工過程中遵守勞動法律。
事情並未在爭論中了結。一般的情況是，隨著媒體關注的消退，企業也會對事件不了了之。AA的行動者們決定對W公司提出新要求——開放部分工地讓外界進入參觀，了解工地的「真實情況」——儘管他們知道這真實的場景可能是提前精心布置的。W公司起初以「安全理由」予以拒絕，然而經過AA的成員與W公司的香港方面負責人交涉以後，公司終於同意安排AA及國內的志願者進入工地參觀。在隨後的數個月中，行動者們一方面通過獨立調查的方式，持續跟進一些W工地的用工情況；另一方面，則積極準備和招募成員進入W公司開放的工地參觀。
相較於獨立的工地外訪談，由企業方安排的工地參觀更加充滿挑戰性。在自發的調查中，參與者在工地外隨機訪談工人，工人能夠輕鬆自由地回答；而通過企業方安排的參觀，尤其是接待來自外界批評者的參觀，企業方面自然會精心準備——不僅僅是硬體設施，資料準備，還有場內人員如何回答提問——這在企業社會責任項目的社會監察中頗為常見。對於行動者而言，他們需要考慮此次參觀的目的是什麼：是繼續揭露企業方用工不當的問題？還是考察W公司對於此前曝光問題改善的情況和態度？抑或是尋求與W公司共同改善工地用工情況的合作空間？首次工地參觀安排在瀋陽的一處工地，參觀者包括兩名AA的工作人員以及12名國內的學生志願者。他們顯然做了精心的技巧準備：如何與工人交談，如何拍照和收集證據，如何分辯信息的真偽等——他們此行的目的是為了發掘「真相」。然而，這種發掘真相的純粹動機最後卻引發了一場不愉快的參觀經歷。
其中一名學生參與者，小輝，這樣描述他們的參觀經歷：
整個過程中，我們是被安排著走的，整個過程也看不到工人；偶然看見一個工人，也會被工作人員架走。我們和一般的基層人員談話時，也很快會有人過來打斷……我們參觀的時候工地上幾乎沒有工人，不知道是放假了還是幹什麼；工地打掃得很乾淨，添置了一些很新的滅火器；不乾淨的、不想讓我們看見的地方就用綠色的網圍起來了……我們也無意中看到一份材料，上面寫了為迎接某團體參觀，需要準備的材料，如宣傳欄、滅火器等等，及應對我們提問的答案。但是我們想拍下這份材料的時候被阻止。
工人權益方面，看到的合同，內容都是不合法的。籤訂的合同都是無固定期限，這不可能！我們想看更久的合同，如前年、去年的，他們都拿不出來，說是拿去哪備案了呀。工會的牌子很新，我們懷疑是新弄上去的。我們覺得假象的東西太多了，和我們平常在北京看到的工地是不一樣的。和工人交流的時間很短，只有十分鐘；我們被指定去幾個板房，我們和工人聊天，聽到的答案就是我們想像的最好的答案。有一個宿舍坐了四五個人，感覺好像是在等我們的。
學生志願者們探尋真相的動機對於工地的承建商、管理人員而言無疑是一種挑釁。建築公司的管理人員態度強硬，學生們也強硬地與他們對峙，激烈地爭辯，最後導致此次參觀不歡而散。隨後，參與者在北京召開了一個分享會及發布了後續報告，名為「AA追擊W公司及瀋陽工地參觀分享會」。此次報告內容，約有兩成是肯定和表揚W公司工地的整改情況，而其餘內容則保持了對原有用工問題的批評。這一次的參觀與後續報告激怒了W公司，他們覺得此前所做的努力並未得到充分的肯定，學生們的行為破壞了雙方的信任和合作基礎，因此表示不願意繼續開放工地讓AA及學生志願者們進入參觀。對此情況，AA與國內的參與者們都進行了一輪檢討，他們回到了之前的問題：此次針對W公司的行動目標究竟是什麼？是對抗還是合作？討論的結果是應保持合作和對話的空間。建築行業違法用工的情況太普遍，與W公司合作並不是為了幫助其樹立美好的企業形象，而是希望它可以成為一個典範，帶動該行業用工情況的改善。經過AA成員的反覆遊說，W公司終於同意安排第二次工地探訪，地點是廣州的一處工地。
由於事先已經和參與者溝通好了行動的目的和原因，第二次的工地探訪進展順利，雙方都做出了讓步——參觀者們保持了克制和友善的態度，工地方也提供了更多自由參觀的空間和與工人交流的機會。除此以外，該工地的各種硬體軟體設施完善，看起來可以稱得上「示範工地」。參觀結束後，AA發布了第三份報告，該報告對於W公司廣州工地的用工情況表達了正面的評價，並且希望這種示範工地能夠得以普及。接下來，AA希望推動進一步的合作，於是對W公司提出了一項工人培訓與獨立監察的計劃。AA希望可以藉助該計劃，引薦一些可靠的社會團體進入W公司的工地為工人提供權益培訓和服務，此類計劃也將有助於提升企業的品牌形象。然而，該提議之後，W公司方的相關代表一再拖延AA的會談邀請，雙方的對話暫時中止。
數月之後，AA得知W公司與一家專門提供企業社會責任諮詢和培訓業務的機構達成了合作計劃。該機構資金主要依賴於企業培訓業務，他們為W公司一些開發項目的工人提供了「素質培訓」，其主要內容包括：學習能力、自我發展、自我保護與城市適應。由於AA及國內的行動者們並未被邀請參與該計劃，他們也暫時無暇再對W公司的建築工地開展全國性的調查，因此我們也無法知悉該計劃是否推動了工人勞動權益的改善。然而，W公司無疑已經把該計劃作為提升企業公民形象的籌碼了——他們已將該計劃列入公司網頁中的企業公民宣傳版塊。自此，挑戰W公司包工制度的行動暫告一段落。
（三）案例三 ：挑戰C公司勞務派遣制
C公司是世界著名的飲料公司。與以往的倡議行動有所不同，針對C公司的行動由幾名國內大學生發起。2008年，分別在北京和杭州上大學的小君和小偉，受到了香港團體AA行動模式的啟發，計劃發起一項「大學生進工廠」的暑期實踐活動，希望利用暑假時間進入工廠打工，體驗工人的生活。他們邀請了自己的朋友和同學參與此次活動，又通過學校社團招募感興趣的同行者。2008年7月初，九位來自不同高校的大學生來到了珠三角，開始了他們的打工計劃。起初，他們並沒有特別地關注某一家公司或品牌，只是希望親身體驗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學生們分別找到了玩具廠、製鞋廠、電子廠等不同行業的工作，其中也包括C公司的裝瓶廠。學生們在工廠裡工作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一個月的工廠體驗深深地影響著每一個參加者，讓他們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打工者所遭受到的剝削、苦悶和無奈。這種深刻的體會來源於學生們在這種特定的時空環境中，把自己轉換為了一名打工者。
當這九名大學生結束他們進工廠的活動時，他們被工人所處的惡劣勞動條件所觸動，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讓他們覺得應該做點什麼。他們想起了香港團體AA的行動模式，於是聯繫了AA的工作人員。AA的工作人員也非常樂意和學生們分享他們的行動經驗。於是，他們碰面並且開展了一個經驗分享工作坊。在這個工作坊中，來自香港的行動者們向國內的大學生們介紹了他們的行動模式和理念：什麼是全球供應鏈、企業社會責任、消費者運動等。香港行動者們的分享讓這些進入過工廠的大學生們得到了視野的拓展，也明確了他們的行動方向——他們決定參考AA的行動模式，把矛頭對準供應鏈上遊的跨國品牌公司——C公司。與此同時，他們把自己的活動團隊稱作「C公司大學生關注組」（以下簡稱「關注組」）。
C公司被關注組選作行動的目標，基於以下幾個原因：首先，C公司的裝瓶廠存在不少違反《勞動法》的問題，其中以濫用勞務派遣最為嚴重；其次，C公司作為全球最著名的飲料品牌之一，擁有良好的聲譽和企業形象；最後，C公司正在中國積極塑造正面的企業形象，並且多次獲得了最佳慈善企業的稱譽。對於重視企業品牌及形象的公司而言，行動者們有較大的機會可以敦促違法企業矯正其用工行為，並且有益於重新構建主流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論述。在接下來的兩個月時間裡，關注組的成員們圍繞著之前在C公司裝瓶廠發現的用工問題，繼續通過廠外訪談的方式調查C公司的其他裝瓶廠或供應廠，最後收集到了九家C公司下屬工廠的用工情況，而這些調查發現都紛紛指向了同一個問題——濫用勞務派遣。
當資料收集完畢，調查報告即將出爐的時候，關注組開始面對另外一個難題——作為一個臨時成立的不知名的學生小組（甚至連學生社團都稱不上），應該通過什麼方式將他們的調查發現公之於眾並且獲得關注和信服呢？媒體願意報導他們的行動和發現嗎？由關注組所發起的針對C公司的行動，與案例一、案例二中由AA主導的行動不一樣：AA是在香港正式成立的民間團體，並且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同時香港的媒體也相對自由，同樣的信息發布模式能否在內地發揮作用呢？關注組的成員們對此並無把握。於是，他們決定嘗試以多種方式發布信息以及擴大影響力。
首先，他們充分運用了當時正在流行的網絡媒介「博客」作為宣傳的平臺。關注組成員在他們註冊的博客上面發布了C公司裝瓶廠及代工廠用工調查報告的全文，並且附上他們在打工及調查期間拍攝的照片加以佐證。與此同時，他們向之前關注過勞工權益的媒體、報紙發出邀約，請他們報導相關情況。隨後，關注組向兩名為C公司產品代言的體育明星——姚某及劉某發出公開信，呼籲他們停止為C公司代言。類似的公開信還發送給了全國總工會，呼籲工會關注C公司的不當用工行為。上述的行動得到了不少媒體的關注，有些門戶網站甚至為該事件開闢了專題報導。
其次，關注組成員利用各自所在高校的社團及社團網絡，召開宣講會；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關注組的成員在包括自己就讀學校在內的二十餘所高校召開了關於C公司不當用工行為的宣講會，呼籲大學生們關注該事件，同時招募大學生志願者加入他們的網絡，一起擴大宣傳。這些招募而來的志願者在隨後的宣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出售C公司飲料的貨架上貼小傳單，呼籲消費者抵制C公司出品的飲料。
最後，關注組成員意識到僅僅在學生群體或者一般公眾中獲得關注是不足夠的，他們希望讓C公司的工人可以知曉並參與到維護自身權益的過程中來。於是，關注組發動學生志願者們前往周邊的C公司下屬工廠，為工人們派發勞動法律傳單，講解勞務派遣問題。由於有工人早些時候已經通過新聞報導了解到了關注組所開展的行動，他們通過與成員的聯繫，進一步提供工廠的用工信息和資料，為關注組跟進工廠的情況提供了便利。通過與工人們的接觸，關注組嘗試和工人討論他們面對的問題、宣傳法律知識和提升維權意識。
在報告發布的初始階段，事件贏得了大量的媒體關注，可以說是為關注組爭得頭籌。媒體的關注也促使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勞動部門對被揭露的工廠進行調查，然而，C公司卻一直沒有對事件予以正面回應。根據關注組的推測，C公司回應危機的辦法是利用公關手段，迫使媒體減少對該問題的曝光——這是由一些相熟的媒體編輯透露的。2009年5月份，關注組發布了第二份調查報告，其中包括對第一份報告中揭露的五家裝瓶廠用工情況的更新，以及新增加了兩家裝瓶廠的用工情況。然而，此次報告發布後，幾乎沒有任何的媒體報導——這個結果驗證了行動者們此前的推測，C公司並不願意正面地解決問題，而是通過暗箱操作阻礙媒體的報導。雖然缺乏了媒體的報導，但是關注組已經逐漸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傳播渠道和施壓方式，這使得行動得以持續。而公眾和C公司也將見證這是一次堅定而持久的行動。
在2009年的暑假來臨之前，關注組招募了第二批大學生成員，繼續以應聘一線工人的方式進入C公司的工廠工作——他們希望藉此方式了解C公司的用工情況是否有改善，濫用勞務派遣是否有減少。儘管有些成員因為升學、找工作等原因不再參與了，但是核心的成員還在繼續主導著關注組的活動。戲劇性的情節在這次打工活動中發生了：以派遣工的方式被招聘到C公司下屬工廠工作的關注組成員小梁，在結束打工和派遣公司結算工資的時候，不僅屢次被公司推諉，最後還被公司的人打傷。毆打行為直到警察出面才得以停息。辭職要不到工資，甚至還被威脅毆打，這樣的事情也許對於普通工人而言是常常發生而又無可奈何的。然而這樣的事情發生在關注組成員身上，則使得C公司不當用工行為中的另一黑暗面得以被外界知曉。在隨後的調解中，C公司試圖把責任推脫給派遣公司，而派遣公司則希望以賠償的方式儘快平息事件。但是，關注組的其他成員已經迅速地整理了事件的前後經過並發布到博客和相關媒體，這種新鮮而戲劇性的題材再一次引起了外界的關注。某門戶網站不僅為此開設了專題，還做了專門的網民調查，其中70％的網民不贊成使用勞務派遣，而75％的網民認為C公司的做法違反了勞動法律。
通過傷人事件，關注組再一次將濫用勞務派遣的問題帶進了公眾視野，同時也將C公司推到風口浪尖，然而C公司卻聲稱自己及旗下的裝瓶廠將不對派遣公司的用工行為負任何責任。已然受到了鼓舞的關注組繼續將行動升級：他們首先通過博客發起了一封聯名信，要求C公司糾正其不當的用工行為和濫用勞務派遣問題；隨後，香港團體AA協助關注組將資料翻譯成英文，寫信給C公司的美國總部以及裝瓶廠的另外一個控股公司——位於香港的S公司；最後，AA還發布了一份英文版的聲明，並且通過一個法國的NGO在全球的勞工權益關注網絡發布，獲得了超過3000個來自世界各地聲援者的聯名。
在這樣的壓力之下，C公司及其控股公司S終於同意與關注組及AA見面，討論其用工問題。2009年12月，C公司、S公司以及關注組和AA的代表在上海會面，會面討論的焦點是如何將派遣工人轉成正式工人。出乎意料的是，S公司承諾將在一年內陸續將其下屬的七家裝瓶廠的派遣工人轉為正式合同工人，然而，C公司卻始終不認為他們使用派遣工是不合法的，拒絕給派遣工人轉正，僅僅是同意改善派遣工人的工作條件。對於這樣的結果，關注組並不灰心，至少S公司願意反省並改正其用工方式，對於傲氣十足的C公司，關注組也決心繼續跟進並且批判它的用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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