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賀與西漢中期的宮廷政治
談「劉賀與西漢中期的宮廷政治」這一話題，主要因為我在去年年底出版的《海昏侯劉賀》這本書，是以西漢中期的宮廷政治為主線、或者說是以這一時期的宮廷政治鬥爭為背景展開敘述的。這樣寫，主要是因為劉賀本人的傳奇性經歷看似偶然，實則是由這條政治主線所決定的，其榮辱浮沉的經歷是基於這一政治背景而產生的。我們看通行的歷史年表，自古以來，就根本找不到劉賀這個廢皇帝的位置。這主要就是因為他被隱沒在身後強大的政治背景當中了。因此，我這本書不這樣寫，就無法準確把握其個人命運的本質特徵、無法正確認識劉賀其人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這樣寫這本小書，更深一層的原因是，可以通過劉賀的跌宕經歷，向讀者展現西漢中期宮廷政治的內幕。這樣的幕後政治，可以說是政治權力運作的普遍形式，或者說是必然形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站在幕布以裡，還是幕布之外，看到的情形，往往大不相同。你不揭開幕布，就永遠無法知曉真實的狀況。
儘管那些身在幕布裡、得春風得意的人總想把這塊幕布弄成鐵幕，讓誰也掀不開、挪不走，永遠把自己罩在裡邊，但他們操弄的權力太大了。大有大的好處，可也有其難處，比如影響太大，會牽扯很多人，引發太大的響動，甚至事關天下蒼生，這是根本遮不住的。
現實，讓說就說，不讓說堅決不說。說一說像漢武帝、漢宣帝、霍光這些遠去已久的故人，說說在他們手上翻覆播弄的歷史，就算某些人聽得不太入耳，多半也還沒人阻攔。一旦有人把那道幕布拉開，連臺大戲，就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往往比藝術的創作還更有戲劇的色彩。不管是專業的歷史研究工作者，還是社會公眾，對揭開這道幕布以一看究竟，都會懷有濃烈的興趣；更準確地說，這種掀開幕布的工作，應該是專業歷史工作者的基本職責，而不是去膜拜過去的歷史有多麼輝煌。
下面，我由海昏侯劉賀入手掀開遮蓋西漢中期宮廷政治的幕布之後，究竟都看到了些什麼。
一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講的「西漢中期」，具體是指從漢武帝晚年到漢宣帝前期這一時期。這是因為這一時期的政局演變，與劉賀一生的命運息息相關。
至於闡述這一時期的政局演變為什麼要以宮廷政治為核心，先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稿，題作《〈海昏侯劉賀〉書裡書外的事兒》，文中對此已經做過說明。
這就是二〇一五年十月出版的拙著《製造漢武帝》，深入考辨了漢武帝晚年以至昭宣時期政治發展進程中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問題，以為自北宋時期的司馬光起到現代中國秦漢史學界所持「路線鬥爭說」實際不能成立，即在漢武帝和衛太子之間並不存在兩條截然不同的治國路線，漢武帝晚年也沒有幡然悔悟，改變此前奉行的「尚功」路線，轉而「守文」，從而使漢代政治的發展出現一個重大轉折；武帝至宣帝時期的政治路線實一以貫之，漢廷治國路線的所謂轉折性變化，是發生在元帝時期，而不是漢武帝的後期。
《製造漢武帝》的觀點，與中國學術界的通行說法，或者說在很多學者心目中的權威說法，差距甚大，但實際上卻算不得是我本人性情乖戾，獨發奇想，非要標新立異不可，實際上，中國國內秦漢史學者尊奉為重大學術創見的「漢武帝晚年政治路線轉折說」，卻是早已被日本學術界棄之不顧的廢舊觀點。拋棄掉的原因，當然是由於它不符合歷史實際。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才不用通行的「路線鬥爭說」來解析當時的政治史，轉向以實際居於核心地位的宮廷政治鬥爭作為主線，來解析劉賀一生的遭遇，而西漢的宮廷政治，純粹是對權力、地位和利益的控制與爭奪。歷史事實如此，容不得我做出其他的選擇。也就是說，並不是因為這樣做看起來好看，講這樣的故事更引人關注，而是因為這就是歷史的本來面目。
現在中國學術界、文化界雖然頗有那麼一些人很喜歡看日劇、吃日本料理，卻對日本東洋史學者的著述不甚留意，甚至留學東瀛，身居倭國，也未必認真閱讀過相關的論著，並對此做過深入的思考。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撰文批評我的看法，在這當中，也有上海某新聞媒體刊發的文章。我想，有人讀過這些文章。有人相與切磋，固然是件好事，但在我看來，在學術視野上，這些人關照的範圍似乎不夠全面，對問題理解的深度也不能不受到限制。
因此，這裡講劉賀與西漢中期的宮廷政治問題，既然是以拙著《製造漢武帝》一書作為論述的基礎，首先就有必要說明我對相關批評意見的認識。簡單地說，我對這些批評文章的學術論述內容，已經認真拜讀，並表示衷心感謝，但到目前為止，還不能認同這些學者的觀點；或者說，我依舊堅持自己的看法。
增改《獨斷》中的漢帝傳承表
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認識，各抒己見，這就是學術。我想，這也是本文要講述這一問題的原因。要是人人說的都一樣，那去看統編的教科書好了。至於讀者怎樣看待這一問題，不過是自是其是而已，我都表示尊重，要知道下面講的內容是站在怎樣的出發點上就好了。對這個出發點，讀者有什麼要質疑的地方，以後還可以接著討論。
二
劉賀一生的重大跌宕起伏，不管登基為帝，還是廢位成囚，都完全是由霍光一手造成；即使是後來被漢宣帝遠封海昏，也同樣間接受到霍光操弄朝政的影響。誠可謂榮也霍光，辱也霍光，而霍光之所以能夠權傾天下，操弄不止一位君主的立廢，則又是由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安排直接促成。因此，要想清楚說明劉賀入居未央宮以及重歸昌邑國故宮、並最後命終於南荒海昏的經歷，就不能不從漢武帝晚年西漢王朝的政治格局談起，而在這一時期政治格局中所出現的一個最重大的變化，便是太子劉據對漢武帝施行巫蠱之術所引發的未遂政變，這也就是著名的「巫蠱之禍」。
在我研究之前，中外學者「巫蠱之禍」起因的看法，幾乎眾口一詞，都說是太子據受江充栽贓陷害，說本是江充為搞掉劉據而指使人預埋桐木偶人於太子宮中，以防他繼位登基，對自己不利。本著這樣的認識，就很難合理地解釋漢武帝臨終前對皇位繼承人的安排。這樣，就不能從根源上清楚地說明，何以會出現霍光專權以至擅行立廢君主的局面。
審視這些通行的說法，其文獻依據，不過是《漢書·戾太子傳》所記「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以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忘思之臺於湖」這些浮泛的虛話，僅僅依據這些缺乏實質性內容的表述，就斷定衛太子根本沒有對漢武帝施行巫蠱之術。
那麼，在此前提下，漢武帝為什麼在衛太子死後，直至他本人去世之前，還有三年多時間，卻一直空缺儲位，不再新立太子？另一方面，漢武帝臨終前又為什麼不讓業已成年的燕王劉旦、廣陵王劉胥和賀昌邑王劉髆繼位，卻偏偏要把這漢家江山交給年僅八歲的幼童劉弗陵？這些，就成了很不好解釋的問題。
正因為對此頗感困惑，近人呂思勉在所著《秦漢史》中嘗謂「武帝末年，繼嗣之際，事有不可知者矣」，甚至以為「昭帝之立，果武帝意與否，信不可知矣」，亦即懷疑霍光私自操弄所致，而不是出自漢武帝的旨意。但實際上武帝遺命劉弗陵繼位，除了霍光以外，還有桑弘羊和金日磾一同在場，三人同知共聞，不可能是由霍光假傳聖旨。特別是考慮到金日磾生前一直拒絕接受霍光偽造的所謂「封侯」遺詔，而一直以「侍中」身份隨恃漢武帝身邊的衛尉王莽的兒子王忽，還公開揚言：「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漢書·霍光傳》）這意味著，對於金日磾來說，「封侯」的事兒是沒來由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但劉弗陵繼承帝位，是漢武帝的遺命，所以，他要承命輔佐。同樣，對於王莽的兒子王忽來說，漢武帝臨終前指示由劉弗陵繼位做皇帝，這是他親見親聞，是真事兒；而封授霍光、上官桀和金日磾三人為侯的事兒，卻是霍光等人私相授受，完全出於偽造。
綜合分析當時各方面情況，我認為，促使漢武帝做出這一安排的直接原因，就是衛太子對他施行巫蠱並發兵反叛。
衛太子針對漢武帝施行巫蠱，肯定與其太子的地位不是十分穩固具有直接關係，但漢武帝是不是真的就一定會廢除他而另立太子，卻也看不到明顯的跡象，至少這一點是很不確定的。
劉據的太子地位不夠穩固，首先是由於他的母親衛子夫出身寒微且從來也沒有受到漢武帝特別的寵幸，衛子夫被冊立為皇后，只是緣於她為漢武帝生下了第一個兒子，純粹是「母以子貴」。在嬪妃如雲的帝王后宮，即使是以貌以才深得其寵，冷落失寵，也只是時間早晚的事情，何況從未得到過寵幸的衛皇后了。
在衛子夫當上皇后僅僅幾年，就相繼有王夫人、李夫人、趙婕妤等嬪妃受到漢武帝的濃烈寵愛，而且還都為漢武帝生下了小皇子，劉據這個寶貝兒子也已經不再稀罕，而漢武帝對王夫人生的兒子劉閎、李夫人生的兒子劉髆、趙婕妤生的兒子劉弗陵，都明確表示過特別的愛幸之意。特別是漢武帝對李夫人的恩愛並沒有隨其去世而泯滅，因而就在衛皇后尚且在位在世的情況下，他就公然以皇后之禮對李夫人做了安葬，這也顯示出漢武帝隨時都有可能廢黜衛子夫的後位，同時也會改立李夫人的兒子劉髆為太子。
前面的劉閎和劉髆，在已有劉據早被立為太子的情況下，年齡稍大便相繼就封之國，離開了都城長安，這至少從體制上暫時解除了對衛太子的威脅，但劉弗陵甫一出生，漢武帝就公開將其與上古的神聖君主帝堯相比，「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漢書·外戚傳》）。這意味著漢武帝至少一度萌生過用劉弗陵頂替劉據為太子的想法，就像宋朝人司馬光所說的那樣：「當是時，太子猶在東宮，則孝武屬意固已異矣。」（《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三《史贊評議》）。
面對這樣的局面，衛太子及乃母衛皇后自然是惶恐不安。然而，有這種可能性，並不等於一定就會轉化成為現實。這裡面有幾個因素，都會阻止這種可能性向實際方向發展。
第一，衛太子雖然不像司馬光依據《漢武故事》寫得那麼好，那麼符合儒家理想的皇太子或是開明君主標準，但也中規中矩，並沒有犯下什麼罪過或是有什麼不良行為，會讓漢武帝憎之惡之，以至非廢黜其儲位不可。
第二，老夫愛少子，這很正常，也很普遍。漢武帝是皇帝，同時首先也是個人，大多數人都這樣。所以，因晚年得少子，喜悅中做出某些舉動，並不意味著這是一個對帝位繼承者的確定安排，不然的話，何不早些廢黜衛太子以改立劉弗陵，甚至在衛太子去世之後譌空闕儲位不補，而直至臨終前兩天才匆忙宣布把劉弗陵立為太子？
直到後來登基即位，劉弗陵也才只有八歲，他畢竟只是一個很小的小孩子，即使再天賦異稟，也不會顯示出多強的治國平天下本領；況且從他直到去世的實際作為來看，只能說是不像後來的劉賀那樣痴憨，不像劉賀那麼傻，卻絕看不出有什麼過人的智慧和能力。
漢武帝興之所至，一時隨便說說，與其實際運作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空間。我們在研究這一歷史問題時，需要結合其他記載，綜合考察，才能識破歷史的真相。
第三，漢武帝一意求仙，希圖永生長樂，統御天下千秋萬歲，在內心深處，並沒有把帝位的承續看作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因此，即使對衛太子不夠滿意，即使深深屬意於小皇子劉弗陵，或是深情眷顧他對李夫人的舊愛，也大可不必做出這種在他看來只具有形式上之象徵意義的安排。
我們看「巫蠱之禍」發生前江充「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的情況（《漢書·戾太子傳》），就可以明確，直到此時，漢武帝也一直沒有明確表示過廢黜衛太子的意向，不然作為近侍的幸臣，江充何必會有這樣的擔憂？
然而，衛太子作為直接的當事人和可能的受害者，絕不能像我們今天的研究者這樣冷靜，一定要對漢武帝易儲的可能有所防範，有所應對，可是在漢武帝的嚴密控制下，又無計可施，唯一能做的小動作，只剩下了像當時的愚夫怨婦一樣，針對漢武帝搞搞蠱術，發洩一下心火怒氣。要是碰巧蠱術奏效，真的咒死了老而不亡的漢武帝，就能把天下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再也不必擔驚受怕。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所謂「巫蠱之變」，也就發生了。針對仇怨者施行蠱術，本是當時十分通行的做法。若是沒有江充介入偵緝，衛太子針對漢武帝施行的蠱術，也就僅限於他自己暗地裡洩洩怨氣而已。
然而，江充為除掉衛太子而得以進入太子之宮挖掘其施行蠱術的證據，使得局勢驟然發生巨變，面對因希求長生不老而極其痛恨對其行用蠱術的漢武帝，衛太子走投無路，只好起兵拼死一搏，僥倖硬闖一條生路，而其結果便是身敗名裂，滿盤皆輸。直至他嫡親的孫子劉病已（劉詢）登基做了大漢皇帝，本著「諡者行之跡」這一根本原則，也不能不給他定以「戾」這一「惡諡」（《漢書·戾太子傳》），以昭告天下萬世他這一大逆不道且又「不悔前過」而發兵反叛亦即罪上加罪的重大罪行（《逸周書·諡法解》）。
在經歷了「巫蠱之變」以後，漢武帝對身邊所有人的疑忌都愈加深重，各位成年的皇子，也不會例外。道理很簡單，皇太子劉據敢於這樣做，是因為他人已成年，而且有一批屬臣賓客為其效勞，而這些成年的皇子，他們每一個人，都隨時有可能再行巫蠱，或是乾脆直接起兵犯難，置自己於死地。
在其他這幾位皇子中，除了齊王劉閎早逝之外，燕王旦、廣陵王胥、昌邑王髆，沒有一個人能讓他完全放心。我們看廣陵王胥在昭、宣二帝時期屢有「使巫祝詛」的記錄（《漢書·廣陵王胥傳》），再看史書明言燕王旦「為人辯略」且多「招致遊士」（《漢書·燕王旦傳》），就能夠明白，對於一心祈求長生不老的漢武帝來說，確實很難對他們放下心來。
再具體到這幾位業已成年的皇子身上來說，衛太子身亡之後，在這種普遍受到猜忌的基礎上，廣陵王胥，因其「動作無法度」且行為「多過失」，沒有當皇帝的氣象，漢武帝根本就看不上（《漢書·廣陵王胥傳》、《漢書·外戚傳》）；燕王旦心急等不得，竟然不看臉色自己伸手要進京拿，竟惹得漢武帝一怒將其下獄（《漢書·燕王旦傳》）；剩下的昌邑王劉髆雖然沒有什麼惹漢武帝心煩的事兒見於史籍記載，加上還有亡母李夫人的情分，本來或許還有一定的機會，而且在衛太子兵敗自殺七個月之後的徵和三年三月，劉髆的舅舅李廣利和當朝丞相劉屈犛業已密謀向漢武舉薦，要把他立為太子，熟知計劃未及施行，劉屈犛和李廣利即遭人舉報「祝詛主上，有惡言」且「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結果是劉屈犛一家丟命而李廣利亡命匈奴。這下不僅是又一次動用蠱術危害漢武帝的性命，而且同時還要擁戴新的主子，猶如衛太子重世，直接觸犯了漢武帝的大忌，哪怕劉髆本來是漢武帝的選項之一，從此再也不會予以考慮了。
這樣一來，漢武帝親生的兒子，就剩下了年幼的劉弗陵一人可以作為皇儲而不受漢武帝的猜忌。儘管《漢書·外戚傳》說他年五六歲就顯得「壯大多知（智），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眾異，甚奇愛之」，但五六歲的小孩子，再「多智」也多不到哪裡去，而「生與眾異」是說他晚產四個月之久，假如沒有計算錯誤，這對他的正常發育，很可能帶來嚴重不良影響。後來漢昭帝年僅二十二歲就早逝於世，說不定就與他先天發育曾受到損害具有直接關係，表面上的體形「壯大」並不一定具有實質性意義。
總之，漢武帝之所以寵愛劉弗陵，實質上不會是因為他太好，而是因為他太小，還不會用蠱術去咒死老爹，當然他也還沒有能力去這樣做。於是，「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霍）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漢書·霍光傳》），清楚表示出以劉弗陵為後繼的意向。不過，仍然沒有正式將其立為太子，這還是因為漢武帝幻想生命長存，帝位永在，不願把可能的繼任者看作是實際的太子。
正因為如此，才會出現在去世前兩天才把劉弗陵立為太子的情況。這時，漢武帝的病情突然加重，他不得不正視壽之將終的問題，迫不得已，只好做出這一安排，而劉賀其人榮辱浮沉的經歷，都是基於這樣一個緣由；或者說，他的人生大戲，就是這樣拉開了帷幕。
三
年少的劉弗陵，還不懂人事，當然不會做出對漢武帝不利的舉動，可麻煩的是，他也做不了什麼人事兒，更不用說治理一個偌大的國家了。在這種情況下，不是依靠母后，就只能依賴當朝的大臣。
劉弗陵的媽媽趙婕妤出身寒微，其父系坐法宮刑的宦者，漢武帝也沒有像衛皇后、李夫人那樣，拔擢其家人，令其掌握一定權力，從而可以作為奧援。在褚少孫增補的《史記·外戚世家》中，記述說漢武帝在確定將由劉弗陵繼位之後，有意殺掉趙婕妤，以防「主少母壯」而導致女主專權，很多著名史學家都信從這一說法，包括日本學者日比野丈夫、宮崎市定，都是這樣，我在《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中也採用了這種說法。後來在北魏時，當政者還發揮此說，以為所謂「子貴母死」是漢家成規。今更有不少學者推衍此說，講出越來越玄妙的道理。
其實不管皇漢也好，元魏也罷，絕無此等悖戾基本人情事理的殘忍制度。褚少孫為《太史公書》補撰的內容，其信實性往往不盡如人意。班固撰著《漢書》，在《外戚傳》中但記雲趙婕妤是因「有過見譴」而「以憂死」，並不是漢武帝有意誅殺。這種說法，應當是班固考辨分析的結果，信其符合歷史的實際。
漢武帝雖然沒有有意殺掉趙婕妤，但《漢書·外戚傳》記載說，漢武帝以劉弗陵「年穉母少」而「恐女主顓恣亂國家」，並為此「猶與久之」，倒也比較合理。這就是漢朝前有呂后專權，近有衛後支持衛太子反叛作亂，漢武帝對此不能不有所憂慮。漢武帝沒有任用趙家人入朝做官，大概就與這一憂慮有關。
那麼，在即將撒手離去的時候，孝武皇帝對漢家江山社稷的穩固傳承，不能不做出合適的安排。——僅僅靠這位八歲的小皇帝劉弗陵，是根本不行的，一定要有可靠的輔佐大臣。
前面已經談到，霍光當然是首選，借用明朝的說法，也可以說是「首輔」。但要是把權力都交給霍光一個人，也就無異於改朝換代，變劉氏王朝為霍家天下，自恃英明而又滿腹猜忌的漢武帝，絕不會做這樣的傻事。於是，我們看到，另外還有車千秋（田千秋）、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這四位大臣，與霍光一道，「並受遺詔，輔導少主」（《漢書·昭帝紀》）。
這五位顧命大臣，可以劃分為內朝、外朝兩組。外朝有宰相車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太僕上官桀，內朝則是奉車都尉霍光和駙馬都尉金日磾。外朝以車千秋為主，內朝以霍光為主（《漢書·車千秋傳》）。不過，其中上官桀身份較為微妙，同時還身兼騎都尉一職，與霍光的奉車都尉和金日磾駙馬都尉一樣，同屬於近侍之臣的性質，而且明確宣布他是要輔助霍光處理內朝的事務。也就是說，上官桀實際上是身兼內外兩朝。
在這兩組臣僚之間，按照法定的地位，應當以車千秋為最高長官，但少主昭帝登基時只是一位八歲幼童，「領尚書事」的霍光，自然成為皇帝的代言人。為確保霍光能擁有足夠的權威和相應的地位來主導朝政，武帝特「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即賦予霍氏最高統兵之權（《漢書·霍光傳》）。其作為「大司馬」亦即太尉的行政地位亦僅次於丞相之下。「大司馬大將軍」這一職位與丞相互相牽制，使得內外兩朝，在制度上能夠建立一種平衡，以防止權臣專擅朝政。
但「大司馬大將軍」這一頭銜，兵權過重，為平衡其權力，漢武帝在託孤時還授予上官桀「左將軍」頭銜，給金日磾以「車騎將軍」頭銜，以適當分散霍光的兵權。
從另一角度來看，如果側重上官桀內朝之臣的屬性的話，霍光、上官桀和金日磾這三位「將軍」，實質上是憑藉其傳達王命的職事和所把握的兵權，組成了一個控制政事的「三人核心小組」，它可以強有力地制約實際行使政事的外朝宰相和御史大夫不得擅自行事。
這樣的人事安排，顯然都是漢武帝預設的防範措施。昭帝去世後霍光主持廢除劉賀的帝位時，曾有一份百官聯署的奏章，參照這份奏章的題名順序，可以將上述五位顧命大臣依次排列如下：丞相車千秋、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駙馬都尉金日磾、左將軍太僕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領尚書事」的霍光及其兩位副手，都擁有將軍頭銜，而正是這種「將軍」身份使其得以位列御史大夫之上。除去這「領尚書事」的職事和大將軍的頭銜之後，霍光便沒有資格與車千秋平起平坐，更不用說在事實上高高凌駕於車氏之上了。而且從金日磾到上官桀、桑弘羊，官位恰好反轉過來，逐次升高，其內重外輕、以卑馭尊的權術設計，是一目了然的。
這一顧命班底的設計，看似內外平衡，誰的權力都受到制約，難以獨斷專行，但問題的實質是西漢王朝和它所繼承的嬴秦王朝一樣，其政治體制本身就是專制的。在這一實質性因素的主導下，不管是權臣的控御欲望，還是實際行政運作的需要，都必然要打破這一「五臣共和」的局面，將全部權力集中到一位強臣的手上。這個強臣，就是漢武帝最為信任的霍光。
霍光首先採取聯姻的辦法，試圖與上官桀和金日磾結成利益同盟，使這個「三人核心小組」完全聽從自己的擺布。可是，金日磾在一年多以後即患病去世，等於上天幫助霍光徹底掃除了一個障礙。上官桀的情況，則不夠順利。一開始兩個人狼狽為奸，相互配合相當融洽，但因為兩人都想獨擅朝政，結果很快就發生了嚴重衝突。
上官桀後來設法活動，讓自己的孫女、也就是霍光的外孫女入宮，成為昭帝的皇后，於是轉而公開與霍光爭權，最後發展到聯絡昭帝姊蓋長公主、燕王旦、桑弘羊等，並「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試圖發動政變。結果，是反遭霍光一網打盡，誣以圖謀「廢帝而立（上官）桀」的罪名，誅滅上官桀以及桑弘羊的宗族（《漢書》之《霍光傳》、《燕剌王旦傳》、《胡建傳》、《外戚傳》）。這時距他們五人受詔輔政還不到八年時間，霍光就成功地清除了兩位強勁的對手，除了他本人以外，武帝安排的顧命大臣，就只剩有宰相車千秋一人。
雖然史稱五大臣輔政之初，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但霍光實際上還不能隨心所欲。成功平定上官桀等人的反叛，使得霍光「威震海內」（《漢書》之《車千秋傳》、《霍光傳》），這才真正確立其不可違逆的絕對權威。
在一年多以後，霍光就找到時機，藉口車千秋的女婿少府徐仁放縱藏匿桑弘羊之子桑遷的桑弘羊故吏侯史吳，而車千秋擅行處置，「甚無狀」，不僅將徐仁處以「棄市」，同時還以此徹底消除車千秋的威信，令百官群臣「視丞相亡如也」（《漢書·霍光傳》）。使得所謂「丞相」，變成承命辦事的吏員。霍光終於得以毫無羈絆地徹底專擅朝政。由於這位大司馬大將軍已經一手遮天，誠可謂「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漢書·張敞傳》），就連昭帝本人也不敢再有絲毫主張。
這條登上權力頂峰的路，走得十分順暢，所有的障礙，都被順利排除。不過，也有出乎霍光意料之外的事：這就是好不容易才得以不受任何制約地加以操控的漢昭帝，竟然在二十二歲就早早離世。這使得霍光不得不另行尋找一個新的傀儡，而霍光最初找到的這個傀儡，就是劉賀。
四
逝去的昭帝沒有留下子嗣繼承皇位。這樣，新皇帝就應該從他的兄弟當中甄選。當時，「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群臣議所立，鹹持廣陵王」。這時朝廷百官已經幾乎無人不仰承霍光旨意，絕不會齊心與他作難，所以，這一提案必定是基於朝野公認的常規，孰知卻引得霍光「內不自安」（《漢書·霍光傳》）。
霍光惴惴不安的原因，一點兒也不難揣測，這就是如同漢武帝捨棄燕王旦、廣陵王胥以及昌邑王髆的實質原因一樣，是出自對有能力、也有勢力的皇子的排斥；或者更準確地說，他是出自對廣陵王劉胥的畏懼。這是因為廣陵王劉胥君臨一方王國已經四十三年，對權力欲望和他的勢力都不可小覷。昭帝在世時，見皇帝年少無子，就動過覬覦之心，一旦登基即位，自然不會像已故的昭帝一樣，就像一隻一直被拴在繩子上的小狗，從小就被他擺弄慣了，可以任意操弄。再加上這位廣陵王體格非常壯碩，力氣之大足以扛起大鼎，甚至能夠「空手搏熊彘猛獸」（《漢書·廣陵王胥傳》），一旦觸怒龍顏，毋須刀斧手出面，自己就能輕易解決他這位「大司馬大將軍」。霍光當然沒有勇氣冒險，他的選擇，是昌邑王二世劉賀。
根據相關情況來推測，霍光改而選用昌邑王劉賀，大概是基於如下幾點考慮：第一，劉賀是武帝的孫子，輩份比劉胥低，更便於利用外孫女上官太后的名義來加以彈壓。第二，劉賀當年還不到二十歲（估計大概在十八九歲上下），雖已成年，但政治經驗很淺，比較容易控制。第三，從《漢書》記述的一系列行為舉止來看，劉賀的神智肯定不夠十分健全，當時人張敞稱之為「清狂不惠」。曹魏時人蘇林對此解釋說，所謂「清狂」，也就是「白痴」的另一種說法。
一般來說，白痴當然要更好對付一些。不過白痴也有白痴的壞處，就是往往不會審視利害，按照常理出牌，特別是昌邑王劉賀這種「清狂」型的白痴，畢竟還有「狂」的一面，若是完全失控發作起來，說不定會比正常人還難控制。
劉賀從進京的路上開始，直到進入未央宮領受皇帝璽綬之後，做出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舉動，但都只是生活瑣事，完全符合他清狂童騃的神智狀態和「動作亡節」（案，即「動作無節」）的行為特徵（《漢書·昌邑王髆附子賀傳》）。
按理說，這些都是霍光意料之中的事情，也應該是他暗中得意的事情。可是，在劉賀登上皇帝御座僅僅二十七天之後，霍光卻舉述一系列失於檢點的生活瑣事，冠以「行昏亂、危社稷」的罪狀，動用上官皇太后的名義，將其廢歸故國。
除了「昏亂」之外，描述劉賀行為的詞語，還有「淫闢」、「狂悖」、「狂亂無道」、「狂亂失道」、「淫亂」諸項詞語，但在由上官太后主持的廢黜劉賀帝位的儀式上，由丞相楊敞出面領銜奏上的罪狀裡，我們看到的實質性內容，卻仍然都是一些失於檢點的生活瑣事。
對此需略加說明，考古發掘者已披露，海昏侯墓出土的簡牘當中，包含一些房中術文獻。僅從相關展覽圖冊上載錄的一支房中術簡牘來看，其內容與馬王堆竹書《合陰陽》之「十修」特別是《天下至道談》的「八道」相似，而較「八道」又有所變化，即延伸其「八道」為「十道」，用簡單的話來概括，是講在男女交媾過程中的技巧。
然而，切莫以為這是多麼荒唐，或有多麼下作，房中術在當時，是堂而皇之的養生手段，當時人講究這樣的法術，是為了樂而有節，和平壽考，而不是什麼荒淫放蕩。因而，不宜依此來對海昏侯劉賀做道德審判，坐實其「淫亂」的罪名。
假如劉賀的舉止行為，確實已經危及社稷，理應舉朝上下，盡人皆知，當霍光宣布廢黜其帝位的決定時，人們自宜平靜接受。然而，當時的實際情況，卻是「群臣皆驚愕失色」（《漢書》之《昌邑王髆附子賀傳》、《霍光傳》），這顯示出並沒有相應的徵兆，其間必有隱情。
其實這一事件的真相，並不難揭示，從昌邑王劉賀和霍光這兩方面都能夠找到清楚的線索。在獨攬朝政多年之後，霍光遣人迎立昌邑王的意圖，當時冷眼旁觀者都一清二楚。在昌邑王入京時，其王府中尉王吉即特地上書，愷切陳情，業已著重談到這一點，即非常明確地告誡昌邑王，他的身份，只是霍光選擇的傀儡，故即位後只能像昭帝一樣「垂拱南面」而「慎毋有所發」，絕不能觸動霍光的權柄（《漢書·王吉傳》）。
孰知劉賀並未能依言行事，竟然頭腦發熱，真的發號施令，像模像樣地做起皇帝來了，以至「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漢書·霍光傳》）。要僅僅是一些尋常的日常政務，霍光或許還會任由他吆五喝六地折騰一陣兒，可是，劉賀竟然著手調整宮廷禁衛兵馬，詔命「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漢書·循吏傳·龔遂》）。
這長樂衛尉一官，可是非同小可，負責掌管太后寢宮長樂宮的戍衛工作。這是控制上官太后言行舉止乃至生命安危的緊要職位，而這位官太后，也就是昭帝的皇后、霍光的外孫女，是霍光手裡一張具有決定性作用的王牌。當初誅滅上官桀一家的時候，霍光特地把這位上官桀的孫女保全下來，以供他在必要時動用這張王牌，做一些為人臣子所不能做的事兒，講一些面對皇帝老子所不宜講的話。
正因為這是一個性命攸關的關鍵職位，容不得半點疏忽，是由霍光委派他的女婿來掌管的（《漢書·霍光傳》）。現在，劉賀既然挪走他的家人而用自己的昌邑國舊臣替代，這也就意味著他很快就會動手對付霍光，最輕，也是要大大限制他的權力，實際更有可能是要直接拿下他的性命。
劉賀的用意，傻子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以霍光處事之精明，當然更是一清二楚。這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關鍵節點，霍光當然不能坐以待斃，而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這就是先下手為強，搶先廢黜劉賀，另選一個劉家子孫來做傀儡。
於是，僅僅坐了二十七天皇帝的劉賀，命運就像坐過山車一樣，轉瞬之間，又從高峰跌入谷底，被霍光動用上官皇太后的名義，將其逐出未央宮，以一介庶民的身份而被禁錮在昌邑國故宮之中。
五
霍光發動宮廷政變趕走劉賀之後，依然需要扶持一位劉姓皇帝。這次，霍光於是選中了戾太子的孫子孫病已，這也就是歷史上的漢宣帝。
與剛剛趕走的劉賀相比，這位新皇帝的輩份又降低一輩，年齡則仍大致相當。對於霍光來說，這顯然更有利於施展上官太后的權威，來幫助他控制朝政，而宣帝長養民間，嶽父許廣漢亦不過是一受刑宦者，沒有政治勢力作根基，同樣也更容易擺布。從表面上看，似乎很容易再重新造就一個合乎霍家理想的傀儡皇帝。
然而，霍光及其家人和黨羽都大大低估了漢宣帝的才智和實際能力。
漢宣帝自幼飽經磨難，與生長於皇宮王室而不知世事的昭帝、昌邑王完全不同。當初巫蠱禍起，衛太子及其嬪妃兒孫們舉家遇害，這位劉病已仰賴廷尉監邴吉憐憫，得以倖存於世。長期的民間生活和適宜的文化修養，使得他能夠洞悉世事人情，完全有能力識破霍光一輩人操作權術的手腕而知所進退。他既不會像昭帝那樣永遠聽任霍光擺布，也明白現實的情況是宮廷內外都在霍家的嚴密掌控之中，稍有不慎，就會喪身殞命，所以絕不會像劉賀那樣魯莽行事。
漢宣帝只是冷靜觀察形勢，耐心等待下手的時機。只能等，沒別的辦法。以至除了宗廟的祭祖的典禮之外，宣帝一概不予聞問，一任大將軍霍光處置。對此，霍光當然是心滿意足。
在痛苦的忍耐中又度過三年之後，直到所謂地節二年三月，也就是在他登上帝位七年多以後，漢宣帝終於熬到了出頭的日子：他終於等到了霍光死去的時刻。
然而，宣帝並沒有做出任何清算的舉動。經過長達二十年的經營，霍家子弟黨羽遍布朝廷各個要害部門，稍有差池，就會自身不保。宣帝充分施展他的智慧和手腕，來安撫迷惑霍光家人，既厚葬美諡，又封賞子弟，特別是詔命霍光兄霍去病的孫子霍山「以車騎都尉領尚書事」（《漢書》卷之《宣帝紀》、《霍光傳》）差不多依照原樣頂替了霍光原來的權位，霍家似乎勢焰依舊。
不過，經過暫短醞釀之後，從這一年五月起，宣帝開始「親政」亦即直接處理朝廷日常政務了。擺脫牢籠的老虎謹慎地亮出了爪牙。在保持霍山領尚書事職位的同時，宣帝復令群臣吏民得以拋開他直接向皇帝上奏封事。
與此同時，漢宣帝還向朝中百官及天下民眾發出了一個明確的政治信號：這就是更改正在行用的「本始六年」為「地節二年」，同時追改「本始五年」為「地節元年」。
通觀武帝太初年間確立年號紀年制度以後西漢諸帝使用年號的情況，可以看到，除了哀帝情況比較特殊，做過更為複雜的變換之外，其餘每一位帝王使用年號，都有固定的年數，而且絕不與前面的皇帝相同。如武帝太初、天漢、太始、徵和四號，皆四年而改，而昭帝始元、元鳳二號，便六年一改；又如元帝五年一改元，成帝就四年一改元。這表明在當時人看來，年號的使用年限，意味著一種天運之數，天不變，數亦不變；反過來講，天若有變，則數必更換。
霍光操縱昭帝，每隔六年改換一次年號。宣帝繼位之後，本始年號依舊延續使用到第六個年頭，這意味著霍光意欲藉以表明從昭帝到宣帝，運數連貫，並沒有變化，同樣都是霍家的天下。也正因為如此，宣帝為轉換運數，甫一親政，便做出這種象徵意義極強的「改元」舉措，就是想向朝野公眾發出明確無誤的信息：即宣帝獨自奉天承運，不再延續昭帝（實際上也就是霍家）既有的運數。既然天運已經變換，人事勢必相應更新，對專權擅政的強臣，則不能不順應「天地之戒」，予以裁抑。
對於霍氏家族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警告。按照漢宣帝本人的切身利益以及他的行事風格，假如霍家妻室子弟能夠知所進退，及時斂手請罪，自求退處閒散之地，或許還能夠保全身家性命。
所謂漢宣帝本人的切身利益，是指宣帝全賴霍光決策始得入主未央宮殿，對霍光的評價和對其家人的處置，都涉及到宣帝本人入承大統的合法性問題。對於漢宣帝來說，這是高於一切的政治基礎，不容稍有含糊。
據《漢書》之《昌邑王賀傳》和《張敞傳》載，因心存忌憚，漢宣帝甫一視事，即特地安排曾切諫昌邑王謹慎行事的張敞出任山陽太守，以便監視遣返昌邑國故地的劉賀（當時劉賀舊封昌邑國已經「國除，為山陽郡」）；而且直到霍光去世五年之後的元康二年，宣帝還指令張敞前去暗地察看昌邑王的動向，擔心他東山再起，圖謀大位，可見宣帝對自己能否穩坐皇位仍然存在很大憂慮。
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內心對霍光其人深惡痛絕，表面上卻不僅不宜「全盤否定」，還要繼續加以尊崇，更不必非對其家人趕盡殺絕不可。故霍光死後，宣帝要特別讚譽其茂盛功績在於「定萬世策以安宗廟」（《漢書·宣帝紀》）。逮甘露三年，因「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象」，以「明著中興輔佐」，依然是以霍光居於首位，而且其他諸臣俱「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以示獨尊於諸臣之上（《漢書·蘇武傳》）。貫通古今類似舉措，很容易體味漢宣帝玩弄這一手法的緣由。
無奈霍家這些權貴在「大司馬大將軍」的羽翼下飛揚跋扈日久，竟完全不知局勢輕重，不僅不加收斂，反而益為驕恣豪橫，竟然鋌而走險。先是謀劃投毒於太子，繼之又策劃以武力發動政變，從而逼迫宣帝不得不大肆殺戮。除宣帝霍後廢處昭陽宮免除一死之外，霍氏「諸昆弟賓婚為侍中、諸曹、九卿、郡守」者以及「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以極其血腥的形式，徹底清除乾淨一代權臣的勢力（《漢書》之《宣帝紀》、《霍光傳》、《外戚傳》、《天文志》）。
六
在成功清除霍氏家族的勢力之後，仍然面臨著嚴重的政治考驗，需要他做出明智的處理。
由於霍光廢黜劉賀帝位的合法性與漢宣帝登基做天子的合法性，這兩件事一體相連；換句話來說，就是漢宣帝入承大統的合法性，是以廢黜劉賀帝位的合法性為基礎的。
宣帝即位之初，廷尉史路溫舒上書言事，稱其「深察禍變之故」，也就是深切審視劉賀之所以廢位以及宣帝劉病已之所以代之而立的緣由，「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鹹寧」（《漢書·路溫舒傳》），這些話，表面上的詞句講得煞是冠冕堂皇，但這不過是為了讓宣帝聽起來更受用些而已，實質上正清楚挑明了廢帝與新帝之間的興替關係：有劉賀之廢黜，才會有宣帝之登基。
因而，漢宣帝對劉賀也很不放心。登基並且親政之後，漢宣帝於地節三四年間以至元康初年，派遣山陽太守張敞，不止一次親赴昌邑國故宮，察看劉賀的動向；並由張敞指派丞吏頻繁巡視監督其日常居處情況。
漢宣帝如此小心防範已經形同囚徒的劉賀，原因很簡單：這只能是出於霍光廢黜其帝位的不正當性。這一行為，是無法獲得旁觀者真心認可的。
在誅滅霍氏家族後的第二年，也就是元康二年，漢宣帝指令山陽郡太守向他匯報劉賀的詳細情況，因為張敞去做山羊太守，是他特地委派的，目的就是監視居處於昌邑國故宮裡面的劉賀。
張敞來到山陽郡做太守，幫助漢宣帝監視廢皇帝劉賀，已經三年多時間。那麼，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漢宣帝需要他來匯報相關情況呢？
在全面清除霍氏家族的勢力之後，總的局勢雖然已經穩定，但仍有一些遺留問題，需要審慎處理，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宣帝本人因是被霍光選定始得以繼位，他繼承帝位是以劉賀的廢黜為前提的，而霍光以人臣之身廢黜劉賀，這是違背最基本的倫理準則的，也是悖逆天地綱常的大逆不道行為。
為了進一步穩定局勢，漢宣帝在剷除霍氏家族後就陸續做了一些籠絡人心的工作。例如，他在元康元年五月下詔：「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漢書·宣帝紀》）即通過免除這一百三十六家開國功臣子孫所承擔的賦稅和徭役，來爭取更多的人認可這一既定的局面，以擴大和穩固統治的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同樣需要對廢皇帝劉賀做出妥當的處置，而處置的前提，是首先需要充分了解劉賀的狀況。於是，漢宣帝便向張敞發出指令，命其報告相關的情況。
張敞給漢宣帝提供的報告非常詳細、具體，而這份繪形繪色的報告，足以讓漢宣帝確認，劉賀確實是個傻乎乎的角色，知其不足為忌。
這樣，又經過一番很審慎的思考，漢宣帝就在這下一年的元康三年三月壬子，下詔冊封授劉賀為海昏侯，移居豫章郡的彭蠡澤畔。聯繫前述種種政治變化，便不難知曉，這實際上是要給漢昭帝去世以來這段歷史一個了結：亦即隨著漢宣帝對朝政控制的穩固，已經不必再對劉賀有更多顧忌，從而改變其變相囚禁的狀態，恢復正常生活。這對劉賀是一種善意的安撫，將有助於調節各方面關係。
不過霍光以非常手段廢黜劉賀帝位的陰影，尚並未全部消散。由於這涉及漢宣帝登上帝位的合法性，漢宣帝對劉賀仍不能完全放鬆看管，這就是在冊封劉賀為海昏侯時，還給他附加了一條大大的尾巴：即命其「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漢書·昌邑王髆附子賀》），也就是再不得參與在劉家宗廟舉行的祭祖等各項儀式。
這等於剝奪了劉賀作為漢高祖後裔的資格，從表面形式上看，顯然是一種嚴重的羞辱。漢宣帝既然想要通過封侯來安撫劉賀，那麼，為什麼又命劉賀不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呢？其實，其間的緣由，不難揣測，問題仍然出在劉賀被廢除帝位背理非法，而這又會影響到宣帝繼位的正當性問題，所以，宣帝不得不防。
要是讓劉賀像所有王侯一樣，每年來京參與朝會祭祀，他就有機會和來自各地的王侯特別是劉氏子孫當面接觸，言談往來之間，這些王爺、侯爺們很容易看出，這是一位與他們很多人一樣的普通公子哥兒，雖然不大著調，缺乏做好皇帝的素質，但也絕不是什麼荒淫的君主。
這些情況，對於以前就與劉賀一道參與過類似朝會之禮的王侯來說，或許並不新鮮，但更重要的是，劉賀會有機會親口向這些王侯們清楚講述霍光發動宮廷政變的詳悉情況，講述霍光的專橫和強暴。這樣一來，他就會博得廣泛的同情，甚至激起一些人的憤慨，自然就會產生不利於宣帝的輿論。現在把他逐放到江南的豫章，令其不再北返，也就徹底斷絕了這個隱患。
時事如此。這對劉賀，對漢宣帝，對所有劉家人來說，都也可以說一個最允當的安排，充分體現了漢宣帝的政治智慧和處理政事的手腕。劉賀的腦子要是稍微清醒一些，便可以在彭蠡澤畔安安穩穩地享受那裡的山光水色，度過自己的餘生，並將侯位傳之於子孫後世。
無奈他的腦子確實太不清楚了，竟然隨便跟身邊的閒人講什麼當初本可先動手斬殺大將軍霍光，這樣也就不會失去帝位；還幻想什麼要被晉升一格，成為豫章王。如此一來，漢宣帝豈能放心不管，誰知道這個沒長腦子的傻瓜還會做出什麼出人意外的事來？
於是，漢宣帝當即對劉賀加以警告，削減其食封戶數，以示懲處。不過，對於劉賀這位公子哥兒來說，這樣的懲戒，是否能夠奏效，實際上亦未可知。對不知哭好還是笑好的漢宣帝來說，好在上天佑助，很快就把這個萌萌的傻傢伙帶離了人世，讓漢宣帝、也讓大漢王朝徹底擺脫了武帝故世以來霍光專擅朝政的陰影，也給這一漫長時段的宮廷政治畫上了一個清楚的句號。
劉賀是哪一天受封為海昏侯的？
地節三年（-67）五月，在成功清除霍家勢力之後，漢宣帝選派張敞到由昌邑國改設的山陽郡去做太守，令其監視軟禁在昌邑國故宮之中的劉賀。隨著對政權的控制日益穩固，至元康二年（-64），漢宣帝又派遣一位特使，送一封「璽書」給張敞，讓他「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從字面上看，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但漢宣帝同時還特別叮囑張敞「毋下所賜書」，也就是讓他不要把這封信的內容洩露出去。俗話說，欲蓋彌彰，這就透露出其中的玄機：即漢宣帝劉詢實際上是讓張敞系統報告所察知的情況。
張敞對宣帝的意思，當然心知肚明。於是，馬上就做了縝密細緻的匯報。閱讀這份匯報材料的結果，使宣帝得以確認，劉賀確實是個傻乎乎的角色，「由此知賀不足忌」。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進一步安撫人心，建設美好的和諧社會，漢宣帝決定，對武帝去世以來因漢家帝位傳承而造成的長時期紛擾，做一了斷，這就需要對劉賀的歸宿做一個合理的安排。
於是，在元康三年（-63），下詔封授劉賀為海昏侯，令其居處於江南豫章郡，遠離朝廷政治。
關於冊封劉賀的具體時間，《漢書》的記載，略有歧異。本來這也算不上什麼大不了的問題，沒有必要非弄清楚不可，但由於海昏侯墓的發現和下一步的展覽、參觀以及學者們對相關出土文物、文獻的研究，人們總希望能了解得更為明白一些。為此，在這裡就不嫌辭費，稍事辨析，以饗看客好奇之心。
關於這件事，《漢書·王子侯表》的記述，最為具體，乃記雲劉賀受封為海昏侯事在元康三年「四月壬子」。已經具體到哪一天了，乍看起來，似乎明晰無誤。可是《漢書·宣帝紀》則記述漢宣帝是在這一年的「三月」下詔冊封劉賀。
一般來說，我們在讀正史的時候，本紀記述的時間，因大多都有官方的檔案作依據，往往要比列傳、志和表的記述要更準確一些。但這是很一般的原則，有的時候，本紀中有些紀事並不是出自源文件，特別是《漢書》，其中還有很多班固刻意「建構」的內容。例如，漢武帝太初以前一些與年號有關的「祥瑞」出現的年份，以及年號使用的時間，就有不少這樣的情況。因此，究竟哪一種記載更為準確，還需要通過其他途徑加以驗核。
檢陳垣《二十史朔閏表》，知元康三年四月癸亥朔，壬子在此日前十一天，故四月無壬子；又元康三年三月甲午朔，壬子為是月第十九天。據此可以判別，《漢書·王子侯表》所記「四月壬子」，肯定存在訛誤。不過「壬子」這個日子記述得如此具體，一定出自原始的檔冊，而不會胡編亂造而來。
又檢《漢書·昌邑王傳》系此事於元康三年之「春」。按照古人的通行用法，三月屬「春」而四月已經入「夏」（正月、二月、三月這三個月為「春」，而四月、五月、六月這三個月為「夏「）。參照這一點，可以認定，《王子侯表》之「四月壬子」，應是「三月壬子」的訛誤，即在《漢書》的傳鈔流傳過程中，「三月」訛變成了「四月」。蓋「三」與「四」相混淆致訛，是古書文字訛變的一種常見現象，殊不足怪也。
也就是說，劉賀在元康三年受封為海昏侯的具體日期，應當月從《漢書》之《宣帝紀》與《昌邑王傳》，而具體的日子，則要遵信《漢書·王子侯表》的記載。
講到這兒，有些人也許還想知道、江西南昌人尤其容易產生這樣的衝動：那麼，換算成現在普通使用的陽曆，劉賀到底是哪一天被冊封到海昏（關於「海昏」二字的含義，很快我將在下文述說）這裡來的呢是什麼？——這樣我們南昌人就可以在每年的這一天，都舉行一次盛大慶祝活動，慶祝這位廢皇帝帶給我們的歡樂和財富，同時也帶來了一個振興我們江西歷史研究的契機（自從歐陽修和隔壁那個省籍的毛委員走了以後，還從來沒有人像現在這樣關注過我們江西）。
關於這一點，實在遺憾。這好像還真的沒有辦法換算，因為傻瓜劉賀來得太早了，那時候還沒有陽曆。好在本朝天文臺頒布的黃曆，也還附有戰國以來的老曆法，和海昏侯活著的時候，差不了多少，用這套老辦法，大致也還能對付。
冊封劉賀為海昏侯的元康三年三月壬子，換一種說法，便是是戊午年三月十九。用老百姓通俗的說法，被霍光野蠻拉下馬來的劉賀，來南昌的時候，是在馬年。「猴年馬月」，是等不及的日子，馬年，則每十二年就會重複一次。
這就是用舊曆的好處：可以六十年一大慶，十二年一中慶，至於每年一到農曆三月十九，當然必不可少地要搞它一次小慶。狂歡到晚上，要是運氣好，趕上晴天，還一定能看到像C字一樣的下弦月，畫境詩意，足以令人想入非非。這是採用我皇漢曆法最大的優越性。
海昏侯劉賀得的是什麼病？
劉賀在由昌邑國入京做皇帝之前，和做皇帝期間，直至被廢黜帝位之時，身體都很健康，未聞患有什麼嚴重的疾病。譬如，在昌邑國為一方之王時，劉賀即以「好遊獵，驅馳國中」而著稱，有時竟會「曾不半日而馳二百裡」，身手顯然頗為矯健。直至入京登基之前不久，明明知道昭帝生命危殆，還依舊「弋獵馳騁如故」。
至其被從未央宮中廢歸昌邑故國之後，終日困居舊日王宮，猶如高級囚徒，身體也開始出現問題。
地節四年九月，漢宣帝派遣山陽郡太守張敞，進入昌邑國王故宮，探究劉賀的底細。張太守向皇帝匯報說：
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鬚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
昔日跨身馬上「弋獵馳騁」的雄姿，已不復可見，映入張敞眼中的只是一位路都走不穩當的病人。
那麼，這種「痿」病到底是什麼病呢？或者更準確地說，它到底相當於現代醫學中的哪一種疾病呢？嚴格地說，我們生在兩千多年以後的人，是很難給古人診斷病症的，但通過歷史文獻的描述，有時也能透露其基本病況，在一定程度上，給我們提供了推測的可能。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室被發掘後，有很多關心劉賀的人，就想要對此一問究竟。其中有些人，已經宣布診斷的結果，說是「風溼」，也就是風溼性關節炎。這當然很有可能。但我想，劉賀更有可能罹患的是另外一種疾病，即類風溼性關節炎。
從總體上看，類風溼病的發病率雖然大大低於風溼病，但也很普遍。後來，西漢晚期的哀帝，也得了這種「痿」病。所謂「痿」，或稱「痿痺」，曹魏時人如淳解釋說，就是「病兩足不能相過」，唐人顏師古稱其病乃「風溼不仁」。其具體症狀，包括「四支（肢）拘攣，膝痛不可伸」等。這比張敞所描摹的「行步不便」，要更為具體，也更為清晰。藉此病症，我們可以來分析一下，看看到底屬於哪一種疾病的可能性更大。
我的家鄉在東北，是個很寒冷的地方。在那裡，由於氣候的影響，風溼性關節炎的發病率很高。所以，從小就見過很多這種病人。在親眼所見的大量風溼性關節炎患者中，至少在很年輕的時候，是絕對沒有人會病到「四肢拘攣，膝痛不可伸」、以至「兩足不能相過」（即後腳邁不過前腳）的程度的。活動雖稍有不便，但對生活狀態的影響，相對比較輕微，大致都可以正常生活。故張敞對此，不至於用「行步不便」這樣的辭語來特加表述。
然而，類風溼病卻大多會對身體造成像上述歷史文獻所描述的損害。在經歷急性發作期而轉入相對穩定的狀態之後，通常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四肢乃至軀幹的「拘攣」，亦即骨骼變形，若是下肢病變，就會顯現「膝痛不可伸」的症狀。這種骨骼畸形扭曲對病人生活狀態的影響，遠遠大於風溼性關節炎。簡單地說，這兩種病的名稱雖然只差一個字，但給病人所造成的損害，卻差別顯著。在這一點上，二者根本不是一個量級的。
湖北沙市關沮周家臺秦墓出土的簡牘，就有專治痿病的藥方，其中含有毒性很強的烏頭等藥。這也可以從側面印證這一病症的頑固程度和嚴重程度。正因為如此，西漢大儒董仲舒，甚至會把人君罹患此疾，看作是其「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等舉止所招致的一種神譴。
當年漢哀帝為治療這一頑症，甚至還採用過重改元、再開張之類的厭勝法術，卻終究無濟於事。其實時至今日，對類風溼仍然沒有特效藥物治療，無法完全治癒。
值得注意的是，青壯年時期也是類風溼性關節炎的一個高發年齡段，而且與年長的患者相比，病情往往會比較嚴重。漢哀帝發病時只有二十出頭；張敞看到劉賀時，劉賀也不過「年二十六七」，而這時他已被廢黜八年，實際患病時間可能早到被驅離長安之初，也正當二十上下的年齡。與此相比，風溼性關節炎患者的病情，往往是緩慢遞進的，很少有人在年輕的時候，就出現像劉賀和漢哀帝一樣嚴重的症狀。
綜合考慮上面這些因素，我傾向於認為，劉賀很可能是得了類風溼性關節炎。這一嚴重疾病，使他在忍受霍光施加的精神羞辱的同時，還要忍受病痛的齧噬。
蠡澤畔的落日斜暉——海昏縣名釋義
一、為什麼要談這一問題
西漢在昭、宣二帝之間一度短暫居於帝位二十七天的廢帝劉賀，後來被漢宣帝封授海昏侯，徙居今江西南昌西北不遠的地方。劉賀來此不到四年時間，便命歸黃泉，死後就被埋葬在侯國境內。——這就是最近發現並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海昏侯墓。
在保存完好的海昏侯墓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和簡牘文獻資料，而對這些文物、文獻的研究，才剛剛拉開序幕，相信會推動很多方面的研究取得新的進展。由於對這些文物、文獻的整理工作還沒有完全結束，因而也還沒有正式公布大多數新發現的物品。
在這種情況下，相關研究工作，大多只能針對一些邊緣性問題，或是主要依據《漢書》等傳世基本典籍來研究劉賀的身世。我本人就結合自己稍微熟悉一些的情況，寫過一些文章，另外還出版了《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希望能夠為學術界進一步研究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文獻，多少提供一些參考。
在學術界已經探討的這些問題當中，有一個基本問題，是「海昏」這一爵號的來源，或者說是朝廷在把劉賀的列侯名號定為「海昏」的時候，依據的到底是什麼？
關於這一問題，已有王子今撰寫專文，把「海昏」訓釋為「晦昏」，以為漢宣帝以此來寄寓特別的政治象徵意義，即用以表示對劉賀道德層次、行為風格和執政表現的全面否定。
對此，我的看法，有些不同。我認為從當時的政治形勢來看，漢宣帝把已形同囚徒的劉賀冊封為海昏侯，是一種善意的舉措，用以安撫劉賀以及其他劉姓皇室成員。蓋宣帝本人依賴霍光強自廢黜劉賀始得登上帝位，而劉姓皇族對霍光獨攬朝政且擅行廢立本已積怨甚久，這些人的怨恨情緒，需要適當紓解。在這種情況下，漢宣帝沒有必要特地琢磨一個侮辱性很強的爵號冠加在劉賀的頭上。此前，我曾先後撰寫了《海昏縣裡來的廢皇帝》和《羹頡侯、東昏家與海昏侯爵號》這兩篇文稿，詳悉說明上述想法（前者已多融入新出小書《海昏侯劉賀》）。
我認為「海昏」只是西漢豫章郡下的一個普通縣名，而以這樣的封地舊有地名來做爵號，本是西漢時期最為通行的一般做法。可是，我所認定的「海昏」這個縣名又具有什麼樣的涵義呢？或者說我們能否解析出這一縣名字面上的語義呢？
解析古代地名的語義，情況比較複雜。有些簡單明了，一望可知；有些經過一番考索，也能求得順情合理的答案；但也另有那麼一些地名，是很難做出有根有據的說明的。對待這些一時還無從索解的地名，最好的態度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在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大多沒有必要強求其本來的涵義。
生活中若是沒有其他情況出現，對待「海昏」這個縣名，我想最好也是這樣，知道它是一個至遲在西漢就已經出現的地名就是了。然而，海昏侯墓的發現和發掘，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墓室出土文物的展覽與各種報導、介紹，引發了社會公眾廣泛的興趣。受了解真相的好奇心驅使，人們也很想知道「海昏」這個名稱到底是什麼意思。江西當地人，這種好奇心可能更強。同時，如上所述，一些學者對這一專名提出的解釋，還涉及對廢帝劉賀的品行以及對相關政治史發展脈絡的認識，於是，在學術上最好也能夠儘量有所交待。
基於這樣的現實需求，下面我就來勉強談一下自己非常粗疏的想法。
二、「海昏」其地與相關地域的方位關係
地名用語與其他方面的語詞一樣，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慣行方式和特點。對於一個具體地名來說，其構成文字和組合形態，在特定歷史時期究竟屬於怎樣一種慣行方式和體現著怎樣一種特徵，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夠判斷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最好先歸納總結相同或相近時期同一形式的地名，以從中發現其內涵的意蘊。
前此，我在撰寫《海昏縣裡來的廢皇帝》和《羹頡侯、東昏家與海昏侯爵號》這兩篇文稿時，曾注意到同在西漢時期，在中原腹地的陳留郡，還設有一個叫作「東昏」的縣。這個縣名，在地名構成形式上，與「海昏」頗有相同之處，而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東昏」兩字在當時會具有諸如「昏亂」、「昏穢」之類特別的「政治象徵意義」。這就提示我們，這兩個地名共有的「昏」字，很可能是一個用作地名通稱的後綴。
關於這個問題，早就有一些人提出，「昏」字表示黃昏時太陽所在的西方，故「海昏」意即居「海」之「西」，而這裡所說的「海」，指的是現在稱作「鄱陽湖」的這片水域。去年七月中旬，我在母校陝西師大做講座，講「海昏縣裡來的廢皇帝」這一題目，其間有同學問我對這一解釋的看法。我當時的回答是：地理方位不完全相符，還需要進一步斟酌。
其實這是我在分析「海昏侯」這一爵號的得名緣由時一直思考的問題。我說其地理方位不符，是因為今天的鄱陽湖水域，並不是在漢代就是這樣。今天的鄱陽湖，是在古代彭蠡澤的基礎上演變而來。按照張修桂的研究，漢唐期間的彭蠡澤，水面比現在的鄱陽湖要小很多，水域也比現在的鄱陽湖要偏向北部很多，其南界不得超過今都昌城西北的嬰子口一線，湖區範圍與今鄱陽北湖大體相當。這樣一來，西漢海昏縣，明顯位於彭蠡澤西南一側，而不是西方。張修桂編繪有一幅《漢唐鄡陽平原水系圖》，可以很直觀地看到這種方位關係。當然在《中國歷史地圖集》上，同樣可以看到這樣的關係。
漢唐鄡縣平原水系圖（張修軌繪）
姑且不論「昏」字能否表示事實上存在的這種「西南」方位。讓我們先來看看，在這裡，「海」字能是表示彭蠡澤這片水域嗎？答案是肯定的，試舉當時人所稱「西海」、「北海」的情況以證之。
據《漢書·王莽傳》等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操弄朝政，為粉飾「致太平」的盛世景象，謂既已「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於是，「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平憲等人復命云：「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這樣，王莽便稱心如意地宣向平帝上奏說，因為「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在其地「初開以為郡」之時，漢廷還在當地「築五縣」，並使「邊海亭燧相望」。
《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主編）中的彭蠡澤與海昏
看一看實際地理位置就很容易明白，在這個「西海郡」之前即已設置的東海、南海和北海三郡，定名的緣由，乃是分別有大海在其東、南或者北面，而這個「西海郡」的名稱，則是得自郡境西側的一片內陸水域——這就是現在的青海湖。
需要指出的是，王莽在這個湖泊的東側設立所謂「西海郡」，並不是為湊全東、西、南、北四海之郡而強自稱湖為海，而是這裡本來就是以「海」為名。只不過它原來的名稱不叫「西海」，而是被稱作「鮮水海」，此即羌豪良願所獻與漢廷者。由此亦可確知，漢莽時期其本來的名稱就是如此。《漢書·地理志》將此「鮮水海」記作「僊海」，或是「鮮水」省稱為一「鮮」字之後同音轉寫而來。
分析《漢書·王莽傳》的原始記載可見，王莽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個「鮮水海」的東側設立了一個「西海郡」，未必同時也把「鮮水海」改稱為「西海」，故《漢書·地理志》將其記作「僊海」而不是「西海」。大概後來受「西海郡」一名影響始逐漸稱用「西海」，因而在《後漢書·西羌傳》裡，才明確看到這一湖泊被稱作「西海」的叫法。
東漢末人劉熙，在《釋名》一書中解釋西海郡得名的緣由時說：「西海，海在其西也。」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西海郡」名稱的確定，關鍵不在於當地是否有「西海」，也不是王莽強自命名了一個「西海」，而是今青海湖水域在王莽設立這個郡之前就被以「海」相稱。這種情況，愈加說明用「海」字來稱謂具有一定水域面積的湖泊，是漢人很通行的一種做法。
在此需要稍加補充說明的是，像「彭蠡澤」這樣以「澤」為名的水域，能否以「海」相稱呢？澤與湖之間，常常並沒有本質區別，而當時的湖泊實多以「澤」為名，所以有些澤也可以稱之為「海」。例如，居延縣境內有居延澤，而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稱「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羌谷水所入之「海」，只能是指居延澤。這是雖以「澤」名卻仍可稱「海」的確證。正因為如此，漢獻帝建安末年，朝廷又在居延澤這裡設立過「西海郡」，而其所謂「西海」雲者，顯然是把居延澤視作「西海」。南宋人程大昌在論述「鮮水海」的得名緣由時曾經講述說，這一湖泊「嘗並海立稱矣，然要其實致，則眾水鍾為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故借海以名之，非真海也」，正是把彭蠡澤與鮮水海等同看待。
和西海郡並非因毗鄰「西海」而得名一樣，漢代的北海郡北面毗鄰的海也不叫「北海」，而是我們大家熟知的「渤海（勃海）」。漢朝人是稱呼今貝加爾湖水域為「北海」，這一點無需多加說明。對我們研究這一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漢書》乃徑以「海上」一語稱述濱湖的草地，這裡也就是所謂蘇武牧羊之處。「海上」意即「海濱」、「海畔」，是濱海的陸地，過去在論述秦始皇去世的原因時，我曾特別闡述過這一點。在這裡，《漢書》所謂「海上」，指的當然是湖邊傍水之地。
這一稱謂的重要性，在於它與我們所要討論的「海昏」一樣，是以「海」表述一片內陸水域，再在其後附綴表示相對位置關係的辭語，以指稱與其相關的某一地理區域。這使我們進一步看到，「海昏」這一地名的本義，很有可能就是指彭蠡澤西南之地。
王莽西海郡虎符石
下面再來看西漢「東昏」這個縣的情況。按照前面的推想，「昏」字在這類地名中應該是用來表示西南方位，那麼，在「東昏」的東北方向上，是不是有這麼一個可以作為比照依據的叫作「東」的地方呢？——答案是肯定的，這裡正好有一處「東」地，不僅歷史悠久，還很有名。
民國時期，傅斯年從《詩經·小雅·大東》的「小東大東」入手，考察周初史事，寫了一篇很有名的論文，題作《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乃東遷》。在這篇文章中，傅氏分析指出，《詩經》大東指今山東泰山山脈迤南各地，小東即周公居東破奄之地，其處在今河南濮陽至河北大名一帶，「在秦漢為東郡」。
秦漢東郡與東昏縣所在的陳留郡毗鄰，正在東昏的東北。把「東昏」與「東」的方位關係同「海昏」與彭蠡澤這處內陸之「海」的方位關係兩相併觀，似乎使我們更有理由推定：海昏縣的名稱，或許就是緣於該地位於彭蠡澤的西南。
三、「昏」與西南方位
在上一節，暫且擱置了是不是能用「昏」字來表示「西南」這一方位的問題，然而根據「海昏」和「東昏」這兩個地名顯示出的跡象，這似乎又是一個業已存在的事實。下面就來嘗試一下，看看能不能對此做出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中國古代在定立地名時，採用所處位置與陽光的方位關係來作組合專名的通名，應該說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其中最為人們熟知的，是所謂「山南水北為陽」，當然，反之則為「某陰」，即如洛陽、華陰之類。其時代較早、同時也比較清晰的表述，見於《穀梁傳》僖公二十八年下，文曰：「水北為陽，山南為陽。」當然，還有徒以陽光向背定立的通用地理稱謂，如「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
陽、陰表示的是南、北，朝陽和夕陽表示的是山的東坡與西坡，不管怎樣，都是直接體現陽光對地點地物的照射關係。可「昏」字的情況，則與此不同，其本義，是表示一天當中太陽處於特定位置的一段時光，乃太陽行將落下的「日且冥」時分，亦即夕陽將入未入之時，大致相當於現在常說的「黃昏」。
作為紀時體系中的一部分，把每一天亦即一晝夜分割成若干個時段，就是所謂「時分」。從甲骨文的材料來看，殷人對每天各個不同時分，已有專門稱呼。目前可知殷商最細密的劃分方法，是把一日分為十個時分，即：辳、旦或朝（日明、明、大採、大採日）、食日（大食、大食日）、中日或日中（晝）、昃（昃日）、郭兮（郭、小食）、昏或莫（小採、小採日）、（埶）、住、夙。
其中「旦」指朝日初升之時，「昏」指夕陽將落之際，是一天中太陽處於東西相對位置上的兩個時分。「旦」字的字形，即已清楚顯現出日見於大地之上的圖像，而與其表示同一時分的「朝」字象徵日月並見於草莽之中；《說文》謂「昏」字「從日，從氐省，氐者，下也」，而與其表示同一時分的「莫」字，所象字形則顯示出它表示的意思是「日且冥也」，乃「從日在茻中」。可見這一東一西的太陽，在地平在線正兩兩相對，都是略高出於地平線，或始升，或將落。其實「旦」、「昏」兩個時分的另外一種稱謂「大採（大採日）」和「小採（小採日）」，自已更加清楚地體現出在這兩個時分日暉霞彩映照天空的景象。
陳夢家曾把殷人這種時分制度與後來的十二時辰聯繫起來，為之擬定了各自對應的時辰以及固定的時間刻度，如「旦」為卯時，「中日」為午時，「昏」為酉時。但我對陳氏這一做法，深表懷疑。蓋從時分的名稱上就可以清楚看出，這是一種典型的「觀象授時」制度，亦即主要通過直接觀察太陽的位置來確定時分，可是，要是把地球自轉一周所形成的一晝夜時間平分為諸如十二時辰這樣的等長時段的話，對於地球上觀察太陽的人來說，由於隨著地球公轉所造成的特定觀測點相對於太陽的位置移動，這一點上每一天的晝夜長短必然隨之不斷增減變化，亦即太陽在每一天中的出入時刻並不固定。這樣，除了「中日」或「日中」這個表示正午的時分之外（理論上還可能會有一個表示正當子夜的時分），上述其他絕大多數時分都無法與一年到頭每一天都固定不變的十二時辰或是漏刻的特定刻度穩固對應。所以，「旦」、「昏」等時分對應的絕對時間（也就是用十二時辰或漏刻表示的時間），每一天都會有所不同。粗略地說，即夏天「旦」來得早，「昏」到得遲；冬天則反之，「旦」來得遲，「昏」到得早。我想，或許可以把這種時分的記述和表示形式，稱作「相對時分」。
事實上，從陳氏在此之後進行的相關研究看，似乎他自己已經否定了這一做法。陳夢家後來參照《史記》《漢書》的記載，歸納漢簡所見時分。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具體的時分辭語大多並不相同，時分的分段也更為綿密，但從雞鳴、平旦、日出、日入等時分用語來看，這實質上也是採用與殷商時期類似的「相對時分」紀時方法。不過，與此同時，陳氏也指出西漢時即已行用所謂「加時」制度，就是以十二支來表示一年之中每一天都完全相同的固定時分，把一晝夜等分為以子、醜、寅、卯等表示的十二辰。竊以為相對而言，不妨把這種新的時分制度，姑且稱作「絕對時分」。大致從王莽時期起，才出現把「相對時分」的專有名詞與十二辰這樣的「絕對時分」術語相互配置為一體的做法。這顯示出「絕對時分」正在逐漸取代「相對時分」，因為「絕對時分」更為確定，也更為精準。
在漢代的時分辭語中，有一個與殷商時期的「昏」在形式上頗為相近的「昏時」，亦稱「夜昏時」，不過在《史記》當中，對這一時分仍然是以「昏」相稱。漢簡所見漢代的「昏時」，是緊接在「日入」這一時分之後，看起來似乎是在太陽落山之後，「夜昏時」一稱，尤其容易使人聯想到這一點。然而漢代別有「日出」這樣的時分，是接在「平旦」之後，而《史記》也把「平旦」寫作「旦」，這顯示出「日出」應是在「平旦」或「旦」這個旭日初升的時分之後，太陽已經達到一定高度，而不是剛剛躍出地平線的時候。與「日出」相對應，出現在「昏時」或「夜昏時」之前的「日入」這一時分，太陽也還應該具有一定的高度，而漢簡中見到的「昏時」以及《史記》記述的「昏」，則應當與殷商時期的「昏」這一時分一樣，是指下墜的夕陽將落未落的時段。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秦漢間人甚至更早的人，是怎樣把這個表示「相對時分」的辭語「昏」字移用過來，用以表示「西南」這一固定的方位？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很難做到的事情。因為能夠用來體現這一時分方位關係的事物，只有太陽在天空中所處的方位，然而在一年四季中的每一天，除了「日中」以外的其他每一個時分，太陽所處的方位都是變化不定的。
簡而言之，在冬至前後的整個冬半年，太陽都是從東南升起，在西南落下；在夏至前後的夏半年，太陽則是從東北升起，在西北落下；春秋二分時刻，正東日出，正西日落。這就需要選擇一個固定的時刻，或是一段固定的時期，用這一時刻或是時期「昏」這一時分太陽所處的方位，來表示恆定不變的方位。
從中國古代天文曆法的實際情況來看，這個時刻的最佳選擇，就是冬至。因為冬至是古人「一歲」也就是現在所說一個地球公轉回歸年的開端，對政治和社會各個方面，都是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時間節點。這時日出日落的方位，自然最偏向東南和西南。
古人自然很早就掌握了像這樣一種程度的基礎天文知識。《周髀算經》稱「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與此相反，「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在以十二辰表示的十二面方位體系中，「辰」位在東南偏東，「申」位在西南偏西，故所謂「日出辰而入申」，即謂太陽升起於東南偏東而落下在西南偏西。《淮南子》謂天有「四維」，這四維，並不是指東、南、西、北四方，而是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四個方位。在這一四方體系當中，「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這就把冬至時節日出日落的方位，直接表述為東南和西南。
在此基礎上，若是再考慮地形、地物的限制，以及中國絕大部分地區、特別是中原腹地房屋普遍南向的情況，人們通常實際不大容易關注東北、西北方向的日出日落；即使是在夏至前後的夏半年，往往也會感覺太陽好像是從東南升起、在西南落下。這一點，我們在古人著述中也能看到一些跡象。
如傳為東晉人郭璞撰著的《玄中記》記云：「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裡。上有天雞，日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這裡講日始出而照耀東南方桃都山上的天雞，顯然是把東南作為日出的一般方位。又王安石《諸葛武侯》詩首句雲「漢日落西南」，這裡或有劉備偏安於西南一隅的隱喻，但「日落西南」在字面上的涵義，也是把西南作為日落的一般方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還講述說「西南為背陽之維」，按照這樣的觀念，愈加容易把「昏」這一時分術語與太陽西下的「西南」方位聯繫到一起。
我想，基於上述原因，人們就會把體現太陽即將落下的「昏」這一時分用語，轉用於表示「西南」這一方位。
以上就是我對「海昏」這一地名的解釋。其是否合乎歷史實際，將來或許能夠有機會做出驗證。
（刊於《詩書畫》雜誌2018年第1期[總第27期]。註腳見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