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上大火的一部紀錄片
《他鄉的童年》
引爆了人們關於不同教育模式的熱烈討論
片子質量之高
連一向評分嚴苛的豆瓣
也給出了9.0的高分
片子記錄了日本、芬蘭、印度、以色列、英國五個國家
不同背景下的童年教育，
最後又回到了中國。
雖然只有短短6集，
但對不同教育模式的反思和探討，卻感動了無數人。
最近，美麗中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校園大使團隊的成員
有幸邀請到了這部紀錄片的導演周軼君聊了聊，
希望能給你提供一些不同的教育視角，
一起來看看吧！
關於分享者
周軼君
上海人，70年代出生的正宗處女座。資深國際記者、作家、導演，曾執導2019高分教育紀錄片《他鄉的童年》。
劍橋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文學學士。CCTV「中國記者風雲人物」。曾任新華社常駐中東記者，鳳凰衛視資深國際記者、時事觀察員。
Q&A
Q:作為一名國際記者，當初是什麼契機讓您關注到教育這個議題，並想要做一部關於探索他鄉童年的紀錄片的？可以簡要談談您和「教育」的淵源嗎？
周軼君：實際上作為一名國際記者來說，關注所有社會上大家關注的問題，都是很自然的。我想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我有兩個孩子，所以會讓我關注到教育這個議題。當中我會發現有很多令我自己也困惑的事情，尤其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中國的父母再往上可借鑑的並不多，因為我們所身處的社會環境和我們的眼界都變了。所以，雖然想要向過去吸取一些好的經驗，但是有時候（這些經驗）解決不了我們的現實問題。我是希望能夠打開眼界去看，就以我過去的做國際新聞報導關注國際的方式，當然就是向他鄉、向其他人的經驗去學習。
我和教育其實在做這部紀錄片之前並沒有特別的淵源，其實或者說不需要去考慮這個淵源。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受教育者和教育者，都有這樣一個教育的經歷。我們都是親身經歷者。
滑動查看周軼君探訪的六個教育國度
Q:在拍攝《他鄉的童年》的錄製過程中，有沒有讓您至今仍記憶深刻的幾件趣事？
周軼君：在錄製的過程當中，讓我記憶深刻的事情其實非常得多。比如說我覺得在芬蘭的時候我接觸到的，這種完全不同的、相當輕鬆的、沒有毫無焦慮感的這種教育，我就覺得非常不同。
再比如說除了在片子裡面大家看到的以外，我會覺得不同社會在很多小事情上的思維方式不一樣。在當時去那個森林課的時候，有個老師就說起來，她覺得天氣非常好，我說這不是一個感覺很冷的天嗎？她居然覺得天氣很好。我覺得大家的這種心態真的不一樣。
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個是可能在正片裡大家沒看到的一個高年級的森林課。這節課他們可能更加注重觀察。那個老師跟我講，他自己到現在都沒有用智慧型手機，都是用的最原始的諾基亞手機。他說主要原因是因為他覺得他要保持一種觀察能力，他不能老盯著屏幕看。然後，他把他從地上撿的兩個被動物咬過的松果給我看，有一個是咬的不太乾淨的，另一個是咬得非常乾淨，他說他就可以看出來，那個咬的不太乾淨的是松鼠吃的。而那個咬的特別乾淨的，是松鼠吃完以後掉下來，老鼠又接著啃的。因為松鼠爬得高，可以先吃掉，然後吃了一半掉到地上，老鼠才把它啃乾淨。我覺得他有意思，就是說他的眼睛，能看到我們現在這種住在城市裡的人的眼睛已經看不到的東西了，他會發現這麼多的細節。
那又比如說在印度，我發現大家的工作方式也不一樣，印度我們整個的在當地招的團隊是人最多的，七個人。最少的是以色列，在以色列，基本上一個人可以幹很好幾個人的工作，在印度的話就是你要分得特別開。但是印度也挺有意思的，他們每一個人都來自不同的種姓背景，有著不同的宗教信仰，甚至我們連吃一頓飯都很困難，因為有的人不吃牛肉，有的人不吃豬肉，有的人不吃海鮮，所以經常我們最後就是吃素和吃雞，基本上就是這樣的結局吧。印度的這種多樣性也讓人挺印象深刻的。
Q:您認為各國不同的文化社會體系是如何影響不同國家的教育風格的？
周軼君：其實在片子當中幾乎所有的教育的風格政策，都是跟當地的文化背景有關的。比如說在以色列，他的這種創新和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所謂這種叫做虎刺巴，在教育當中這種非常直來直去的、一探到底的、不能夠有什麼虛偽和虛頭八腦的東西，確實是他們這個國家的生存之本。
他們的無論從軍事上還是國家的管理上，這個國家都太容易被錯誤，他們不能犯錯誤。如果這個國家的一個領導出現了錯誤，而大家不敢直來直去，相互指出這個錯誤的話，那很有可能就會導致滅頂之災。所以，他們才會有這樣一種非常直率的教育風格。
你也可以看到在日本，他們每一個人讓我比較覺得顛覆性的是，我一直以為他們提倡集體主義，但才發現他們教育當中的集體主義跟我們所接受的集體主義不太一樣，他們是做好每一個個體。就是每一個個體，你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這才是所謂的集體主義。所以才看到孩子從大概三四歲左右，他就可以完成自己早上起床的一套流程，而且非常講究禮儀，以及從小要講究一種精神面貌等等。這個跟我們之前所理解的集體主義，即步調一致，不太一樣。
Q：許多看過《他鄉的童年》的觀眾都在評論中提到對芬蘭「無競爭」教育模式的欣賞，在您看來，這種模式有何利弊？
周軼君：我們現在考慮的什麼叫好處和壞處，是我覺得中國的家長比較容易去討論的一個問題。但是，我覺得教育是一個特別長線的事情。我們現在所有的學校教育，說實話它都是一個基於中位數的（教育），除非天才班等這些特殊模式。一般普遍情況下來說，它都沒有一個絕對對一個個體產生所謂的好處和壞處。
所以芬蘭這種情況也是基於他的社會情況。它的人少，它的社會需要創意，那麼它這種無競爭模式可以（適用）。而且他們最根本的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感，就是學校對老師是信任的，家長對老師是信任的，學生對老師信任，那麼老師也信任學生。
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他們認為最好的學校就是離家最近的學校。當這種信任體系建立起來的時候，他自然而然相對來說就沒有那麼大的壓力。那麼，你說這樣的孩子會不會跑到其他社會當中，他就忽然顯得沒有競爭性呢？這需要看個體。芬蘭出了那麼多創意產業，像憤怒的小鳥、北歐家居設計等，其實競爭力都非常強。但你說會不會有些孩子就開始打遊戲，開始放任自我了？我認為也一定是有的。我們討論問題的時候都容易走極端，我們一說到一件事，就會看到他最極端壞的一面，或者是最極端好的一面，但真正的情況總是在兩者之間的。
Q：我們常常聽到「中國式教育」「西方教育」這類將國家/文化體系和它們的典型教育模式緊密聯繫起來的詞彙，您認為這類描述會刺激還是阻礙大眾對教育多元性的認知與探索？
周軼君：「中國式教育」和「西方教育」，這些大的詞彙的確是有時候代表了我們一定的共識。但是，像老子說的，名可名非常名。它就是一個詞，你叫它什麼名字的這麼一個東西。
它這個名字當中所覆蓋的含義一定是在變化當中的。我們通常說中國式教育，大家就會覺得是那種比較刻板的、競爭非常激烈的，而西方教育就是相對來說就是鼓勵個性的。實際上並不完全是這樣。我在拍了記錄片之後，更多地接觸到了一些中國教育領域的人，我發現中國很多現在正在興起的中國式教育是讓我大開眼界的。國內的有些做法做得非常先進、非常地好，也可以結合本土的特色等。所以中國式教育並不是一個貶義詞，而所謂西方教育呢，也並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我告訴你在歐洲有的國家，一些上一代人當他們尚在課堂裡的時候，還要被老師抽鞭子，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很驚訝。但真的是存在這樣的情況。所以他們的教育也並不是說對孩子都是呵護備至，他們實際上也有自己的特點。
Q：大自然是孩子最好的課堂」，您贊同這個觀點嗎？為什麼？
周軼君：我覺得大自然是每一個人最好的課堂。尤其是對很多文化藝術領域的人來講，師法自然嘛，中國人一直有這種說法，自然就是最好的可以訓練你的觀察、訓練你跟天地之間的這種感覺的地方。
但是所謂這個最好的課堂，對於孩子來講，他可能在大自然當中還是需要一些引導，引導他們怎麼去認識自然。當然你可以憑藉他們的天性去獲取一些感受，那麼他怎麼去表達、怎麼去獲得更多的認知，還是需要有引導。教育的課堂實際上也不僅限於學校，課堂是無處不在的，或者說教育本身就是沒有圍牆的。
Q:您認為職業教育應該普及到更幼小的年齡層嗎？為什麼？
周軼君：現在其實一直是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嘛，有的人認為大家都學一些普遍綜合的學科，再去選取一個特長；也有的人說是要從更低幼的年齡就開始分層，分成不同的方向發展。據我所知，在美國的話，他們現在的職業教育普及分層的相對年齡更低。這個問題還是得看個人，甚至有時候這種方法也要參考每個地方不同的行業需求。我自己認為，如果有這樣的選擇的話，我覺得一個社會裡面最好的辦法是能夠有不同的選擇，而不是只有一種選擇。
比如說以前很多人就批評過說考美院要英語達到多少分這個要求，大家覺得很不可理解。有的人可能在美術方面特別有天賦，可是英語就不好，似乎英語好對於他們未來的發展來說也不是一個必要的技能，甚至可能會抹殺到他們繪畫方面的天分。
因此，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要有選擇。有一句詩叫做不拘一格降人才嘛，應該是說提供不同的選擇，然後讓孩子或者父母能夠去找一條最適合他們的道路，而不是說怎麼分層最好。因為確實有的人就是在某一方面的天分特別強，其他特別弱，而有的人呢，他需要一種積澱和積累之後再往一條道上走。我拍完這個紀錄片到包括現在對教育有了更深理解之後，就覺得，每一個受教育者實在是太不相同了。
Q：如何培養孩子的團體服務意識？如何平衡個體教育與集體教育的關係？
周軼君：如何培養孩子的團體服務意識，如何平衡個體與集體教育的關係，這可能在日本這一集就講得非常充分了。就像我剛才講過的，他們認為首先做好了一個個體是首要，團體服務的意思其實不是強加來的。實際上，這個觀念在幾乎每一種文化當中，你都可以找得到。但關鍵是我們怎麼去講、怎麼去讓人體會到。
其實中國人的文化當中也有很多（這種觀點），特別是當我們說老吾老及人之老、將心比心等等。其實最重要的是，不是要給他們灌輸一個概念，說你必須要為別人、你要為別人服務、你必須要怎麼樣，不是口號式的標語式的，而是說你跟別人產生一種通感，你能感受到別人的需求，這個可能就是一個更加自然的事情。
Q：未來是否有繼續拍攝教育類紀錄片的計劃？
周軼君：《他鄉的童年》今年原來是計劃要拍第二季，由於疫情的關係，確實這個計劃現在是受到了進度上的影響。但是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我們還是會繼續做的，並且會把由於疫情對教育產生的一些新的思考和新的矛盾也考慮進去。未來拍攝的話，我覺得可能我們拍的內容會不僅僅是直接講教育，實際上我現在發現所有的話題，所有我們向這個世界學習的東西其實都可以轉化為教育的內容。
因為其實不是大自然是最好的課堂，我覺得這個世界就是我們最好的課堂。
採訪 | 賓夕法尼亞大學校園團隊成員 Chloe
特別鳴謝 | 周軼君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