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的楚辭學著作是宋學時代楚辭研究的典範之作，成功地開闢了楚辭研究的宋學方法與模式。朱熹的楚辭學是在對以往楚辭學的批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揭示大義、強調研究的現實意義是朱熹做學問的基本方針。在楚辭研究中，朱熹注重作品大義的梳理而不凝滯於細枝末節的訓釋，能宏觀把握、通透理解而較少牽強穿鑿。擁有一套系統的理學思想，有著科學的讀書方法，是朱熹楚辭研究能突破陳規，取得突出成績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朱熹；楚辭研究；《楚辭集注》
一 朱熹對以往楚辭學的批判朱熹的楚辭研究具有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其《楚辭集注》（包括《辯證》《後語》）是宋學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楚辭研究著作，在楚辭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朱熹楚辭學成就是在批判和繼承前人研究的基礎完成的。朱熹在《天問》的題解中表明了自己的對以往楚辭研究的態度。他說：
此篇所問，雖或怪妄，然其理之可推，事之可鑑者，尚多有之。而舊注之說，徒以多識異聞為功，不復能知其所以問之本意，與今日所以對之明法。至唐枊宗元，始欲質以義理，為之條對，然亦學未聞道，而誇多衒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以是讀之常使人不能無遺恨。若《補註》之說，則其厖亂不知所擇，又愈甚焉。今存其不可闕者，而悉以義理正之，庶讀者之有補雲。[1]p49
「存其不可闕者，而悉以義理正之」雖是針對《天問》註解而言，但其實也代表了朱熹對待以往楚辭研究的整體態度。「存其不可闕者」是對以往楚辭研究成果的繼承，主要體現在對名物訓詁成果的繼承上。從《楚辭集注》中我們可以看出，朱熹對字詞名物的註解大部分繼承了王逸和洪興祖的研究成果，少部分有糾正。這代表了朱熹對王逸、洪興祖等人的楚辭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當然這也與名物訓詁的客觀性有關。「悉以義理正之」表明的是朱熹對以往楚辭研究的批判態度，朱熹認為以往楚辭研究最大的毛病就是穿鑿附會，不通文義，註疏繁雜不知所擇，義理不彰。朱熹想做的就是從文章義理出發，糾正前人註疏的穿鑿雜亂之弊，使讀者能清楚明白地弄清楚辭的大義與作者的性情。
朱熹楚辭研究的特點主要表現在與以往研究的不同上，換言之，朱熹楚辭研究的特點是在對以往研究的批判中體現出來的，集中體現於他試圖彌補以往楚辭研究之不足的著力點上。
那麼，我們先來看朱熹對以往楚辭研究的批判。朱熹批判矛頭所指主要是王逸的《章句》與洪興祖的《補註》，其次是五臣注，這些是前朱熹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楚辭研究成果。在《楚辭辯證》中，朱熹主要以批判以往的研究為主，時刻針對王逸與洪興祖等研究者發難，指責最多的就是他們注釋時的穿鑿牽強與不通文義。在此，我們可以稍加例舉：
王逸以靈瑣為楚王省閣，非文義也。[1]p179
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己，蓋欲己與之同，既不許之，遂使閽見拒而不得見帝。此為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據而生此也！[1]p180
卒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注家曲為比類，非也。[1]p184
「吾乘桂舟」，吾，蓋為祭者之詞。舊《注》直以為屈原，則太迫。《補註》又謂言湘君容色之美，以喻賢臣，則又失其章指矣。[1]p186
「女嬋媛」，舊注以為女嬃，似無關涉，但與《騷經》用字偶同耳。以思君為直指懷王，則太迫，又不知其寄意於湘君，則使此一篇之意皆無所歸宿也。[1]p186
「心異媒勞」，王《注》以為與君心不同，則太迫而失題意。《補註》又因輕絕而謂同姓無可絕之義，則尤乖於文義也。[1]p187
「夫人兮自有美子」，眾說皆未論辭之本指得失如何，但於其說中已自不成文理，不知何故如此讀書也？[1]p188
從以上的摘錄中我們看到了很多諸如「非文義也」、「穿鑿之甚」、「曲為比類」、「太迫」、「失其章指」、「一篇之意皆無所歸宿」、「太迫而失題意」、「乖於文義」、「不成文理」等批語。概括起來就是穿鑿牽強、不通文義。朱熹在《楚辭集注》的序言中也總結了王逸、洪興祖等人註解《楚辭》時的弊端及原因，他說：
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註》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捨，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嘆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2]
朱熹認為，王逸、洪興祖等以往學者的楚辭研究之不足主要體現在「迂滯而遠於性情」「迫切而害於義理」，而原因則在於讀書時不能沉潛反覆、嗟嘆詠歌，注釋時又旁引曲證，牽強附會。
在朱熹看來，以往楚辭註疏之穿鑿不通主要是研究者不合理的讀書方法所造成的，他多次批評這些人讀書不得其法。如，朱熹曾說：
大抵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為之說，故其滷莽有如此者。況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餘因為辯之，以為覽者能因是以考焉，則或泝流求源之一助也。[3]
朱熹認為後人讀前人之書，很少有能「沉潛反覆以求本義」的，大多是未得本義而「以己意輕為之說」的魯莽者。朱熹認為以往楚辭研究者就是如此，只停留於賞玩表面的浮華辭藻而不能深入探求《楚辭》底蘊，導致楚辭研究中穿鑿附會、不通文旨者比比皆是。
除了讀書方法存在問題外，朱熹認為解經方法的不科學也是造成以往楚辭研究的曲證衍說、重複繁瑣、不通文義的重要原因。朱熹在《楚辭辯證》中說：
凡說詩者，固當句為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故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今王逸為《騷》解，乃於上半句下，便入訓詁，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義，而再釋之，則其重複而繁碎甚矣。《補註》既不能正，又因其誤，今並刪去，而放《詩傳》之例，一以全章為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章內之意雲。[1]p174
朱熹指出王逸等人釋《騷》時以半句為斷，下半句下又要通上半句文義，致使注釋重複而繁碎。針對這一弊病，朱熹仿《詩集傳》的體例，註解楚辭時，以「全章為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章內之意」。因為在朱熹看來，「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這其實已涉及楚辭研究的體例問題。
結合以上所引全部材料，我們可以把朱熹的意思概括一下。朱熹認為以往楚辭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弊病：註解有時穿鑿附會，不符文義而強為之說，不識文章大旨；注釋重複繁瑣，只見訓詁字義而湮沒全章大義。朱熹認為造成這種弊病的原因就在於以往研究者讀書時不能反覆涵泳、深入體察，不得作者性情與文章義理；解書時半句為斷，前後重複，且只重名物訓詁和字義釋解，不通文義，見木不見林。
朱熹抓住的其實就是漢學的基本病症。自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後，解經就成了一門專業的技能和謀求利祿的通道，漸漸呈現出兩方面的嚴重弊端。一方面，解經者旁求曲引，以示博學，五經註解越來越繁瑣，「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4]，最後發展為為解經而解經，忘了解經是為了通經用經之初衷，經之大義湮沒不聞。另一方面，一切以五經為價值標準，讀書辦事，生搬硬套，牽強附會，以致膠柱鼓瑟，穿鑿難通，束縛了思維，阻礙了創新。這樣的解經方法與學術風氣，一直延續至宋前，這期間的楚辭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儘管早在東漢就有人意識到了漢學的這些病症，但處於這樣一種大的環境之下，很少有人能超拔而出，不受其影響。直到宋代，隨著疑經變古思潮的普遍興起，自漢以來的章句訓詁之學才漸漸被突破，新的闡釋方法才得以產生。洪興祖等人的楚辭研究相對於漢人來說雖已有了不同，但由於當時還缺乏成體系的理論指導和更合理的註解體例，其楚辭研究始終處於王逸《楚辭章句》的籠罩之下，未能完成楚辭學由漢學階段向宋學時代的過渡。歷史把最終扭轉楚辭學闡釋模式的任務交給了朱熹。作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具有系統的理論指導，擁有明確的批判意識和強烈的破立精神。朱熹在有意識地破除了以往楚辭研究陳腐模式後，又鮮明地樹立起新的闡釋原則與闡釋方法。
二 朱熹楚辭研究的整體特點
有破才能有立，破是為了立。朱熹在對以往楚辭研究的批判中建立起自己的新的研究原則與方法。在研究原則上，朱熹以見作者性情、明文章義理為宗旨。在研究方法上，朱熹克服了以往研究者的不足，既能從宏觀上來把握文章大旨，又能深入涵泳作品，領會作者用意，避免穿鑿；破除繁瑣曲證之註疏，極少徵引文獻，而是直尋文章意旨，揭示文章義理。這是朱熹楚辭研究最主要的特點。
朱熹楚辭研究的以上特點或曰目標的實現，是有體例上的保障的。朱熹在註解楚辭時，以章為單位，先解釋字詞，再通講全章義理，避免了以半句為斷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弊端。這樣便於串通義理，同時也消除了註解重複繁瑣的毛病，使注釋變得簡潔明了。
為了更好地說明朱熹楚辭研究的特點，我們可以舉例對比一下王逸、洪興祖與朱熹的注釋：
帝高陽之苗裔兮，德合天地稱帝。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系》曰：顓頊娶於騰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徵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以為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補曰：皇甫謐曰：高陽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劉子玄《史通》云：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離騷經》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至馬遷、揚雄、班固，自敘之篇，實煩於代。朕皇考曰伯庸。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補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唐五臣注《文選》云：古人質，與君同稱朕。又以伯庸為屈原父名，皆非也。原為人子，忍斥其父名乎？攝提貞於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於，於也。正月為陬。補曰：並出《爾雅》。陬，側鳩切。惟庚寅吾以降。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寅為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補曰：《天問》云：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後益作革，而禹播降？《九嘆》云：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匈匈。降，乎攻切，下也。見《集韻》。《說文》曰：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為夫婦。裹妊於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淮南子》注同。皇覽揆餘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始也。覽，一作鑑。一本餘下有於字。五臣云：我父鑑度我初生之法度。肇錫餘以嘉名。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名餘曰正則兮，正，平也。則，法也。字餘曰靈均。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體、定心意也；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五臣云：靈，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則，善平理。補曰：《史記》：屈原名平。《文選》以平為字，誤矣。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禮記》曰：三月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既冠以字之，成人之道也。《士冠禮》云：賓字之曰：昭告爾字，爰字孔嘉。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以上選自《楚辭補註》）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陬，側鳩反，又子侯反。降，葉乎攻反。此章，賦也。德合天地稱帝。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傳國至熊通，始僭稱王，徙都於郢，是為武王。生子瑕，受屈為卿，因以為氏。苗裔，遠孫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為遠末子孫之稱也。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稱之。皇，美也。父死稱考。伯庸，字也。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世有令名，以至於己，是恩深而義厚也。攝提，星名，隨鬥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正月為陬，蓋是月孟春昏時，鬥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為名也。降，下也。原又自言：此月庚寅之日，己始下母體而生也。皇覽揆餘於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覽，一作鑑。餘下一無於字。賦也。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度之度，猶言時節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為美稱耳。《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二十則使賓友冠而字之。故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以上選自《楚辭集注》）
以上所引兩段材料，分別為《楚辭補註》與《楚辭集注》對《離騷》前八句的注釋，代表著兩種注釋風格。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不同來。首先，在體例上，前者半句為斷，後者則以兩整句為一章，每章為斷。以半句為斷的弊端是正文支離，讀者閱讀半句正文後就扎入了繁瑣的註疏中，對正文很難有較為完整的把握。而以章為斷，正文至少以章為單位出現，每章有較為完整的意思，有利於讀者更好地把握正文內容。其次，在註疏的繁簡上，兩者存在明顯的區別，前者的註疏遠遠多於後者。《集注》的註疏簡明扼要，但該注釋的都注釋了，其簡要並非缺漏造成，而是因為少了王逸、洪興祖的廣泛徵引。朱熹在注釋中極少徵引文獻，只有為了使注釋更清晰不得不徵引文獻時才徵引。以上所引的注釋中，朱熹只在一處徵引了文獻，即引「《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來說明名乃父命。朱熹的注釋完全是為了更好地理解正文服務的，其註解目的十分明確，對那些難以考證、無法說清卻又無關大義宏旨的問題，朱熹往往闕而不論，採取存疑的態度而不強為之解。這也使得其注釋精簡而少枝蔓。而王逸、洪興祖的注釋之所以如此繁複，主要由於他們徵引文獻時並非點到為此，而是旁徵博引，且徵引文獻並不只是為了疏理文意服務，還存在其他目的，比如匯聚相關材料、保存不同觀點、為註疏提供文獻支持等。總之，註疏不只是注釋正文的手段，其本身也成了目的之一。比如，上文所引用材料中，王逸注「考」：「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父死稱考」已經完全可以解釋清楚「考」字的意思，其所引《詩經》的例子根本無益於加深對「考」字的理解。之所以仍要徵引，是受漢人經學思想的影響，習慣用五經來印證其他文字。王逸在此引《詩經》例子，就是要說明《楚辭》不違五經，屈原不違聖人之意，以此來表彰《楚辭》和屈原；同時，以《詩經》中的例子來證明自己註疏的正確性與權威性。洪興祖《補註》本以補王逸註疏之不足為初衷，所徵引文獻在王逸的基礎上又補增了不少，其目的當然也不只是為了解釋正文，至少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展示相關的文獻和不同的觀點，以補充和豐富王注。如上文所引，《補註》釋「惟庚寅吾以降」時，徵引文獻曰：「《天問》云：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後益作革，而禹播降？《九嘆》云：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匈匈。降，乎攻切，下也。見《集韻》。《說文》曰：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為夫婦。裹姙於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淮南子》注同。」其中所引《天問》《九嘆》的例子並非為了注釋，只是在類舉相似的用法。而所引《說文》也只是在王逸所引《孝經》觀點之外，補充了另一種說法而已，至於「《淮南子》注同」等釋語更於理解文意無補，純屬搜羅文獻。在這種朱熹稱之為「旁引曲證」之中，注者忘了自己為何而注，陷入了為注而注，令讀者墜入其中而難知文本原意，不利於曉暢正文義理。朱熹的注釋以簡注為主，在注完字音字義後再梳通文章義理，把握正文大義。注釋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通文章大義，讓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意旨。
△朱熹《楚辭集注》 資料圖片
為了進一步做到注釋簡潔，避免繁瑣，便於讀者把握大要，但又不至於漏掉對重要問題的深入討論，朱熹還匠心獨用，創《辯證》體例，使之與《集注》互為補充，相輔相成。朱熹說：
餘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詁文義之外，猶有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沒溺而失其要也，別記於後，以備參考。[1]p171
《集注》與《辯證》相結合的體例，使楚辭研究在正文義理的闡釋與名物訓詁的考辨兩方面不至於相互制約，而是相得益彰。如關於「攝提貞於孟陬兮」的注釋，朱熹在《集注》中注曰：「攝提，星名，隨鬥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正月為陬，蓋是月孟春昏時，鬥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為名也。」只非常簡要地註明各字詞的意思。而在《辯證》中，朱熹又補充了這樣一段：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為屈子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之為說，援據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即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星，隨鬥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於孟陬，乃謂鬥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為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於二字亦為衍文矣。故今正之。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注云：「攝提左右六星，與鬥柄相直，恆指中氣。」[1]p174
朱熹在此廣徵文獻，詳細地批駁了王逸的觀點，充分而有力地論證了自己的在《集注》中只簡單提出的說法，使讀者能夠詳盡地深知其註疏背後的理據。《集注》與《辯證》相互支撐，既是各具特色的獨立單位，又是緊密相關的統一整體。除此之外，朱熹還在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的基礎上，選先秦至宋的楚辭作品編為《楚辭後語》，對楚辭發展史作了整體的觀照。《集注》《辯證》與《後語》三位一體，形成了一個較為完備的楚辭研究體系。
此外，朱熹楚辭研究的特點還表現在評價作家作品時，注重對作家的道德批判和對作品的情感內容的關註上。比如，朱熹對屈原作品的闡釋就注重對屈原忠君愛國思想的表彰。在《後語》中選錄揚雄、蔡琰等人的作品作為反面教材，就是因為在朱熹看來，這兩人在品行上都存在有失節操的缺點。可知，朱熹評價楚辭作家時，注重道德批判。而朱熹將原十七卷本《楚辭》刪去《七諫》《九懷》《九嘆》《九思》等四篇，加入賈誼的《吊屈原賦》《鵩鳥賦》兩篇，其理由就在於前四篇雖形式上為騷體，但「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1]p172；而賈傅二賦，雖形式上不是代言體，但在情感內容上都屬上乘①。從此就可知朱熹評價楚辭作品時，重內容而輕形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朱熹的楚辭研究具有強烈的現實功用目的，朱熹研究楚辭不只單純學術研究，更是為了批判現實、教化世人、為現實立法。這在後文我們還有深入討論，此處從簡。
總的說來，朱熹楚辭研究重義理的揭示，旨在闡明楚辭之中的「大義」，能從整體上宏觀把握作家作品，擺脫傳統的繁瑣章句，注釋以簡潔明了為特色，訓詁為義理闡發服務。然而，朱熹對楚辭義理的闡發並非先入為主地將一廂情願的主觀思想強加於楚辭，而是通過認真全面的閱讀、涵泳之後，在弄清各個細節之後，自然得出對義理的提煉。
三 朱熹楚辭研究特點的成因
除了大的時代背景等因素外，今人在論述朱熹楚辭研究的特點及成就時，往往喜歡簡單地把原因歸為朱熹能突破經學視角、最早以文學的視角來研究楚辭。其實在朱熹那裡未必有什麼自覺的經學視角或文學視角，朱熹只是注重讀書，善於讀書，並能擺脫註疏束縛，全面深入的體察文章本義而已。朱熹的楚辭研究法是其讀書方法的一個具體反映。朱熹經常談到讀書方法問題，在《朱子語類》中就有兩卷是專門討論讀書之法的。朱熹的學生曾將朱熹關於讀書的言論編為《朱子讀書法》四卷，把朱熹讀書法總結為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5]。朱熹主張讀書要熟讀精讀，逐字逐句弄透，使其語言若出於己口，爛熟於胸，而不可貪多浮泛，草草應對。朱熹曾說：
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讀書要自家道理浹洽透徹。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讀精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為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仔細，逐句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工粗滷，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6]p313-330
從這些語錄中我們可以看出朱熹讀書的認真態度。正是朱熹的這種熟讀精思、不留任何知識死角的讀書法使其對楚辭及以往的楚辭註疏都爛熟於胸，從細節到整體都有深切的認識和體悟，所有的楚辭作品均如從自己心中流出一般；正是這種比其他學者更為認真更為科學的讀書法使得朱熹在楚辭研究中不論是名物訓詁還是義理闡釋都顯得更為合理。
朱熹「虛心涵泳」的讀書法也在楚辭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謂「虛心」就是讀書時靜心專一，內心虛靜，不帶雜念，不先入為主；「涵泳」是指全身心融入，沉潛其中，與作品打成一片，反覆體察玩味。朱熹說：
大抵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遊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渉私意穿鑿而不免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7]
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少刻都錯了。又曰：虛心切己，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已自然體認得出。
凡看書須虛心看，不要先立說。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後又看一段，須如人受詞訟，聽其說盡，然後方可決斷。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6]p313-330
只有虛心才能得文章本義，不夾雜研究者的主觀臆測。只有涵泳才能切實體察到作者的用意，品味到文章的妙處。熟讀精思、虛心涵泳的讀書法要求對文章反覆玩味，既精熟於字詞句的每個細節，又能看「文勢語脈」[6]p327，認識到文意「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8]的特點，從整體上來把握作品的本義。正是在這種讀書法的指導下，朱熹的楚辭研究才能做到既能深入體察，又能宏觀把握；才能在精通名物訓詁的基礎上，更為合理通透地明文章義理，見作者性情。
可以說朱熹楚辭研究之所以能取得不凡的成就，呈現出與以往研究不同的特點，就在於朱熹重視讀書，並擁有一套完整而科學的讀書方法。那朱熹為何如此重視讀書，又為何能有如此系統科學的讀書方法呢。這又與其整個理學體系是緊密相關的。可以說，讀書窮理是其理學體系的最終的落腳處。一些研究者認為，理學家的身份對朱熹的楚辭研究起了束縛作用。事實上，理學家的身份是朱熹能全面清算以往楚辭研究的功過，突破固有的研究模式，將楚辭研究推向一個新階段的重要原因。
在朱熹的理學體系中，理是宇宙本體，是最高的概念，明理、踐理是最終的追求；讀書應事是明理的手段。與心學代表陸九淵不同，朱熹十分注重讀書，朱熹理學屬於向外求的客觀理性主義。朱熹理學用「理一分殊」的概念來解釋宇宙本體與萬物之性、一理與萬物的關係。認為雖然天地萬物俱是一理，但散在萬物卻是萬物各具一理。總的看來，萬物之理是相通的統一之理，分而察之，萬物又各有各的理。朱熹常以太極來稱宇宙本體和天地萬物之理。他說：
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9]
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10]
統體一太極即「一理」，物各具之太極即「分殊之理」。「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說的就是一理與萬理的關係。朱熹又說：
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11]
萬物之理雖殊，但歸結起來其實只是一理，或曰萬物不同的分理中貫穿著一個普遍的原理，即是「理一」。但不能因為理一而不重分殊，相反，要達到對一理的認識，就得積累對萬物殊理的認識，最終貫通而體會到萬物一理。也就是說一般性與特殊性相統一，認識一般性得通過了解特殊性來實現，了解了一般性，並不等於知曉了萬物的特殊性，不能因為掌握了一般性而置特殊性於不顧。即不能只知理一，而不察分殊。懂得理一不難，難就難在對分殊的理會上。所以，朱熹重視分殊更盛於重視理一。朱熹的為學方法就是主張由分殊而達一理，反對憑空理會，主張做格物窮理的踏實工夫。他說：
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萬緒都理會過，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不去理會那萬理，只去理會那一理，只是空想像。（筆者按：此本脫「只是空想像」。）[12]
要認識分殊之萬理，就得格物以窮理。所謂格物，朱熹在《大學章句》中解釋道：「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13]格物就包括窮理，且窮理必須窮至其極。格一物就要窮盡一物之理，不能留死角。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日積月累，自然貫通，達到對理一的體認。而格物窮理的主要手段就是讀書、應事。窮理是讀書的目的，窮理要窮至其極，讀書時就得對每字每句都反覆玩味，窮盡其中之理，最終窮盡文章之理，不可含糊穿鑿。這就是朱熹讀書要反覆涵泳的理論依據，也是其楚辭研究既能在宏觀上以揭示義理為宗旨又能在微觀上沉潛吟詠、重視字詞訓詁的最終哲學基礎。
總之，作為理學家的朱熹，以其成熟的理學思想為指導，完成了其對以往楚辭研究的批判和對新的楚辭研究模式的建構。朱熹楚辭研究的特點與成就的最主要原因就在於他擁有一套當時最為合理先進的哲學思想體系。以往研究者認為理學家的身份束縛了朱熹楚辭研究的觀點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四 結論
朱熹楚辭學是在批判以往楚辭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朱熹看來，以往楚辭研究註解穿鑿附會，不符文義而強為之說，不識文章大旨；注釋重複繁瑣，只見訓詁字義而湮沒全章大義。朱熹認為造成這種弊病的原因就在於以往研究者讀書時不能反覆涵泳，深入體察，得作者性情與文章義理；解書時半句為斷，前後重複，且只重名物訓詁和字義釋解，不重義理提煉，見木不見林。朱熹針對以往楚辭研究的不足，在自己的研究中注重對作品義理的揭示，以闡明「大義」為宗旨，能宏觀把握作家作品，注釋簡潔明了，訓詁為義理服務，具有強烈的現實功用目的。科學的讀書法與系統的理學體系使朱熹楚辭學能在很大程度矯正傳統楚辭學的偏失、形成自己的特色。朱熹「熟讀精思」與「虛心涵泳」等讀書法使他對楚辭及以往楚辭註疏都爛熟於胸，從細節到整體都有深切的認識和體悟，能儘量體察文章本義，做到既能細緻深入，又能宏觀把握，在精通名物訓詁的基礎上，更為合理通透地闡明文章大義，見作者性情。在這科學的讀書方法背後，朱熹有一套系統的理學理論作支撐。朱熹理學思想以認識天理，追求人與天理的統一為最終目標，但著力點卻在讀書應事上。所以說，朱熹理學家的身份是朱熹楚辭研究能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而非阻礙。(作者簡介：謝君（1984- ），湖南新化人，文學博士，中國屈原學會理事，《中國楚辭學》編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師，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及文獻研究。)本文原載於《職大學報》2017年第01期
注釋
①《楚辭》一集有著明顯的編選原則，其所收錄的作品除了屈原自作外，其他都是以屈原之口吻而作的代言體。這一編選原則純屬形式上的要求。朱熹一改常規，注重從內容上來收錄作品，是對以往編選原則的顛覆。
參考文獻
[1]（宋）朱熹撰，李慶甲校點：《楚辭集注·楚辭辯證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宋）朱熹撰，李慶甲校點：《楚辭集注·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頁。
[3]（宋）朱熹撰，李慶甲校點：《楚辭集注·楚辭辯證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02頁。
[4]（漢）班固著，（唐）顏師古註：《漢書·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23頁。
[5] （宋）張洪、齊熙：《朱子讀書法·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4頁。
[6]（宋）朱熹：《朱子語類》卷十，《讀書之法上》，《朱子全書》第十四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宋）朱熹：《答胡伯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三）》卷四十六，《朱子全書》第二十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9頁。
[8]（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五，《朱子全書》第十七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2頁。
[9] （宋）朱熹：《太極圖說解》，《朱子全書》第十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頁。
[10]（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九十四，《朱子全書》第十七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7-3168頁。
[11]（宋）朱熹：《答餘正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卷六十三，《朱子全書》第二十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0頁。
[12]（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七，《朱熹全集》第十八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92頁。
[13]（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頁。
製作：伊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