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一字魯源，號左盦，江蘇儀徵人。他深受家學薰陶，著述豐贍，「凡關於論群經及小學者二十二種，論學術及文辭者十三種，群書校釋二十四種，除詩文集外，率皆民元前九年以後十五年中所作」，被稱為「揚州學派」的殿軍。劉師培關於楚辭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南北學派不同論》、《文說·宗騷篇》、《楚辭考異》三部著作中。作為站在中西思潮交匯處的學者，他一方面堅守傳統，以小學的方法研究楚辭，務求接近楚辭原貌；另一方面提出「宗騷」的研究觀念，並以開放的心態吸收西學中的「文學地理論」方法研究楚辭，實現了對楚辭研究傳統的突破。
一、 打破傳統：確立「宗騷」的文學研究視角
中國傳統楚辭學，從漢代起就確立了依「經」評騷的基調，即以儒家怨刺精神和中庸思想作為價值標準。劉安、王逸、楊雄等可為代表，之後，劉勰對此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總結，認為其符合風雅者為「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四事；異乎經典者亦四：「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明確提出了「宗經」的文學評判標準。
長期以來，傳統楚辭批評的焦點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強調楚辭對經學的依附地位，以「文以載道」的標準附會楚辭的教化作用，忽視楚辭獨立的審美價值；二是否定楚辭瑰麗的文辭特點；三是否定楚辭浪漫主義的想像特點。這對楚辭批評產生了深遠影響。宋代的楚辭批評重義理，明代楚辭批評對此有所突破而對楚辭的文學性進行關注，但清代楚辭批評逆轉了這種思潮，以義理闡釋和樸學為主要特徵。整體而言，楚辭批評還是沒有超越「宗經」的範圍。劉師培獨具慧眼，他大膽否定劉勰「楚騷……異乎經典者」的觀點，認為「粵自風詩不作，文體屢遷，屈宋繼興，爰創騷體，擷六藝之精英，括九流之奧旨，信夫駢體之先聲，文章之極則矣」，高度肯定楚辭相對於經學的文學地位和審美價值，將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視為「情文相生」的文學典範，是為「宗騷」，較為徹底地打破了「宗經」傳統。
（一）楚辭的上源實為多元
劉師培突破傳統「詩源說」，將《楚辭》中的具體篇目、內容與《六經》、諸子對照，考證楚辭的上源不僅有六經，還有諸子，從根本上打破楚辭對經學的依附關係。
1. 楚辭體兼《六經》
劉師培認為楚辭作為賦體文章之祖，體兼「六經」。他指出：「自戰國之時，楚騷有作，詞鹹比興，亦冒賦名，而賦體始淆。賦體既淆，斯包函愈廣。故『六經』之體，罔不相兼。」[4]93他將《楚辭》中的具體內容與六經進行對比，認為其「理窮奧衍，術試雜佔」出自易教；心懷忠義，思慕明君賢臣，是《尚書》微言大義的體現；《湘君》、《哀郢》、《離騷》，為「詩教之正」；《招魂》、《大招》中的祭祀內容為「禮教之遺制」；《九歌》、《招魂》所體現的音樂特徵是「樂教之遺意」；《天問》中對夏商周三代興亡的追問，為「春秋之精義」。劉師培探索楚辭多元化的創作機制與審美特質，實際上是分離了經學與文學，凸顯文學的獨立性，不可不謂是一種進步的文學觀點。
2. 楚辭囊括諸子
清代的章學誠提出賦體源於諸子百家的觀點：「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對問，《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劉師培進一步發展了章氏觀點，對《楚辭》中的具體內容進行分析，證明了楚辭對諸子的繼承關係。劉氏認為楚辭的立意宗旨起源於儒家；瑰麗大膽的想像源於莊子列子；惜時樂天之情源於楊朱；儀式禮制起源於墨家；楚辭中的主客對答，近於法家；汪洋肆肆的語言，近於先秦的小說家。
劉師培結合楚辭的具體內容與表現形式，對生成楚辭的文化因素進行考鏡源流，比較符合楚辭生成與發展的歷史實際。他將楚辭從經學的依附地位中解放出來，將其視為文章之祖，極大地提高了楚辭的文學地位和審美價值，對楚辭研究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楚辭為「情文相生」的典範
「情文相生」語出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所謂情文相生，就是作家內在情感要與外在的藝術表現相統一，其理論背景是南北朝時文學的自覺，是對「文以載道」儒家文藝觀的顛覆。
劉師培承襲並發展了這一觀點，認為楚辭是「情文相生」的典範。
1. 肯定《楚辭》的文辭之美
宗經的文學批評思路使得傳統楚辭批評否定楚辭的文辭之美，劉勰的觀點可為代表，他認為「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在他看來，文學的正道在於麗而雅的《詩經》，「驚彩絕豔」的楚騷傳統是文壇淫靡之風的肇始。
劉師培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反駁。首先，他肯定「文」作為飾觀、審美引起人的感官愉悅，符合接受主體———人的自然需要，「人性之能，別聲被色而已。聲弗過五，而生變比音，弗可勝奏；色弗過五，而成文不亂，不可勝宣」。其次，劉師培繼承「詩賦欲麗」審美追求，認識到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應區別於一般應用文章的語言。他高度肯定楚辭因「騁辭」而體現的奇豔文採，「屈、宋《楚辭》，憂深思遠，上接風雅之遺，下啟詞章之體，亦中國文章也，惟文學臻於極盛，故周末諸子，卒以文詞之美，得後世文士之保持，而流傳勿失」。第三，認為屈宋所開創的獨特審美風格直接啟發、影響了後世賦體文章。他說「若中壘《世頌》之篇，賈生《惜誓》之作，淵源有自，鹹出於《騷》；故王逸作注，兼採景唐之什，昭明選文，詳徵屈、宋之詞」，肯定楚辭對後代賦體的深遠影響。
2. 肯定楚辭真實而略帶偏執的情感
劉師培強調「情文相生」的觀點，脫離了傳統楚辭批評道德評判範疇，轉而從文學表現的需要來肯定作家個性，肯定作家情感對作品的決定作用。
劉師培特別讚賞潘安的誄文，其云：「潘安仁之誄文，純表心中之哀思，以空靈勝，情文相生，非客觀所能有，故能獨步當時，見稱後代也。」並由此對「情文」相生的作文方法進行具體闡述：「夫誄主述哀，貴乎情文相生，而情文相生之作法，或以纏綿傳神，輕描淡寫，哀思自寓其中；或以側豔表哀，情愈哀則詞愈豔，詞愈豔音節亦愈悲。」即無論哀情還是豔情，都需情發由中，必須是作家真實情感的流淌。
劉師培高度肯定楚辭激蕩的情感，認為楚辭是「情文相生」的典範。他說：「故知楚詞之書，其用尤廣，上承風詩之體，下開詞賦之先……惜漢魏以下，效法者稀：則以立言之旨，情文相生。後世詩人之作，情勝於文；故樸而不華；賦家之作，文勝於情，故華而不實。」屈原在受到極度打擊下創作楚辭，因此，體現出來的情感較一般詩歌更為熱烈深沉，在整個中國詩史中少有媲美者。在劉氏看來，後代擬騷之作，或情勝而詞拙，失之於華；或詞浮於情失之於實，皆非屈、宋之正宗，唯有《洛神賦》、《北徵》、《哀江南賦》、《歸去來辭》，差可比擬。可見，劉師培評價的角度是文學的而非道德的。
劉師培提出的「宗騷」論，是對傳統「宗經」批評方式的重大變革。他肯定楚辭的上源實為多元，並從文學角度研究楚辭，使楚辭批評超越了傳統儒家怨刺、中庸立言的局限。但同時，劉師培的楚辭源流研究並未完全擺脫「騷從詩變」之說，其「情文相生」實際上是用駢文的評價標準來審視楚辭，體現了劉氏對阮元駢文史觀的繼承。
二、 援引西學：推動楚辭「文學地理論」研究
19世紀下半葉，以法國斯達爾夫人《論文學》、法國丹納《英國文學史·序言》、《藝術哲學》等為代表的著作中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對西方文藝理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學地理學說隨西學東漸的潮流，被引入到中國傳統文學研究中，劉師培即為其中的代表之一。
（一）南北文學不同論的主要內容
南北文學不同論為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中繼總論、南北諸子學不同論、南北經學不同論、南北理學不同論、南北考證學不同論的第六章，關於楚辭的部分主要是分析了南北文學不同原因和以楚辭為代表的南方之文的特點。
1. 南北不同文風形成的原因
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劉師培從語音的角度切入進行論證：「陸法言有言：『吳楚之音時傷清淺，燕趙之音多傷重濁。』此則言分南北之確證也。……聲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與北方迥別。」劉師培認為語音是文學藝術中的重要因素，吳楚為南方語音的代表，其特點為「清淺」；燕趙為北方語音的代表，其特點為「重濁」；南北語音的巨大差異形成了不同文風。
劉師培認為地理環境對居民性格、民間風俗、文化特徵形成有重要影響：北方多厚土深林，深廣土地形成了崇尚實際的民風，表現在文章中，即以記事和說理見長；南方多為澤國，縹緲水汽形成了多浪漫想像的民風，表現在文章中即以言志和抒情見長。
劉師培抓住語音和地理環境的不同，對南北文學不同的原因進行分析，其闡釋是比較深刻的。前者顯示了劉師培對文學作品為語言藝術的本性認識，後者反映了劉師培對客觀地理環境、創作主體性格心理特徵、文學作品風格之間關係的深刻把握。
2. 楚辭作為南方之文代表的特徵
劉師培認為《詩經》三百篇，因產地的不同而「區判北南」，表現出不同的風格：「《雅》、《頌》、《國風》皆為北方之文」，多樸質、典雅、嚴謹，反映了中原「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特徵；《周南》、《召南》主要產生於南方，與「二雅迥殊」，在詞章結構上鋪陳繁複「厥制益繁」，同時充滿浪漫的想像，「構造虛詞，不標實跡」，「二南」鮮明的特徵為楚辭所繼承。
楚辭與《詩經》中的「二南」同源，迥異於北方之文的「雅」，在雲夢之澤、江漢之野的薰染下，呈現出「託詞喻物」、「荒唐譎怪」的特點。劉師培對這種文學特徵給予大膽肯定，認為《楚騷》「南方之文，此其選也」，將楚辭視為南方文學的代表，極大地提高了楚辭的文學地位。
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靈修，芳草美人，託詞喻物，志潔行芳，符於二《南》之比興。而敘事紀遊，遺塵超物，荒唐譎怪，復與莊、列相同。南方之文，此其選矣。
劉師培從西方文化學、神話學上的地理環境論入手，指出《離騷》、《九歌》、《招魂》中描寫的「靈旗星蓋」、「鱗屋龍堂」、「土伯神君」，不僅在藝術上達到「辨名物之瑰奇，助文章之侈麗」的效果，而且是楚民族「活潑進取之證也」。劉師培將富有想像的特徵歸因於地理特點，肯定楚辭中「荒唐譎怪」的浪漫主義，擴展了楚辭想像因素的理論內涵。
（二）「南北文學不同論」的作用與影響
劉師培運用西方文化地理學的概念闡釋楚辭的地理特徵，深化了傳統的「江山之助」說與「文分南北」論的理論內涵，推動了近代「文學地理論」思潮的形成。
1. 深化傳統的「江山之助」說
地域特徵對楚辭產生的影響，傳統的楚辭研究已有發掘。如漢代王逸意識到《九歌》與楚地沅湘之間的巫風文化之關係；南北朝劉勰認為屈騷之「奇文鬱起」，其原因在於南國獨特的「江山之助」；宋代黃伯思認為楚辭表現了「楚語、楚聲、楚地、楚物」；清代王夫之將楚辭體現出的地域文化特點，概括為「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掩抑」。
但傳統研究未能徹底脫離中原文化的評判標準與價值立場，僅關注楚辭從內容到形式體現的南方文化特徵，未能從根本上揭示楚辭與南方文化之間的深層關係，亦未能全面肯定楚辭作為南方之文的獨特性。
劉師培融入楚文化立場，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地理論，從「地理———民性———文風」的關係揭示屈騷藝術特徵形成的深刻原因，認為屈騷中「貴虛」的比興手法與浪漫想像正體現了楚辭地域文化的獨特性，對楚辭「江山之助」進一步明晰化與系統化，豐富了楚辭藝術特色的文化內涵。
2. 促進「文學地理」思潮的形成
自唐代魏徵《隋書》確立了「文分南北」理論後，地理環境因素對文化的影響，向來有學者重視。近代以來，梁啓超、劉師培、王國維等一批學者引用西方的「文學地理」論，先後運用這種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的歷史發展規律，深化了傳統的「文分南北」論，形成了近代「文學地理」思潮。
梁啓超《中國地理大勢論》、《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撰於1902年，已論及南北地域文化與學術思想之間的差異，認為屈騷獨具的南方文化特質，異於「古詩之流」，建立了南北學術思想比較的輪廓。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作於1905年，繼承並發展了這一學說，對楚辭的文學特徵有了更深刻的把握，並以「南北」地域為標誌，構建南北對舉、文質對立的框架，對春秋到清代的作家作品進行概括性梳理。其後一年，即1906年，王國維撰寫《屈子文學之精神》，認為屈子文學作品雖為南方文學，但實際上融合了南北文學之長，「而大詩歌之出，必須俟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像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之驛騎而後可，斯即屈子其人也」，實是對劉師培觀點的進一步發展。
可見，在運用「文學地理」論研究楚辭過程中，劉師培發揮了承上啟下作用。其《南北文學不同論》實際上是對傳統「文分南北」、西方「文學地理論」的雙重吸收，他與梁啓超、王國維等學者的研究，一起促成了近代文學研究中「文學地理」思潮的形成，這一理論對楚辭的研究具有理論開創意義。
三、 植根小學：校勘楚辭異文
清代是校勘學大盛時期，劉氏深受乾嘉學派影響，注重文字訓詁之學，認為進行學術研究，必須從具體的字句入手，「積字成句，積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緣起，先窮造字之源流」。劉師培受家學影響，曾校訂校釋過《呂氏春秋》、《周書》、《管子》《晏子春秋》等14部典籍，可見其在校勘上用力之勤，即使與清代著名校讎家孫詒讓等人相比，也毫不遜色。
劉師培的《楚辭考異》專於異文校訂，是一部考證性楚辭校勘著作。劉氏以清初毛氏汲古閣校刊《楚辭章句補註》十七卷為底本，「今以洪本為主，凡古籍所引異文，按條分綴」，其目的在於考訂洪本及所引古籍中的脫漏舛誤。在考證過程中，劉氏儘量選擇第一手資料，如捨棄孫強、陳彭年等增訂的《大廣益會玉篇》，多處徵引南朝顧野王原本《玉篇》殘卷中的楚辭異文，體現了可貴的實證主義精神。劉氏綜合採用傳統校勘和西方實證方法，指出誤字約71個，脫字11個，衍字4個，為楚辭校勘提供了較好的參考。
（一）綜合對比異文
劉氏臚列異文力求全盡，廣泛搜集《楚辭補註》之前的版本異文，全書共徵引類書、注書、雜史、雜記、辭書、字書、韻書等30餘種古籍，為校勘異文提供了充足的資料基礎。在考證《漁父》「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釃」句之「哺其糟」、「啜其釃」異文時，劉氏加案語曰：
《原本玉篇》食部引作「歠其醏」，《高士傳》「釃」作「醨」，《漢書·楊雄傳》顏注、《御覽》八百四十五、《事類賦》注十七、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十所引並同。慧琳《音義》二十四引「餔」作「哺」，《史記原傳》作「啜其醨」，《孟子·告子》下篇疏引《史記》又作「啜其漕而鋪其漓」，《唐寫本·李若立》籯金卷一《大夫》篇述此事更作「餔其糟餟其醨」。文各不同，惟考韓愈《感春詩》雲「不肯餔啜糟與醨」，所據與今本《史記》同。則《孟子疏》為誤引。」
劉氏考證此句時，對比了11家異文，在此基礎上，發現《孟子疏》所引「啜其漕而鋪其漓」為誤，結論較為嚴謹。
（二）審定字形與字義
在考訂異文過程中，劉師培往往從字形、字義角度來考察原字，考證翔洽，立論嚴謹，顯示了深厚的小學功底。
字形辨析
在考論《九歌·湘君》「桂櫂兮蘭枻」之「櫂」與「蘭」的異文時，劉氏加案語曰：
《類聚》七十一、《初學記》七、《白帖》十一、王觀國《學林》八並引「枻」作「栧」，《書鈔》百三十八、《類聚》八十九、《事類賦》注八仍引作「蘭枻」，「蘭」與「欄」同，《說文》「欒」字下雲「木似欄」，《系傳》雲「欄，木蘭也」，是木蘭二字合稱，則為欄。《學林》雲「以桂木為櫂，以木蘭為栧」，其說是也。
「櫂」與「棹」、「枻」與「栧」以及「蘭」與「欄」都是異體字，劉師培通過比較字形辨析異文，為後世研究者提供了參考。
字義辨析
在校勘《招魂》「往來倏忽」句之「倏忽」時，劉氏加案語曰：
慧琳《音義》三十七、八十及八十九並引「儵」作「倐」，惟卷八引作「儵」。又湛然《輔行記》第五之四雲「儵者，駛也，亦驚也，亦可作『倏』」。《楚辭》雲往來速疾也，亦據作「倏」之本言。
「儵」的本義為「駛」與「驚」，劉氏認為「往來倏忽」是根據「儵」的本義衍生出「往來速疾」之意，「儵」與「倏」、「倐」與「倏」互為異體字，據此認為慧琳《音義》所引不誤，可備一說。
（三） 分析句型、篇章與邏輯
不僅如此，劉師培還從篇章結構角度來考察異文正誤，豐富了傳統的異文校勘方法。相比乾嘉學者，劉師培吸納了西方的實證精神和邏輯推理方法，為傳統考據學注入新的意義。
比較相似句型
如《涉江》之「冠切雲之崔嵬」，劉氏案曰：「《原本玉篇》嵬部《類聚》卷一併引作『冠青雲』……據注文似正文當作『冠青雲』。」劉氏認為洪本「冠切雲」為誤，當為「冠青雲」，並以小字比較相似句型，進行補充說明：「《九嘆》『冠浮雲之峨峨』注云『冠切浮雲』，正文無切字，此其比也。」再如《離騷》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劉氏案曰：「《說文系傳》二十三引作『叫帝閽使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所引上句似《遠遊》篇『命天閽其開關』異文。」劉氏通過比較，認為《說文》所引「倚閶闔而望予」為「命天閽其開關」為異文。
分析篇章結構
劉氏從篇章結構來辨析異文正誤，約有三類。一是下句羼入而誤。如《九歌·雲中君》之「浴蘭湯兮沐芳」，劉氏案曰：「《說文系傳》二誤以下句『華』字上屬，引作『沐芳華』。」二是與上文重複而誤。如《九歌·東君》之「簫鍾兮瑤簴」，劉氏案曰：「《御覽》五百八十二引作『簫皷皷』，與上復，疑誤。」三是涉注而誤。如《離騷》之「索藑茅以筳篿兮」，劉氏案曰：「《玉燭寶典》八引『藑』作『瓊』，《類聚》八十二引『藑』作『靈』（涉注而誤）《後漢書·方術傳》序引『篿』作『專』。」再如，《天問》之「屏號起雨」，劉氏案曰：「……陸機《贈顧彥先詩》注又引作『屏翳起雨』，翳，涉注而誤。」前者王逸注曰「藑茅，靈草也」，後者王逸注曰：「屏，屏翳，雨師名也。」通過考察王逸注釋，劉氏認為此兩處異文舛誤均因為注釋的串入，論說可信。
進行邏輯推理
如注《天問》「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劉氏案：「據注似正文不作『扈』，此及下文『滅有扈』，『扈』亦誤字。或正文本作『過扈』，涉下文『有扈』而訛。」劉氏進一步以小字注曰：「下文『擊床先出』註明言啟攻有扈，則叔師必不以有扈為澆國。」洪本王逸在注釋此句時曰：「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後相，相之遺腹子曰少康，後為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跡，祀夏配天也。」而注下文「擊床先出，其命何從」時又曰：「言啟攻有扈之時，親於其床上，擊而殺之。」有扈在啟時已經被滅，那麼，不可能在啟的孫子輩——少康時被再滅一次，否則就有邏輯上的矛盾。因此，劉氏認為王逸必不以有扈為澆國，其所謂「有扈，澆國名也」有誤，「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之「有扈」或為「過扈」。劉師培運用推理方法辨析異文，對傳統楚辭校勘方法進行了有力補充。
劉師培《楚辭考異》既繼承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又體現了西方近代的科學實證精神，使已經走向邊緣的考據方法在學界重新煥發光彩。在楚辭校勘史上，前承洪興祖《楚辭補註》，朱熹《楚辭集注》，後啟許維遹《楚辭考異補》、聞一多《楚辭校補》、姜亮夫《屈原賦校注》，成為楚辭校勘史上不二之津梁。
四、 結語
在近代內憂外患的社會形勢下，原有的文化與精神都不足以挽救國危民艱的時局，儒學獨尊的地位受到嚴峻挑戰，「『經』的可信範圍越縮越小，『經』的可疑程度越來越大。『經』的地位動搖了，二千年來在思想界佔統治地位的經學終結了」。西學的湧入由器物逐漸轉化到文化滲透，直接影響了近代學術研究，傳統學術與西方學術互相碰撞，研究方法趨向於多元。劉師培與梁啓超等人不同，他以開放的心態接受西學，把現代因素融入進本民族文化傳統，其主觀目的仍在於對傳統文化進行改造，尋求傳統學術內部的現代化因子，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對楚辭研究的突破和繼承首先體現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既引進了西方的文學地理論分析楚辭作為南方之文的特點與形成原因，又堅持傳統校勘學的方法。在具體研究過程中，亦體現了傳統與現代的融通：如「宗騷」概念的提出，打破傳統「宗經」的楚辭評價標準，但用以支撐論點的「文情相生」標準則是對傳統文論的再闡釋。「南北文學論」既吸收了西方的「地理文化論」，又是對中國傳統「文分南北」論的發展。《楚辭考異》運用的是傳統小學的方法，但在考異過程中吸收了西方人文科學中的實證精神。因此，劉師培是傳統楚辭研究向現代轉型的重要代表。他建立了楚辭研究的一種範式，既注重本體研究，又將楚辭放在文學史的廣闊視野下進行分析，既立足傳統，又廣泛吸取西學中的理論素養，使得傳統楚辭研究深厚的文化積澱與時代精神相結合，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