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群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
原文刊於《中華醫史雜誌》2003年第2期
一、李濂的生卒年限、世醫背景和醫學活動
1.生卒年限考
據《明史》卷286《李濂傳》云：「李濂，字川父，祥符人，舉正德八年(1513)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沔陽知州，稍遷寧波同知，擢山西僉事。嘉靖五年(1526)以大計免歸，年才三十有八，濂少負俊才，時從俠少年聯騎出城，搏獸射雉，酒酣悲歌，慨然慕信陵君、侯生之為人。一日作《理情賦》，友人左國璣持以示李夢陽，夢陽大嗟賞，訪之吹臺，濂自此聲馳河、雒間。既罷歸，益肆力於學，遂以古文名於時。初受知夢陽，後不屑附和。裡居四十餘年，著述甚富」。由此可知，《明史》本傳並未確載李濂生卒年限，只是提供了兩條大致的線索，一是：「嘉靖五年(1526)以大計免歸，年才三十有八」；二是：「裡居四十餘年，著述甚富」。據此推算，李經緯先生認為：生於「1489年」，約卒於「1569年」；《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記作：「李濂(1489～ 1566後)」；《中醫人名辭典》記作「李濂(1489～ ?年)」。按我國古代歷來以虛齡稱呼年歲，《明史》本傳既然載述李濂「嘉靖五年(1526)以大計免歸，年才三十有八」，則其生年似應1489年；其卒年按「裡居四十餘年」推算，記作「1566年後」或「約1569年」，似亦大致相當。然而，據筆者考證，李濂生年應作1488年，其卒年實為1566年。
特舉證並考辨如下：
其一，明代陳柏撰《嵩渚李先生墓碑》略云：「先生名濂，字川父。其年癸酉(1513)舉河南第一人，明年(1514)舉進士高等。乙亥(1515)出守沔陽。辛巳(1521)擢貳寧波。癸未(1523)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先生生於弘治戊申(1488)，卒於嘉靖丙寅(1566)，享年七十有九，以隆慶戊辰(1568)葬於蘇村」。墓碑確載李濂生於「弘治戊申(1488年)」，則《明史》本傳記述「嘉靖五年(1526)」「年才三十有八」實誤，當為「年三十有九」。此即諸部辭書關於李濂「1489生年說」之由來。
其二，考李濂《嵩渚文集》，於所撰七言律詩中，亦可證實《明史》本傳所謂「嘉靖五年(1526)」「年才三十有八」之說記誤。例一：《己亥(1539)元日》略曰：「今朝己亥五十二，試筆三陽揮短篇」；例二：《庚子(1540)除夕限韻作》略曰：「荏苒年光五十三，世途情味飽經諳」；例三：《辛丑(1541)元日》略曰：「行年五十今加四，解組歸來十六秋」；例四：《六十自壽》(李濂自注「丁未(1547)年作」)略云：「荏苒年光六十過，鏡中勳業復如何」。以上四首詩句所載幹支年歲，均與「弘治戊申(1488年)」生年相吻合。據此，筆者認為李濂「1488」生年說當作定論。
關於李濂卒歲，據《明史》本傳「裡居四十餘年」句推算，與墓碑「1566」卒年說正相吻合，今亦可作為定論，而李經緯先生「約1569」卒年說、《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1566後」卒年說，以及《中醫人名辭典》卒年存疑說等，或因限於史料，則當一併予以補正。
2.關於「金鐘李氏」
據明代李濂所撰《大梁金鐘李氏世系碑》和陳柏《嵩渚李先生墓碑》等文獻記載：李氏世為祥符(即開封)人，以小兒醫名聞於宋。宋季，李濂先祖諱某，因治癒皇太子痙病，上欲官太醫丞，因固辭不受，乃賜金鐘，由是四方之人鹹稱之曰：「金鐘李氏」。其醫傳至李濂六世祖諱景權時，「金鐘李氏」之醫名益顯，著醫書滿家。景權生子曰鐸，世其業，父子並為太醫院御醫。鐸生仲子曰得祥，精醫術。得祥生季子曰信，醫嬰有奇效。信生長子曰敬，敬少業儒，長精於醫，其所存活者數百人。敬生三子，長子曰洪，繼承醫業，季子即李濂。由此可知，作為解元公和進士及第的李濂，實為綿延二百餘年而不絕的兒科世醫「金鐘李氏」之後代，正如李濂所述：「累世皆精其術，而醫道盛行於時，大河之南稱德門舊族必曰：金鐘李氏」。然而，關於李濂的兒科世醫背景，諸部醫學人物辭書如《中醫人物詞典》、《中醫人名辭典》、《中國醫學百科全書·醫學史分卷》等均無述及。因此，上文所引證的資料或有助於對李濂生平的研究。
3.有關醫學活動
據李濂自述：「(長兄)洪習醫，(二兄)淳服賈，濂譾薄不類，賴祖考庇蔭之休，少舉進士，三為下大夫」。其實，李濂雖非專門醫家，但由於家學淵源和醫風薰陶，加上深厚的文史功底和較高的社會地位，因此，他對醫學所作為的貢獻當無愧於「金鐘李氏」。
一是編撰醫史人物傳記專書。李濂所撰《醫史》10卷，共收載和編撰72位醫家的傳記，前五卷，編入正史所載醫和至李杲共53位醫家傳記，後五卷，共載張仲景至張養正共17位醫家傳記，且大都附有按語或「嵩渚子」論述一篇，其中不乏卓識高見。《醫史》10卷，實為我國現存的第一部名醫傳記類著作，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尤其是後五卷，李濂所撰《張仲景補傳》、《王叔和補傳》、《啟玄子補傳》、《葛應雷補傳(附子乾孫)》、《王履補傳》和《戴原禮補傳》等篇，其文獻價值更高。於是，筆者認為：李濂《醫史》10卷當在祖國醫學發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二是為多部醫著撰序。李濂在為官期間和罷官歸鄉之後，曾先後為當時首版或再版的醫書撰序，計約4篇，即：約作於1523年的《救荒本草序》、作於1543年的《幼科類萃序》，以及《續醫說序》、《陶節庵傷寒六書序》等，由此亦可證明，李濂對祖國醫學傳承所作的貢獻。
三是發表若干篇醫學論文。據《嵩渚文集》所載，李濂在從事文史撰著之餘，也有若干篇專門論說醫學問題的論文問世，即：《醫說》、《醫辯》(作於1549年)、《醫有三品對》等，同時，在不少題贈以及所撰的傳記文字中，都涉及到醫學問題，從中顯示出較為深厚的醫學修養。
此外，李濂還與幾位兼通醫學的當朝官吏，如兵部尚書劉松石(著《保壽堂活人經驗方》)、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著《攝生眾妙方》)等過從甚密，並同當地名醫，如雲嶠翁鄭鎰、杏垣翁陶醫等亦有所交往，這也可從一個側面加深對李濂從事醫學活動的了解。
二、李濂《醫史》纂輯年份考
1.關於《醫史》纂輯年份的權威觀點
據李經緯、程之範主編的《中國醫學百科全書·醫學史(分卷)》和《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載述：李濂醫史10卷為明代正德年間刻本，並記其纂輯年份約為「1513年」；另據餘瀛鰲、李經緯主編的《中醫文獻辭典》亦稱：醫史10卷「明李濂(川父)約纂輯於正德八年(1513)」。由此看來，李濂《醫史》「正德八年(1513)」纂輯說，似乎已成定論。
2.對《醫史》纂輯年份的若干考辨
經筆者考證，李濂《醫史》當在「嘉靖五年(1526年)」罷官歸鄉後若干年內纂輯，「正德八年(1513)」纂輯說實誤。特舉證並考辨如下。
其一，考李濂《嵩渚文集》卷56，獲其自撰《醫史序》一篇，此篇序文因未見載於世傳本《醫史》，故當今醫史學界有所忽略。其略云：「宋許慎齋，紀五季以來之醫，有圖而無傳。近時豐城楊文恪公廉，嘗著《名醫錄》，又略而不詳」。按：豐城楊文恪公廉，即南京禮部尚書楊廉，字方震，號月湖，兼通醫學，曾著《醫學舉要》、《明醫錄》各一卷，「文恪」當為諡法，即明朝皇帝對三品以上兩京大臣逝世後的賜名。李濂撰寫《醫史序》既稱楊廉為「楊文恪公廉」，則其纂輯年份必在楊廉去世以後，考明代孫存《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恪楊公廉行狀》中，獲知楊廉卒於「嘉靖乙酉(1525年)。三月十八日」，「距生景泰三年(1452)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上悼痛。贈太子少保，諡文恪」。繼考《明史》卷283《楊廉傳》所載卒年相同。楊廉既然卒於「嘉靖乙酉(1525年)」，即可推斷李濂纂輯《醫史》年份不是在「正德八年(1513)」，而是在「嘉靖乙酉(1525年)」以後。《醫史序》所述「近時豐城楊文恪公廉，嘗著《名醫錄》」之句，即筆者否定「正德八年(1513)纂輯說」之主證。
其二，李濂《醫史》卷7《王履補傳》略云：「嵩渚子曰：餘讀王安道《溯洄集》二十一篇，未嘗不深嘆其察理之精。近時王文恪公鏊，有曰：始餘讀溯洄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修《蘇州志》，知其能詩，又工於文與畫也」。按：王鏊為明代正德年間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文恪」亦為諡法，即由皇帝在王鏊去世後所賜。李濂謂其「王文恪公鏊」，即可斷定李濂撰寫《王履補傳》時，王鏊亦已謝世。考明代文徵明所撰《太傅王文恪公傳》略云：「公名鏊，字濟之，世稱守溪先生，吳洞庭山人也。嘉靖三年甲申(1524)三月十一日，以疾卒於家。訃聞，上為輟視朝一日，追贈太傅，諡文恪」。繼考明代祝允明所撰《祭王文恪公文》，所載卒年相同。王鏊既卒於「嘉靖三年甲申(1524)」，則李濂撰寫《王履補傳》並纂輯《醫史》顯然不會在「正德八年(1513)」，而必然是在「嘉靖三年甲申(1524)」以後，否則，將無法解釋「近時王文恪公鏊」之句意。此即筆者推翻「正德八年(1513)纂輯說」之又一主證。
其三，李濂《醫史》卷首《纂輯醫史凡例》，李濂於文末的一段敘述耐人尋味，其云：「山林索居，書籍鮮少，故於古之名醫搜羅未盡，增廣補遺，以俟博雅君子」。據《明史》本傳及墓碑所載，可知李濂「正德八年(1513)」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1514)登進士第，「乙亥(1515)」至「嘉靖五年(1526)」當在沔陽、寧波、山西歷任地方官吏。在這段求取功名以及為官當政期間，既無靜心纂輯《醫史》之可能，亦無專事著述之閒暇，因此，所謂「山林索居」顯然是罷官退隱生活的形象寫照，至於「書籍鮮少」「古之名醫搜羅未盡」句，當屬李濂於「嘉靖五年(1526)」罷歸後，避居林壑所發出的無奈感嘆，另有詩句為證：「還家幾度逢元日，把酒三陽慰索居」，此句李濂作於「庚寅元日」。即「嘉靖九年(1530)」，時年四十有三，當為李濂罷歸四年所作。其所謂「把酒三陽慰索居」同「山林索居，書籍鮮少」顯然同為一種心境，而為兩種表述，其核心詞當為「索居」兩字。
據此推論，並在上文所舉主證的基礎上，筆者認為：李濂纂輯《醫史》年份當在罷官歸隱後、「嘉靖六年(1527年)」至「嘉靖九年(1530年)」間。此一推論，一則用作推翻「正德八年」纂輯說之佐證，二則以此開闢《醫史》纂輯年份之新論。
其四，李濂所撰《瓊林宴歸圖記》云：「丙戊(1526)，蒙恩放歸，屏居林壑，頗以文史自娛，杜門掃軌，絕無它慕」，另撰《李氏居室記序》亦云：「餘自丙戌(1526)蒙恩放歸」「林居多暇」，又撰《夏周正辨疑會通序》亦云：「濂屏處山林，日長無事，凡六經疑義，竅嘗究心」。若將「屏居林壑」、「林居多暇」和「屏處山林」句，同《纂輯醫史凡例》「山林索居」句加以聯貫體味，則文字氣韻一脈相承，「歸隱之士」所獨有的、蒼老悲涼的心態躍然紙上。據此亦可作為排除「正德八年(1513)」纂輯說之佐證。
此外，據《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載錄：「《醫史》明李濂撰，明正德刻本(1513年)」，並註明藏於上海圖書館。筆者為此專程前往上圖古籍資料室查考。查考結果：上海圖書館明代李濂《醫史》藏本，實為「明刻本」，並無所謂「明正德刻本(1513年)」結論，原著由《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出版，目前，上圖僅存該書縮微膠捲。
綜上所述：李濂生卒年限為(1488～1566)；其為小兒世醫「金鐘李氏」後裔；《醫史》纂輯年份約在1527至153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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