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女孩想高考16歲卻嫁人，北京女孩17歲退學反成老闆，出路在哪

2020年高考，在沉重中穿行而過。但多數人的人生軌跡，從放下試卷的那一刻才真正展開。

每一代人對於高考的記憶，就像回望一灘冷卻了的雞血。「逆天改命，在此一考」「此生只為高考狂，衝進重點孝爹娘」「沒有高考，你拼得過富二代嗎」……這些在校園、課堂裡年年相傳的標語，比各種媒體聲音更加殘酷地揭示著，高考對於大多數普通家庭的意義。為什麼如此關心高考？因為我們相信教育必能改變命運，是人生躍遷的必經之路。哪怕道阻且長，泥沼繁多，但出口也許通向光明。

撰稿｜康宸瑋

編輯｜張　帥

校對｜許　靜

出品｜Figure·紀錄片

「每一種命運都渴望向上的人生。」紀錄片《出·路》把這句話寫在宣傳海報上，卻在片中用內容將理想與現實明晃晃地放在一起對比，令命運摺疊清晰可見。

這是一部帶有「典型報導」風格的紀錄片：從2009至2015年，導演鄭瓊用了6年時間，跟拍甘肅山區、湖北小城和北京胡同裡三個少年的成長之路，揭示在教育改變命運之前，階層、性別、城鄉、東西部差異甚至家庭價值觀，如何決定著教育的命運。

平凡而殘暴的生活，有時候需要一些勇氣才能繼續堅持熱愛。

三種人生

如片名一樣，尋找「出路」的問題包圍著整部紀錄片的敘事。

三個孩子中最先出場的，是甘肅女孩馬百娟，她穿著不合身的粉色衣服，黝黑色的臉蛋紅暈難消，坐在山前的土坡上，像說RAP似地大聲朗讀著自己的夢想：「我長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學，我上了大學以後要去打工掙錢，我要一個月掙一千元買面，因為我家面不夠吃。」

一句看起來簡單的邏輯閉環，每一步都是千山萬水。

沒有人忍心告訴她，生活在北京，她眼中的一千元「買面」巨款，幾乎無法維持生計——這一年，她12歲，才上小學二年級，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

馬百娟在家要承擔繁重的農活：劈柴、燒水、做飯……哥哥是家裡的頂梁柱，在玻璃廠工作，沒有任何防護措施，一個月收入只有3000元。

家在深山裡。下山的盤山路，人和驢都走得踉蹌艱險，遠遠望去，如撒在大地上的螞蟻。導演鄭瓊在自述中說，拍攝這個場景時，自己的眼淚就在鏡頭後面掉下來了。

甘肅鄉村層層疊疊的盤山路

希望就像火柴，火光越是鮮亮，越令人擔心風的到來。

哥哥得了病，怕自己養活不了家人，騎著自行車帶妹妹去學校和老師商量：「老師，馬百娟的情況你也知道，我們家條件困難，她又不是讀書的料，我想讓她不學了出去打工。」

老師說：「起碼要讀完九年啊，總能學點東西進去。」

但馬百娟的目光望不穿學校的鐵門。

第二位主人公徐佳是個湖北小城普通人家的普通孩子，拍攝時，已經是他第三次參加高考。

在出租屋裡備考的徐佳

家裡人幫不上更多的忙，只能把飯菜做得更可口些，坦言這是陪孩子賭一年——當復讀已經可以用「賭」字來形容時，勝算可想而知。徐佳面對鏡頭說：「在我們這個小地方，出一個大學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徐佳復讀時的心情頗不寧靜，常常心不在焉地轉筆，或者因害怕失敗而哭泣，卷子發下來他會突然出神而不能做題。

家裡人把復讀看作是對他夢想的成全，而徐佳卻把復讀看作是完成已故父親的期望，他們都背負了太重的包袱。

第三位主人公袁晗寒，北京女孩，17歲的她剛剛從美院附中主動退學。她從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在她的環境裡，「每一個人都不一樣」。家庭或學校從未向她灌輸，上學這件事，需要和工作、人生扯上什麼關係。

打扮時尚新潮的袁晗寒

相對於沉默的馬百娟和自我抑制的徐佳，袁晗寒表達要主動得多：「我沒有想過我以後的生活，想要做在哪一個階層的人，反正不會餓死就行，沒有人會被餓死的。」說這話時，單薄的衣服下露出身上兩朵彩色的文身。

家庭條件支持著這個女孩的任性和天真。畢竟，不是每一位媽媽都會因為相信女兒的「天才」而給她辦了休學，還不惜成本支持女兒在寸土寸金的南鑼鼓巷租店開咖啡館，留學德國杜塞道夫藝術學院。

藉助上一代的力量，袁晗寒從教育市場脫身，出路困難並不表現在現實問題上，而是對於「自己究竟想要什麼」無法回答。

如果說馬百娟是被剝奪了選擇的權利，徐佳只有一條必然的選擇，而袁晗寒則是因為選擇太多而無從選擇。

她面對鏡頭坦言：「我恐慌的不是沒事兒幹，而是會不會一直沒事兒幹。」

出路還是閉環？

離開學校後的馬百娟，以文憑為準入資格的城市勞動力市場，實際上已經悄悄向她關閉。當她鼓起勇氣走進市區酒店求職，年輕女經理的回答，平靜而殘酷：「地毯也不用你掃，像我們前臺這邊，你必須學會電腦操作才能工作。」

她的「出路」是夾在兩個同齡孕婦中間，等待父親的發落。

「山區的女孩，最好的歸宿就是早點結婚」

「我的想法是女娃娃是別人家的人，書多少念一點，夠用就行了，只要生了娃，也拖累大，即使有工作，幹也幹不成。」馬百娟的父親像念聖經一樣地宣傳他的理論，「靠女婿著，就是這麼個出路，沒有別的出路。」

16歲，馬百娟在家人安排下匆匆嫁給了表哥，懷孕生子，曾經明亮開朗的她漸漸變得垂頭喪氣和木訥。

相比馬百娟，徐佳要幸運一些，他終於考上大學，進入城市，「改變」了「命運」。大學畢業後，徐佳在就業競爭中勝出，籤約了一家國企改制公司，並且與相戀4年的女友結婚，一起努力奮鬥，買了車，買房也在計劃中。

這種安定的生活符合當下大多數年輕人的奮鬥觀，但徐佳並不開心。他一直是為別人而活，身上背負著家庭的重擔，連拍結婚照時也看不出一點點喜悅。徐佳說：「我精神上的追求很少很少。也曾想過，拋下父親的遺願和家庭負擔，按照自己興趣做事，但在內心深處，又很鄙視不管家裡、只顧自己的人。」

責任感是他前進的動力，他的人生就像蝸牛一樣，背負著給他安全感又給他壓力的殼，緩緩向前爬行。「每個人的命運都是不一樣的，很多東西都是不公平的，但這是你沒有辦法改變的。我現在接受這種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會努力去改變這個現狀。」

袁晗寒的咖啡館僅僅經營了一個月就倒閉了。她開始背著畫板滿街寫生，然後按照家裡人的安排，去歐洲遊歷了三年後，回國註冊了自己的藝術投資公司。

事實上，恰是這個北京女孩的經歷，促使鄭瓊打開了攝影機。彼時，年過不惑的鄭瓊，在與這個未成年小女孩的一次閒聊中，驚訝地發現：「在她的生活裡，有那樣多的選擇，那樣多的資源，和從小地方出來的我，感受完全兩樣。」

旅學德國歸來的晗寒

鄭瓊本想用這部作品回答一個問題：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這個本該備戰高考的北京女孩兒選擇退學，追求自己想過的人生。

可當鄭瓊回到自己的家鄉，尋找對照組時，她發現這個選題遠比她想像中更為寬廣。不管屬於哪個階層，都有各自的困惑，但不同的是，有些人是要解決生存問題，有些人是在解決精神形態的挑戰，每個在自己的框架裡邊去做所有的嘗試和探索，總之每個人都在努力尋找自己的出路。

每個人的出生、生長環境、經歷等等的不同，會導致世界觀、價值觀的不同。

我們的人生，走的是出路還是閉環？這是一個問題。

視頻中，在山坡上放羊的馬百娟還不忘念書

看到平行的我們

工作對於袁晗寒來說，是諸多生活方式裡的一種，但對於馬百娟而言，是生存的問題。很多大城市裡出來的孩子都不願意過「一眼望得到頭的人生」，可如果生活能望到頭已經是馬百娟莫大的幸福。

鄭瓊彼時的疑惑通過鏡頭傳達給了觀眾，很多人觀看後反思「難道高考不能改變命運嗎」。

答案見仁見智，就像每一個觀眾都能在影片裡找到與自己命運最接近的角色，我們無法用一種價值觀來衡量這三個人的人生。

導演說：「這三個人物面對的問題，其實也是中國各種群體面對的問題，不僅僅是他們要找到各自的出路，包括這些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毫無交流交集的隔離，也需要找到溝通的途徑。」

學者徐亞萍對紀錄片的評價更陽光一些：《出·路》讓我們看到教育的問題，既有關政治經濟結構，也有關文化。割裂來看，每個人的「出路」似乎都符合她/他的生活世界的合理性：高考對寒門子弟而言仍然是一種需要爭取的公平競爭形式，制度教育仍然是一種有效率的路徑，「看到」是醒來的前提。

籃球，仍是山區裡的孩子們新鮮玩具

山洞裡的出路之所以給人希望，是因為前方有光，一旦走出去，一切過往，皆為序章。不管有沒有柳暗花明，走下去，堅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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