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在北宋的開端,很重要的一點是「應試教育」。北宋立國,一派新氣象,太祖太宗兩朝吸取唐和五代的教訓,既要削弱武將的權力,又要避免門閥士族把持朝政,其中一個設計就是重視科舉取士。
宋代的科舉考試,降低了報名的門檻,士農工商出身都可以參加,錄取「一切以程文去留」,捲紙都是遮住名字、謄抄過的,考官無法辨別筆跡和考生,完全依靠才華排名。太祖時每年科舉只有幾十人中舉,到了太宗時,擴充到幾百人,而且設定了皇帝最後主考的殿試製度。
為了向上流動也好,為了實現政治抱負也好,這些改革讓更多的讀書人參與到舉國選拔人才的活動中來了。可是,與刺激廣大人民科舉積極性相比,宋代初期的教育系統始終沒有建立起來。宋代施行以禁軍為中心的軍制,中央政府要給龐大的職業軍人發工資,財政壓力很大,很難有多餘的經費投入到學校建設和發展教育上。
有人做過徽宗朝的統計,在王安石變法加大教育投入之後,官學學生在16萬到21萬人,而每次參加科舉的人數在40萬左右,尚且滿足不了科舉取士的要求。北宋的書院當然有教育民眾、培養知識分子的目的,但時代機會是滿足科舉考試的剛需。即便從這個結果往回推,位於現在河南商丘的應天府書院,也是北宋的第一書院。
主持過應天府書院的有宋代名臣晏殊、範仲淹,學生成績是七榜中舉56人、進士30人。《宋史》記載:「其中的宗度、許驤、陳象輿、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等皆踐臺閣。」而像胡瑗、孫復、石介,被稱為「宋初三先生」,是理學的先驅。
應天府書院創辦於後晉,在第二代主持者戚同文的經營下,逐漸出名。《玉壺清話》介紹戚同文:「宋都之真儒也。雖古之純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遠千裡而至,教誨無倦。」他自幼聰穎好學,「讀書累年不解帶」,但五代十國時局動蕩不安,他立志不做官,專心教育。戚同文精通五經,學問淵博,逐漸成為一個文化教育中心,「請益之人,不遠千裡而至」。
《宋史》記載的「儒厚長者」許驤,就是被經商的父親送到戚同文門下學習,在太宗朝科舉及第,與宋初名相呂蒙正齊名,為官至右拾遺、殿中丞。戚同文去世之後,教學一度中斷,1009年歸為官方書院。兩年之後,出身貧寒的範仲淹來到應天府書院讀書。他在這裡艱苦勤學五年,考取了功名,被任命為廣德軍的司理參軍。
範仲淹與應天府書院的關係並未結束,十年之後,他為母守喪住在應天府,時任應天府留守的晏殊,仰慕範仲淹「為學精勤,屬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聲」,邀請他在應天府書院執教。後代歷史學家經常把範仲淹主導的「慶曆改革」作為宋代各種改革的萌芽,之後的《嶽陽樓記》簡直成了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的座右銘。
在主持應天府書院的一年裡,他已經為復興儒學和吸納人才做了前奏。朱熹在《伊洛淵源錄》中寫:「本朝道學之盛,亦有其漸,自範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復明,徂徠有石首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
被理學尊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就是這時跟著範仲淹學習詩書,年僅26歲就中了進士,他後來講授《易》《春秋》,「重義理,不由註疏之說」,開宋明理學的先河。「宋初三先生」的孫復,兩次得到範仲淹的資助,範仲淹還為他謀了一個教授《春秋》的職位。孫復後來被學術界最看重的就是《春秋》學。
程頤在《回禮部取問狀》中說:「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眾。」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為官的張方平,13歲進入應天府書院讀書,天資聰慧,給範仲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仁宗明道二年,範仲淹與宋綬、蔡齊、範諷共列名舉薦張方平茂才異等,授校書郎,知崑山縣,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張方平曾經自述:「嘗蒙範薦更臺閣之要,久依戶牖之嚴。」「慶曆改革」時,張方平是範仲淹的得力助手。
範仲淹主持應天府書院非常勤勉盡心,《范文正公年譜》上寫:「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他自己也在這時期完成了政治代表作《上執政書》,後來成為「慶曆改革」的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