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是傳記小說的萌芽期。一方面，小說開始出現了明顯的傳記化趨勢。這時期小說的內容大致取材於一些歷史名人的生平，不過一般並不會在小說中明確指出或點明。
比如梅瑞迪斯的《十字路口的黛安娜》取材於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權主義者卡洛琳諾頓的故事；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取材於法國後印象派畫家、雕塑家高更的生平。另一方面，２０世紀初的傳記創作實驗促進了傳記與小說的跨界融合。英國作家維吉尼亞伍爾夫的《友道長廊》和《奧蘭多》分別以真實人物維奧菜特迪金森、薇塔薩克維爾韋斯特為人物原型，不僅模糊了真實與虛構的界線，甚至打破了傳記與小說的文類藩籬。
在寫作方式上，兩部作品展現出明顯的實驗性：「《奧蘭多》突破傳主年齡、性別的限制，追隨其四百年間的傳奇經歷，在輕鬆幽默的表面下以滑稽模仿的形式重新審視英國文學史；而《友誼長廊》則對傳主維奧萊特的身世進行神話般的再現。」伍爾夫的這兩部作品運用小說技巧對真實人物和事件進行想像性描述和渲染，生動地再現了傳主的個性特徵２０世紀３０至８０年代是英語傳記小說的誕生發展期。美國作家歐文斯通被譽為美國傳記小說先驅。
他創作了《梵谷傳一一對生活的渴求》、《馬背上的水手：傑克倫敦傳》、《狂喜與痛苦》等傳記小說名作，奠定了他在英美文學界「傳記小說之父」的地位。斯通指出：「一切最好的情節都蘊含於人性之中，人性永遠豐富多彩、富有啟迪作用，傳記小說就建立在這樣的信念之上。傳記小說致力於記錄這樣的真實，因為人物就是情節，塑造人物就是展開情節，成功塑造人物就是解決之道。」在英國小說史上，安東尼伯吉斯創作的《唯一的太陽》被視為「英國傳記小說重要的早期樣本」
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以來，英語傳記小說創作再次悄然升溫，到２１世紀初達到一個新的創作高峰。傳記小說在英語文壇獨樹一幟，已然成為英語小說創作的新潮流。新世紀以來的傳記小說，無論是作品的數量還是影響力，都遠遠超過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本文認為目前正值英語傳記小說的繁榮期，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傳記小說獲得了英美等國家的重要文學大獎。１９９９年是英語傳記小說發展歷史上重要的一年，有兩部代表作脫穎而出：
麥可坎寧安的《時時刻刻》和羅素班克斯的《裂雲者》。這兩部傳記小說作品獲得美國普立茲獎提名。《時時刻刻》最終斬獲普利茲小說獎。英國作家希拉蕊曼特爾以奧利弗克倫威爾為主人公的系列傳記小說《狼廳》及續集《提堂》先後斬獲２００９年與２０１２年英國曼布克文學大獎。值得指出的是，傳記小說在非英語國家也獲得了文學大獎。２０１４年，法國女作家莉迪薩爾維爾憑藉傳記小說《不要哭泣》斬獲該年度法國龔古爾文學獎。
其次，傳記小說成為暢銷書，長期高居暢銷書榜首。２００７年，南希霍蘭的傳記小說《愛上賴特》由蘭登書屋出版後引起轟動，高居歐美各大暢銷書榜首。後來，該書獲得專門獎勵以美國歷史為書寫主題的「庫柏虛構歷史小說獎」最高獎，因而成為各個讀書會熱烈討論的話題。２０１１年２月，保拉麥克菜恩的傳記小說《我是海明威的巴黎妻子》在美國出版後就榮登《組約時報》暢銷書榜，成為美國獨立書商協會暢銷榜冠軍並被評為亞馬遜網站２０１１年最佳圖書。
迄今為止，該書已在三十五個國家相繼出版，僅在美國的銷量就已超過百萬冊。同時，在法國、德國、波蘭、義大利、西班牙、羅馬尼亞等非英語國家，傳記小說也十分流行，具有鮮明的國際性特徵。最後，當代出版的英語傳記小說的數量也已頗具規模：「在最近二十年中，已出版的傳記小說有幾百部之多。」在這些作品中，以作家、藝術家為主要描述對象的文人傳記小說異軍突起，出現了一個值得思考玩味的現象：描寫某位作家的多部傳記小說不約而同地扎堆出版。
比如，「戴維洛奇聲稱２００４年為詹姆斯年」，安德森則認為２００８年當屬狄更斯年」，按照這個邏輯，２０１３年毫無懸念地無愧為菲茨傑拉爾德年』」。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放心地說，傳記小說已經成為當今主流文學形式之一」。促成當代傳記小說興起的因素很多。首先，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等批評理論反思文本的歷史性與歷史的文本性，模糊了真實與虛構的界限，為傳記小說的興起掃清了理論障礙，「文學與現實的界線被打破後，小說也在與其他文類和敘事體裁的融合過程中衍化了」。
其次，傳記小說的興起順應了當代英美小說的發展趨勢。「２１世紀英國小說試圖實現不同文類之間的越界與融合。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虛構類與「非虛構』類文學之間的跨越，警如橫跨小說與傳記兩大文類的文本書寫」。再次，傳記小說的興起緣於作家的創作選擇。由於懷疑傳統的虛構文學符號，「當代小說家極力避免任意炮製文學符號的嫌疑，因此他們以歷史真實人物為寫作對象」。最後，傳記小說的興起與時下英美盛行的名人文化不無關係。
傳記小說迎合滿足了大眾對於古今社會名流生平軼事、尤其是私生活的好奇心，擁有廣大的讀者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