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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李某某案、薄熙來案、上海法官集體召妓事件都成為社會議論的焦點，中國司法問題也隨之備受關注。100多年來，中國的法制建設為什麼如此艱難？歷史根源究竟在哪？未來應如何改善和發展？近日，北京大學教授賀衛方、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人博做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主辦的「新民說」文化沙龍，就這些問題展開了討論和辯駁。
法治文明下的鄉愁如何理解？中國法治之難難在哪裡？賀衛方：建設法治社會不僅要盯著法院，還要改造我們的社會
法治和鄉愁，按理應該是衝突性的修辭，好比「像火一樣的冰冷」，但這種衝突性的修辭是美好的事情，讓我們多少覺得，法治是不是可以從另外一個比較溫柔的角度去理解？
說到鄉愁，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解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在中國這樣的鄉土社會裡，其實不需要法治，規矩非常重要。他認為法律制度產生於陌生人的社會。
回顧100年來的中國法律史，中國在法治建設方面總是走不上軌道，特別艱難。近代以來，尤其是1902年以來，清政府決定按照西方模式來修改我們的法律，從外面引進各種法律規範、法律機構、政府模式，但引進的過程也是一個變形的過程，幾乎面目全非。為什麼？這是否跟我們特定的社會結構、特定的文化傳統有某種深切的關聯？是不是說，要建設一個法治社會，可能我們不僅僅要天天盯著法院，天天盯著人大，天天盯著律師，還需要想方設法地改造我們的社會？這是我個人感覺越來越強烈的一點。王人博：法治生長的空間是現代政治共同體
人都有鄉愁，但好像中國人的這種故鄉之感、家園之感特別強烈。後來我懂了，中國人自古以來愁苦多，所以鄉愁就多一些。
西方人也有鄉愁，用彭塔力斯的話來說，鄉愁是對正在死亡的現實轉過身去。鄉愁的本質不僅是對已逝時光的懷念，而是對身在的那種現實的感傷。
「另一種鄉愁」是指每個人生活在當下的中國，生在我們自己的家園，卻產生了一種陌生感、異鄉感。這跟中國自古以來的國家組成方式有很大關係。與鄉愁關聯更直接的概念不是法治，而是民主。換句話說，我認為「另一種鄉愁」更多表達的是中國人對國家、民族、政治共同體的一種鄉愁，中國自古以來沒有找到一種能把每一個中國人聯繫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紐帶。
什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政治共同體）能夠消除這種異鄉感？按照西方提供的經驗，我認為只有公民社會。怎麼才能使千千萬萬個說著不同方言的人，真正組成為一個公民的政治共同體？這可能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中國沒有形成法治秩序，是因為2000年前就走錯了路？賀衛方：地方自治傳統的缺乏和階層的流動性是很大的問題
中國2000年的郡縣制耗盡了中國人的愛國精神，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高調地宣傳忠君的思想，但又隨時準備推翻君主。為什麼日本人不想推翻天皇？一個國家的皇帝總是被推翻，這是很悲劇的事情，也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地方自治。
歐洲以及日本歷史上的封建制度，構成了近代民主轉型中地方自治最重要的一個前提。大家從前就是一個國，就是一個封建單位，所以對於中央的權力可以服從，但是要保持地方自治。而中國從來沒有過地方自治，中國的州縣官員，誰和自己統治轄區的人民有契約關係？沒有，他只對上面負責任。
另外簡要說一下士農工商。中國的士農工商不是世世代代傳承的職業，是流動的，科舉考試對社會流動起到了巨大作用，日本的士農工商是不動的。為什麼日本有良好的商業傳統？因為他的階層是完全封閉的，形成一種階級間的對抗和妥協。中國社會沒有鞏固的階層力量和皇帝對抗、妥協以及談判，沒有聯合，這是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沒有形成一種法治秩序，看起來好像在2000年前就走錯了路。而現在的種種弊端，可能和2000年前走錯路有特別密切的關係。王人博：不革命未必是好事，中國自古也有部分自治
衛方教授講的我認為可以商討。說中國從2000年前就走錯了路？一個民族可以活5000年，長壽的秘訣還是有的，不能說他活著活錯了。
衛方有一點說得很對，就是日本人接受儒家文化，接受的是孔子，沒接受孟子。這對日本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中國人特別喜歡革命，在中國做皇帝經常做噩夢，怕被推翻。你別以為天皇就不做噩夢，他也怕大權旁落。
二戰以後，竹內好一派就提出了兩個疑問。一是天皇犯了那麼大的罪行，為什麼不下臺？另外，天皇把國家搞成這樣，為什麼日本人不革命？後來他讀魯迅讀通了，說最有奴性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不革命未必是好事，當然經常革命也不好。
中國自古以來也有部分自治，我們叫士紳自治，像修橋補路、稅收，一般都是士紳階層來完成的。到了明末清初，顧炎武和黃宗羲也提倡權力往下走，封建就是一個地方相對自治。中國的傳統裡面還是有很多資源，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中國當代學者都應該關注。 100多年來，我們一直被西方欺凌的說法是真是假？賀衛方：中國在近代沒有平等地對待西方
我認為，西方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欺凌，是中國欺負西方人的結果。中國在近代和西方人交往過程中，從來沒有平等地對待西方。
西方人想要商務談判，中國根本不派像樣的人去談。為什麼西方人到了中國見皇帝必須三拜九叩？這不是欺負人？西方人見教皇才雙腿跪地，見自己國家的君主最多單膝跪地。相比而言，日本就沒有這麼大的屈辱感。1853年，佩裡準將帶「黑船」到日本，日本人說別打了，談判吧，籤訂了《日美親善條約》，迫使日本幕府敞開了國門。現在日本人每年在佩裡將軍登陸紀念日，還要搞紀念大會。我們的屈辱感是誰搞出來的？是我們昏聵的政府，導致國家領土丟失、軍事失敗、人民受難，最後告訴我們說，都是西方人欺負我們。但這完全怪西方人嗎？況且我們也要看到，西方帶給了我們很多了不起的文化成就，大學制度也好、現代司法制度也好、醫院制度也好，哪個不是西方帶來的？王人博：中華民族近代受欺凌的語境絕對存在，中國的出路在「新民說」
用孫中山的話來講，中國的半殖民地比殖民地還不如，被很多國家殖民，他們對中國都不負責任，只是為了爭奪在中國的利益。這就是中華民族在近代史上受欺凌的語境，這個語境絕對存在。
對西方，我們一直抱著警惕，這種警惕來自對西方的不信任，西方和日本在近代確實是對中國做了虧心事。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這個國家及當政者，面對這樣一個強勢的西方世界時，一直強調整體性，強調中國人民如何如何。當然，我認為這樣一個近代課題，我們基本就要完成了，中國確實越來越強大，應該將重心回歸到每個國民個體身上來。
按照西方的認知標準，從物質文明來講，中國可能更接近於現代，但西方提供的文明標準可能更多的是政法文明，這個中國缺得太多了。我們的近代性還沒有走完，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國民性的問題，我們的國民性可能不太符合現代文明（公民）的概念和標準。在這個前提下，構建一個再好的政府可能都沒有用，一個國家的政府和他的國民應該處在一個水平線上。所以，中國的出路，還在「新民說」。
（本文素材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提供） 整理/三湘華聲全媒體
記者 匡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