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習西方法律以日本為師

2020-12-11 騰訊網

日本不是一個全盤西化的國家

「我認為日本也沒有全盤西化。到日本去看才會發現它何等頑固地保持了自己真正內在的東西——和魂洋才。」日前,「法政速成科與中國」研討會暨《法政速成科講義錄》、《法政速成科紀事》首發式在北京大學舉行,騰訊思享會獨家報導。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在發言中指出日本內在的精神是與西方不一樣的,所以不能說它是一個全盤西化的國家。以下為賀衛方教授在會上的發言實錄:

日文詞大規模流行徹底改變了現代漢語風貌

賀衛方(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這套書是文化建設和法律史學方面的重要工程,首先有助於我們回顧和梳理我們現代這一套法律體系的家世背景和知識譜繫到底是怎麼來的。

我過去讀實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裡面專門列舉了現代漢語中的外來語,其中很多詞彙都是政治法律詞彙,如現在習以為常的「XX主義」「XX性」。比如「任性」「穩定性」「確定性」「可預期性」,加「性」的東西都是日語的表達。大規模日文詞的流行徹底改變了我們現在漢語的風貌,尤其是政治法律詞彙,如果抽掉從日本來的概念表達,我們會有一種失語的感覺。從這套書中可以看到我們今天這一套知識體系從哪裡來的。最初有一點個別原創,比如怎麼把「Economics」翻譯成「經濟學」——經國致世之學應該是政治學,而不是經濟學。另外有許多詞彙的翻譯是當時日本人做了許多探索。我發現讀歐洲中世紀史書如果有一些詞彙不明白,查日本的《英和大辭典》會做一種非常巧妙的漢字翻譯,這是我翻譯《法律與革命》的時候曾經有過的一個經驗,手邊放著《英和大辭典》。所以我覺得詞彙是怎麼琢磨出來的,到了中國以後,中國人對其的理解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中國是否產生了一定的變異,這是知識社會學、譜系學的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研究。所以首先對這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有這樣的書提出背景。

日本在引進西方法學方面是中國的老師

第二點,日本這個國家在明治時代、大正時代由中國的學生變成中國的老師,這個變化並不是體現在各個方面,比如中國學方面,那個時候日本還沒有辦法變成中國的老師,儘管已經慢慢開始有一些學者,比如內藤湖南那時候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但明治時代還沒有。日本在漢學方面非常尊重我們,比如王國維到日本去掀起了一場「王國維旋風」,許多日本人對他特別尊重。但法律方面,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我們完全變成了一個謙恭的學生,日本則變成一個很自負的老師。

這樣的變化值得我們研究:為什麼日本引進西方法學方面會遠遠地走在我們的前面,會很好地吸納消化西方法學?我想起郭嵩燾在出使倫敦、巴黎的日記中講到,他當時發現伍廷芳在倫敦學習法律,覺得很有意思,說伍廷芳的頭髮留了三丈長(這肯定是誇張,三尺長是有的),留那麼長的頭髮幹嘛?準備回去編辮子方便。這時候的日本人和中國人在英國遇到,感覺親切得不得了,大家像一家人一樣。郭嵩燾問伍廷芳日本有多少人在這裡學習法律,伍廷芳了解了一下說,至少有三十多個。那時候明治維新還沒有開始,都是各個藩國派出的一些人,光英國有三十多個,那麼德國呢?還有其他地方的各個法政大學。

日本對外部知識具有強烈好奇心和迅速吸收的能力

關於大學,中國跟日本有一個區別,中國剛開始的大學是傳教士創辦的,日本最初的大學都是日本人創辦的,比如慶應大學的福澤諭吉。福澤諭吉說再戰火紛飛,只要有慶應大學這樣的現代大學存在,日本就是一個文明國家。他自己辦了一個私立大學,還自己辦教堂,自己到西方採購經濟學、語言學教科書,回來鼓勵日本的老師(儘管英語說得很差)試著用英語講課。他們講荷蘭學的歷史,也就是當時所謂的「蘭學」。有一些大名、藩國的國主都倡導西學,甚至德川家康時代的幕府就注意到了西洋歌劇,這個特別有意思。我在想為什麼日本這個國家對外部知識的好奇心和迅速吸收的能力方面,跟中國有這麼大的差別?

真正深入研究儒學的人反而對儒學有理性的態度

剛才蘇亦工教授講我們的主體性,即我們是一個原創的,日本是學習我們的,我們的東西對你們來說是外來的,你們穿這件衣服想換掉它很容易,但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說是皮膚、血肉,如果讓我們換的話可能會死掉。這其實很有道理,具有一種文化使命感。如果我們意識到一種文化的確有助於改變這個國家,讓這個國家既能夠保障個人的尊嚴和自由,同時又能使這個國家國富民強,理性上來說,我們就可以理解這一點:我們為什麼情感上要固守原始的東西。

《法政速成科講義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現在有些倡導儒學的人特別怪,基本上都沒有研究過儒學,天天說儒家好,然後拜孔,穿著莫名其妙的衣服,孔子其實根本不穿那種衣服的。所以這個時代很奇怪,真正對儒學有深入研究的人(如餘英時)反而對儒學有一種非常理性的態度。所以我們看這樣的書,可以思考一下為什麼日本會有這樣的一種好奇心,正如為什麼在佩裡黑船扣關的時候,日本能夠說大家妥協讓步,我們不打,我們談判,你讓我們開放就開放兩個口岸,沒問題。最後這就避免了戰爭,也避免了戰爭所帶來的許多屈辱和後來反西方的趨向。

留學日本和留學西方的人知識結構的差異

第三點,留學日本的人和後來留學西方國家的人,這些留學生知識結構的差異和回到國內為國家做的貢獻的差異。上海有一位學者王偉,對留學英美的法學博士們做了很詳細的考證。他其實不是研究法律史的,但是這個工作做得很重要。我覺得可以在人物研究方面,去看看這裡面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物,比如程樹德、汪兆銘。此外我看到了商衍鎏,才知道他居然也是留學日本搞法政的。他是潘漢典的舅舅,是清末最後一屆科舉的探花,寫過《清代科舉考試錄》。

那麼日本人的學習方法及對法律的理解方面和用英語學習法律的這些人,或者用德語思考法律問題的法律人有多少差別?現在仔細看看近代以來留學生的歷史,會發現太多人其實都消失了。那天我到北京鷲峰山莊,原來那是林行規當年的莊園,他曾留學英國,是倫敦政經學院的學生,擁有林肯會館barrister(註:指在英國有資格出席高等法院辯護的大律師)頭銜。他得了律師職稱以後回到國內,一邊做律師,一邊擔任北京大學法科主任。胡適曾鼓搗他打了一個官司,即梁宗岱教授離婚案。最近我正在考證這些瑣碎的事情,那天看到林行規的塑像、房子都在那兒,於是大感興趣,想著林行規到底做了什麼貢獻。我想那些留學不同國家的留學生有沒有某種相似的風貌?回到國內以後他的表現跟他留學國家的背景是否有點關聯?這也是蠻有趣的研究。

林行貴雕像 圖片來源於網絡

日本頑固地保持了自己真正內在的東西

最後,我認為日本也沒有全盤西化。到日本去看才會發現它何等頑固地保持了自己真正內在的東西——和魂洋才。佩裡叩關150周年,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上的題目就叫「叩關150年,日本仍然是和魂洋才」。它內在的精神是與西方不一樣的,所以我們不能說日本是一個全盤西化的國家。一個國家如果不是一個西方國家,很難全盤西化,所以我覺得這也不必擔憂。

許章潤:中日韓三國應當成為命運共同體

「歷史而言,至少在文明論意義上,整個東亞,中日韓三國,同文同種,而且,一度同教,終亦必同教。知識分子需盡到提醒的責任,既不忘民族苦難與文明浩劫,另一方面,展現原諒道義與和合心腸,不因歷史而犧牲未來。」日前,「法政速成科與中國」研討會暨《法政速成科講義錄》、《法政速成科紀事》首發式在北京大學舉行,騰訊思享會獨家報導。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認為整個東亞是一個文明共同體,並且應當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東亞法律共同體是東亞命運共同體建設中的固有一環。以下為許章潤教授發言實錄:

「法政速成科」,一個百多年前的教育設置,今日藉此史料刊行,再度復活於眼前。考其源流,為時不過五載,前後受教約莫千人,本為一臨時體制。然而,當年東瀛的這一教育舉措,生發於中日國力逆轉,而華夏青黃不接風雨飄搖之際,則因緣際會,生聚作息,又非一臨時體制所能道盡,或者,非其所能預料。今日回瞰,其間轉折,情由因果,真可謂「情非得已,勢所必然」。故而,此時此際,對於吾輩華夏後人而言,一卷在手,滄海桑田,不禁浮想聯翩,言有盡,意無盡。

歷史和歷史研究為人世奠基,為人生立法

如剛才兩位前輩,楊一凡先生和李貴連先生所言,歷史研究的要義不僅在於保存人類記憶,陶冶歷史意識,涵養鑑往知來的判斷力與慎終追遠的健全理智,從而慎重當下,尊重人生,首先是對億兆蒼生,其生計,其悲辛,多所體貼與同情。而且,在於經此作業,砥礪人類歷史是一個不斷趨向善好的漫漫進程這一光明心態,於豐盈人性中造福人生。從而,歷史和歷史研究,既是在為人世奠基,更是在為人生立法。就此而言,歷史研究,包括法制史研究,其所陶養之歷史意識和歷史精神,其於一般學術研究和學人,無論是個人的學養意識,還是整體的民族文明的成熟,均具有基本意義,先於一切知識和理念形態。如果說華夏邦國歷來是一個文明國家,而中國文明是一種於歷史脈絡中含蘊溫情與敬意的生存論,則史家與史義,構成了我民族與文明之魂靈也。

舶來的部門法學知識體系缺乏思想建設意義

遠觀近看,晚近百多年,若以制度建設論,則最直接而實用者,為各種部門法知識。在此層面,其之貢獻最大,成效彰著,不言自明。但是,一整套法律體系不僅架設於具體部門法制及其法理之上,同時,還含蘊著特定價值理念,導源於特定的思想體系,由此成就既有法制之身心。正是在此,部門法學概為一種知識體系,本身學術含量較低,思想含量更低,因而,難以提供此種思想理念。同時,就百年中國而言,由於它是一個舶來意義上移植的法學知識體系,一時間不遑中國文明語境下的更新創造,只能照搬,力爭吸收,因此,它只具有制度建設意義和知識傳播意義,而無思想建設意義,也不可能有多少學術與思想創新的可能性。

這就是為何置身中國法律文明語境,百多年裡,包括晚近三十多年來,具有思想意義、學術意義的,多半是法治史研究,以及少量的比較法治、比較法律哲學以及法理學意義上的著述。我這樣說,可能部門法學的同行不一定同意,但這是事實,真心感受,不得不說。不過,縱便言及法制史研究,主要貢獻還是在於史料整理。早年張偉仁先生整理的清代司法檔案資料,稍後楊一凡教授整理刊行的中國法律古籍珍稀資料,以及李貴連教授師徒整理的諸多材料,包括今天刊行的這套《法政速成科講義錄》等等,足以撐得起這幾十年大中華地區關於法律文明建設的史料要求,厥功至偉。

歷史學家於中國文明厥功至偉

是的,百多年來,漢語學術以歷史研究,包括中國法制史研究,厥功至偉。遭臨危急存亡之秋,以喚醒歷史意識和文明自覺為職志,而對中國歷史以及比較文化視野中的歷史概予梳理,而展現出中國文明的頑強生命力的,概莫歷史研究,包括法制史研究。就中國文明之經磨歷劫、貞下起元而言,歷史學家厥功至偉,厥功最偉。一百多年來的現代漢語學術,真正因其學術思想和文化價值而存留至今,並將成為中國文明一步一個腳印之基礎者,恐怕也以史學最為顯著。

實際上,比較而言,一百多年來的漢語法律學術,迄而至今,真正既具有資料價值,又具有知識價值,同時還具有思想價值的,多半也是法制史法律思想史著述。這就是為何今天我們翻閱蔡樞衡先生的著述,其有關刑法、刑訴和監獄法的這些個兒部門法論述,充其量只在提供學術史樣本的資料意義上,享有史料價值,但卻不再具有知識價值,更無思想價值。毋寧,蔡先生有關中西交匯之際,清末變法修律的法制史理述和法哲學論述,依然並且仍將具有參考價值。所以,這一條不僅是學科分際的結果,也是不同學術分工所擔負的不同思想使命和知識擔當這一固有本性使然。

漢語法學缺乏時代所需的理論性思維

剛才兩位教授都講到法制史學與理論法學和歷史學的關聯與交流,印證於我個人在法學院做學徒的履歷,深有同感。在下碩士讀刑法專業,畢業留校講授犯罪學,至今還在主編一部犯罪學教科書,而漸及於法理學,讀法制史的書,一晃三十六年。法學院的學徒,無論天資如何,其以理論思考為職志,卻無法律史修養和歷史意識,則落於不著邊際,所謂「空頭理論」,便在所難免。說是「空頭理論」,其實難言理論。既無形上支撐,亦無爬梳資料功夫以資說明,更無內在理路,特別是問題意識闕如,不過東拉西扯,怎會有所謂理論呢?

而理論和理論性思維,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之需,為漢語法學所缺。再說,即便奠立於某種形上學理之上,但就法學而言,不能通過歷史之眼檢驗,也只是沙上築塔,一擊隳矣。所以,百多年來,華夏法意積勞積慧,雖說歷經五代,第六代法學共同體亦且浮出水面,但於法哲學方面尚無特別卓越之體系性原創貢獻,此為原因之一。

養成法學家最為重要的素質是歷史意識和政治意識

想當年,遭臨「東西文化衝突」與古今之變,薩維尼在《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這部歷史法學的奠基之作中,就曾喟言,對於法學家來說,有兩種最為主要的稟賦,也是養成法學家最為重要的素質:一是歷史意識,一是政治意識。所謂「歷史意識」,或者歷史素養以及歷史方法,概為基於法律史和文明史而涵養的文明自覺,一種瞻前顧後的文化判斷力,落實於法學,表現為關於法的歷史品性的法學認識,一種表現為歷史理性的法律理性。畢竟,如筆者曾所論述,歷史意識是人類的基本心智,也是一種普遍人性,在某些歷史學家看來,甚至於是惟一的人性。所謂「政治意識」,或者「政治感」與「系統眼光」,其實講的是關於文明自覺與家國天下,特別是對於它們一體關聯之內在邏輯的切身體認和清醒意識。經此理論武裝,用薩維尼的原話來說,知識和思想獲得了「在一個國族範圍內前瞻未來中評估時代的能力」。凡此兩端,非古非今,恆古恆今,對於一切法學從業者,包括今天的中國法學家,永具警示意義。

薩維尼 圖片來源於網絡

「現代秩序」正是「雙元革命」的結果

我個人的學習研究也可以為此作證,相信在座列位均有同感。這一百多年,近代中國的大轉型,千頭萬緒,不外是一個「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的歷史進程。不管身役教書匠,還是心雄萬夫的先賢志士搬弄大經大法,均繞此打轉。所謂「拋頭顱,灑熱血」,所追求,所奮鬥,不外乎此。其間,「雙元革命」,即建設「民族國家-文明立國」,與建設「民主國家-政治立國」,堪為重中之重,顛覆不破。所謂「現代秩序」,實際上,正是「雙元革命」的結果。它們二元一體,雙峰並立,造成現代秩序,蔚為晚近三數百年間全球範圍內最為宏大的人間景觀。換言之,通俗所謂建設「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新中國,其義理結構,概莫如此。

此一進程始自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繼之以1898年的戊戌維新和1902年的變法修律,迄「1911」,終於初成善果。雖說歧路漫漫,今天依然人在途中,但是,不管怎麼講,這一大方向,卻百折不回。就此而言,歷史意識和政治意識讓我們瞭然於自家的身世背景,教會我們「以文明立國」和「以政治立國」這一雙元革命的文化正當性與政治的文明擔當,正得益於歷史。

北洋水師甲午戰敗喚醒四萬萬

《法政速成科紀事》收錄的若干原始資料,饒有趣味。例如,1904年(日本明治37年)法政學校校長梅謙次郎在首屆學員開學典禮上的致辭,即為一則。其中幾段話,今日讀來,感受尤深。在他看來,「邇來清國深感輸入新知識之必要」,而且,「頻繁引入新知」,蓋因「情非得已」。各位,當時的東洋人對於大清,對於衰敗的清國,1904年風雨飄搖的清國,看得很透嘛。因而,兩年後第二屆學生畢業典禮上,才有教員代表志田博士致辭中所謂「清國長夜夢覺,現正欲行一世界性大飛躍」這句話,也才有其時學監乾學士告別辭中「獲取新知,明確清國居於世界何種地位」之告誡。

梅謙次郎 圖片來自網絡

此夢並非當日才醒,否則,哪有「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清醒自覺。其實,早此十載,大清北洋水師葬身魚腹,而且,為蕞爾小國所滅,即已喚醒四萬萬。要不,也不致於到速成科來混。苟非如此,生存堪憂,今天我們就不會在此刊行史料,並且集會研討了。只不過,彼時彼刻,世艱勢蹇,愈見其迫而已。而日人目睹情勢,以過來人自居,以身作則,亦非始自當日。早在1895年1月20日(日本明治28年),侵華日軍艦隊司令伊東佑亨,在致北洋水師丁軍門汝昌的勸降書中,就已作此陳述。大意謂,三十年前,日本如此,為洋人所欺,被迫取法西洋;今日清國重蹈日本之覆轍,惟有引入新知,埋頭苦幹,忍辱負重,才能有將來抬頭做人、比肩並立之日。「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由此,「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

學習西方和效法東洋是「情非得已」?

職是之故,今天讀到梅謙次郎的這句話,反覆掂量「情非得已」四字,實在是百感交集。所謂「情非得已」,並非只因施行新政,人手不夠,以至行政無法展開,立法不得完善,故爾才需培養新政施行之才。其為原因,但屬表淺原因。更主要的緣由在於,整個亞洲,包括中國、日本和朝鮮,面臨西方強勢之際,不得不向自己的敵人,那個武裝到牙齒打過來的侵略者學習,強令轉變生活方式和理念價值,這才是「情非得已」之所在。所以,學習西方也好,效法東洋也好,在大歷史看,勢所必然,例屬文明傳播的常態。但於當事人而言,則在在「情非得已」,是以羞辱來洗刷羞辱。情非得已,事到臨頭,只好如此,朋友,不在其間,不知其難嘛!對此進程,以及更為廣大之現代轉型,在下曾以「法意闌珊,不得不然」概述,同樣有感於此而發,其意在此。時過境遷,從普世主義眼光來看,說實在話,有什麼你的我的,但凡有利於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有助於億兆云云過好生活,不講你我,不講東西,不講古今,拿來便好。

日本由舊日古典中國文明的學徒轉變為老師

梅謙次郎並且以同文同種同教立論,概述留日習法的便利與「正當性」。如其所言,「清、韓自我邦取獲文明,比諸取自語言全異之歐美,利便實甚」。尤有甚者,在他看來:

況風俗、人情相似,我邦始終以孔教立國,故道德標準多所相同。其他風俗人情一致者,亦所在多有。且考諸地理,比鄰之國,一衣帶水。故從距離、風俗、歷史、人情任何一點觀之,從迥異之歐美獲取新知,皆不如從我邦獲取便利,固無待鄙人多言也。

不寧唯是。可能,同樣在他看來,更為主要的是,此刻的日本文化原就是由「日本固有文明」與漢文明相融而成,又經輸入歐美文明,裁長補短,幾經調和實行,至於今日,方始適於生聚,而得正果。換言之,這是一個更新之後的新文明,也是一個足以自立之強悍文明。這才是根本原因所在。至此,舊日古典中國文明的學徒,今日渙然而為先生,時代在此節骨眼上變幻莫測,恍兮煌兮。

日本的崛起源於舉國上下用功及效法西洋帝國主義的蠻橫

這一點,當年日本人並非自吹自擂。不僅這是對於日本明治維新之際,延聘法蘭西學人東瀛授課的做法之如法炮製,而且,更在於經此努力,終於一戰而滅北洋水師,也就是挫大清,二戰而潰沙俄,也就是拼列強,所以才這般自信。是的,若非舉國上下用功,加上效法西洋帝國主義的蠻橫,混不到這個份上的。

今年三月間訪日,邀請方安排去日本外務省檔案館看了幾則材料。一是《馬關條約》原件,有李鴻章的籤字畫押,二是甲午前後遍布於京津滬等地的日本外交官、商人和記者,不少怕是間諜,發回日本的各種報告原件。他們身居華夏,不避陋巷,每天收集、抄錄中國各地報紙要聞與所獲信息,包括某地新辦一所學校、某官與某官兒女聯姻等等,當日寫完,毛筆、宣紙、文言、豎排,然後專遞迴國。

以此觀之,則日人情治,密如蛛網,幾十年裡,用「蓄謀已久」來形容不為過矣。記得其中一位寫道:今日清國戰敗,必將重蹈當年黑船來日之後,日本舉國悲切而急起直追之情勢,值此之際,日本應該敞開大門,利用同種同文之便利,積極培養清國人才,以便將來中國的立法和政治盡為吾國所掌握等。大概這個意思,這裡引述,從正反兩面,以佐證上引梅謙校長之言。

種族意識、東亞意識和世界意識深刻影響二十世紀的東亞和世界

展卷撫讀,其中一篇致辭耐人尋味。特此拈出,同賞而共商。此即1905年第一屆學生畢業,速成科教師代表治田博士的「祝辭」。其間心情、語次和頓挫,與一年前梅謙次郎校長的開學致辭,不乏呼應,似又轉進一層。

治田博士申言「東亞團結」,告謂黃種人當攜手並進,以對抗西洋諸國白色人種的壓迫,「以期世界進於大同」。起承於「政治冰人」與「學術冰人」之分別,而轉合以人種始、大同終的憧憬,仿佛策駑礪鈍,似乎礪世磨鈍,但激於世變,總有來由,亦稱懇切。

原文不長,綜理要點,意莫如此:

抑人種與人種之關係,為今日世界大問題也。日清兩國國民應相互提攜,以對抗西洋諸國人種壓迫。遙遠將來,此人種對人種問題必一掃而光。世界萬民,同一交際,所謂同胞,於斯可見。吾等日本人,與佔黃色人種大部制清國,攜手並進,堪以對抗西洋諸國所謂白色人種壓迫,以期世界進於大同。將來諸君建設祖國,自小處言,乃為東洋各國民之利益,自大處言,即為世界人民之福祉也。

此間轉折,不僅以近世東西衝突為背景,而且,含蘊三種意識,其之深刻影響二十世紀的東亞和世界,繞不開,必須直面回應。雖客愁千裡,而剪不斷,終究要理清,終究要回應。此即種族意識、東亞意識和世界意識,以及基於全人類規模的大同理想。

日本效法西洋帝國主義猶有過之

種族意識適應於並推動著近世帝國主義的成長,在1884年歐洲做出瓜分非洲的決定後,更且甚囂塵上,最終蛻變為種族主義,一定意義上,並且構成了歐洲語境下現代極權政治的主要理念源頭。其勢驍驍,橫掃世界,塗炭東亞,逐漸發酵的日本軍國主義及其擴張主義國家政治的背後,可見其影響之一斑。換言之,日本明治維新以還,急起直追,以西洋帝國主義為效法樣板,猶有過之,有以然哉,所以然哉,卻不能減免其罪其孽。今日省視,其為人類思想中最為陰暗的惡質,當年竟然堂而皇之,並有所謂科學張本,實在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與此同時,基於地緣概念和文明意識的亞洲意識,特別是東亞意識,也同樣是情理之中,事屬自然,理所當然,直到今天,依然是一種構建文明敘事和政治敘事的有效概念,不妨於納入全球治理框架中,用其利,避其害。因而,志田君以種族、民族、國族和文明競爭為務,卻期期於世界大同,而首先是東西方之「比肩而立」,既為一種民族主義的宣示,同時意味著普世主義壓過了種族意識,超越了自我中心的國族觀。當此之際,可見儒學義理搜啟導的人道理想,吉光片羽,山止川行,山高水長。後來一發不可收攝,令人浩嘆。

中日韓三國若蜂目豺聲相則為歷史之大不幸

就歷史而言,至少在文明論意義上,整個東亞,中日韓三國,同文同種,而且,一度同教,終亦必同教。若蜂目豺聲相對,是歷史之大不幸。曾經的加害方,政客們居心叵測,無廉恥。居高位者,心胸狹隘,囿限於草根式民粹,難以超脫國族格局,不識大體。網上儻論,砍砍殺殺,盡皆不堪。當此之際,知識分子需盡到提醒的責任,既不忘民族苦難與文明浩劫,另一方面,展現原諒道義與和合心腸,不因歷史而犧牲未來。

說到底,整個東亞,太平洋西岸,蔚為一個文明共同體,並且應當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其間,藉由盛唐以還古典中華法律文化的傳播,其實曾經同時還是一個法律共同體。就此而言,晚清西法東移進程中之「法政速成科」,不其然間,為此續添一筆,共同見證了那個東亞轉型時代的風雨滄桑。因而,東亞法律共同體是東亞命運共同體建設中的固有一環。李貴連教授暨李門弟子,積勞積慧,用心用意,優柔饜飫,遠溯博索,將這段歷史呈現目前,使我們得以反觀回視一百年前,曾經慣為老師的「大中華」子民,如今淪為甲午戰敗一方,如何忍辱負重,東渡滄海,力取真經,以為圖強之策這段先輩故事。此時此刻,懸想世事,遙體人情,當日學子,包括已經取得探花功名者,居然去做學生,從頭學起,則心慕手追,萬縷千絲,其實還是希望百年奮鬥,「以期攜手並進」,再造中華,並造福於世界大同。

法政速成科初衷與效果的差距事出無奈

凡事初衷與效果,常有差距。逮至1905年科舉遽廢,舉子功名無著,青黃不接,因而,紛渡東瀛,一時間,法政速成科來源嘈雜,法政學堂遍地開花。一年之期,徒有皮毛,雖說留學,實則多半唯《新民叢報》馬首是瞻,拿個結業證書,換身鎧甲而已。一旦回國,口口聲聲民主自由,而行止不堪,乃至新舊失守,自在意料之中。楊國強先生縷敘清末地方諮議巨細,闡說「新學生社會相」,即曾多所詬訾。所謂「歸國留學生之為朝官者」,其實既無新知識,亦無舊道德,則摧枯拉朽之下,「斯文一脈橫決而出,流入天下滔滔之中」。而個中緣由,無可收拾,同樣又是一個「情非得已,勢所必然」也。今日敘及晚晴,婆娑講義,聯想至此,順帶說出,以為補充,遙念此間之萬般無奈,而為此大轉型時代之難上加難,竟至於最終之血流成河,仰天一嘆!

至於將留學生貶得一錢不值,甚至以汪兆民之投日叛國為例影射近代中國大規模留學運動之窳劣,說明對此「情非得已,勢所必然」缺乏體認與同情,表明一旦歷史意識和政治意識闕如,結果不堪。至於如此陳詞,其心態是否不免狹隘,或者,過於陰暗,則又當別論。

中國學習西方法學不夠謙虛

「法治要大規模地搞工程,民法典要上馬,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有什麼樣的知識準備。沒有知識準備,如薩維尼講的,你這個時代是沒有能力的。」日前,「法政速成科與中國」研討會暨《法政速成科講義錄》、《法政速成科紀事》首發式在北京大學舉行。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舒國瀅認為速成方式舶來的法科知識有很多缺陷,中國法學界已經到了應該進行整體反思和選擇未來道路的時期。以下為舒國瀅教授在會上的發言實錄:

速成方式舶來的法科知識缺陷

舒國瀅(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日本作為一個西學的中轉站,對於中國的法科的發展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李老師提供的很多素材和紀事昭示著我們中國法學的法律知識是怎麼形成的,也就是李貴連老師所講的「快餐」,實際上就是速成。中國清末1904—1906年預備立憲之前,在法科知識上是沒有準備的,不像西方歷史中知識生成有一個準備時間。比如德國,1814年是一個重要的節點,因為《民法典》要不要制訂這一問題這一年在德國引起巨大的論戰,包括黑格爾、馬克思、甘斯(馬克思的老師)都參與了薩維尼的論辯。論辯涉及的問題很多,薩維尼的三個觀點對我們今天中國仍然有效。

中國沒能很好地以謙謹的心態繼受西方法學知識體系

第一,在1814年的德國,沒有哪一個法學家可以制訂一部德意志《民法典》,而中國現在其實還是面臨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跟什麼有關?跟我們的速成有關,我們沒有很好地把知識體系用一種謙謹的心態繼受過來。所以在自然歷史生成的過程中,法律知識人沒有這個條件把知識譜系接過來。「速成科」的這些知識到了1949年以後,基本上又被切斷,我們又重新開始。薩維尼在1814年說德國人沒有能力制訂《民法典》的時候,其實講到了德國整個法學界的知識狀況。薩維尼很牛,他24歲寫《佔有權》的時候,是五百年來在佔有問題上解決了羅馬法上的基礎理論的第一人。後來凡是寫佔有權的人,包括狄保這樣的人都不敢寫這樣的東西。這樣的人說自己沒有能力,實際上是很謙謹地或者是很客觀地看待歷史。

第二,我們的德語不是法律語言。這是什麼意思?德國當時的語言是從拉丁文、法文翻譯過來的,很多語言不對接,需要一個把德意志法律語言逐漸豐富起來的過程。

德國選擇羅馬法而非日耳曼法作為民法體系的基礎

第三個觀點,講法典的制訂需要討論法學的演進史。這一點在薩維尼的時代是非常清晰的。正是建立在這樣的認識上,德國在19世紀的中後期才會出現帕累託學派。這個學派是幹什麼的?主要致力於將民法的體系建立起來。在什麼基礎上建立起來?他們選擇建在羅馬法的基礎上,而沒有選擇建立在德意志普通法的基礎上,也就是說日耳曼法沒有作為他們法學知識的直接來源,他們選擇了他們認為在當時已經構成德意志普通法的一部分的羅馬法。到1873年,德國要開始制訂《民法典》的時候,它那套完備的知識體系就成熟了,它的標誌就是三卷本的《學說彙纂》教科書。

梅謙次郎制訂日本《民法典》,最早是學法國的,後來修訂之後,就學薩維尼體系為基礎的德國《民法典》。所以,日本在學西方的過程中是很快速的,它在學習這一點上是值得中國人借鑑的。一個是把他們的知識轉換成日本的知識的時間很短,他們也是在壓縮時間,時間不等人,都有時間壓力。(中國人也有時間壓力,到現在也是。)他們用二三十年的時間,把西方的民法體系、羅馬法體系搞得非常清楚,這個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到一百年還沒完成這個過程。

清末培養政法人才的主要目的是儲備法科幹部

法學是一門很古老的學問,羅馬法裡面講了,中世紀是以法科起家,中世紀的辯證法、修辭學和語法學都是跟法學同時成長。在引進的過程中,我個人認為我們的民法和刑法學者在速成這一點上,更多地採用了簡單的拿來主義或者速成主義。比如在薩維尼體系的引進上,我們是學臺灣那一套東西。大陸的學者沒有很好地把這套知識吸納進去,特別是這套體系背後的東西,我們沒有學習。比如現在民法學的大佬,真正研究薩維尼、葉尼的人幾乎沒有,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李老師所說的要接通一個時間節點。1904年以後的速成科可以作為一個點。1904年是一個什麼時間點?清末要預備立憲,要搞修律,在制度上有大量的法科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採取了快餐式的方式,培養一大批政法人才。其目的主要不是培養教授,而是預備立憲以後的法科幹部。

沒有知識準備的時代是沒有能力的

這種歷史對我們現在有什麼影響?這種速成使我們舶來的知識有很多重大缺陷,很多東西是不實的。我在搞德國法的研究,很多概念,比如法學行為的概念,現在還沒有統一起來,在法學界還有不同的用法。現在法理學界還有參與其間,說我們法律學界還有自己的行為概念,這些都是不懂或者不知道法學概念的知識生成而自己臆想出來的。我覺得中國到了該總結的時候,也就是我們應該怎麼走,歷史學界、法史學界要提供一個素材或者背景。

許章潤要搞漢語法學,我理解他也是基於現在我們知識生成的混亂,還有知識產量的或者原創性的不足提出來的。中國現在要選擇我們的道路,該到這個時期了。法治要大規模地搞工程,民法典要上馬,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有什麼樣的知識準備。沒有知識準備,如薩維尼講的,你這個時代是沒有能力的。我們需要整體上進行反思。

中國學習西方法律以日本為師

「晚清一直到民國以後我們走的道路,基本都是以日為師。雖然最終是學習西方的法律體系,但只能算是西方法學的『二傳弟子』,我們直接以日為師,間接以西方為師。」日前,「法政速成科與中國」研討會暨《法政速成科講義錄》、《法政速成科紀事》首發式在北京大學舉行,騰訊思享會獨家報導。清華大學法學院蘇亦工教授在發言中指出,中國是東亞文化的原創性國家,如果完全學習西方,像日本那樣完全廢止自己的傳統文化,轉學外來的一套,能否獲得成功是個問題……就晚清以來一百多年法律變革的效果來看,我們對西方和日本的學習得失參半,失大於得。我們學習的方法徹底背棄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從而導致了現階段的社會分立和認同危機。以下為蘇亦工教授在會上的發言實錄:

中國對西方法律的學習至今都是直接以日為師

蘇亦工(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這套書是研究日本的法政速成科,也就是清末以來的法學教育——最初很多人被派到日本去學習法律。這些年我也做了一些法律史人物的研究,有兩個人都曾留學日本學習法學,一個是程樹德,一個是董必武。這套書的出版對我個人來說不僅僅是啟發,也提供了很重要的線索,因為晚清留日的法科學生後來對中國都發揮了很大影響:一個在學術上,一個在實務上甚至革命中。這些影響後人都有很多評價,我們不考慮這些問題,但這兩個人物值得我們做全新的研究。所以這部書的出版對我個人來說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同時也是第一手資料,這是兩部書出版的重要意義。

再有一個,剛才李貴連老師在會上做了一個開場白,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李老師說日本為中國近代法學的成長提供了「快餐」,快餐可以吃飽,但營養不大充分,所以我們應該做些反思。楊一凡老師剛才發言中也說我們現在的法制史、法制事業到了重要的轉折時期。確實像李老師說的,中國的法學教育甚至整個法律現代化的事業是緊步日本後塵,以日本為榜樣建設發展起來的。記得當年沈家本和伍廷芳聯名寫的晚清法制變革最重要的綱領性文件《刪除律例內重法折》,裡面寫到日本跟中國同文同種,中國要想學西方走法律現代化的道路,最快捷、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學習日本,日本能夠成功,我們也能夠成功。所以從晚清一直到民國以後,甚至今天我們走的道路,基本都是以日為師。雖然最終是學習西方的法律體系,但只能算是西方法學的二傳弟子,我們直接以日為師,間接以西方為師。這條道路使我們現在的法學有這樣的規模。

伍廷芳 圖片來源於網絡

中國學習西方和日本的方法背棄了自身文化傳統

但正如剛才李貴連老師說的,這個快餐本身存在很多營養上的問題,因為日本這個國家跟中國有很大的不同(當然我對日本的研究可能不足)。日本和中國同文同種同教——其實「同文同種」本身就有爭議,這個「同教」爭議更大——所以我們走日本道路有它的可取之處:簡便易行,速成速效,這是它的關鍵。但問題在於中國這個國家是東亞文化的原創性國家,如果完全學習西方,像日本那樣完全廢止自己的傳統文化,轉學外來的一套,能不能獲得日本的成功?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晚清以來這一百多年法律變革的效果來看,我個人認為得失參半,失大於得。我們喪失了自己固有的文化傳統,喪失了自己的價值判斷,只能緊跟在外來文化傳統、外來法律制度、外來價值觀念的背後照搬學樣,但總是學不像,因此導致了中國現在道德崩潰、倫理崩潰,整個社會呈現了嚴重的分立,甚至出現了中國認同的危機。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學習西方、學習日本的方法徹底背棄了自己的文化傳統。

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法律的道路是否可行?

李老師和(孫)家紅整理出版的這一套《法政速成科講義錄》和《法政速成科紀事》,可以說是回過頭重新審視一下過去一百年來我們走的這條路——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法律的道路是否可行,應該在哪些地方改弦易轍?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今天召開這次會議,討論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資料性的問題,而且是更富有前瞻性的學術意義甚至實踐意義的問題,希望我們學界特別是法學界、法律史學界對此能夠有一個認真的反思。

歷史往往是舞臺邊緣人寫出來的

「我們常常關注的是歷史舞臺中央的人物、聚光燈下的人物,舞臺邊緣的人物甚至幕後的人物就不太關注了,但真正的歷史往往是這些邊緣人甚至幕後人物寫出來的。」日前,「法政速成科與中國」研討會暨《法政速成科講義錄》、《法政速成科紀事》首發式在北京大學舉行。騰訊思享會獨家報導。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尚小明認為研究歷史無非是研究人,研究「什麼人」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當時的法政速成科學生名錄裡就有很多重要的人物,但為我們所了解和研究的卻並不多。以下為尚小明教授在會上的發言實錄:

能夠沉下心來系統地研讀和利用史料的人越來越少了

尚小明(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剛才幾位教授都是研究法律、法學或者法律史的,我是外行,所以就講點外行的。

一是這個資料的出版非常有意義。二十多年前我曾經用過「紀事」,但是當時找到這個資料非常不容易,是我的導師從日本複印回來才看到。現在出版了,我非常高興。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近些年各種各樣的資料的出版確實很多,但讓人遺憾的是,這些資料出版以後,真正能夠去充分利用的人,我感覺是越來越少,尤其是不能夠沉下心來系統地研讀史料、利用史料,這是我們現在很大的問題。往往是做什麼題目,這裡找一點,那裡找一點,差不多就能寫成一篇文章,而不是花很多時間去系統地做。所以我希望這套資料出版以後,能夠為大家充分地去利用,不要辜負了整理者和翻譯者的努力。

清代升堂提審 圖片來源於網絡

法政速成科的研究不應局限於法律史

第二,我想說的是研究視野的問題。我們的題目是「法政速成科與中國」,我覺得「法政」不等於「法律」,從這個資料也可以看出來,不論是課程設置也好,還是考試也好,當時的法政包括法律、政治、經濟、財政、歷史等很多內容,所以研究法政速成科與中國,不能僅僅局限於法律史。要做好這個研究應該有一個前提,這個前提至少是對清代以來特別是到民國時期的中國歷史應該有深入的理解,這是一個前提。當然「法政速成科與中國」反過來可以加深我們對這個事情的歷史的理解。

最後一屆科舉狀元、榜眼、探花都是法政速成科

第三是怎麼去深化、細化的問題。研究歷史無非是研究人,研究「什麼人」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常常關注的是歷史舞臺中央的人物、聚光燈下的人物,舞臺邊緣的人物甚至幕後的人物就不太關注了,但真正的歷史往往是這些邊緣人甚至幕後人物寫出來的。所以研究《法政速成科講義錄》是一樣的,當時的學生名錄裡有很多重要的人物,但真正為我們所了解的並不多,為我們所研究的更少。剛才有老師說到商衍鎏,其實不只是商衍鎏,清代最後一個狀元劉春霖也是法政速成科——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狀元、榜眼、探花都是,還有很多人。如果我們想細化的話,這些工作都要做。

法政速成科研究還需要史料補充或者續編的工作

第四,史料的補充或者續編等工作都可以去做,比如這個名單大概有一千多人,但實際上在法政速成科讀書的人不止這些,因為當時的留學生同時在幾所大學就讀的很多,在這兒讀書,但是不一定從這兒畢業。所以我想進一步去做工作,比如看留學生出的官報,這個已經出版了,可以作為補充。另外,這後面附的很多人物履歷都太簡單了,而且是1928年的東西。好多人還活著,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比如胡俊、羅傑等人都有著作,而且在當時都有一定的影響,類似這種人物很多。總的來說,我希望這些資料的出版能夠為大家充分利用,推進相關學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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