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酒事，酒本身自然是第一。此外同樣重要的兩項便是飲酒方式和酒器。而酒器之名目、時風影響下的酒器之造型與紋飾、酒器在不同場合的使用，又同前兩項緊密相關，以此共同構成一個時代的「酒文化」。
一、酒器的名目、造型與使用元代從西域傳來蒸餾酒，時名哈剌吉，不過時至明代，出現在南北宴席上的仍以黃酒為多。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二十五「燒酒」條曰：
「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其法……其清如水，味極濃烈，蓋酒露也。」又述其利弊，道「燒酒，純陽毒物也」，
「與火同性，得火即燃，同乎焰消。北人四時飲之，南人止暑月飲之。其味辛甘，升揚發散;其氣燥熱，勝溼祛寒」，「過飲不節，殺人頃刻」。相形之下，黃酒自然溫和得多。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九「酒」條曰「士大夫所用惟金華酒」，這是明代中後期時候的境況。而成書於康熙年間的劉廷璣《在園雜誌》卷四「諸酒」條尚雲「京師饋遺，必開南酒為貴重」。直到晚清梁章鉅《浪跡續談》卷四「紹興酒」一節仍曰「今紹興酒通行海內，可謂酒之正宗」，「實無他酒足以相抗」。
(明) 佚名 漢宮春曉圖 (局部) 紙本墨筆 縱33.8釐米 橫562釐米 遼寧省博物館藏《金瓶梅詞話》故事發生地點的山東清河雖為託名，但作者選取的素材該是以北方為主，而書中提到的酒，諸如金華酒、浙江酒、麻姑酒、南來豆酒，都是南酒，即便燒酒，亦為「南燒酒」，雖然這是很低檔的一類。劉公公送給西門慶的自釀木樨荷花酒，也還是以黃酒為酒基的配製酒，這些都與史料記載相一致。因此之故，明代的飲酒通常仍是習慣熱飲。只是酒注自元代始已不再流行與溫碗合為一副，器中酒冷，可以爐火隨時燙熱，明人習稱為「盪」，有時候所謂「篩」，也是這樣的意思，如《詞話》第五十七回，西門慶又叫道：「開那麻姑酒兒盪來。」第三十五回，「把金華酒分付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甑兒篩熱了拿來」。又第四十六回書童兒道：「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了錫瓶裡酒了。」明陸噓雲《世事通考·酒器類》因列有「既濟爐」，其下注云：「即水火爐也。」明末話本小說《鼓掌絕塵》第一回記述幾人道觀飲酒的光景，曰許道士「喚道童把壺中冷酒去換一壺熱些的來」，道童便「連忙去掇了一個小小火爐，放在那梅樹旁邊，加上炭，迎著風，一霎時把酒燙得翻滾起來」。遼寧省博物館藏明人《漢宮春曉圖》中的一段，是三個女子在山石邊擺了小桌投壺飲酒，旁邊侍女捧著酒注，山石側後的高桌一側放著酒罈和炭籃，火爐上坐著酒瓶，爐前侍女持扇，「加上炭，迎著風，一霎時把酒燙得翻滾起來」，正是如此情景。常用的小火爐便是也用來烹茶的風爐，出現在明代繪畫中的多是如此。不過在實際生活中，燙酒往往不把盛酒器直接放在爐火上加熱，而是置於注了湯亦即熱水的容器，則與爐火直接接觸的原是湯器，如此，在加熱過程中方才對酒毫無損傷。且看明李士達的一軸花卉圖，畫幅左下方一個火盆，盆中燃著的熾炭圍了一個提梁壺，敞開的壺口露出一截斜插在裡面的瓶頸，這是燙酒的場景自無疑問。
金鑲寶飛魚紋執壺 北京永定門外南苑明萬通墓出土 首都博物館藏酒注，明代也稱酒壺、執壺，或曰瓶。金銀酒注的典型樣式之一，是壺身瘦削，修頸，細流，鉤柄，外撇的壺口有蓋子，蓋頂通常一個寶珠鈕，鈕下每有攀索與鉤柄相系連。明人或依它的造型呼作金素、銀素；素，也作嗉，雞嗉也。《詞話》中的「團靶勾頭雞膆壺」(第二十一回)，即是此物，而第四十九回所云「團靶鉤頭雞脖壺」，便是更為傳神的名稱。典型樣式之又一種，則壺頸短而壺腹圓，開列在《天水冰山錄》嚴相府浮財中名作「墩子壺」的當是這一類。尚有矮短高瘦介於二者之間的一種，常見的稱呼便是執壺，如北京永定門外南苑明萬通墓出土的一把金鑲寶飛魚紋執壺。而不論高瘦抑或矮短，壺腹多做出一個杏葉式開光。所謂「金素杏葉壺」「飛魚杏葉壺」「金麒麟杏葉壺」，登錄於《天水冰山錄》的嚴府家財此式金壺有十六把。「飛魚杏葉」「麒麟杏葉」，便是在杏葉開光中裝飾飛魚或麒麟。依照這裡的名稱，北京右安門外明萬貴墓出土的一把金壺，是金素杏葉壺，出自湖北鍾祥明梁莊王墓的金壺，便是金墩子壺;今藏美國費城博物館的明代執壺，乃金鑲寶龍紋杏葉壺;今藏大英博物館的一把明代琺瑯執壺，為麒麟杏葉壺。北京海澱八裡莊明李偉夫婦墓出土一把銀六稜花鳥壺，首都博物館藏銅鎏金獅鈕蓋六稜花鳥壺一把，可與《天水冰山錄》的「金六楞草獸壺」相對照。蓋鈕巧制為獅子戲自然不同於通常的寶珠鈕，《天水冰山錄》登錄財產品名因此要特別標出，如金素獅頂壺。湖北蘄春橫車鎮明荊恭王墓出土獅鈕蓋金壺一把，也是這一類。至於北京定陵出土白玉壽字杏葉壺，品級卻又獨在諸器之上了。
金素杏葉壺 北京右安門外明萬貴墓出土與前朝相較，明代酒具最顯著的不同是酒盞的尺寸和造型，一面是尺寸小了，一面是由宋元時代的撇口淺腹而易為斂口深腹，當然這裡的深和淺是相比較而言。明人編纂《增補易知雜字全書》中的「盞」圖，是它的一般樣式，而同書下欄文字部分的「磁器酒器石器門」，又有合成一個詞條的「鍾盞」。其實明人稱「盞」稱「杯」稱「甌」稱「鍾」，所指並不十分確定，《三才圖會》中的「甌」圖，即有四種樣式，此「甌」，也可以視作「鍾」的雅稱。從實際運用來看，鐘的名稱更為普遍，並且它在明代適用的範圍很廣，不僅飲酒之器可曰酒鍾，吃茶之器也可曰茶鍾—《朱氏舜水談綺》卷下「器用」一項列有「鍾」，釋云：「茶鍾，酒鍾」。此外，鐘的式樣也並不一致：或大或小，或平底或高足，或無柄或有柄，概可稱「鍾」。湖北蘄春劉娘井明荊端王次妃劉氏墓出土一個靈芝柄嵌寶小銀杯，底有銘文曰「銀鍾一個重一兩四錢八分整」。器以自銘，它似乎可以視作明代酒鐘的標準樣式，但如前所述，銀鐘的名稱實際上並非此式所專用。
錫杏葉茶壺 北京定陵出土宋元時期流行的臺盞，即承盤盤心聳出一個高臺，高臺上承酒盞，到了明代已近乎隱退，雖然名稱猶存。此際曰「盤盞」，曰「臺盞」，或曰「臺盤一副」，其實所云皆為宋元稱作「盤盞」的一類，《三才圖會》中的盤盞圖與明墓出土自銘「臺盞」者式樣幾乎無別，即是明證。明代盤盞一副中的承盤，就造型而言，與元代式樣相比變化不是很大，中心凸起的淺臺多以蓮瓣紋為飾，其風格趨於規整。湖北蘄春蘄州鎮雨湖村明都昌王朱載夫婦墓出土金臺盞一副，金盞式樣與前舉劉娘井墓出土銀鐘相同，承盤中心是一個矮矮的覆蓮座，盤口沿銘曰：「嘉靖十九年二月內造金臺盞一副共重二兩八錢二分整。」也有與《三才圖會》盤盞圖相類即盞為雙耳者，都算作明代盤盞亦即臺盞一副的一般樣式。
剔犀銀裡鍾 〔英〕大英博物館藏宴席中人手一隻的酒鍾尺寸固然是小—在西人利瑪竇看來，「他們的杯子並不比硬果殼盛的酒更多」，但幾巡過後，便常常會換取大鐘，此鍾每每式樣別致，於是用它「勸飲」「傳飲」，或曰「侑酒」。明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上《翡翠硯》一則曰：崇禎丁丑初春，偕何青丘、楊獻可、郝東星觀梅靈谷，「金陵蔣生為地主，攜集花下，出碧玉勸飲」。又同書《宣和玉記》曰：文石公大韶家有祖傳宋宣和御府所藏玉 兩件，視為珍愛，
「文石居平晨起，即科頭坐快閣上，用五色筆批評古書數葉，巾櫛後即把玩古彝鼎，展名畫法書，薄暮則設席款客，令歌僮度曲，出所珍雙玉，佐以文犀奇窯諸爵，琳琅溢目，坐客常滿」。李玉《一捧雪》第二出，莫懷古離家赴京之前在書齋設酌，與兒子莫昊和西席方先生敘別，席間莫懷古道：「先生洪量，何須用此小杯。」因命僕人莫誠「取古玉杯來」。及至盤龍和玉杯亦即「一捧雪」取來，賓主賞玩一回，嘆為至寶，遂用它「斟酒」「傳飲」。三例中的玉杯都是筵席常設之外的殊器，特用於席間傳玩勸飲以助興。再有，宴席初開，賓主禮敬，用作「把盞」的酒杯也總要別擇美器。古玩自然最為珍罕，玉器則每在諸品之上，此外有鑲嵌珠寶及製作精巧的金器。北京永定門外明萬通墓出土一件金鑲寶桃杯，金杯以老乾做柄，柄上伸展出金枝金葉，金葉和杯心分別鑲嵌紅藍寶石。萬通為皇親，姊姊是憲宗寵愛不衰的萬貴妃，席間有這樣一隻把盞傳飲的金杯，也只算得平常。
二、饌器中少不得的茶具與前朝相同，一席饌器中少不得茶具，不過兩宋時代茶湯多在酒後，《金瓶梅詞話》中的描寫卻每每飲茶在先，且以果茶為常，因此總會配上一柄取果的茶匙。高濂《遵生八箋》卷十四《飲食服饌箋·上》論茶事曰：
「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點之際，不宜以珍果香草雜之。」「若欲用之，所宜核桃、榛子、瓜仁、杏仁、欖仁、慄子、雞頭、銀杏之類，或可用也。」以下的「茶具十六器」中列有「撩雲」，注曰：「竹茶匙也，用以取果。」且看利瑪竇眼中的一番情景：
「客人就座以後，宅中最有訓練的僕人穿著一身拖到腳踝的袍子，擺好一張裝飾華美的桌子，上面按出席人數放好杯碟，裡面盛滿我們已經有機會提到過的叫作茶的那種飲料和一些小塊的甜果，這算是一種點心，用一把銀匙吃。」湖北鍾祥明梁莊王墓出土一柄金茶匙，細長的匙柄做出一段竹節紋，匙葉輕薄形若一枚杏葉，葉心圖案為團花，花心一朵小簇花鏤空做，通長15.5釐米，重11.8克。定陵出土的銀鎏金茶匙，匙葉圖案造型為時尚紋樣蝶趕菊，菊花的特徵用花蕊來表現，卻是花瓣之間鏤出規整的五個細孔;竹節紋的匙柄之端一朵如意雲頭，長17.7釐米，重12克。如此輕巧和秀逸，原是承襲了宋元金銀茶匙的造型和工藝，而前一例的樣式，便是《詞話》中說到的「金杏葉茶匙」。
錫提梁壺 四川崇州萬家鎮明代瓷器窖藏茶壺或有提梁，北京定陵出土明器中一件自銘「錫杏葉茶壺」者，為式樣之一。有柄有流的一種，與酒注造型的大致區別在於前者矮壯，後者瘦高。山西汾陽聖母廟明代壁畫中聖母出宮的行列裡並行著捧了金酒壺和金茶壺的宮女，正可見出茶酒器的這一分別。出自北京定陵的一把銀壺為孝靖皇后物，通高13.8釐米，是矮壯的茶壺樣式。茶壺又或用古稱叫它湯瓶。《詞話》第二十回，「只見李瓶兒梳妝打扮」，「迎春抱著銀湯瓶，繡春拿著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眾人遞茶」。此銀湯瓶即銀茶壺。早期酒注與湯瓶的區別很小，而酒注原是從湯瓶中分化出來，長沙窯址出土的這兩類器具造型幾乎相同，因此有的酒注特別在器身表明「此是飲瓶不得別用」。其實在日常生活中，器具的使用本來是很靈活的，《遵生八箋》卷十一《燕閒清賞箋》「論古銅器具取用」一節提到，硯爐「右方置一茶壺，可茶可酒，以供長夜客談」。
三、其他饌席器具饌席用器自然還要有大盤小碟、菜碗、湯碗以及飯碗和匙箸，不可或缺的尚有各式攢盒。故宮藏《朱瞻基行樂圖》在投壺場景中繪出皇帝一個人的餐桌和餐具：果盤、菜碟，金碗四隻、箸一副，金杏葉壺、金臺盞以及攢盒，由此臨時備下的酒食點心而可見宮廷用器之一斑。上海閔行區明南京吏部尚書朱恩家族墓出土銀器一組：酒注、高腳杯各一；茶壺、茶鍾各一;匙與盤各一。這是仕宦之家最基本的幾樣饌席。
(明) 青玉透雕雙螭耳杯 河南博物院藏四、講究的豪奢盛宴酒器的質地仍以陶瓷為多，此外則漆木、銅錫、金銀、犀玉。明以前習用的碗盞加金銀的辦法，明代已很少採用。而宋代出現的剔犀銀裡碗盞，此際大為盛行，剔犀之外，也還有胡桃木、香木之類，如登錄於《天水冰山錄》的「金廂檀香酒一十二個」「金廂香木酒盃一十個」。今藏大英博物館的兩件剔犀銀裡杯，其一為高腳杯，其一即類於《詞話》中說到的「銀鑲大鐘」。金銀酒器的使用明初尚有所限制，談遷《棗林雜俎》智集「品官酒具」條曰：
「一二品官酒器俱黃金，三品至五品銀壺金盞，六品至九品俱銀，餘人用瓷、漆、木器。按：太祖起兵間，習於節儉，又深懲貪墨，而定品官器具，不為寒乞，則所謂彬彬鬱郁也。」不過豪奢風起，制度即成空文。明成化說唱詞話《新刊全相說唱張文貴傳》中的筵席便極見排場：
「父母留兒留不住，安排打扮小官人。便在廳前排派筵會，十分管待廣鋪陳。東邊掛起神仙畫，西邊掛起鳳歸林。黑漆卓子排定器，犀皮交椅兩邊分。金盞金臺金託子，金匙金箸插金瓶。珍饈百味般般有，四時果子及時新。」雖非紀實之作，卻與實際情況相去不遠。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三十四記述道，「嘗訪嘉興一友人，見其家設客，用銀水火爐、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餘人，每客皆金臺盤一副，是雙螭虎大金杯，每副約有十五六兩」;又洗面銀盆，焚香金爐，「僭侈之極，幾於不遜矣」。所謂「銀水火爐」，即前引《世事通考·酒器類》中的「既濟爐」，亦即水火合為一器的溫酒之器，四川崇州萬家鎮明代瓷器窖藏中有錫制的水火爐。這裡說到的「金滴嗉」，應即金素壺。由北京右安門外明萬貴墓出土以及河南博物院藏螭虎雙耳白玉杯，可以推知「雙螭虎大金杯」式樣之大略。既曰「金臺盤一副」，那麼當有與螭虎杯紋樣一致或相與呼應的承盤，這是宋元時代流行的「教子升天」演變而來的傳統樣式。一席賓客二十餘，人手一副金臺盤，如此豪奢，《金瓶梅詞話》裡富甲清河一縣的西門大官人也未能望其項背，不過此例卻正是小說敘事的一個旁證。
(明)朱瞻基行樂圖(局部) 絹本設色 縱36.7釐米 橫690釐米 故宮博物院藏《詞話》中的酒事，多為西門慶家的酒事，那麼也可以說是明代豪門富戶之家的酒事。它當然無法與宮廷宴席相比，—不可能有彼之規模，也不可能有彼之排場，如《朱瞻基行樂圖》所繪一個人的飯桌那樣的排場。胸無點墨的暴發戶，酒事中更不可能有士子才人的雅韻風流，文震亨《長物志》所倡言的度越儔俗之清奇又豈是西門大官人所能夢見。袁宏道作《觴政》，以歷代酒經、酒譜等為內典，莊子之文、屈子之賦、《史記》《漢書》、陶集、白詩等有酒事並酒趣、酒韻者為外典，又特意舉出《水滸傳》與《金瓶梅》為逸典。《金瓶梅詞話》自然不是「酒話」，不過西門慶在世的七十九回裡倒有七十七回不曾離了酒，而為作者所驅遣的諸般酒事每每一石三鳥藏了布算，或草蛇灰線埋下線索，種種物理人情正可見明代酒事中的世相百態，輔「觴政」為「逸典」，袁中郎讀《金》有得也。不過這裡不是討論小說，而是特欲藉此一枝寫實的筆去認識明代酒文化，因為此前任何一部書，關於酒事，都沒有如此入微傳神的細節刻畫。
銀素 湖北蘄春蘄州鎮雨湖村明都昌王朱載夫婦墓出土酒食器具，求雅，依然玉器為最，但鋪展奢華，則仍以金銀為要。《詞話》中的酒食桌上，壺盞匙箸便多為金銀。出現在書裡的小金壺，銀素，銀執壺，團靶鉤頭雞脖壺；銀鑲鍾兒，銀高腳葵花鐘，小金蓮蓬鍾兒，小金菊花杯，大金桃杯;金臺盤一副，小金把鍾兒銀臺盤;金箸牙兒，大都有明代實物可見。金臺盤一副，前舉蘄春明都昌王朱載夫婦墓出土者即是也。出自北京朝陽區三裡屯明墓的一隻金杯，所謂「小金把鍾兒」，它可以為例。大英博物館藏一件銀承盤，中心凸起一個矮矮的覆蓮座，座心鏨一朵靈芝，周環魚子地上鏨刻四季花卉，此即銀臺盤也。大金桃杯，也有前面舉出的明萬通墓出土金鑲寶桃杯，只是如此鑲嵌珍寶，尚非西門慶家用物可及。《詞話》第十六回，李瓶兒早又為西門慶預備下一桌齊整酒餚，「親自洗手剔指甲，做了些蔥花羊肉一寸的扁食兒，銀鑲鍾兒盛著南酒」。出自湖北蘄春縣蘄州鎮黃土嶺明荊藩宗室墓的暗八仙壽字銀鑲木鐘，高3.1釐米、口徑4.7釐米，常州博物館藏銀鑲木鐘便都是銀鑲鍾兒。第三十四回裡的「銀高腳葵花鐘」，衢州博物館藏一對晚明的金高腳菊花鐘或可參照。銀執壺，與上海閔行區朱行鎮明朱恩家族墓地出土之器當相去不遠。第三十一回《琴童藏壺覷玉簫·西門慶開宴吃喜酒》中惹出好一番熱鬧的銀執壺，即是此類。第三十四回，書童兒買了酒食到李瓶兒房中，「教迎春取了把銀素篩了來，傾酒在鍾內，雙手遞上去」。銀素，湖北蘄春明都昌王朱載夫婦墓出土的一把正是很標準的樣式。而西門慶送給蔡太師贄見禮的「赤金攢花爵杯」，湖北鍾祥明梁莊王墓出土金爵杯可以當之。至於筵席必設的果盒和攢盒，諸如方盒、罩漆方盒、彩漆方盒、小描金方盒、螺甸大果盒，在明代傳世品中自是常見。開在當街的「各樣描金漆器」鋪以及常常是裝在攢盒裡的「細巧茶食」，也都是仇英《清明上河圖》中的風俗畫面。
(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局部) 絹本設色 縱30.5釐米 橫987釐米 遼寧省博物館藏明代的飯桌是逢到吃茶點心、用酒飯的時候才臨時擺下，並且可以依據主人的需要隨處安放。如《詞話》第三十四回：西門慶陪應伯爵在翡翠軒坐下，因令玳安放桌兒。又第三十六回，西門慶陪安進士遊花園，「向卷棚內下棋，令小廝拿兩桌盒，三十樣，都是細巧果菜鮮物下酒」。仇英《清明上河圖》中的一個深宅大院裡高起一座露臺，上面支了布篷，下設酒桌，中間一具攢盒，四士圍坐，一邊立著兩個童子，其中一人捧酒壺，欄杆旁的童子扇著風爐烹茶，是相類的情景。何等式樣、何等大小的桌子，也要依人物多寡、人物的尊卑親疏乃至就食地點臨時擇取。明宋詡《宋氏家規部》卷三「奉賓客」一節說道：「凡有賀謝多儀而來，必留，列卓，特致誠敬。」「凡有執贄而來，必留，列卓，特致誠敬，或饋以饌，或侑以幣，視齒德尊貴隆以殊禮絕席。」「凡初識，留飲必列卓，凡常見，留飲必團坐。」「列卓宜豐(用官卓)，團坐宜殺(用宴幾，倪雲林制有長、中、短七卓，縱橫共七十有六則)。」「殺」與「豐」相對言，減也。官卓即大桌，《詞話》第五十五回道翟管家為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剔犀官桌上列著幾十樣大菜，幾十樣小菜，都是珍饈美味」，正所謂「列卓宜豐」。而同書第四十九回西門慶迎請宋、蔡二巡按，「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卷，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桌席，高頂方糖，定勝簇盤，十分齊整」，卻是列桌的極盡豐美了。末後西門慶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臺盤、執壺等金銀器具都裝在食盒內，共二十抬，一併送至二巡按的船上。如是體面的行賄與受賄實為酒事的一大妙用。當日蔡御史留下飲酒，席間西門慶央及蔡至兩淮巡鹽任上早放他幾日鹽引，蔡遂滿口應承。此前西門慶說動同官夏提刑共通貪贓枉法放走殺主奪財的苗青，也是先用了酒桌上的功夫。第四十七回，西門慶把夏提刑邀到家來，「門首同下了馬，進到廳上禮，請入卷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上來吃了。書童、玳安走上，安放桌席擺設」。「須臾，兩個小廝用方盒拿了小菜，就在旁邊擺下，各樣雞、蹄、鵝、鴨、鮮魚，下飯就是十六碗。吃了飯，收了家火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把鍾兒，銀臺盤兒，金鑲象牙箸兒。飲酒中間，西門慶慢慢提起苗青的事來」。這裡的「小金把鍾兒，銀臺盤兒」，原是合成一副的金盞銀臺，同書第七十二回，西門慶往王招宣府中赴席，與林氏見過禮之後，「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老文，你取付臺兒來，等我與太太遞一杯壽酒。』……文嫂隨即捧上金盞銀臺」，即此。較之連同桌席一併送給巡按御史的金臺盤成副雖然差了一等，卻也不是家常所用，正如第四十九回西門慶陪著蔡御史月下飲酒，「於是韓金釧拿大金桃杯滿斟一杯，用縴手捧遞上去」，—酒器的使用總是用了心思的。第二十五回西門慶為蔡太師備下生辰擔中的「兩把金壽字壺」，即不曾見於家裡的飯桌，雖然一頓早餐也是使著銀器酒菜齊上：第二十二回，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與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殯。等了伯爵來了，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著你。咱吃了粥好去了。」
「隨即一面吩咐小廝後邊看粥來吃。就是四個鹹食，十樣小菜兒，四碗燉：一碗蹄子，一碗鴿子雛兒，一碗春不老蒸乳餅，一碗餛飩雞兒，銀廂甌兒裡粳米投著各樣榛松慄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兒」。「小銀鍾篩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局部) 絹本設色 縱30.5釐米 橫987釐米 遼寧省博物館藏未酒，先茶，酒具的使用既非隨意，茶器的選擇也不能不講究。《詞話》中吃的都是果茶，因此茶鍾之外，一柄茶匙是不能少的。第七回，西門慶與孟玉樓正說著話，「只見小丫鬟拿了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銀鑲雕漆茶鍾，銀杏葉茶匙。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縴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第十二回寫西門慶在煙花院中，「少頃，鮮紅漆丹盤拿了七鍾茶來。雪綻般茶盞，杏葉茶匙兒，鹽筍芝麻木樨泡茶，馨香可掬」。第十五回則是同樣的場地，不過把茶換了樣，卻也是「彩漆方盤拿七盞來雪綻盤盞兒，銀杏葉茶匙，梅桂潑滷瓜仁泡茶」。而第三十五回夏提刑的來訪，一番光景又有不同，「棋童兒雲南瑪瑙雕漆方盤拿了兩盞茶來，銀鑲竹絲茶鍾，金杏葉茶匙，木樨青豆泡茶吃了」。可知豔色漆盤，細白瓷盞，金銀茶匙，是很精緻的一套奉茶待客之具，而一柄茶匙在小說裡不僅未曾忽略，且特別借了金、銀質地的不同見出來客的身份不同。至於款待夏提刑取用的「金杏葉茶匙」，前舉梁莊王墓所出者即是也。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文章原標題為《〈金瓶梅詞話〉中的酒事》，原刊於北京畫院《大匠之門》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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