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詞話》版本問題不複雜但不簡單，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被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是最早刊刻成書的「詞話本」系統，目前存世者僅有三部半，[①]而且由於其珍貴，極難為人所見。
研究者們所賴以引用的，只能是根據這些希世罕物再造的影印本或排印本。
但正如黃霖先生在他的《關於<金瓶梅>詞話本的幾個問題》[②]一文中所論，最具有代表性的供一般研究所用的三種版本——古佚本、大安本和聯經本，都各自存在著不小的問題，或多或少地給研究者帶來一些誤解，不利於「金學」研究的深入。
對比之下，故宮本被湮沒已久的研究價值就此呈現出來：
它不僅是現存明刊本中「品相最佳」者，可以有效彌補日本所藏二種明刊本（包括以此二本補苴罅漏、自稱最為精良的「大安本」——日本大安株式會社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影印本）的缺葉、漫漶、字句錯訛等問題，更因書寫其上的朱、墨筆刪改、批評的墨跡而平添一份獨特的價值。
黃霖先生對於現存《詞話》各重要版本的嚴謹比勘及其精審判斷，無疑起到了在「金學」界廓清迷霧，讓人重識「真金」的作用。
也正是在這樣的啟迪之下，筆者亦步亦趨，與上海交通大學許建平老師、姚大勇老師先後兩赴臺灣，對珍藏於臺灣故宮博物院的此一版本作了儘可能完整和全面的檢視，抄錄了其中千餘處刪改、批評（包含眉批和夾批）的墨跡，並做了初步的整理工作。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注意到這些墨跡的某些內容及形式上都有些並不尋常的特點，在我們試圖還原《詞話》的原始文本，重新整理一個更接近原貌的版本，甚至對探索它的成書、刊刻過程、以及其與《水滸傳》之間的關係等論題的時候，或許能給我們提供一些別樣的視角。
鑑於包括黃霖先生的大文在內的諸多相關文章並未詳細描述故宮本的版本形態，本文遂不揣鄙陋，將所抄見及待解之處，呈請方家審正。
一、故宮藏本《金瓶梅詞話》的版本形態及其特徵
故宮博物院藏本《金瓶梅詞話》，凡二十冊，一百回，無插圖。
版芯半框高約22.9cm，寬約14.3cm，白口，單魚尾。
首冊先後排列了欣欣子序、東吳弄珠客序以及廿公跋、《四貪詞》、目錄。目錄有卷數，十回一卷，凡十卷。每卷首題「新刻金瓶梅詞話第×卷」字樣，但卷數有闕誤，詳下。
正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第52回第6葉後有二葉空白，這也是大安本在其影印時詬病故宮本之處。[③]目錄與正文回目多有錯訛之處。
如目錄第5回「鄆哥幫捉罵王婆 淫婦鴆殺武大郎」，正文回目中則把「鴆殺」改為「藥酖」；
第8回，目錄作「潘金蓮永夜盼門慶燒夫靈和尚聽淫聲」，「西門慶」竟被省稱為「門慶」，而正文回目則使用全稱；與此相似的還有第11回。
但也有像第31回那樣，目錄用「西門慶」全稱，而正文回目則省稱為「門慶」的例子。
第63回差異較大，目錄作「親朋宿伴玉簫記西門慶觀戲感李瓶」，正文回目上半則作「親朋祭奠開筵宴」；
第100回「韓愛姐湖州尋父 普靜師薦拔群冤」，目錄或許是為了上下聯字數相等，居然是「韓愛姐湖尋父母普靜師薦拔群冤」。
類似目錄與正文回目有異的錯訛達50處之多。另有卷數不合之處。
如「新刻金瓶梅詞話卷四」在正文中出現兩次，卷五誤刻為卷四，卷三則闕失。
然就整體而言，故宮本大氣精美，字跡整秀，親見過它及日本兩種版本的黃霖老師早就作出了它「品相最佳」的結論，已如前述，甚至也更勝後出的崇禎本（包括再後來的張竹坡評本），就筆者所目驗之現存六種崇禎本與之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④]
因為下文將要論述到的眉批位置的問題，我們特地測量了其外版口（即頁面）的高度和寬度，分別是28.3cm和18.5cm，開本都較現存的數種崇禎本更為闊大。
正如前述，故宮本最大的特點，是由不知名的刪改、批評者校訂了書中錯訛字句，凡約一千餘處。
刪改方式大致為點、刪、補、訂，即對重出或錯出的字、詞、句在其上加點刪去，個別也有在旁邊以「×」號刪去；
對於所缺字、詞、句，則於旁增補，訂正的方式，大多數情況下是先將錯字點去，再於旁邊注以正確的字；或在錯訛字上徑改，如在「（呼奴使）俾」上徑加筆劃描改為「婢」（第74回，10a,3）。
這樣的刪改工作進行過應該不止一次，因為大部分的墨跡為硃筆手寫，但也有不少的墨筆刪改處，或者二者同時對某一字進行過刪改的痕跡。
朱、墨二種筆跡除顏色不同，字跡也有差異，應非出於同一人手筆。
除以上二種墨跡外，還偶有字色及筆跡都不相同的第三種甚至更多種的刪改和批語，不過為數不多，有些也或者就是硃筆或墨筆褪色之後的相貌，且與硃筆並無明顯衝突。經過這樣的刪改，極大地避免了原書訛字連篇，甚至影響句意的粗陋之病。[⑤]其後的崇禎本以及當代種類繁多的各種影印或排印本中相沿成訛的字詞——如我們下節將要談到的梅節先生校注本等——如果對照這些刪改，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完善。
在整理這些刪改文字的時候，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刪改者對於敘述文字有著近乎「潔癖」的嚴格要求。
幾個很明顯的例子：一個是對諸如「裡」、「動旦」等俗體字的改訂，這幾個字貫串整部小說，無慮有幾十處之多，有時甚至相鄰數行內同時出現數處，硃筆都一一改訂為「裡」、「動彈」；
另一方面，對刻工（或抄手）習慣性的別字，如「僱」誤為「顧」、「候」誤為「矦」、「籍」「藉」混用之類，刪改者也絕不放過一個，逐一改正。其細心、認真如此。
有些人名由於刊刻的差訛，致使前後並不一致，刪改者也同樣不厭其煩地一一更正。
如改訂「胡九」為「何九」（第6回，1a,7）、「何九」改為其弟「何十」（第76回,16a,2）以及「先考西門通」訂正為「西門達」（第39回,6b,9）之類，特別是西門慶「十兄弟」之一的「謝子純」被誤為「謝子張」，小說原文竟從第40回一直到第60回，幾乎提及這個幫閒姓名的時候，都出現了這樣的錯誤，批評者逐一加以改訂，顯示出他對於文本的熟悉及對文本準確性的嚴肅要求。
除這些刪改的字句之外，書中還有以硃筆為主的120餘條眉批、夾批。
雖然是手寫，類似於讀書時隨手而記的塗鴉，但由此顯示出來批評者與刊刻者特殊的關係，特別是這些批語（尤其是眉批）出現的位置以及其存在的形態，還是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由於是手寫，所以出現在故宮本上的眉批不像崇禎本眉批的二行、三行或四行的整齊排列，顯得比較隨意，好像批點者的讀書筆記。
而大多數的眉批中，其首行的第一個字往往不能辨識，其原因是字形/字跡的不完整，而之所以不完整，則是由於原批語應是在超過了現存的頁面高度書寫，後來書頁顯然經過了裁邊剪切，致使每行最上面文字就被裁切了一部分，僅剩部分筆畫
。比如，第12回，12a，5行上有眉批：「言媚語得不使 人愛」，本為三行，行四字。但第一字僅剩下明顯被裁剪過的下半部分的殘缺筆畫。
前二行的首字已無法辨認，末行首字「人」字因筆畫簡單，故據左撇右捺的殘留痕跡，約略可辨。第13回，8a，1行上眉批：「個不顧朋友妻個那存夫子面之壞人如此」同樣如此。
此眉批亦為三行，行首第一字截去。疑前二字即「一」，末一字據殘留筆畫，或為「色」字。
這並非個例，數量最多的顯為同一人所為的硃筆眉批，幾乎每條都難逃此厄。
因為前述此書開本已屬闊大，推測這些遭到裁切的眉批的原因之一，是批評者先在已刊刻成書的散頁上完成了批評之後，其後因裝訂成書的需要，對書頁進行裁剪，而因批語離版線太過高遠，故無意間或不得不被裁削掉每行首字（或一部分）。
因為據黃霖老師介紹，故宮本與同版的日本所藏兩種本子的版框高度、寬度乃至外版口（即書頁面）的高度、寬度完全一致，所以不存在裝訂成書之後再加眉批，此後再有為整飭版面等原因裁剪書頁的情況。[⑥]
如果是這樣，是誰才有可能在小說剛剛刊刻出來，尚未來得及裝訂成冊的時候，就能在第一時間拿到散頁，並且加以詳實的刪改、批語？他的目的又何在？
這或許涉及到《詞話》刊刻成書的過程、刊刻者和批評者之間的關係等問題，有待專文另行研究。
但僅此一點，足以表明故宮本批評者絕非有些研究者所懷疑的那樣，竟是近代的人物。
二、與梅節本及人文本的比較：以前十回為例
粗略地說，對於《金瓶梅》研究的熱潮，是隨著進入到二十世紀之後，在文學研究崇俗尚俚的轉型過程中，經由魯迅、鄭振鐸等先生的大力推崇而形成的。
而1930年代在山西介休發現的、在本文中被稱為故宮本的《金瓶梅詞話》可算是「金學」研究熱潮一個比較精確的起點。
包括魯迅先生等一批小說研究者在內的古佚小說刊行會集資眾籌，影印了104部該詞話本，可謂是「金學」史上的一次盛舉。
（山西介休堂本·1931）
但正如學界所周知的那樣，這個最初的影印本是有著很大缺憾的，不僅在於受大安本《例言》中詬病的影印時的逞臆墨改，受限於當時的影印條件或者可能還有意識上的未加重視，故宮本今天仍存的大量朱、墨刪訂、批評的文字，在此影印本上幾乎無一保留。
雖然後世陸續有影印及刊印本行世，但都缺乏對於上述墨跡的保留或還原。
目前被認為最忠實於原貌的日本大安本，因其底本上並無上述朱、墨筆跡，因此也未有所表現。
由於詞發現話本的難得以至難睹，研究者不得不寄望於二手的影印或刊行本，而即使大安本、臺灣的聯經本等，雖然都算是較為可靠的影印本，但卷帙繁雜，又出版於海外，於目前的研究環境中，仍屬難得，加之盜版又多，使得即使費盡心思輾轉入手，其可信度也不免令人生疑。
倒是一些校勘精審的整理排印本，因其易得和校勘校訂者的權威性，成為研究者案頭必備之書。
這其中最具影響的印本可舉梅節先生窮數十年之力校注的夢梅館梅節校本（金城陳少卿鈔閱，[臺]裡仁書局，2007年），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戴鴻森校點的《金瓶梅詞話》為代表。
梅節先生的校注本及其《<金瓶梅詞話>校讀記》（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代表著梅節先生（及「金學」界）「金學」基礎研究的輝煌成果；
戴鴻森先生1985年的校本則是中國大陸地區第一次公開發行的排印本，雖刪節達近二萬字，但因其校對精審，刊行較早又比較易得，故其影響較大。
一般來說，校注整理者對於原文的增刪改訂，除了對於手民之誤的訂正、疏通文意之外，還要能忠實地呈現原書文本的原貌，或者作者的原意，以利於研究者的引據。
鑑於上述校訂整理刊印本的精審、專業及影響，本文擇取此二本，將之與故宮本刪改者的訂正工作作一對比，列成一表，冀可見出三者刪訂之處的異同，尤其對其相異之處正可作一比較，以見其合理性所在。
需要先做說明的是，下表所列的校例，集中在《詞話》前十回，固然是限於篇幅，而更重要的，是這十回（第7回除外；第10回也僅有半回相同）與《水滸傳》最精彩的「武十回」（主要是包含武松打虎、殺嫂事跡的第23-26回）部分大面積重合，
這也是歷來研究者把《金瓶梅》當作「抄襲」《水滸傳》的重要證據，對這二部小說的研究歷來有著莫大的關係，人文本、梅節本也都把容本《水滸傳》作為其參校本。
故下表所列，在備註部分時常有容與堂本《水滸傳》——即容與堂刊刻《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的相關文字說明。
眾所周知，這個本子是《水滸傳》繁本系統中現存刊刻最早，也堪稱最精緻的本子，其刊刻時間應是萬曆三十八年（1610），與刊刻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而創作則早於萬曆二十四年（1592）的《詞話》幾乎是同時完成，其間的聯繫應該最為緊密。[⑦]
表格說明：
1.梅節本,指臺山梅節挺秀校訂 金城陳少卿鈔閱 《金瓶梅詞話》，[臺灣]裡仁書局，2007年；人文本，指戴鴻森校點《金瓶梅詞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故宮本指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刊本《金瓶梅詞話》;
備註中出現若干次的「崇本」則指現今學界通的「崇禎本」或者「說散本」、「繡像本」，多數人的意見，是據《詞話》本改訂的後出的本子；《水滸傳》或容本，指明容與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百回繁本）。
2.原文及回數、葉數概以故宮本為據。
3.本表格所列，並非各本對詞話本原文校正的全部，而是以故宮本對原文的重要刪改（如正訛補漏，疏通文意）為主。
故宮本未改而梅節、人文本改訂者，本表暫不列入。
一些簡單的錯字訂謬（有時或許不過是刻工之失），也不列入上表。
如故宮本第8回，10a,7,「如今以自大即百日來到」，「大即」顯為「大郎」之誤，各本均改為「郎」；
第9回，6a,8,「在卓子土」，「土」亦顯然是「上」之誤，各本均徑改。此表不收。
4.行格內留白，表示該本此處不作改動。
三、故宮本改訂、批評的整理價值和文獻價值
上表所列諸本校改的差異，大致可以反映出故宮本對小說文本所作刪改的價值。[⑧]
故宮本與梅節、人文二本的刪改之處互有參差，總體上少於後二本之改動。但在其改動中，頗有為其他二本所忽略的刪訂。
像表中所列第8回（4b,11）「麻飯肐膽的帳」，故宮本刪改者就把「飯」改為「犯」。考下文西門慶回答王婆嘲戲時說：「緊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耍」，[⑨]至少兩處詞語的用法統一了起來（梅節本此處改為「煩」，亦與前不應）。
同回11a,5，小說寫一班禪心不定的和尚心不在焉，把「武大」念成了「大父」。此處梅節本和人文本均不作改動，而故宮本刪改者則將「父」改成「武」。
固然出之於誇張和諧謔，「大父」「大武」效果幾無差，對於一部文字錯訛在在皆是的小說，也似乎不存在絕對是非，但自其情景想來，推原刪改者的理由，和尚們將二字順序顛倒念出，較還多改一字更為合理些吧。
像上舉刪訂字句考慮到前後文的例子，還有對第2回「爪睛目」的改訂。
顯然「爪睛目」應為「爪哇國」之刊誤。
人文本則據崇禎本訂正為「爪窪國」。
兩處寫法略異的稱呼都是古代中國對於一個遙遠的東南亞國家（梵文名Yavadvipa）的音譯，它於今天印度尼西亞爪哇島一帶建國，元軍曾徵伐其地，它後來也一度為明朝藩屬，《元史》（列傳第四十九）、《明史》（列傳二百十三外國六）、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十二 廣西七）等等，都將之寫作「爪哇國」。
文學作品中，與《詞話》大約同時的馮夢龍《醒世恆言》第23卷《金海陵縱慾亡身》也是同樣的寫法。
更重要的是，這個詞在《詞話》第12回中，又出現一次，這次正確地寫作了「爪哇國」。
因此，即使「爪窪國」也因見於載籍，並不算錯，但考慮到使用的普遍性，尤其是同一小說文本中前後文字統一的要求，故宮本的改訂還是更值得同意。
當然，由於刪訂字數數量少於其他二本，有些明顯的錯字訛句，故宮本或有疏於改正之嫌，
如第2回9b,6-7，介紹王婆的一大段韻文部分的末兩句「這婆子端的慣調風月巧排常在公門遭鬥毆」，故宮本不改如舊；梅節本加一字改為「巧安排」，文意較勝；人文本則據容本《水滸傳》及崇本將此句徑刪去。
而就整篇韻語來看，尚有二處改動，「解使三裡門內女，遮么九皈殿中仙」，梅節本與人文本都據容與堂本《水滸傳》（人文本還參校了崇禎本）將「三裡」改為「三重」，「九皈」改為「九級」。
在這些地方故宮本刪改者反倒無動於衷，似乎對《水滸傳》的「武十回」故事和崇禎本並不熟悉（詳下）。
不過有時改動太多，反倒並不妥當。
如第9回中關於「李外傳」的一段介紹，小說寫他「專一在縣在府綽攬些公事，往來聽氣兒撰錢使。……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裡打背又。因此縣中起了他個渾名，叫做『李外傳』。」
故宮本此段無改動；人文本也僅改「背又」為「背工」，是；而梅節本則把「撰錢」改為了「賺錢」、「背又」改為「背公」，[⑩]縣中為李外傳所起的渾名「李外傳」，則直接改為詞意明顯的「裡外賺」。這就有改得太多之嫌。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偉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根據「傳」字的兩個讀音，對這渾名有一段精彩的析論，提示出「這個渾名也可以有幾個不同的讀法，或暗示這一人物的行為方式，或揭示小說敘述的形式特徵和修辭手段：
一是『裡外傳』奔走於衙門內外，通風報信，也因此承擔了傳遞消息、製造事端、聚集人物和勾連情節等小說敘述的多重功能……
二是『裡外賺』，身為衙役，他吃了原告吃被告，上下其手，裡外通吃。……
其三，除了諧音之外，『傳』字也可讀成『傳記』的『傳』，因此又衍生出另外一個雙關語，即『裡外傳』，也就是一個文體的命名，與《詞話》的自我定義密不可分」。[]
單獨著眼於其裡外「賺錢」，坐實了名字的寓意，卻無意中取消了這個「渾名」蘊蓄的語義的豐富性，梅節本的此處改動，似乎有些得不償失。
在這個例子中，故宮本未作改動當然並不意味著刪改者對於上述三重含意的體知，但就上表所列刪訂處看，故宮本的每一處改訂都有著較充足的理由，在文意疏通和恢復字句的完整性上，相較於梅節本與人文本，大都更令人信服。
如上表第3回中「不肯與你同桌吃去了回去了」一句，是王婆在向西門慶介紹她的「十光計」，說到第八分光的時候，設計安排西門慶與潘金蓮一桌吃酒，以便他們進一步發展曖昧關係。
故宮本硃筆改「去」為「丟」，可理解為「（潘金蓮）丟下（手上活計/你），回去了」,意似較勝。而梅節本據《水滸傳》改為「走了，回去了」[]其實與不作改動的人文本差別不大。
還有第10回的「並忤作甲鄰人等」，故宮本經改訂成為「忤作、保甲、鄰人等」，足見刪改者對當時的社會結構、制度的熟悉：
《金瓶梅》借宋喻明，也常會保留宋代的官制、習俗等，甚至多有不倫不類之處。
保甲制度起於宋代王安石變法，明代雖沿襲之，但「其初曰裡甲，繼稱為鄉甲，終之又稱曰保甲」，[]明中前期「裡設老人」[]以為裡長；嘉萬年間才實行「保甲制」，「裡甲」、「保甲」實同而名異，正足以顯示時代的差別。
不管《金瓶梅》寫作、刊刻的時代，還是小說故事發生所假託的宋代，都是保甲制盛行之際，故宮本刪改者在文本此處添字成為「保甲」，恰合小說內外的社會現實。
下文清河縣的申文上，就明說武松「被地方保甲捉獲」，[]正可見其所處時代。
梅節本不改，斷句為「仵作、甲鄰人等」，後半即不能解；[]人文本斷為「仵作、甲、鄰人等」，雖不錯但不足表現時代特徵。
結合上節末我們自其眉批的特殊形態所作的推測，多少可以打消「批評者或為近現代人」的懷疑。
當然，由於《詞話》敘事的矛盾非止一處，錯訛也比比皆是，所以故宮本在校訂時難免也有疏失。
如上表所列第10回「家人來報星夜來往東京」一句，故宮本就把「來報」改為西門慶的大家人「來保」。因為來旺、來保都可受西門慶派遣到東京幹事，而來保去東京的次數似乎更多，並且當二人一同去東京辦事的時候，處處以來保為主，回目也僅作「來保上東京幹事」（第18回）。
同時，「報」與「保」的音訛，在校改時也的確會讓人望文生義，梅節本就作了同故宮本的改訂。然而根據小說第25回，來旺酒後「醉謗西門慶」，親口說出舊時潘金蓮因武松告狀報仇，虧了他去東京打點才得救。[]
後面來興兒向金蓮學舌，以及金蓮向西門慶構陷來旺，都提到這一情節。因有明確的敘事，崇禎本以及根據崇本改訂的人文本此處作「來旺」，應該是正確的。
除此之外，還有研究者指出，故宮本刪改的有些文字是錯誤的，如楊琳從語言學角度指出，詞話本中的一些方言習慣，被「介休本」（按即本文所謂「故宮本」）因不懂原本為方言而誤改，如第1回中寫武大「所過」使用的動詞性「所」字結構；
第65回「不止」位於句末「義為說不定，表示估計」等等，[]所論堅實可信。但說「少頓」都被故宮本刪改者改為「少頃」（梅節本和人文本也作了同樣的修改），也是誤改，恐怕還需要再加詳考。
即使《本草綱目》及清鄭重光《素圃醫案》卷二中，都有以「少頓」表示時間短暫的例證，[]我們仍很懷疑這些「少頓」不過是刻工（許多刻工並不識字）照貓畫虎地摹刻時的錯誤而致。
因為「少頃」在小說中的使用並不罕見，並且這個字也經常被錯刻為他字，如第17回中此字（6b,11），既非「頓」，也非「頃」，而是一個與二者都似是而非的錯字（「土頁」）；
第78回有兩處刻為了「少傾」(10a,1和29b,4)，這些也都為刪改者正確地改為了「少頃」。
因此，「少頓」改為「少頃」是否一定是故宮本的錯改，可能還有討論的餘地。
還有一些改訂值得細細商量。
第7回中首次介紹西門慶的藥鋪合伙人傅二叔，說他姓傅，名銘，字自新。故宮本批改者把「自」改為「日」，成為「傅日新」。
第65回還有一處同樣的改動。其實究竟是「傅自新」還是「傅日新」，不是很容易判斷的，故宮本並未全部統一訂正，似乎也是猶豫不決。
人文本據崇禎本都統一成了「自新」，而從古人名、字統一的原則來看，「日新」似更與「銘」相應。《大學》中有言：「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上所刻「銘文」，正是「日新」。樂工李銘也字「日新」，正與此呼應。
不過在朱熹的注釋中，「新」即「自新」，所謂「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21]似乎也說得通。
而像傅銘一樣，小說文本中對李銘也常「日新」、「自新」混稱一氣，而就連溫秀才溫必古，也不約而同地字「日新」。
所以，「自新」和「日新」的用意以及孰是孰非，還難以遽斷。或許正是由於這樣複雜的重複情況，使得故宮本批改者也顯得有些躊躇吧。
正如前述，相較於對字詞的訂正，故宮本刪改的價值更體現在它對於文意的疏通也常有幫助，在梅節本與人文本中讀來難解之處，故宮本的刪改往往有得。
如第35回中，賁四講了一個因音誤而產生的笑話，說縣官審一起「姦情」案，男方交待他們行房時，女方的姿式是頭朝東腳也朝東。縣官斥道：「那裡有個缺（曲）著行房的道理！」[22]是質疑這樣曲折著身體無法行房，而他的一個手下把「曲著行房」誤聽成了「缺著刑房」，因此向縣令求此「刑房」的職位，鬧了個大笑話。
但在小說刊刻時徑把縣官質疑的話刻成了「缺著行房」，就使這句話並不合理，而這個笑話也因此失去了主要的笑點。
故宮本刪改者據意改「缺」為「曲」；梅節本、人文本則均未改此字，就沒有彌補文意上的這層缺憾。
綜上，儘管故宮本的上述批改未必全都正確，但其批改意見仍然值得我們特別重視。
這首先是因其距離刊本的時間最近，其同時代的典章制度、風俗人情乃至語言習慣等等（如前述「保甲」一例），都比幾百年後的我們更加熟悉，也更具權威性；
再據其刪改錯訛的認真嚴謹程度來看，不排除其有計劃「新刻」一部精刻本的可能。
特別是幾乎在小說甫經刊印、尚未裝訂之時，刪訂者就拿來做了校正、刪改，表現出與刊刻者非同尋常的密切關係，甚至讓人懷疑其有確鑿的文本依據（比如《金瓶梅》的原始稿本）。
果真如此，故宮本所作刪訂的依據也就更為可信。
而從對於小說文本的文意分析，以及錯訛字、句的訂正上，故宮本的刪訂墨跡也給我們提供了更為準確的意見。上文的對比即可大體呈現出來這一特點及其價值。
因此可以設想的是，如果能依據故宮本的增刪改訂重新校理《金瓶梅詞話》，我們得到的應該是一個更接近於原貌和更符合小說作者本意的文本。
補註：在剛結束不久的第十四屆（開封）《金瓶梅》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新加坡南洋出版社的董玉振先生做大會發言，也提出在詳細考察故宮本的基礎上，忠實影印、還原包括大量眉批、夾批在內的故宮本的想法，並在會後與許建平老師和我進行了簡單的溝通，討論合作的可能。
故宮本的價值正在日益彰顯，研究者的需求也正顯迫切。對未來可期的是：對於故宮本的全面整理、研究，將會使「金學」向前大大推進一步。
注 釋
[①]它們分別是現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故宮本（因其最初是1931年於山西介休被發現並收藏於原北平圖書館，故研究者或稱其為北圖本、中土本、介休本或臺藏本等。本文簡稱其為故宮本）、現藏於日本日光山輪王寺慈眼堂的慈眼堂本（或日光本），以及被稱為「毛利本」（也常被稱作「棲息堂本」）的日本德山藩主毛利氏家藏本。另外所謂「半部」藏於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殘存僅二十三回。
[②]載《文學遺產》，2015年第3期。
[③]日本大安株式會社影印《<金瓶梅詞話>·例言》：「北京古佚小說刊行會影印本，以北京圖書館所藏本為據，不但隨處見墨改補整，而有缺葉。」北京圖書館所藏本，即本文所指的故宮本。
[④]崇禎本現存的六種本子，如北大本、上圖甲、乙本、天津本等的開本較大，但仍略小於故宮本。詳見拙著《崇祉本金瓶梅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10月。
[⑤]如黃霖先生曾舉出一個例子：現行各影印本《金瓶梅詞話》第8回，寫武松往東京公幹，「街上各處閉門了幾日」，（9a,6）人多不解。故宮本將「閉門」改為「閒行」，文意即通。像這樣的例子甚多。第42回（2b,8）「先在捲棚內擺床」，也是無解，硃筆改「床」為「茶」，文意因而得以疏通。原文更有些闕字、衍字造成行文滯礙，如第67回應伯爵說西門慶，「他自來有些快傷叔人家。」(11a,8)雖似勉強可通，但批評者刪去「叔」和「家」，與下文「快屎口傷人」相應，就更通行無礙了。此類例極多，不勝枚舉。
[⑥]承蒙「金學」同仁張青松先生指教：在對破損古籍書頁進行修復完成後，會統一裁邊，眉批往往會受損，也會造成文中所說的現象。如果是這樣，那故宮本的開本一定較現在及日本的二種本子還要闊大，如此，則天頭就會寬闊得不成比例，不像是正常古籍的刊行狀態了。而且，能費盡心力一葉一葉細加修復，而又漫不在意地對原書上的眉批不加完整保留，也從常理上說不過去。
[⑦]袁宏道於萬曆二十四年（1592）寫給董其昌的一封信中，透露出了《金瓶梅詞話》至少已經完成一部分的信息，說明它的創作年代的下限不晚於是年。見袁宏道《錦帆集之四——尺牘·董思白》，錢伯城《袁宏道集箋校》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89頁。
[⑧]為省減計，下文「故宮本」常指經過對小說原文刪改之後的樣貌，其用法一同梅節本、人文本。
[⑨]《金瓶梅詞話》第8回。
[⑩]這個詞在小說中出現數次。第35回中也作「背又」，故宮本均未改。第33回有「打了三十兩背工」之語，人文本即以此為據改「又」為「工」。梅節先生則對此詞作了詳實的考證，認為「背公」是習見之說法。參梅節《<金瓶梅詞話>校讀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50-51頁。
[][美]商偉《複式小說的構成：從<水滸傳>到<金瓶梅詞話>》，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第33頁。
[]梅節《<金瓶梅詞話>校讀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第26頁。容與堂本《水滸傳》的「走了回去」，也較可通。梅先生的改動與《水滸傳》也有差異。
[]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233頁、206頁。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十三，四庫全書本。
[]《金瓶梅詞話》第十回。
[]梅節本斷句方式不為我們同意，但是他把明顯是別字的「忤」改為「仵」，是正確的。
[]《詞話》第25回：「潘家那淫婦，想他在家擺死了他頭漢子武大，他小叔武松因來告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墊發充軍去了？」
[]楊琳《<金瓶梅詞話>中的三種語言指紋》，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年第2期，第70頁。
[]參考楊琳《<金瓶梅詞話>中的三種語言指紋》，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年第2期。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5頁。
[21]同上。
[22]《金瓶梅詞話》第35回。
作者單位：東華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原文刊於《中國文學研究》，2019，第三十二輯。轉發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