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默會知識涉身問題的
實驗研究的分析
譚笑
作者簡介：譚笑(1983- )，女，湖南長沙人，哲學博士，首都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哲學系講師，研究方向為科學史和科學修辭。北京 100048
人大複印：《科學技術哲學》2018 年 03 期
原發期刊：《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7 年第 20176 期 第 24-29 頁
關鍵詞： 默會知識/ 具身/ 模擬遊戲/ 實驗 tacit knowledge/ embodiment/ imitation game/ experiment/
摘要：默會知識的涉身問題一直有諸多爭議，柯林斯和埃文斯基於以往一些經典思想實驗提出最小具身論題，並針對性地類比圖靈實驗設計了「模擬遊戲」這一實驗來驗證這一論題。本文認為這一實驗基於兩個前提：行為主義、身體的感知與更高階的認知活動、特別是語言的習得和運用之間的關係的簡單對應關係，但這並不能確立其所預期的交互性專能和最小具身論題。
默會知識的涉身問題一直有諸多爭議，在全面具身和無身主義這兩端各執一詞，即對默會知識而言，身體是否是不可或缺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不可或缺。柯林斯和埃文斯基於以往一些經典思想實驗提出最小具身論題，認為對於某種默會知識而言，並非與之有關的身體的每個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只要具備了最基本的身體的部分，仍可以掌握和運用此類默會知識。他們針對性地設計了「模擬遊戲」這一實驗，定量地檢驗這一爭議。該實驗目的在於驗證他們反駁了全面具身的觀點，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試探最小具身的限度在哪裡。本文認為這一實驗並不能達成其檢驗目的，實驗結果與最小具身論旨之間存在跳躍。
一、默會知識涉身問題的兩種對立觀點和最小具身論旨
默會知識因為不能完全表述為明確的命題知識，因此是一種異於傳統「知識」概念的知識形態。而默會知識的默會原因之一就是它與人的身體緊密關聯在一起。對於這部分知識是否最終能夠通過人工智慧實現一直存在長期的爭論，是否只能在人的身體上實現，多大程度上依賴身體等。面對這一問題，歷來有兩種對立態度，一種是對人工智慧的樂觀主義之下，認為人的認知不過就是信息處理和計算，因此人的所知都能轉換成機器來實現；另一種是對此的質疑，認為人的身體在認知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很難轉換成計算語言、通過人工智慧完全實現。
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工智慧開始發展、興盛以來，一直有一股樂觀主義的堅定支持者。其中的典型觀點就是人類的認知活動就是大腦的信息處理過程，將各種輸入以不同的計算方式進行處理，然後輸出。專能的涉身立場最早具有影響力的研究是德雷弗斯(Hubert Dreyfus)做出的。他認為當時人工智慧遇到的一些問題(例如學習、運用自然語言)不是暫時的挫折，而是根本性的，因為這些能力是依附於身體上的，只能在人的身體上實現，而不能在欠缺身體的計算機上實現。所以「把人同機器(不管它建造的多麼巧妙)區別開來的，不是一個獨立的、周全的、非物質的靈魂，而是一個複雜的、處於局勢中的、物質的軀體。給人工智慧招致麻煩最多的，正是智能行為的軀體方面，確實如此」[1]244。德雷弗斯的基本理由在於只有身體才能靈活地判斷局勢、進行全局的模式識別，這些功能是所有其他局部具體功能的前提。
從專能涉身出發發展到較強的全局性論題，即認為在認知上、掌握默會知識方面，需要完整、全面的身體參與其中。其主要的理由是知識之間是相互關聯的，我們用某部分身體所獲得、感受、理解的知識是與需要其他身體部分所獲得的知識處在網狀結構中的。如果缺失後一部分的知識，我們對於前者知識的意義的理解也將是不完整的。因而完整的身體對於獲得更完整的知識和意義是必需的。然而全局性論題所面臨的問題是它意謂著以下的推論：只有具備了同樣或同類的身體，才能具有同樣的默會知識。這一推論正是模擬遊戲實驗所針對的，它們試圖說明不同程度的身體也能具有同樣的默會知識，從而來反駁全局性論題。
柯林斯、埃文斯認同身體對於掌握專能的重要性，但他們認為我們顯然並不總是需要整個身體，因為各種類型的殘疾人也能掌握非常多專能。因此他們在專能上主張最小涉身，並據此提出了交互式專家的概念。他們起初通過對幾個傳統的思想實驗進行重新討論來考察身體在專能中的作用[2]，以及我們需要多大程度上的身體，主要針對的是語言這一項社會技能，因為語言包含了大量的社會性默會知識。
柯林斯、埃文斯是在非具身和全體具身之間折衷，他們同意德雷弗斯認為學習語言需要身體，只有當我們的身體浸淫在相關的社會實踐中時才能學會語言。柯林斯、埃文斯贊同維根斯坦認為身體實際上決定了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和刻畫方式。但他們認為並不是全部的身體，而是與說語言的共同體成員進行交流的身體部分。德雷弗斯關注個人，而柯林斯、埃文斯關注社會集體中的專能。集體專能中以自然語言為最典型又最艱難的代表。集體專能的特點就是專能的掌握依賴於人是否成為集體的真正一員，或者說這兩個概念是相互依賴的，掌握了集體專能才能成為集體的一員，而成為集體的一員才能擁有相應的集體專能。例如英語有一種它自己的生活形式，獨立於每一個使用英語的人。唯一能使人成為一個流利的英語使用者就是讓他紮根在一個講英語的社群中並吸取這種能力。唯一能維持這種能力的也是保持紮根在社群中，並跟上一般英語的用法。從這種觀點來看，計算機不能擁有並維持流利的英文表達的原因是在於我們並不能完全知道如何使得它們變成一個講英語的社會的普通成員。
因此只需要有最小部分的身體能夠使得自己與這個社會一直保持聯繫，持續成為社會成員，就能保證掌握自然語言這項專能，包括在語言背後隱藏的大量默會知識。最關鍵的部分包括用於處理語言的大腦部分、學習語言和講語言的嘴、喉和獲得語言的耳朵等聲學配置。
與此同時，他們主張，有這樣一類只依賴最小身體部分的專家的存在，稱為交互式專家(interactive expert)，他們並不直接參與相關專能的實踐，也不做出直接的貢獻，因此他們並不需要整個身體參與，但是他們擁有大量相關領域的默會知識，有能力對該領域做出諮詢、建議等。他們的專能稱之為交互式專能(interactive expertise)。[3]例如，柯林斯、埃文斯認為高度殘疾人瑪德萊納(Madeleine)是最小具身論旨和交互式專家的典型例證。她生來就是盲人和殘疾人，甚至不能讀盲文。但是她通過別人讀給她的書中學習到了很多關於世界的知識。她只有一個最小的「身體」來參與到周圍社會成員的正常活動中去，但是她學會了像其他人一樣自如地、流利地說話，並成為了一個具有超凡智力和文學水平的女性。她是依靠他人的形象、語言和詞彙所傳遞的形象等填補、維繫她的想像。她學習語言知識純粹是靠浸淫在他人的語言中，而不是在構成生活形式的全面活動中。但另一方面柯林斯、埃文斯認為這也並不說明學習語言不需要身體，因為瑪德萊納儘管喪失了大部分的身體感覺，但最起碼仍然有身體前後的概念，也能被其他人推著到處走，與這個世界有一定的物理活動，有身體的界線。
二、「模仿遊戲(Imitation Game)」實驗
柯林斯、埃文斯通過「模仿遊戲」實驗來檢驗最小具身論旨是否真實可靠，交互式專能是否存在，並且定量地給出多大程度上可靠。「模仿遊戲」類似於圖靈測試，通過問答測試，旨在判斷受試者是否已經很好地掌握了該默會知識。[4]圖靈測試是圖靈(Alan Turing)在1950年的論文中提出的一種實驗，讓參與者通過鍵盤的交談來判斷面對的到底是計算機還是人類。模仿遊戲則是讓一位不露面的人去假裝另一種人，例如男人假裝自己是一個女人、無神論者假裝自己是一個信教人士回答人們所提出的問題，並將這些答案與一位真正的女人或信教人士的回答去比較，從而判斷這位不露面的人是否掌握了另一種人的相關知識，包括明述的和默會的。
柯林斯、埃文斯試圖用這個實驗論證純粹地通過語言進行社會化，而不參與相關的物理活動就能與全部身體投入到這種生活形式中去得到差不多的效果，只是不可能完全通過具體的命題性知識來獲取。他希望突出交互性專能的概念，人類事務中很多都是通過單純的語言方案來完成的，並不需要實際的物理參與，這一點在以往的哲學文獻中都並沒有引起關注。模仿遊戲中受試者是沒有或不能進行該默會知識的物理參與的人，例如色盲的人獲得關於顏色的語言。
模擬遊戲主要設計了針對色盲、音盲的兩種。色盲實驗的基本前提是大約百分之五的男性不能分辨紅和綠，但是他們從生下來就處在一個色彩語言的環境中，他們關於色彩語言有最充分的交互式專能，但沒有貢獻型專能。強的交互假設(strong interactional hypothesis)主張色盲的人應當在模擬遊戲中成功地偽裝成視力正常的人。如果不是設計專門的貢獻型專能的實驗，色盲人士很難被發現。音盲實驗的基本前提是非常少數的人能非常準確地聽出一個音符，就像看到它一樣。但大多數的人並不能準確聽出來是什麼音符，因而可以稱之為音盲。所以音盲的人並沒有浸淫在音準感知人群的語言中。可以推測音盲偽裝成音準感知者更容易被發現與色盲實驗相反。
實驗之前預期結果為：
偽裝者
目標專能
預期結果
A色盲
模仿正常視力
判斷者不能識別參與者
B正常視力
模仿色盲
判斷者能夠識別參與者
C好樂感
模仿音盲
判斷者不能識別參與者
D音盲
模仿好樂感
判斷者能夠識別參與者
也就是說社會中的少數人群模仿多數人群的專能通常會成功，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而多數人群模仿少數人群的專能則通常會被識別出來，因為他們並不熟悉對方的生活方式。
實驗程序為：在色盲和音盲實驗中，用實現設計好的軟體通過無線網絡將三臺電腦連接起來，判斷者坐在一臺電腦前，可以輸入任何有關於該默會知識的問題。問題被同時輸送給兩位參與者，其中一位是色盲偽裝成正常視力者，另一位是正常視力者自然作答。當兩位參與者作答後，答案會立即、平行顯示在判斷者的屏幕上。判斷者可以做出猜測並提供一個可信程度。然後判斷者開始下一個問題，直到判斷者覺得沒有什麼可以進一步追問的了。通常情況下，判斷者在問完六個問題之後就覺得沒有什麼可以追問的了。問題中不能包含直接針對身體功能的問題，例如問眼前的桌子是什麼顏色的。
為了防止因為判斷者的判斷能力問題出現的偏差，選擇的是那些本身也具有目標專能的人。例如性別模仿遊戲中，來判斷模仿女性是否成功的判斷者是一個女人。如果參與者是要偽裝成正常視力者，那麼判別者則是正常視力者。這樣做的重要性在於判別者「知道你說的是什麼」(knowing what you were talking about)。判別者在判斷時還要做出確信程度的區分：1.我不太知道誰是誰。2.我有一點知道誰是誰——但我比較不確定。3.我基本知道誰是誰——比較確定。4.我非常肯定知道誰是誰。如果判斷者從一個確定層級改變為另一個確定層級，他們需要解釋為什麼。整個過程會被錄下來。
實驗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實時交流，第二階段沒有實時交流，通過一般的電子郵件交流。以色盲組為例來說明一下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如圖1所示：
圖1
實驗結果對比柱狀圖
左側的柱形難識別情形指的是預期中被認為擁有相關專能的人被識別出來的情況，右側的柱形識別情形指的是預期中被認為不具有相關專能的人被識別出來的情況。從實驗結果上來看，與預期結果一致，識別情形中的正確率比難識別情形中的要高得多。[5]
柯林斯、埃文斯還在這兩個實驗的基礎上進行了一個特殊的「引力波實驗」，受試者是柯林斯本人。他長年對引力波專家進行田野調查，因此他對引力波領域中的知識和引力波科學家共同體中的默會知識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因此他對自己進行了一個模擬測試——即他模仿引力波科學家來檢驗自己是否掌握了引力波領域中的默會知識。
第一階段是讓一批明白實驗意圖的引力波科學家通過郵件來提問，柯林斯與其他的引力波科學家作答，然後寄給其他的引力波科學家去判斷，看能否鑑別出柯林斯並非是引力波科學家。第二階段選擇了其他專業的物理學家，還有哲學家、社會科學家等來當判斷者，然後他們選出一位引力波科學家，其中兩位非專業人士識別出了引力波科學家，一位選了柯林斯，五位認為他們不能抉擇。
柯林斯和埃文斯認為他們一系列的模仿遊戲實驗充分說明了交互性專能的存在、最小具身論旨。[5]因為很多通過了該實驗的受試者並沒有目標領域的相關實踐活動，甚至相關身體部分，但他們並不能被分辨出來，這說明他們也能習得這部分集體型默會知識。
三、關於實驗的討論
模仿遊戲實驗在實驗過程、數據處理方面都很謹慎緻密，本文想要討論的是這一實驗本身能否證明交互式專家、最小具身命題。以色盲組為例，實驗結果直接說明的是：色盲也能掌握正常人關於顏色的語言、正常人卻不能反之掌握色盲的顏色語言。柯林斯、埃文斯希望由此說明有一部分人由於長期浸淫在一種集體文化之中，他們即便不參與相關實踐，也能完全通過這種對答測試。通過了這一測試則意味著受試者掌握了相關主題的集體性默會知識，他們就是只需要部分身體的交互式專家。色盲沒有準確看到顏色的相關身體結構，必然沒有直接參與關於顏色的實踐。因此如果色盲也被證明掌握了關於顏色的默會知識和交互式專能的話，那麼就說明並不需要全部的身體參與就能掌握相關默會知識。
然而從這兩個結果要能證明交互式專家、最小具身命題成立需要以下的幾個條件：
(1)集體性默會知識基本存在於語言之中；
(2)可以通過模仿遊戲(純粹語言對答)判別是否掌握該集體性默會知識；
(3)成功通過了模仿遊戲的人獲取默會知識完全/基本是通過語言，而不是通過身體，或者說身體沒有參與該默會知識的實踐。
(4)相關感受類的語言的習得與身體的感知直接相關。
下文將針對這些必需條件一一進行回應。
首先，從實驗設計上來看，實驗預設了關於顏色的集體性默會知識就包含在關於顏色的語言之中，如果受試者能夠自如地就顏色與正常人進行交談，就能說明他/她掌握了關於顏色的集體性默會知識。模仿遊戲已經排除了對受試者進行任何直接的身體型默會知識的檢驗，而只能根據語言來進行判斷。除語言溝通之外並沒有其他更為客觀的方式判斷是否掌握了集體性默會知識，或者身體欠缺的人所掌握的集體性默會知識與正常人所掌握的該項集體性默會知識是相同的。這是一種對能力的外在論的、行為主義的判斷方式。也就是說，柯林斯他們所理解的集體性默會知識是將它等同於外在表現出來的行為，只要兩個人能做出同樣的行為——在實驗中是做出同樣程度的對答——就說明他們掌握同樣的集體性默會知識，而不管他們內在的認知狀態是否一致。可以想像，儘管在模擬遊戲這個有限時間、有限交流形式的檢驗中不能分辨身體缺陷和正常人，但這兩類人在獲得和運用專能的方式是不同的。色盲人士是通過補償性的方式來獲得相關專能，而正常人可以通過親知(acquaintance)來獲得。因而他們對於顏色相關集體性默會知識的掌握和理解也是不同的。可以看出，模仿遊戲實驗設計所針對的是基於外在論理解框架下的集體性默會知識，而沒有考慮內在認知狀態的集體性默會知識。
另外，在這種語言中蘊藏的或者實驗中所能體現出來的是集體性默會知識還是明述知識呢?可以從下面兩則實驗中的實際問答得以一窺。
在辨別盲人還是視力正常人的測試中，視力正常的裁判問了如下問題：「你對網球感興趣嗎?在電視裡看網球比賽嗎?你對鷹眼裁判系統怎麼看?鷹眼系統能幫助裁判或運動員做出更好的判斷嗎?人類裁判能做多準確的判斷，他們能分辨出是在界內還是出界1毫米、2毫米、1釐米、2釐米嗎?取決於什麼呢?」通過受試者的回答能夠判斷他們對鷹眼系統的了解程度是否和真正看過電視網球比賽的人的了解程度差不多，以此來辨別他們是否是盲人。
盲人裁判問了如下問題：「能否告訴我你多大、大概幾歲登記成為盲人?你使用一些什麼出行輔助工具?」被試人的答案「我十歲成為盲人」會讓裁判生疑，因為很少有人是一夜之間致盲的，通常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使用一根白色的棍子和導盲犬」這樣的答案也讓裁判認為不真實，因為盲人裁判本人很少會同時使用棍子和導盲犬，只會用一種，而且會將白色的棍子稱之為「手杖」。
這些問題的答案似乎都能夠通過明確的語言來進行解釋和提示，尤其是盲人裁判的對答系列，由於比較簡單和短促，似乎一本簡單的指導手冊就能幫助受試者通過模擬測試。例如指導手冊上簡單地說明盲人的生理特點和生活習慣等，這些顯然是明述知識，受試人就能通過模仿遊戲。所以模仿遊戲是否測試的是明述知識呢?這是集體性默會知識容易造成誤解和混淆的一點。對於這些集體性的社會規則，每一條都能通過明述知識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其「默會」之處在於這些「規則」是不能窮盡並且隨情境有各種變化，擁有集體性默會知識不是掌握了大部分的這些「規則」，而是掌握了如何在任何情境下做出恰當的反應。例如關於鷹眼系統的對答中，正常視力的人在看過它的工作模式後會具備一系列的相關知識，包括其工作時的相關空間的想像，並知道這一技術在社會評價中的大致看法，與傳統判別方式的對比等等一系列的知識。理論上，這些知識是不可被明述規則所完全涵括的。因此模仿遊戲實驗的這種實驗設計確實能檢驗到默會知識部分。
第二，模仿遊戲到底檢驗了什麼?
集體性默會知識說到底是一種社會融洽(social fluency)，對於它的定位和檢驗實際是在複雜的社會情境、集體溝通中才能完成的，「測試性」的交談是在多人之間同時進行的、測試者之間是彼此溝通的、對受試者的判斷是相互影響的、測試的情境是無比複雜的。像實驗中這樣的去情境的一對一交談只能做到最簡單的檢驗。例如檢驗一個人是否掌握了一個國家的交通方面的默會知識，標準是他/她是否能在不同的路段上、不同的時間段(上下班高峰、戒嚴封路、節假日等)、面對不同的行人、車輛都能做出自如地應對。檢驗一個人是否掌握了在北京這一特定地域和文化中的默會知識，標準是他/她能否在不同的情境中自如地行為，與不同的人群進行順暢的溝通。檢驗一個人是否具有引力波領域內的集體性默會知識，標準是他/她面對該領域中的實驗、計算持有什麼態度、如何與他人協同、如何對待異常數據等。而實驗中，受試者只用回答測試者的問題即可，並且每次的問題通常只在六個左右，這與實際情境中的測試還是相去甚遠。實際情境比模仿遊戲實驗要複雜得多，而正是這種複雜才更突顯出集體性默會知識是一種審時度勢、靈活運用的能力，而不是對明述規則的掌握。因此，相對簡單的模擬遊戲所能測試出來的只是一個人是否對另一種人的生活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並能稍微深入地談論它。德雷福斯甚至評論柯林斯在模擬遊戲實驗中實際上揭示了圖靈實驗不能驗證人類語言的獨特流暢性。[4]
柯林斯、埃文斯或許對此會做出補充性的回應，即接受檢驗的、身體欠缺的人所掌握的默會知識只是部分的集體性默會知識，即通過語言傳達和檢驗的這部分集體性默會知識。模仿遊戲實驗也明確排除了直接驗證身體型默會知識。然而他們在大多數論文中都將掌握某集體性默會知識等同於會說某一領域中的特定語言，這二者之間是一種循環定義。如果做這樣的限定，那麼實驗所想要確立的「交互型專能」的概念的意義就並不大了。因為能夠使受試者通過模仿遊戲實驗——僅僅在限定時間中不能以語言的方式與正常人區別開來——的那部分默會知識相對於整個集體性默會知識(更不要說所有的默會知識)來說非常少。而他們所希望確立的交互型專能要能夠與真正領域中的專家長期無障礙的溝通大量問題、提出相關局面建議和意見、扮演諮詢角色等。模擬遊戲中所能判斷出的專能不足以承擔這樣的功能。
更進一步地，這個實驗的另一個目的是證明最小具身命題，如果將默會知識限定在語言表達部分的集體性默會知識的話，模仿遊戲實驗確實驗證了這一程度上的最小具身命題。準確地說，它的意義更多在於打破了全面具身論。但是去除掉所有的身體型默會知識、只選取集體性默會知識中的小部分，最小具身命題所具有的代表性同樣也非常弱了。我們對於最小具身命題的期待是在更為一般性的意義上默會知識對身體的依賴程度，並由此來看由其他實現形式(例如人工智慧)來獲取默會知識的可能性。
第三，交互式專家的默會知識的習得過程中真的沒有參與相關實踐、只是通過語言傳遞的嗎?重新回顧一下色盲模擬遊戲實驗和柯林斯引力波專家模擬遊戲實驗。柯林斯和埃文斯認為色盲沒有相關身體條件，於是沒有參與關於顏色的實踐。實際上這是把人的感知、認知活動看作是感官之間獨立的，例如顏色只有眼睛的某些部分參與。但人的認知活動恰恰是整體性的，不同感官之間相互影響，並且在感知之初就有一些格式塔式的預判。色盲人士對於顏色本身不能準確地感知，但是他/她能看到事物的形狀、觸摸事物的質地、判斷事物出現的時機等等，甚至紅綠色盲能根據邏輯推理來判斷交通燈此刻的信號，綜合這些所有的認知因素，他們對於顏色是有一定感知的。他們缺乏的是對顏色的親知而已。
另外，他們整個身體實際上參與了很多關於顏色的實踐，他們要接受紅綠燈的交通規則、要注意著裝中顏色的協調、聽關於顏色的笑話、品嘗和選擇不同顏色不同營養的食物等等。這些都是他們學習到關於顏色的默會知識的身體條件。
同樣的，柯林斯對於引力波的了解並不僅僅是通過語言的交流，他同時也去參觀了相關的實驗室，經常參與他們的會議，見到相關的專家、目睹他們爭論的過程、看到人們對不同觀點的態度、表情等等，這些情境實際上都有助於他了解該行業領域中的狀況。
最後，在身體各部分的關係、身體與大腦的關係上面，柯林斯也處理得過於簡單，並不是某一部分獨立地負責某一認知任務。大量的認知科學研究表明，人的感知是各部分配合、協調的結果。例如人類的恐懼情感不是僅由大腦完成的，而是由瞳孔、毛孔、腎上腺素等等身體部分對環境做出反應後才有了大腦感受到恐懼的結果。身體的各部分之間同樣如此，儘管瑪德萊娜的肌肉喪失了活動能力，但是她的皮膚將為她提供更敏銳的、補償性的觸覺感知。[6]
與此相關的，身體的感知與更高階的認知活動、特別是語言的習得和運用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如此簡單。他們雖然沒有直接地感受到這一種身體體驗，但是其他的身體體驗能夠幫助他們形成相似的第一人稱的感受。瑪德萊娜雖然沒有經歷過愛情，但是她在生活中也體驗過喜悅、心痛、嚮往等情緒，這些與她能夠談論愛情、甚至寫出動人情詩這些語言活動是相關聯的。[4]也就是說高階的認知活動與相關的身體感知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簡單線性關係，而是更為複雜的聯繫。通過了模仿遊戲實驗的人所掌握的集體性默會知識——也就是自如談論該主題的能力與需要的身體部分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那麼容易確認的。
模仿遊戲實驗的意義在於它確認了我們學習一種相關語言和這部分語言中所包含的默會知識並不需要整個的身體，否認了全面具身，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部分的身體幫助我們掌握了相當數量的默會知識，但卻很難說它驗證了最小具身論旨。首先，模仿遊戲實驗只涉及到純語言範疇內能包含的集體性默會知識，並且是在行為主義的理解下的集體性默會知識，這部分默會知識相對於整個默會知識來說比例比較小，因此其結論的代表性很有限。然後，如果我們跳出行為主義的框架，來追究這些集體性默會知識的獲取過程及其在主體中的內在認知狀態時，問題就更為突出。成功通討模擬遊戲實驗的受試者們並非純粹通過語言獲得，而是大量地參與了與主題相關的實踐活動。在這一過程中大量地依賴了身體的其他非語言功能部分。身體的感知與更高階的認知活動、特別是語言的習得和運用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應關係。即使是身體感知部分缺失的殘疾人，他們也能通過身體其他部分的活動來補償獲得缺失部分的感知，習得關於這種感知的語言能力。因此，模擬遊戲實驗並沒有很好地控制實驗對象的幹擾項，獨立地展現默會知識和身體的關係，沒有實現其實驗目標。
本論文於在「北京科哲論壇」(2015年第6期)上宣讀，受益於論壇參與者的討論，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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