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家報告會:華東師範大學鬱振華教授解讀默會知識與學術傳統

報告中，鬱振華教授首先從認識論的方向，特別是默會知識論的層面切入本次講座的主題，提出當今的學科建設，在指標流行的評估方式下，注重內裡的學科傳統亦有其重要性。鬱老師把本次講座分為三部分：認識論的擴展、學術傳統芻議、中國現代哲學中的金—馮學脈。

關於認識論，鬱教授首先講到當代流行的英美認識論系統，其對於知識的定義可上溯至柏拉圖，把知識界定為得到辯護的真信念，即：「Knowledge as justified true belief」。然而，考察我們在生活中對漢語之「知」，和英文的「know」的理解和使用，就發現上面的定義僅僅是可界定命題性知識。20世紀的英國哲學家賴爾在反思「know」這個詞彙時，提出其常有兩種性質相區別的含義：一為「knowing that」，即命題性認識；另一為「knowing how」，即能力之知。而後者，賴爾賦予其豐富內涵。鬱教授認為，在賴爾那裡被稱為「knowing how」的能力之知有三種要素：一是用行動而非命題來表達，二是與智力的概念相互界定，三是其意味著能力。這種區分在20世紀後半葉不斷被提起。2001年，美國哲學家斯坦利（Jason Stanley）和英國哲學家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合作發表在Journal of Philosophy上的一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層浪，在這篇名為「Knowing How」的文章中，斯坦利和威廉姆森因精妙複雜地論證了賴爾所謂的「knowing how」都可歸結為「knowing that」引起了世界性廣泛地討論。由此對於「知」（know）產生了兩個立場的討論，一種稱為「理智主義」，認為知識只有「knowing that」；一種為「反理智主義」立場，在這個立場中，又有「強反理智主義」和「弱反理智主義」之分。後者認為能力之知和命題之知有根本性差別，不能相互還原，是兩種獨立的知識形態。而「強反理智主義」認為「knowing that」的命題性知識才是可以被還原到「knowing how」的能力之知中的。但無論強弱，其都承認「knowing how」的知識的重要性。

在中國的古漢語中，對於「知」的多重含義亦可以窺見一二。韓愈在《進學解》中答弟子「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的詰問時，回答道：「子不知耕，婦不知織」。其中的「知」，就是能力之知。而古時所謂「知府、知州、知縣」，亦蘊含知道如何治理一州一縣的能力之知的含義。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也把知識分為親知知識（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和摹狀知識（knowledge by description），兩者區別是直接和間接的區別。鬱教授以旅遊為例，兩者區別恰如旅遊指南中某個地方和親自去過這個地方之間的不同，而親知的知識，是命題不可窮盡的知識。《墨子·經上》亦對知識做了「聞、說、親」的區分。聞知、說知可用命題刻畫，而親知則有言外之妙，是直面對象所獲的，正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恰如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所言，「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嘗一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