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研究」孫芳：西方「恐俄症」：從歷史心理到政治心理

孫芳：西方「恐俄症」：從歷史心理到政治心理

作者：孫芳，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副教授

來源：《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20年第4期；時政國關分析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內容提要】「恐俄症」是長期存在於西方社會的歷史現象和心理狀態，受到宗教、文化、政治、歷史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並且不斷發展變化。在中世紀，歐洲「恐俄症」的核心問題是宗教分歧。近代以來，西方以文明作為標尺來審視專制主義制度下的俄羅斯。19世紀以來，隨著俄羅斯帝國的強大，西方的「恐俄症」越來越呈現出強烈的政治色彩，逐漸由宗教問題、文化問題演變為政治問題。「恐俄症」既是歐洲自我認同的一把量尺，也是俄國人審視自己的一面鏡子。近年來，隨著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關係趨於緊張，西方媒體對俄羅斯國家及民眾的負面形象報導極為頻繁，俄羅斯領導人以及政府官員也多次公開表示西方存在著「恐俄症」。「恐俄症」的存在顯示了西方世界的對俄態度，它是俄羅斯與西方關係中的更深沉的影響因素。

【關鍵詞】「恐俄症」 歐洲 歷史心理

引言：何為「恐俄症」

在2018年底俄羅斯總統年度記者會上，美國記者向普京發問：「在西方，許多政客、專家甚至普通民眾都認為俄羅斯是一種威脅，甚至說您想統治世界。這是真的嗎？」普京答道：「這是西方為解決陣營內部及國家內政問題而強加給輿論的一種刻板印象。……西方許多國家，特別是東歐國家，至今還流行恐俄症，這非常令人遺憾。」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也多次對媒體表示，西方世界的「恐俄症」近年來不但沒有減緩，反而在增強。事實上，他們口中所言的「恐俄症」在西方已存在了近千年，這既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也是俄羅斯與西方政治博弈及文明衝突的一個組成部分。

「恐俄症」一詞，在俄語中是「русофобия」，由俄國著名詩人費·伊·丘特切夫於1867年首次使用，最初指的是一部分俄國人的反俄心理，後廣泛用於歐洲國家對俄國的敵對情緒。該詞由兩部分構成：рус自然是指俄羅斯，фобия來源於希臘語，是「恐懼」之意，因此合在一起就表示「對俄羅斯的恐懼/害怕」。這是一種對俄態度，表示某個國家或某個地區的恐俄、反俄情緒或仇俄心理。如今，該詞的主體已擴展到地緣政治意義上的「西方」。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命題，因為西方各國對俄羅斯的具體態度並不完全相同，有的只是恐俄和反俄，有的則是厭俄甚至是仇俄，而且他們對待俄羅斯的態度也並非一成不變。這個問題幾乎一直困擾著俄羅斯。這種持久而複雜的情緒在歷史中受到宗教、政治、文化等眾多因素的影響而不斷變化，成為西方主要意識形態潮流中的重要元素，也是歐洲人自我認同的量尺和俄國人審視自己的一面鏡子。綜合考慮歷史淵源、地緣政治的變化和歐洲各國態度的差異等因素，我們暫且將其譯為「恐俄症」。

歐洲的恐俄情緒在16世紀就明顯存在了。當時立陶宛和波蘭王國的一些政治活動家、歷史學家以及天主教耶穌會會員都曾積極地進行過反對俄國的宣傳。與俄羅斯人之間的土地爭奪是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土地爭奪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鬥爭，同時也是天主教與東正教之間的鬥爭。波蘭國王和立陶宛大公西吉斯蒙德一世（1467~1548）曾在多位西方君主面前大肆宣傳：「來自莫斯科的俄羅斯人不是基督教教徒，而是野蠻的殘暴之徒，他們是屬於亞洲的，他們早已與突厥人和韃靼人商定好要摧毀基督教世界。」對西歐來說，16世紀的俄羅斯是一個被「發現」和「開啟」的國度，西歐人懷著好奇之心和恐懼之情去了解、認識其風土人情。在那些到過俄國的外國人的筆記裡常常會發現不少對這個國家及其人民的負面評價。然而，這些否定性的評價還是零零散散的，直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也沒有形成規模。

真正成為體系的「恐俄症」出現在19世紀上半葉，這一時期歐洲國家的「恐俄症」逐漸凝結在對俄政策中。首先是法國。眾所周知，1812年法國皇帝拿破崙一世出動了64萬大軍入侵俄國，企圖攻佔莫斯科，迫使俄國降服，但在進入莫斯科之後卻被嚴寒逼走。在俄法戰爭中獲益的英國隨後成為「恐俄症」的主要患者，它在殖民擴張和歐洲霸權爭奪中視俄國為競爭對手，這種情緒愈演愈烈，到克裡米亞戰爭時期，英國的「恐俄症」達到頂點。蘇聯外交學家、政治和社會活動家В.М.法林曾說：「『恐俄症』是19世紀歷史的核心問題，那段時間俄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交往大部分都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在俄羅斯學術界，大多數研究者認為，上升到國家政策和社會輿論傳播級別的「恐俄症」明確始於19世紀中葉，直接原因在於，當時的俄羅斯帝國在取得了一系列軍事成功之後國際地位升高，與歐洲傳統強國之間展開了利益競爭，且在國內實行對自由主義的壓制和反動政策，因此這些歐洲強國將其視為對自身的威脅。在這種情緒的支配下，西歐國家懷著複雜的心情與這位「歐洲憲兵」展開了明爭暗鬥。

進入20世紀之後，俄國歷史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革命的成功和新政權的出現使歐洲的「恐俄症」有增無減。此時的德國人沉浸在自己的文化優越感中，將「德意志特色」思想和「俄國威脅論」大加鼓吹，催生了後來的擴張主義政策。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恐俄症」等同於反布爾什維克主義，成為純粹的意識形態。儘管蘇聯對二戰的貢獻令西方「恐俄症」暫時偃旗息鼓，但「冷戰」的爆發卻令其重新活躍起來。「冷戰」結束後，隨著北約東擴、歐盟東擴、獨立國協地區動蕩、烏克蘭危機等矛盾衝突的相繼出現，俄羅斯屢次陷入孤立主義的漩渦，不斷發展的西方「恐俄症」也逐漸演變成與普京主義作鬥爭的複雜命題。

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偏見、懷疑、不友好和敵對態度時不時從大眾意識之中表現出來。俄羅斯對數百年來在西方社會輿論和政治文化中形成的這種扭曲觀念，也並非無動於衷。自19世紀中期俄羅斯民族意識逐漸清晰以來，眾多俄國思想家及政論家針對這種「歷史性存在」作出過思考和回應，他們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較量和碰撞之中辨識西方，也認識俄羅斯。正如俄羅斯國際問題學者А.科熱米亞科夫所說，「無論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陷入何種危機狀態，所有這一切都絕不應該妨礙我們之間的互動」。20世紀70年代末，蘇聯科學院И.Р.沙法列維奇院士的著作《恐俄症》曾在境內外引起強烈反響，被譯成多種語言出版。時至今日，無論是西方還是俄羅斯，對這一話題的熱衷程度依然不減當年。2016年，瑞士著名記者、政治活動家吉·梅坦在俄羅斯出版了一本解讀西方「恐俄症」的著作。該書的問世引起不小的轟動，也再次將俄羅斯與西方的話題推到了輿論之巔。

一 歐洲的俄羅斯認同

「歐洲」作為一個統一和完整的概念經歷了逐漸成熟和成型的漫長過程，關於歐洲的文化和政治界限問題一直受到激烈爭論，而對歐洲同一性的認識則是一段充滿血與劍的歷史。查理曼大帝（公元742~814）的統治令位於地中海北部的「歐洲」獲得了新的政治意義，他在整個統治期間一直堅持與羅馬教皇保持密切的政治聯盟。沒有這種保衛基督教世界的使命感，也不會有後來的神聖羅馬帝國。於是「歐洲」漸漸成了「基督教」的代名詞，後者使其在政治精神層面上可以與拜佔庭帝國相提並論。到了中世紀晚期，統一的帝國已失去吸引力，各民族紛紛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但是每當有外部威脅到來，統一的「歐洲家族」之感就會神奇般地復活起來。其餘波甚至延續到19世紀末期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1），這位鼓吹「黃禍論」的末代皇帝曾冠冕堂皇地說道：「歐洲各民族聯合起來，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紀到來之前已經出現了「歐洲自我意識」的概念，這種概念在與其他非歐洲地區（如美洲、亞洲、非洲）發生聯繫時就會明顯表現出來，而這種表現也發生在談論到「他者」——俄羅斯和俄羅斯人的時候。

「嚮往歐洲幾乎是俄羅斯政治精英的本能選擇」，無論是彼得一世、葉卡捷琳娜二世、亞歷山大二世，還是十二月黨人、西方派、布爾什維克黨人，其政治理念或文化思想中無一不閃爍著「歐洲」的印跡。俄羅斯歐化改革的創始人彼得大帝打開了「通往歐洲的窗戶」，啟蒙了愚鈍的俄國人，並用自己的方式在這個國度培養和推廣了一種觀念——要與那些歐洲國家保持社會文化和文明上的統一，要像一個完整的家庭那樣不僅僅是在地理位置上相同，也要具有共同或相近的歷史根源，要具備某些共同的文化文明價值觀，特別是在跟非歐洲世界接觸時能明顯感覺到一種共性和一致。

然而，俄國的歐化卻引起了西方鄰居的不安，他們小心翼翼地觀察著這個東方鄰國，對其眾說紛紜。奧地利歷史學家А.卡佩勒曾說：「歐洲存在過並存在著不止一種對俄國的看法，而且有很多看法是相互對立的。」在這些不同的看法中有一些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被關注且在社會意識中佔主要地位的，而其他一些則是比較邊緣的，而且俄國在歐洲的多種形象的排列次序也幾經改變。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對俄國與俄國人的各種觀點和看法都是在尋求對同一個問題的解答過程中形成的，這個問題早在幾百年前就進入歐洲人的視野，並且在最近的二百年裡被眾多歐洲、俄羅斯甚至是美國的思想家積極地討論過，這就是歐洲的俄羅斯認同。「五百多年來確定歐洲的一個關鍵問題一直集中在包括還是排除俄羅斯。」這個國家到底屬不屬於歐洲？如果不屬於，那該如何看待它？如果屬於，是在多大程度上屬於，到底是歐洲家族裡完全合格的成員之一，還是以「可憐親戚」的身份寄人籬下？對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不管對俄羅斯還是對歐洲來說，都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因為對「他者」的認同本身就是主體自我認同的一個方面和前提條件，也是自我認同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眾多研究表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形勢下並不一樣，更何況認同感的實現要基於不同的標準，而歐洲的邊界和大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也不止一次地發生過變化。在15~16世紀，歐洲國家最重要的標誌是對基督教的篤信。後來隨著歷史的變遷，其他一些標準備受關注並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文明程度、文化發展水平、政治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還有軍事力量、社會狀況等。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期，這些標準中又增加了國家對民主的忠實程度和對人權的尊重態度等。因此，歐洲人對俄羅斯的認識既是複雜多樣的，也是動態發展的，這一方面取決於西方所發生的變遷，另一方面也取決於俄羅斯自身所發生的重要改變。

二 宗教分歧——中世紀歐洲恐俄的核心問題

「歐洲」這個概念最早的標籤就是「基督教世界」，而且前者取代後者是一個複雜而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世紀以前，歐洲人的自我認知觀念基本停留在宗教層面上。自從11世紀中葉基督教會大分裂之後，歐洲被無形地劃分為兩個部分：信仰羅馬天主教的西歐被等同於「西方」，而信仰希臘正教的東歐地區則被視為「東方」。於是，植根於拜佔庭文化的俄羅斯由於地理位置和宗教信仰也被劃入「東方」界內，並且被西方視為宗教叛徒。因此，「恐俄症」的早期基礎就是對東方基督教的仇恨。

事實上，從7世紀起，西方（天主教）教會和東方（希臘正教）教會之間就已經出現了分裂的開端。1054年羅馬教皇利奧九世和君士坦丁堡牧首色路拉裡烏斯彼此將對方革出教門——這成為正式的分裂。在信仰重於理性的中世紀，這表明兩個基督教會之間徹底劃定了精神分界線，信仰東正教的斯拉夫人也被宣布為異教徒。於是「從11世紀起，東正教成為引發對俄國讎恨的主要因素之一」。

1204年，反對拜佔庭帝國的十字軍東徵開始了。這次所謂的信仰之戰最終以殘忍屠城和駭人暴行而終。一位天主教神父撰寫的編年史中對此有所描述：「最後，騎士和士兵開始發洩拉丁世界對希臘人的傳統仇恨。搶劫、謀殺和強姦席捲了整個城市。拜佔庭城內近千年以來積累的藝術珍品喪失殆盡。圖書館被徹底燒毀，寶石從教堂的聖物上被敲下，金銀被熔化成錠，大理石被打破。」作為東正教分教區的羅斯派出了維京戰士組成的瓦蘭人衛隊，他們驍勇作戰，協助拜佔庭軍隊勇猛出擊，曾令十字軍騎士手足無措。這些為了信仰和名譽而戰的瓦蘭人傭兵沒有一個投降，全部浴血奮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受這次十字軍入侵的影響，當時拜佔庭的許多東正教僧侶不得不逃往俄羅斯。現在似乎很難理解當時西歐人對拜佔庭的仇恨程度。西方教科書《世界歷史》對這一史實的解釋是：「拉丁世界在看到希臘人的財富時會經歷欽佩、嫉妒、沮喪和仇恨。這種自卑情結在1204年得到滿足，激化了其對拜佔庭的侵略性。」

歷史在三十年之後重複上演。教皇格裡高利九世（1227~1241）也是十字軍遠徵的瘋狂信徒。他在1232年的訓諭中呼籲利沃尼亞的寶劍騎士團前往芬蘭「以保護基督教信仰，防止非信徒斯拉夫人」。五年後，寶劍騎士團併入條頓騎士團，這位教皇又一次呼籲他們東徵。愛沙尼亞的丹麥十字軍、條頓人和瑞典騎士都參加了這場行動。天主教波蘭作為西歐的前哨，與俄羅斯戰鬥了幾個世紀。瑞典人、丹麥人和條頓人入侵俄羅斯西北部，到達普斯科夫和諾夫哥羅德。羅斯人浴血奮戰，在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率領下屢次將入侵者趕出自己的領土。在中世紀，宗教是文明的主要特徵，這些針對東正教斯拉夫人的戰爭都被視為文明戰爭。

蒙古人入侵俄羅斯之後，西方對東正教的敵意和對俄羅斯人「亞洲化」的看法愈演愈烈。俄羅斯人成為「門檻上的野蠻人」，一個位於東部和難以理解的民族。蒙古桎梏的解放和俄羅斯的獨立加劇了西方的俄羅斯恐懼症，因為一個巨大的國家突然出現在東方。在歐洲，一種西方東部邊界的感覺開始出現，在這個邊界之外有一個神秘的異國，「恐俄症」開始成為一個神話。

16世紀俄羅斯和歐洲之間的第一次戰爭為歐洲人的意識裡植入了生發「恐俄症」的強大力量。這場戰爭最終標誌著西方人的歐洲東部界限徹底形成——歐洲人被阻止在納爾瓦河和普斯科夫湖之外。受舊約的影響，歐洲人將利沃尼亞的救贖比作以色列對法老的拯救，有人認為俄羅斯人是聖經中的傳奇民族摩梭人，其入侵與世界末日的預言有關。於是，利沃尼亞被宣布為文明的「東部堡壘」，立陶宛、波蘭、丹麥和瑞典，來自周邊國家的許多僱傭兵與利沃尼亞騎士團結盟而戰。歐洲人篤信俄羅斯人是來自東方的惡魔力量，宣稱俄羅斯在利沃尼亞戰爭中的目標是「最終破壞和毀滅整個基督教世界」。因此，歐洲向俄羅斯發出了「聖戰」的口號。在這個階段，患有「恐俄症」的歐洲思想家已經意識到新興俄羅斯帝國的歐亞特徵。

隨著三十年戰爭的結束、啟蒙運動的興起和教會神學的沒落，基督教在西方思想界中的主導地位逐漸喪失，新的國家概念和政治體系在歐洲逐漸形成。到了18世紀，歐洲的政治版圖被改寫。利沃尼亞被俄國徵服，波蘭被瓜分並成為俄國領土，瑞典被趕到了歐洲的邊緣地帶。基督教會歷史上劃分出來的界限消失了，俄羅斯在廣闊的疆域上與西歐直接接觸。然而，存在了幾個世紀的宗教分歧並未從歐洲人的頭腦中徹底消失，歐洲人骨子裡還暗藏著一種觀念，那就是「歐洲只是作為羅馬天主教的歐洲時才會表現出比較強盛且持久的文化統一」。

三 文明標尺——近代歐洲看待俄國的歷史心理

俄國不是歐洲——這可能是最深入歐洲人意識中的一種對俄國的看法。關於這種觀點的形成有多種理解，有人說是因為俄國的宗教情況不太好；有人說是俄國還未開化，俄國人文化層次低，社會制度不發達，民族構成與歐洲不同；還有人斷言，俄國在所有方面都與歐洲有本質區別。簡言之，在歐洲人的意識裡，俄國不僅不是歐洲國家，反而是一個尚未完成從野蠻向文明過渡的半野蠻國家。16世紀末丹麥外交家Я.烏爾費利茨就表達過對俄國的印象：「他們的神父沒有受過教育，除了俄語，不懂其他任何一種語言，那裡幾乎沒有什麼學者。」 17世紀德國旅行家和地理學家А.奧利厄斯帶著與波斯建立貿易關係的使命抵達莫斯科，並沿伏爾加河南下前往波斯，他在自己的遊記中對俄羅斯人的描述是：「觀察俄羅斯人的精神、道德和生活方式，你肯定會將他們列為野蠻人。」他譴責俄羅斯人缺乏禮貌，還警告未來的投資者說俄羅斯人「只適合奴隸制」，應該迫使他們「與鞭子合作」。法國諷刺作家拉伯雷認為，「俄國人不是基督教信徒，而與印度人、波斯人和野蠻人屬於同類」。此外，歐洲還有不少人有過類似論述，他們的言談之中或多或少地透露出對俄國和俄國人的蔑視和厭惡。

在17世紀末，第一位指出俄國扮演著特殊歷史角色的名人是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萊布尼茨對彼得大帝一系列以歐洲模式為基礎進行的現代化改革作出了正面評價，並率先提出，俄國可能成為兩大世界性文明——歐洲文明和中國文明——之間的橋梁。儘管萊布尼茨也重彈俄國暴政和野蠻的老調，但他認為，專制君主在理性驅動下實行的「開明活動能夠幫助俄國克服現有的落後性，而開明統治者的活動不僅能夠建設一個在社會和政治方面不遜於西方的國家，甚至還可能超越那些被絕對君主制和中世紀陳舊傳統羈絆的西方國家」。

儘管俄國的形象因萊布尼茨、伏爾泰和早期狄德羅的影響而得以優化，但隨著法國大革命的臨近和孟德斯鳩、盧梭、晚期狄德羅等人的思想問世，法國成為這一時期醜化俄國形象的主力國家。孟德斯鳩是反俄的典型代表，他認為俄國是專制制度的極致體現，即使其統治者們有善意也不能將這種制度弱化；他還提出了俄國缺乏第三等級（中產階級）的觀點，直到今天還大有市場。盧梭將俄國作為一個失敗的歷史範例，「批評俄國和彼得大帝改革是從外部植入的，是非自然的，是與俄國人民和俄羅斯靈魂的本質相矛盾的」。用盧梭的話說：「俄國人永遠不會成為真正文明的民族……彼得一世擁有天才般的模仿能力，但他並不具備那種可以從一無所有到創造出一切的真正才能。他所做的事情中某些是好的，但大多數都是不合適的。他知道自己的臣民還未開化，但卻完全不明白自己還未準備好公民社會的憲章。他想馬上啟蒙和教化自己的臣民，但卻忘了同時還應當教會他們習慣這個過程中的困難。他想先從學習如何做德國人、英國人開始，但卻忘了應當首先學會如何做俄國人。」在「文明的西方人」眼中，即便是俄羅斯人的優點也是可恥的，因為他們與文明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狄德羅曾這樣解釋俄羅斯士兵的勇敢：奴隸制和迷信激發了他對生命和對死亡的蔑視。

拿破崙的野心無意中導致了歐洲對俄羅斯的短暫好感。1812年俄法戰爭後，整個歐洲瘋狂地愛上了俄羅斯，並宣稱它是人類的理想代表。畢竟，俄羅斯從暴君波拿巴那裡拯救了歐洲，並賜予了波蘭憲法。可是此後不久，「恐俄症」就從根本上變得不同了。在歐洲人們開始傳說俄羅斯計劃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君主制國家，其國王會比拿破崙更危險；他們想起拿破崙遠徵俄羅斯之前說過的話，在他之後「歐洲將成為共和國人或哥薩克人」。於是，對這個東方大國的恐懼感逐漸增強。法國著名史學家基佐在其名著《歐洲文明史》中竟然隻字未提俄國。在俄國被認為是歐洲的主導性力量的那個時代，對俄國的無視恰恰證明了他的恐俄心理和仇俄情緒。

讓俄國形象徹底醜化的還屬法國作家、旅行家德·屈斯蒂納侯爵的遊記《1839年的俄羅斯》。該書於1843年在巴黎出版，第一版立即售罄。直到1855年，這本書在法國再版了3次。該書問世後，法國的「恐俄症」達到了高峰。作者在書中記錄了自己在俄羅斯旅行中的觀察和反思，他用極其陰暗的色調描繪了這個國家。他對俄國貴族模仿歐洲人的生活方式嗤之以鼻，鄙視俄國百姓的奴性及其服從沙皇暴政的做法。他認為，俄國是一個接近原始社會的國家，俄國人不愛歐洲文化，只是在模仿它，以便強大起來去攻佔別的地區，這是俄國人有強烈野心的表現。「我不想因俄國人的所作所為而去責備他們，但我要譴責他們企圖變成我們這個樣子的野心。他們根本還沒有開化。假如他們從未像猴子那樣去模仿其他民族，也從未像猴子那樣嘲笑被模仿的人們，那麼他們還有希望成為那些民族。而現在卻只能認為，這些人對於原始狀態來說是被遺忘的，可是對文明狀態來說卻又是不適應的」。在屈斯蒂納看來，俄國是一個陰暗而可怕的地方。他在書中寫道：「這個叫俄國的地方是一個監獄，在這裡生活無法平靜，無法休息，也不能感受到其他歐洲國家無關統治形式而給予臣民們的那種自由。當你們的孩子抱怨生活在法國不好的時候，你們可以用我的辦法告訴他們：『那就去俄國吧』……在這裡，暴君和奴隸之間、狂人和野獸之間沒有什麼區別。」非常明顯，在屈斯蒂納的文字中充滿了對俄國的恐懼和厭惡。遺憾的是，他僅從社會政治制度的視角審視了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的俄國，只發現了沙皇反動政策下的醜陋俄國，而對這一時期蓬勃發展的俄羅斯文學、文化、藝術等其他一切都視而不見。屈斯蒂納的書在西方被精心研究、評論，多次再版，甚至一個多世紀之後，該書在歐洲和美國仍然被認為是「恐俄症」的最出色文獻。該書展現出一個西方人的反俄偏見，書中有很多關於宮廷、貴族、機要信使和風俗習慣的笑話，足以讓讀者對俄國的生活得出消極看法。這本著作「成為恐俄人士的萬能《聖經》，是恐俄人士用作證據的不竭源泉和插圖庫」。

在19世紀中葉的歐洲，「恐俄症」成為許多國家民主思想的一個標誌，具有了仇視專制主義和拯救被奴役人民的屬性。這種信念由波蘭移民傳播，並得到法國沙文主義者和反封建復仇主義者的大力支持，隨之逐漸滲透到歐洲其他國家。馬克思曾在1856~1857年寫出如下文字：「莫斯科公國是在蒙古奴役這所恐怖而卑賤的學校中養育和成長起來的。它只是由於成為一個奴性藝術的大師才積聚起力量的。甚至在獲得解放之後，莫斯科公國還在繼續扮演著它那奴才兼作主子的傳統角色。彼得大帝終於把蒙古奴才的政治手腕和蒙古主子繼承成吉思汗徵服世界遺志的狂妄野心結合在一起。」「如果說，主要藉助於韃靼諸汗以進行蠶食活動的莫斯科公國的沙皇們不得不使莫斯科公國韃靼化，那麼，決心藉助於西方以進行活動的彼得大帝則不得不使俄國文明化。」法國歷史學家A.貝桑松說：「由於懷疑俄羅斯國家體系的合法性，歐洲人突然意識到俄羅斯屬於不同的文明。在歐洲，幾乎所有地方的自由主義觀點都取得了勝利，1830年的革命正在法國完成，選舉制度的改革正在英國進行，而此時的俄羅斯正以最無情的方式粉碎波蘭的起義。與18世紀相比，歐洲人對俄羅斯的態度正在堅決改變。屈斯蒂納等人用最黑暗的色彩描繪俄羅斯。基佐認為歷史是通過創造和加強中產階級以建立憲法自由——這個過程的名稱是文明，而俄羅斯這個國家對文明進程是陌生的。」俄羅斯作為「門檻上的野蠻人」的形象再次被強化。甚至有一些作者聲稱對歐洲來說俄羅斯人比土耳其人更糟糕。少數俄國精英也看清了這一點，正如丹尼列夫斯基所說：「歐洲並不把我們當作自己人，它把俄國和斯拉夫民族看作異己……一種無意識的感覺和歷史的本能令歐洲不喜歡俄國……無論在哪一個領域，歐洲對俄國都持有一種不友好的態度……一種不信任、幸災樂禍、蔑視或仇恨。」

由此可見，從19世紀中期開始，西歐文明的思想佔據上風，在這個構想中已經沒有俄國的容身之地了。縱觀18世紀至20世紀初歐洲人意識中的各種俄羅斯形象，不得不說，無論歐洲人如何接受俄羅斯，他們一直從未將其視為自己人，也從未將其看成是歐洲的有機組成部分。斯賓格勒在《普魯士思想和社會主義》一文中寫道：「我至今對俄國避而不談是有意而為，因為這裡的問題不是兩個民族之間的差異，而是兩個世界之間的差異。……必須要用最堅決的方式強調俄羅斯精神與西方精神之間的差別。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之間無論有多麼深刻的精神對立、宗教差異和政治經濟矛盾，只要是面對俄羅斯，他們立即會密切聯合成一個統一的世界……真正的俄羅斯人跟我們骨子裡是格格不入的。」歷史證明，在對待俄羅斯的態度上，歐洲永遠不會接受俄羅斯，因為俄羅斯是歐洲文明的競爭對手。西方和俄羅斯之間關係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歐洲企圖改造俄羅斯的「野蠻」性質或從文明進程中「消滅」它的歷史。

四 政治心理——當代西方對俄態度的實質

自19世紀以來，西方的「恐俄症」越來越呈現出強烈的政治色彩。從這個角度來說，它逐漸從一個宗教問題和文化問題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隨著俄羅斯帝國的出現和崛起，沒有任何一個西歐國家可以忽略對這隻俄國巨熊的關注，也不得不在利益紛爭中與它交往和較量。於是，不知從何時開始，西方每一次恐俄情緒的上升或激化都與某個政治事件有著密切聯繫，要麼是因它而起，要麼是藉助於它凸顯出來，比如七年戰爭、瓜分波蘭、俄法戰爭、克裡米亞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柏林圍牆事件、俄格衝突、烏克蘭危機等。毋庸置疑，這種強烈的政治色彩在20世紀下半葉的冷戰時期達到了頂峰。

英國的「恐俄症」是在1815年推翻拿破崙之後產生的。它既沒有宗教基礎，也沒有哲學基礎，它的唯一目標就是與俄國展開地緣政治較量。在這種「恐俄症」的影響下，對俄國專制制度的任何指責都用作反對俄國沙皇的宣傳。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處在領土擴張和國力鼎盛時期。隨著東方問題日漸尖銳，英俄關係也變得越來越緊張。波蘭始終是英國大陸政策中的一張王牌，是對俄施壓的槓桿，自從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被瓜分之後，波蘭始終如一地寄希望於英國的支持。「不管俄國在歐洲的勢力如何增長，在佔領波蘭之前，它實質上仍然像土耳其一樣是一個歐洲之外的大國」，所以英國最不希望俄國控制波蘭並在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站穩腳跟。而在近東地區的利益爭奪是圍繞奧斯曼土耳其展開的。「君士坦丁堡是架設在東西方之間的一道金橋，不通過這道橋，西方文明就不能像太陽一樣繞過世界；而不同俄國進行鬥爭，它就不能通過這道橋。」1853年英、法兩國聯合發動了針對俄國的克裡米亞戰爭。這次戰爭的結果是俄國慘敗，這一方面成為英、法兩國軍事實力的展示，另一方面也成為他們得以炫耀的籌碼。克裡米亞戰爭的失利迫使俄國不得不轉向東方。然而，沙皇專制制度的腐朽與黑暗使之終究走向衰亡。

十月革命事實上使俄國脫離了歐洲，並最終使二者在政治和文明上形成對抗，變成了兩個世界和兩種制度。在西方人的眼中，布爾什維克掌權下的俄國不僅是戰爭的源頭，還是一種社會威脅，是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致命挑戰。根據英國小說家喬治·威爾斯的採訪報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初期的蘇聯是一個已陷入「黑幕」（經濟崩潰和貧困）並持續受困於此的國家。這種困境同樣令歐洲警覺。當看清布爾什維克在短期之內重建俄國，並不惜一切代價將國家向前推進之後，局勢發生了改變。歐洲終於承認蘇聯是政治舞臺上的合法玩家，但這一身份對於歐洲國家來講依舊如往日一樣異類和危險。1942年邱吉爾雖然與蘇聯締結了反法西斯同盟，但依然沒有為俄羅斯人摘掉「野蠻」的帽子：「我的所有思想都主要面向作為現代國家和文明之祖先的歐洲。如果俄羅斯人的野蠻行為摧毀了古代歐洲國家的文化和獨立，就會發生可怕的災難。現在很難談論它，但我相信，在歐洲委員會的領導下，歐洲國家大家庭將能夠作為一個整體行事。」

德國的「恐俄症」直到19世紀末才出現，相對其他國家來說晚得多。在1870年德國統一之前，許多日耳曼王朝顯貴都與俄國的羅曼諾夫家族保持著姻親關係，早期德國與沙皇俄國的關係堪稱友好。直到1904年俄日戰爭中俄國戰敗以及1905年革命爆發之後，沙俄帝國表現出的軟弱無能及其對波羅的海國家的俄羅斯化政策成為德國介入的最好藉口，於是德國國內的「俄國威脅論」和恐俄情緒開始蓬勃發展起來。德國「恐俄症」發端於德國人對文化、民族和民族國家的特殊觀念，它是在「德國大哲學家康德、浪漫主義天才萊辛、赫爾德、費希特以及理想主義者黑格爾的影響下逐漸形成的，正是這些哲學家成為『德意志特色』思想的奠基人」。20世紀初期，德國記者廣泛報導俄國政權腐敗、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威權主義嚴重，以及俄國農村赤貧、經濟落後、文化水平低等題材的文章。也有一些德國史學家和政論家積極宣傳「俄國威脅論」。而當俄國走上共產主義道路之後，德國的「恐俄症」同樣演變成反布爾什維克主義。事實上，此時的俄羅斯恐懼症已經失去了國家邊界，成為了一種純粹的抽象意識形態，在各個歐洲國家之間蔓延。而對法西斯主義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推行擴張主義政策的絕佳藉口。眾所周知，納粹德國提出「生存空間」思想用於反斯拉夫的種族主義，將俄羅斯人認為是文明血統最少的民族，並依據德國人類學家沃爾夫岡·阿貝爾的理論制定了一項「逐步消滅俄羅斯種族」的計劃。納粹分子成為20世紀德國「恐俄症」的代言人，納粹德國與蘇聯之間展開了全面對抗。然而，蘇聯紅軍視死如歸的英勇鬥爭精神、蘇聯人民經受千難萬苦的不屈毅力，以及蘇聯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的重大貢獻令整個歐洲乃至全世界刮目相看，也引發了西方對蘇聯人民的同情和尊重。二戰結束後，德國的「恐俄症」被迫暫時隱沒。但這如同歷史重現，也只是一次短暫的回暖。隨著冷戰的形成、兩大陣營的對立和鬥爭的加劇，俄國之前的負面形象在歐洲重又復活，並且被加以強化。

冷戰開始之後，國際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成為西方世界的主導。歐洲與俄羅斯之間出現了美國因素，俄歐關係中的許多方面都與美國的影響有關，歐洲針對俄羅斯的許多重大決策也都有美國的痕跡。事實上，在一戰之後美國國內就產生了對俄國新生政權的「紅色恐懼」，當時的美國媒體將布爾什維克的「武力統治」和國內政策作為強烈抨擊的對象，認為布爾什維克政權否定政治民主、否定私人財產權，最終會毀滅人類文明。為了避免美國出現類似的「紅色革命」，威爾遜政府曾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打擊赤色分子的「紅色恐懼」浪潮。「這場紅色恐懼沒有持續多久，隨著歐洲的紅色政權接連被鎮壓下去和美國國內罷工運動的相繼失敗，到1920年底便逐漸退卻了，連1921年上任的哈定總統都承認，對布爾什維克的影響過分誇大了。但這場短暫的恐赤浪潮形成了巨大的歷史慣性，奠定了美國社會的基調。」二戰期間，美國和蘇聯儘管曾經結盟共同反對德日法西斯，但在漫長的美蘇關係史上那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麥金德的「世界島」理論和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構想將美國的「恐俄症」推向了巔峰，俄國成為美國最危險、最需遏制的敵人。為了孤立蘇聯，抵制「紅色威脅」，美國與歐洲國家一個接一個地籤訂軍事和經濟合作條約，美蘇走向了兩大陣營的對抗。「暴政」「壓迫」「共產主義專政」「獨裁者」等名詞是那段時期蘇聯在西方眼中的標籤，而美國人則在捍衛民主、自由、人權的呼聲中堅定不渝地打壓蘇聯。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理念將分裂或肢解俄羅斯作為美國政府長期致力的目標。

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使西方人對新俄羅斯國家的形象產生了不同的認識。獨立之初的俄羅斯聲明要向歐洲和美國學習，借鑑西方的經驗和社會政治經濟模式，希望西方不要侵犯自己的領土主權和獨立性，而是給予無私的幫助。而西方似乎也敞開懷抱歡迎俄羅斯加入文明大家庭，希望俄羅斯成為忠實的追隨國與合作夥伴。儘管在這一時期歐洲對俄羅斯有很多消極的評價，例如經濟瓦解、國家機構工作低效、犯罪率上升、腐敗現象嚴重、公民精神和身體狀況衰退等，但對歐洲人來說，超級大國的威脅終於消失了，如今面對的是一個和蘇聯截然不同的新國家。令他們喜悅的是，新俄羅斯已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

然而，俄羅斯對西方的期待過高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俄羅斯的態度不但沒有扭轉，反而在短暫的觀望後持續地向更差的方向延伸。這讓俄羅斯人不得不再次從迷霧中清醒，走向文化尋根和民族認同。俄社會精英重憶先輩的教誨：「精神的削弱只能通過提升和喚醒精神來治癒，需要讓俄國社會的所有階層都振作起來，變得積極起來，從而彌補那些由於模仿別人和盲目地崇敬別人而失去的東西」；「俄羅斯文明應當把自八世紀至今所積存的所有潛力釋放出來，並使其具有現實意義，要用自己的內涵去補充所接受的西方文明」。誠然，大多數西方國家毫不否認現在的俄羅斯比過去的蘇聯要好，但他們意識到俄羅斯仍然是個政治大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仍然是自己的競爭對手，而俄羅斯在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經濟領域的絕對優勢又令西方不得不有所忌憚，只能選擇保持和發展同它的聯繫。總的來說，從當今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媒體報導、政治活動家的發言、專家學者的評論以及普通公民的採訪中可以看出，俄羅斯的負面形象比正面的多得多。關於俄羅斯社會落後、俄羅斯人不文明和在俄羅斯尚存令西方人反感的野蠻習俗等話題不斷被提出。雖然現在的倫敦已經沒有了吉卜林，巴黎也沒有了屈斯蒂納，但還是有很多專欄作家批判和揭露「不幸的」俄羅斯人。「他們對生活不滿、作風不端、素質低下、粗魯、恬不知恥、對自身貧窮和暴力政權的漠不關心令歐洲人感到震驚。令人憤怒的是，他們恭順地忍受了之前所有的慘況，現在仍相信那些蒙蔽他們的謊言。他們容忍了那些不公正的事情，容忍了那些未被公開的謀殺事件。更糟糕的是，他們認為這些都是正常的事情。」類似的文字在西方報刊上並不少見。與此同時，塵封已久的俄羅斯是否歸屬歐洲的問題再次被賦予現實意義，成為歐洲安全體系論述的核心部分。這個問題頻頻出現在歐盟擴容和北約東擴等問題的辯論桌上，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全球化、多極世界等問題的熱烈討論中。也有不少西方反俄遊說集團大肆傳揚仇俄論，攻擊俄羅斯的威權制度和「能源訛詐」，推動遏制俄羅斯的地緣政治行動計劃。基於這種背景，美國與歐洲不斷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同時「藉助各種手段推動原蘇聯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和對俄『離心傾向』」。特別是在俄格戰爭、烏克蘭危機之後，西方媒體上的反俄輿論再掀高潮，對普京及俄羅斯政府的批評聲音此起彼伏，將普京比作墨索裡尼、皮諾切特甚至是希特勒。路透社觀察員盧西安·金在2016年為「恐俄症」話題開設了一個專欄，用他的話說：「『恐俄症』已成為所有反普京人士的流行用語。」而美國毫無疑問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擔當了領頭羊的角色。由於地緣政治原因，美國追求對全世界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優勢，以及對自由市場經濟和多元主義民主制的熱衷。至於俄羅斯，它覬覦復興世界大國的地位，擁有軍事潛力和核潛力，在兩個大陸的交匯處起主導作用，傳播深厚、獨特的民族文化，卻拒絕承認美國的霸權地位，這必然會被美國視為敵人。尤其是川普執政以來，美國的反俄情緒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國傳統反俄勢力與『通俄門』事件在美國國內激起的反俄浪潮實現了合流，造成美國朝野上下出現『逢俄必反』的局面。」

結語

2014年， BBC國際服務部（The BBC World Service）、「全球掃描」研究公司（Globe Scan）、國際政策評估項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PIPA）、美國馬裡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分校四家機構一起公布了一項全球調查的結果，內容是哪些國家以何種方式影響了2014年的世界狀況。全世界共有24個國家的24 542人參加了此項調查，共評估了16個國家和歐盟在世界上的影響作用。根據調查結果，俄羅斯在16個國家中位列第13名，45％的受訪者首次對俄羅斯表達了消極態度，只有31％的受訪者對俄羅斯有好感。在進行調查的24個國家中，只有3個國家對俄羅斯的態度明顯是積極的，其中還包括俄羅斯自己，而在剩餘國家中，有8個對俄羅斯在世界上的影響持強烈否定態度，包括4個西歐國家——英國、法國、德國和西班牙，2個北美國家——美國和加拿大，以及以色列和澳大利亞。這些國家約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俄羅斯在世界上發揮的作用是負面的。

2014年歐洲民眾眼中的俄羅斯形象無疑受到了烏克蘭危機的影響。可事實上在十年前這些監測機構就已經開始關注這項數據了。2004年，美國蓋洛普公司曾進行過一項名為「人民的聲音」的全球調查，內容是各國人民對世界主要國家（八國集團）的態度。調查的結果是，相對於八國集團其他成員來說，全球居民對俄羅斯和美國的批評聲音最高。俄羅斯的受歡迎程度只有25％，在正面評價的得分上最低，只有31％。

社會調查反映出來的問題是複雜、多面的，一兩次調查結果並不能說明根本問題，但是幾百年來歷史的記載不能不引起深刻的思考。回顧歷史，從中可以發現三點：

第一，政治事件反映的都是大國之間的鬥爭，背後都是國家利益的爭奪和地緣政治的較量。俄羅斯民族的「強國主義」思想和「大國」心理使其受到西方強國的敵視和忌憚。一位英國記者曾說過：「就其覆蓋地球的領土面積而言，俄羅斯就已經是最令人畏懼的帝國了。」的確，沙皇俄國從默默無聞到迅速崛起無疑給其他歐洲強國帶來了不少顧慮。在他們眼中，這個半亞洲式的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與他們格格不入的外星人，但這顆最初在遠方閃著微光的星星後來變成了一顆強大的行星，並闖入了他們所在的歐洲星系，而且隨時都有可能主宰歐洲。在這種情緒的籠罩下，無論是俄羅斯國內的政治變動，還是它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都會刺激歐洲國家的神經，俄羅斯基本都被放在對立的一面上，有時是與某一個歐洲國家針鋒相對，有時則是被整個西方世界所厭惡和仇恨。И.С.阿克薩科夫曾說：「歐洲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東、西方劃分理論：東方應當淪為西方的奴隸。俄國人不屬於西方，而是東方，俄國是東方的主要力量，是東方之劍，因此整個歷史運動、西方歐洲的所有力量都集中在反對俄國人的身上。無論我們怎麼做，都得不到信任和尊重，我們在稱呼和地位上都不會得到提升。在他們眼中，我們仍然是蠻夷之邦，根本算不上文明世界的遺產。」的確，過去是這樣，現在亦是如此。「如果說傳統的反西方主義更多的是從文明的意義上而言……那麼當代反西方主義的意識形態色彩更加強烈，敵我觀念相當濃厚。……不僅僅停留在思想層面，而是逐漸進入政策層面。」

第二，歐洲國家的對俄態度各有差別，且並非固定不變，是隨著利益糾葛和力量對比而發展變化的，比如法國、德國。當然，也有一些國家對俄羅斯的態度是永久不變的，比如波蘭、英國。從2008年秋《消息報》刊登的一篇專題報導中就可以看出這一點。文章寫在俄格衝突發生之後，從歐盟成員國召開緊急峰會的事實入手，揭開了歐盟國家表麵團結齊心實則各懷想法的現狀，也分析了西方國家在俄格衝突刺激下表現出來的 「恐俄症」的不同程度。作者按照歐洲各國對俄的不同態度將當時的歐盟27個成員國分成了以下四組：第一組是俄羅斯最激烈的批評者，包括歷史上就與俄羅斯有著諸多恩怨的波羅的海三國、波蘭，還有英國和瑞典。第二組可以稱為「溫和批評者」，主要是東歐國家——捷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還有丹麥。第三組是「實用主義者」「中間派」「中立者」，指的是與俄羅斯關係發展順利的西班牙和芬蘭，還有出於各種原因不願意參與對俄制裁隊伍的國家，如荷蘭、奧地利、葡萄牙等國。第四組是扮演「律師」形象替俄羅斯辯護的遊說者，包括法國、德國和義大利。為什麼歷史上曾屢次與俄羅斯針鋒相對的法德被放在第四組？原因非常明顯，國家利益使然。當時的法國因其特殊的「東方政策」需要跟俄羅斯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因此時任總統薩科齊藉助歐盟輪值主席國之便替俄羅斯積極辯解。而德國由於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也不想孤立俄羅斯或對其施加制裁，於是總理默克爾採取了傳統的外交平衡法：一方面嚴厲批評克裡姆林宮的軍事行動；另一方面讓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與之配合批評喬治亞總統薩卡什維利。然而，針對法德的「示好」，俄羅斯政治家們如今並不會被麻痺。俄羅斯外交部軍事政治研究中心專家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夫指出，現階段俄羅斯輿論界有一種誤區，即認為美國是壞的，歐洲是好的；英國追隨美國，它也很糟糕，但德國和法國很好。他強烈反對這種看法：「事實上，德國和法國的『恐俄症』水平並不低。看一下德國媒體：那裡的反俄文字比美國少嗎？！絕對不是。再看看與烏克蘭的情況：這是歐盟擴張的結果，其中德國是主導國家，它想讓烏克蘭遠離我們，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東方夥伴關係的概念，原蘇聯加盟共和國與歐盟的聯合概念——所有這些都是由德國發起的；德國已經砍掉了波羅的海，而且正在進行針對白俄羅斯和摩爾多瓦的行動。……『恐俄症』在德國非常普遍，德國是我們的地緣政治對手。只是德國人慣於以狡猾的方式行事，他們常常做出一種假象似乎好像跟德國沒有任何關係罷了。」由此可見，俄羅斯在歐洲各國眼中的形象並不完全一致，俄羅斯與歐洲各國的關係也是遠近不一。

第三，西方的「恐俄症」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統治者、政治家們的「恐俄症」，一個是普通人民大眾的「恐俄症」。這兩者之間其實是有聯繫的，前者往往會在某種政治目的的驅使下利用某些政治手段，比如媒體宣傳，來掌控輿論和人民大眾的觀念，在某種程度上操縱後者的反俄情緒。目前歐洲的很多國家都出現了這種情況。恐俄和反俄情緒在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中是一種普遍現象，特別是英國，還有法國、德國和一些東歐國家。媒體報導中經常出現對俄羅斯人的負面新聞，甚至有不少俄羅斯移民也感受到了當地人的不友好和歧視，俄羅斯形象似乎已經滲透到了整個社會。事實上，「恐俄症」的程度取決於政治目標。每當西方出於某種政治目的針對俄羅斯時，反俄情緒就會增強；當沒有這種需要時，就會模糊。比如當戈巴契夫向西方示好和靠攏時就沒有公開的「恐俄症」，相反，各種正面文章在當時都湧現出來。顯然，那是因為俄羅斯精英的行為符合西方的政治利益。另一種情況是當西方國家需要俄羅斯的幫助時，反俄宣傳就會消失；反之，就會增強。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俄羅斯成為英國、法國、美國的盟友，所以公共輿論中沒有反俄情緒，而戰爭一結束，「恐俄症」就恢復了。在現階段也是一樣，如有必要對俄施加壓力，就將其描繪為敵人，「恐俄症」就會增強；如需按照自己的利益與俄羅斯合作，比如摧毀「伊斯蘭國」，那麼 「恐俄症」的程度就會降低。對於這一點，俄羅斯政治家們早就看得明白：「西方國家不是朋友，我們應該時刻關注它們的陷阱，我們必須堅定地捍衛自己的利益。俄羅斯永遠不會與西方聯合，因為這將是一種欺騙，一切都將以我們為代價。要與他們保持距離，限制接觸。要進行面向睦鄰關係的對話，而不是任何一體化項目。」

歷史已經證明，無論歐洲的格局如何變化，無論俄羅斯政權選擇哪種道路，均未能使西方從根本上改變對俄羅斯的看法。「西方所形成的對俄羅斯的認識已經根深蒂固，在某種程度上並不取決於俄羅斯實際運行的社會政治進程，也不依賴於俄羅斯人本身是如何理解這些進程的。」儘管某些表達形式、局部特性有所不同，但是實質性的基本立場不曾偏離，俄羅斯以刻板印象紮根於歐洲人心中。大部分歐洲人從來都是居高臨下地看待俄羅斯，即便是承認有「血緣關係」，也會將其視作遠房的大老粗親戚，來自歐洲鄉下的土包子。有時，他們塑造的關於俄羅斯和俄羅斯人的形象特點甚至也會與事實大相逕庭，有些歐洲人自己也承認這一點。有一位曾在莫斯科工作多年的德國記者就說過：「就俄羅斯而言，一方面是這個國家的真實情況，另一方面是西方人腦海中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這兩者之間存在一條巨大的鴻溝。」

在不久的將來，俄羅斯在歐洲的形象會不會有所改善？可以合理推斷，如果有效改善經濟狀況，不斷向歐洲看齊，完善信息基礎設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時制定合理的外交政策，巧妙且目標明確地樹立俄羅斯正面形象，並使之不斷深入歐洲人民的意識之中，便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當今歐洲對俄羅斯及其國民的印象。但與此同時，不能天真地認為這種改善是徹底且持久的。俄羅斯過於龐大且獨特，以至於它無法完全融入歐洲。它在過去、現在以及將來既是一個歐洲國家，也是一個亞洲國家，在語言、宗教、文化、精神氣質、生活方式以及許多其他方面不可避免地與歐洲國家有著很大差異。俄羅斯目前的歐亞定位使它的發展前景也會不同於歐洲。即便與歐盟或某些歐洲國家保持緊密聯繫，即便是俄羅斯形象逐漸走向正面，但俄歐之間永遠都會有一道隔閡，在歐洲人的潛意識中對俄羅斯及其國民的老舊眼光可能隨時死灰復燃。這些老舊眼光，正是歷史上屈斯蒂納、斯賓格勒、吉卜林等人提出，如今在數以百計的文章、報告、書籍以及專家評論中可以看到的論調。

所以，無論從長遠來看歐洲將面臨怎樣的命運，在可預見的未來，歐洲將保留其基於天主教信仰而有別於俄羅斯價值觀的文明特性，保留其在人文主義思潮、宗教改革和啟蒙時代所培養的、與俄羅斯有著本質區別的思維方式。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歐洲仍會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民生活水平上超過俄羅斯。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歐洲對俄羅斯的印象已經深入人心，即使是實際情況早已並非當初，也會深植於歐洲人的意識當中，要想徹底改變這種「恐俄症」絕非一朝一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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