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24日，指揮大師洛林•馬澤爾（Lorin Maazel）將率紐約愛樂樂團，在國家大劇院演出兩場。諾曼•萊布雷希特此前曾指責馬澤爾「自高身價」，在再次接受採訪時，馬澤爾解釋了其中原委。
譯/盛韻
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7年前在慕尼黑一家賓館裡採訪洛林•馬澤爾的情形。他走進大堂時步履輕盈，仿佛是在第一天上班的路上。他當時已經71歲，但看起來要年輕10歲，身材勻稱，皮膚曬成健康的褐色，據說還能在網球場上激戰三盤。他一邊打量著我，一邊暗自思忖：這次是敵是友？
慕尼黑本來可能成為他事業的最後一站，在帶領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走過輝煌的10年後，他本打算回老家的農場安享晚年，根據奧威爾的《1984》寫一部歌劇，拉拉小提琴，或是在高興的時候指揮一場音樂會。但是命運似乎不肯讓他就此罷手。在一次指揮了闊別25年之久的紐約愛樂樂團之後，樂手組成的代表團邀請他擔任音樂總監。
接著是樂團執行總監扎林•梅塔（Zarin Mehta，著名指揮家祖賓•梅塔的兄弟）的遊說，以及董事會的全票通過。然而在宣布任命的當天早晨，《紐約時報》的首席評論員卻在文章中祈禱：「選誰都不要選馬澤爾。」
這對於接手一個大樂團來說並不吉利，甚至有人故意露出口風說馬澤爾只是「過渡人選」。的確，紐約愛樂之前不與庫特•馬祖爾續約的原因是他73歲已經太老，結果換上的人選一樣老，籤的還是短期協議。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樂團看來行事十分愚蠢，而馬澤爾則一言不發，只是在媒體鏡頭前強顏歡笑。6個月後，他似乎很意外。「他們選我是認真考慮過的，我非常受尊重，而且和大家相處得很好。有些樂手的第一份工作還是我在其他樂團的時候給的，我們之間感情很深厚呢。」
於是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份穩定的合同，年薪保密，但估計在200萬美元左右。「他們給了我5年的合同，肯定要比『過渡人選』長。」他冷冷地說，「我說我寧可先籤4年，兩年後再決定要不要繼續。這是個極大的挑戰，我很榮幸大家覺得我夠資格。」
馬澤爾籤約後做的第一件事是給98歲的父親打電話。「他是個老派的土生土長的紐約客，對他來說紐約之外什麼都不是。我在柏林、倫敦、維也納都待過，他只是說『哦』；但當我說：『爸，你肯定想不到，紐約愛樂要我來工作。』他說：『哦，這才像份工作…。…』」洛林•馬澤爾成名多年，人們很容易忘記他是上世紀50年代走上舞臺的那批受過託斯卡尼尼薰陶的指揮家。他出身貧苦，在匹茲堡吸著煉鋼廠的濃煙長大，父親是個演員，戰爭時在軍工廠上夜班。「我在匹茲堡交響樂團拉了3年小提琴，半工半讀完成學業。當時斯託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y）、威廉•斯坦伯格（William Steinberg）、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羅津斯基（Artur Rodzinski）、萊因斯多夫（ErichLeinsdorf）、坎泰利（Guido Cantelli）都指揮過我們，我學到了很多經驗。我白天工作，參加了一個弦樂四重奏，也開獨奏會；晚上從8點到12點去夜校學習經濟、文學、法語和俄語。」
義大利著名指揮家維克多•德•薩巴塔（Victor de Sabata）聽馬澤爾代人指揮了一場蕭士塔高維奇的第一交響曲。「我當時很懷疑自己的指揮能力。他說：『你懷疑也沒用，這取決於你的學習。去歐洲吧，學點義大利語。』」於是馬澤爾在1951年申請了福布萊特獎學金——「我一生中唯一討來的東西」，並靠背誦了10頁對話讓考官以為他會說義大利語。多年後其中一位考官告訴他，當年他離開房間時興高採烈，而正是這種21歲青年的野心幫他得到了獎學金。馬澤爾說：「這改變了我的一生。」之後的10年中，他成為第一位在拜羅伊特登臺指揮的美國人。薩巴塔邀請他去斯卡拉首演，克萊姆佩勒（Otto Klemperer）鼓動他與倫敦愛樂建立聯繫。馬澤爾6歲時參加的第一場音樂會正是由克萊姆佩勒指揮，當他提起這事時，老頭咕噥道：「看來我應該為你的事業抉擇負責嘍？」
在克利夫蘭和匹茲堡，他以精準到殘忍的高要求和冷冰冰的工作風格著稱。在維也納，他主持了兩年歌劇院的工作（1982-1984），結果被謀求私利的政客和小報無情地攻擊，指責他取消了維也納最受歡迎的歌劇，而馬澤爾堅持他只是想保證排練達到標準。當他沒能繼承卡拉揚在柏林愛樂的職位時，便惡狠狠地瞪著樂團說他以後決不會再指揮他們。他在音樂這一行裡的強硬作派，既提高了指揮的薪酬標準，也提高了樂手的平均水平。
「無論何時我被要求引導音樂的命運時，我總是全力以赴。從來沒人像我這樣從16歲開始就如此努力工作。我從來沒有同時指揮過兩支樂團，而這種風氣在業內司空見慣。樂手們必須尊重指揮，指揮也必須尊重樂手。我曾經當過樂手，所以我必須尊重他們。」
我們談了一個小時後，他終於說出了心裡的想法，「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嗎？」
「我會盡力的。」我回答。
「如果你坐在我的位置上，請你告訴我為什麼我要坐在這裡跟你聊天。你只會寫些我賺多少錢之類讓我不高興的事情。」
我其實多半預料到了這一詰問。我在馬德裡的出版商告訴我，之前馬澤爾在馬德裡的時候，記者們採訪時引用了我書裡的章節。我曾指責他自高身價，給整個「古典經濟」帶來壓力。但是，馬澤爾並沒有選擇正面衝突，而是詳細地解釋緣由。他表示，在紐約只要5分鐘就能談妥費用，古典市場是有行價的，他就是其中的最高價。他繳稅、做慈善、幫助年輕人。他考慮過行業的壓力，但不會通過降價去減輕壓力。
這從一位白手起家的音樂家的角度來說無可厚非，他甚至為了支持父親的佛教信仰而一次性捐出了大部分財產。洛林•馬澤爾是一位複雜的藝術家，他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的角色還無法蓋棺定論，因為有太多不為人知的隱情，更多的則有待於時間的沉澱。
我能夠確認的一點就是，馬澤爾不論從音樂上還是性格上都比以前溫順。用他自己的話說：「有些人越老越愁苦，我是越老越怡然。」（古典號外 | 諾曼•萊布雷希特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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