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為皇后。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多變更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
前面，我們已經花了六篇文章的篇幅來介紹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但卻沒有解釋一個重要的問題：
孝文帝的改革，
是否是導致北魏滅亡的罪魁禍首？
孝文帝身後三十多年，北魏即陷入分裂，此後，朝政被權臣所掌握，直至滅亡。因此看起來，似乎就是孝文帝的改革導致了北魏滅亡。
但事實上，這是一種錯覺。
從孝文帝駕崩，到六鎮之亂爆發，這其中一共經歷了二十五年。這二十五年間，北魏政局急劇敗壞。也正是因為這些年的荒政，北魏喪失了重大戰略機遇、軍事實力遭受巨大損失，朝政敗壞、內部矛盾激化……因此種種，六鎮之亂，才最終演化為北魏滅亡的先聲。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將以上、下兩篇文章的篇幅，來介紹北魏從孝文帝死後到六鎮之亂爆發前的這段歷史。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孝文帝元宏因病去世。同年，十七歲的太子元恪繼位，是為宣武帝。
宣武帝繼位時，有個天然的缺陷：他當太子的時間太短了，只有兩年時間。
這意味著，北魏傳統上對於太子的嚴格教育，可能在他這裡並沒有起到多少作用。
北魏從第二代君主明元帝開始，對太子的培養就是朝廷的大事。而且，從北魏幾代皇帝的實際表現來看，這種教育是成效卓著的。自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至孝文帝，他們都可以稱得上是合格的君主。
聯繫他們的鮮卑人背景，再對比一下五胡十六國時期其他胡人對於繼承人的培養模式，那麼北魏的成績可以稱得上是一騎絕塵了。
但偏偏，到宣武帝這裡卻出了點意外。
前太子元恂，因為反對孝文帝的漢化改革而被廢。之後，元恪是作為二子補位，才成了太子。而且，只當了兩年太子，便繼位成了皇帝。
在入主東宮之前，元恪可能並沒有怎麼入父親的法眼，因為史料中僅有的父親對於他的誇讚，很像是事後補記的；而且，他自己也沒有參與朝政的經歷。
很有可能，元恪的童年就是自由生長的，只不過是到了十五歲時，天上突然掉下個大餡餅，正好砸到他頭上。
但問題是，十五歲的人，如果已經有了一定的世界觀，那麼再想糾正是很難的。這一點，元恪在後來的用人上體現得尤其明顯：
他特別喜歡重用與自己關係親密的人，而不能像他的父親孝文帝那樣恢宏大度，不計前嫌，量才錄用。
他都喜歡用些什麼人呢？
外戚。
尤其，是在看到輔政大臣名單以後，就更加堅定了他信任外戚的決心。
孝文帝在病逝前，曾經給宣武帝指定過六個輔政大臣，這當中，元氏宗室佔了四個。
但面對著這些自家長輩，宣武帝的態度卻是：
防 備 。
第一個被搞的，是孝文帝的堂叔父、宣武帝的堂叔祖父、任城王元澄。
元澄是孝文帝時期的重臣，當初在遷都一事上，孝文帝最先將內心想法透露出來的對象就是他。而且此後，在一系列的漢化改革中，元澄都是孝文帝的主要助手。
但就是這麼重要的一個人物，在宣武帝年間卻毫無作為。
他是六個輔政大臣中最先被罷免的一位，雖然之後屢次復出，但得到的都是刺史一類的地方大員。元澄的目標明顯不在於此，他希望的是能回到朝中再掌機樞，因此，只能一再以母喪辭職，想要留在洛陽等待機會。
但他等來的卻是越來越惡劣的政治環境。後來——尤其是在彭城王元勰被害死以後，他只能整日飲酒作樂，生怕步元勰的後塵。一直到宣武帝去世，元澄才再次出仕。
而彭城王元勰的遭遇就更加悲慘了。
元勰是孝文帝元宏的弟弟，宣武帝親叔父，年少時即有令名。成年後，他盡力輔佐兄長，孝文帝到晚年時甚至跟他說：如果我的兒子不堪輔佐，那你可以取而代之。
孝文帝在去世時，曾想指定元勰為首輔，但元勰覺得自己離權力太近了，很危險，因此竭力推辭。
等到孝文帝去世後，宣武帝恪於形勢，還是給了元勰任命，指定他主持政事。但兩年後，宣武帝親政，很快就同意了元勰的辭呈。
之後，元勰曾經短暫的出仕，但也只是在前線作戰，而不願意摻和朝廷的政治鬥爭。
到永平元年時，元勰三十五歲，已經在半隱退中渡過了八年時光，但命運還是沒有饒過他：京兆王元愉起兵造反作亂，雖然後被平定，但宣武帝在高肇的蠱惑下，開始懷疑元勰也參與其中。
某日，宣武帝召元勰等親王入宮赴宴。當時，元勰的王妃李氏正要生產，因此他推辭不去。但中使幾次催促，元勰不得已，只能在與李氏訣別後，登車赴宴。
車至宮門，牛踟躕不進。中使再三催促，元勰步入宮中。
宴後，元勰被毒殺於宮內。次日，屍體被運回王府，理由是醉死。
史載，李妃號哭，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
這個高肇，即是宣武帝年間敗壞朝政的罪魁禍首。
高肇出身於外戚，是宣武帝的親舅舅。宣武帝的母親死得蹊蹺，因此宣武帝對於這個舅舅格外照顧，並逐漸在照顧之外，進一步開發出了舅舅的新技能：
排斥宗王。
在皇帝看來，宗室們離皇位太近，並不安全；外戚是強烈依附於自己的，他們才最好用。
如今彭城王元勰已死，任城王元澄已被排擠出局，剩下的幾個王爺在宣武帝或明或暗的暗示和威脅下，也都逐漸淡出了朝政。但順利親政的宣武帝自己並沒有多少執政能力和經驗，所以在國家大事上，他基本都是靠幾個親信和外戚高肇指導。
這樣的環境，給宗室們帶來了巨大的不安全感。因為害怕被宣武帝身邊的這些宵小構陷，孝文帝之弟、宣武帝之叔、鹹陽王元禧決定謀反，但事情敗露，元禧被殺。
可這反過來又加重了宣武帝對於宗室的不信任，他繼續向著宗室手起刀落——而這把刀，正是舅舅高肇。
此後，折在高肇手上的，先後有孝文帝之弟、北海王元詳，被殺；孝文帝之子、京兆王元愉，逼反被殺；孝文帝之弟、彭城王元勰，毒殺；並且，他還與孝文帝之子、清河王元懌當眾發生過爭吵。
此外，高肇打擊的另一個目標群體，是位高權重，但不歸順於自己的人。比如，度支尚書元匡就是典型。
宣武帝和高肇在處置了幾位宗室以後，宗室噤若寒蟬，只有遠支元匡是個例外。元匡對高肇反感至極，曾經一度做好了棺材，準備冒死進諫，諫後即自殺，以激起眾怒。
但元匡最終沒有機會這麼做。高肇在得知了元匡的謀劃後，在某次朝議中故意激怒元匡，元匡當庭指責高肇如趙高一般指鹿為馬。
御史中丞隨即上奏，說元匡辱罵宰相，應該處以極刑。宣武帝倒是還沒有那麼不明事理，但元匡也因此被降職。
總之，凡是位高權重的或者離皇位近的，都成了打擊對象。
而且，這位高肇不只是皇室子弟的粉碎機，還是風氣惡化的始作俑者。史書記載，太和年間清正的政治風氣，到宣武帝年間已經變得結黨營私，腐化墮落，髒髒不堪。
這一切的背後，罪魁禍首正是高肇。
朝政之外，宣武帝一朝在戰場上的表現，就更不如人意了。
我們前面講淝水之戰時，專門解釋過淮河對於南方政權的重要意義——傳送門：《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簡而言之，就是對於淮河的爭奪，是南北大戰的重心所在。
從東晉建立到陳滅亡，伴隨著南北雙方在實力差距上的變動，邊界也在沿著淮河南北不斷變動。
南朝進入北方的極限，是在宋武帝劉裕時期，曾經到達過山東半島一帶。但是，隨著元嘉北伐失敗，北魏太武帝一度突入到了長江北岸，雖然後來撤回，但此後劉宋實力大損。
到宋明帝時期，也就是北魏獻文帝時期，因劉宋在戰爭中大敗，南朝在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喪失，雙方沿淮河對峙。
我們在講孝文帝時曾經提過，遷都洛陽以後，孝文帝的重心一直都放在戰爭上——這些戰爭的焦點，就是對於淮河南岸的爭奪，只不過戰果不盡如人意。
如今宣武帝繼位，繼續與南方在此廝殺。終宣武帝一朝，與南梁爭奪淮河流域的戰爭一共持續了七年。第一階段，是北魏主動出擊；第二階段，則由南梁挑起。
當時，北魏偶然在四川一帶取得優勢，攻入成都指日可待。南梁救援不及，只能在東線擴大戰爭規模，以此來牽制魏軍，防止其支援西線。
但宣武帝的最終選擇，卻是放棄支援西線，傾重兵於東線。
結果，大敗而歸。
在此戰中，北魏喪失兵力二十餘萬，失去了自太武帝以來七十年對南方的軍事優勢。
至於西線的局面，則又是一番扼腕痛惜。
梁天監四年，北魏正始二年（公元505年），梁益州境內發生內亂，部分將領向北魏納降，北魏於是派尚書刑巒前去接收。
當時朝廷正在東線用兵，因此想著刑巒此去，也無非就是給梁國製造點混亂。但沒料到，刑巒竟然做出了一篇大文章：
年初，刑巒出兵；到了年中，即已攻下劍閣。
劍閣歷來是成都的北方門戶。當年曹魏滅蜀，鍾會率大軍而來，便是被姜維阻於劍閣之外。鄧艾是從陰平小道繞過劍閣，才到達了成都城下。
如今，北魏形勢大好，不只刑巒所部已攻入劍閣，涪城也已經被北魏軍隊包圍，斷絕了梁國軍隊的救援之路。一旦能攻下益州，北魏對南方的優勢就將更進一步。
勝利來得如此突然，刑巒因此上書，希望朝廷能派給他兩萬援軍，這樣他就能進佔益州。
但朝廷竟然拒絕了這個提議。
也正是在同時，梁國因無法支援成都，便在東線發動攻勢，企圖緩解西線的軍事壓力。
最終，得不到援軍的攻蜀軍隊撤出了蜀中，北魏永遠失去了從上遊對南朝造成壓力的機會。
而除了以上這些因能力不足而導致的亂局外，宣武帝的運氣也不大好。
北魏在道武帝開國之初，為了防止其他部落插手拓跋氏內部事務，設立了「立子殺母」的殘忍制度。以保證在與其他部落聯姻的同時，不讓其他部落有幹涉本族事務的提供可能——尤其，是在少主年幼之時。
如今隨著時間推移，拓跋氏的北魏已經越來越強大，其他部落也已經紛紛沒落。在這種情況下，再維持這個殘忍的制度，變得毫無意義。
但是，沒有意義的制度，卻不意味著一定能夠被革除。「子貴母死」再怎麼說也是祖制，雖然已經沒有任何人受益於這項制度，但這頂大帽子就是它的保護傘。
還在孝文帝時，就有很多人希望能夠革除這一制度。冊立廢太子元恂之時，孝文帝希望能免除其母林氏之死。但當時由於馮太后不同意，最終還是將林氏賜死，追贈皇后。
如今到宣武帝這裡，在太子元詡被冊立時，這個問題又一次被提了出來。此時宣武帝對朝政已經能夠完全掌控，也不再懼怕有什麼反對力量藉機生事了，於是便順勢廢除了這項制度。
也就是說，北魏一百五十年以來，太子元詡的生母胡氏，是唯一從這項殘忍制度中逃出生天的人。
然而世事就是這麼無常，在宣武帝去世後，太子元詡繼位，這位胡氏得以聽政，是為胡太后。正是這位胡太后，用自己的後半生精彩演繹了一個禍亂朝政的女主是怎麼給一個國家帶來無窮災難的——這恰恰是當年道武帝在創設這項制度時，心心念念想要避免的情況。
宣武帝想要放飛一隻和平鴿，不想手一揮放出的卻是一個女巫師。
他以為自己施的是善政，殊不知親手埋下的，卻是導致北魏迅速衰落的種子。
這位胡氏，全稱宣武靈皇后胡氏，死後被追諡為「靈」——好祭鬼神曰靈，取其執政期間，洛陽城大修佛寺之意。
而且她的問題還不止於此，北魏真正的禍亂，都應該歸結到她的身上——這部分內容，我們下一篇再繼續。
梳理完宣武帝的一生，你會發現他其實也並無大惡，歷史上比他差的皇帝多了去了。如果再結合「雅性儉素」的個人品格，那麼這個皇帝似乎都不能算是什麼壞皇帝。
然而，評價一個人，不能只從他自身的行為來分析，還要結合當時的歷史環境與時代。
如果宣武帝是某個大一統朝代的中期帝王，那麼他的所作所為，也就是中平之主的水準。但是，既然歷史把他放在了南北徵戰、胡漢融合的大背景之下，那他的個人才能、用人方略、格局視野，就都是有重大缺陷的。
他重用高肇，導致朝政敗壞，諸王離心，太和年間的政治風氣被完全破壞；在對待益州的問題上，他沒有遠見卓識，放棄了重大戰略機遇；在東線與梁國的戰爭中，又是他的決策，使得國家遭受了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
而且，他和他的父親孝文帝相比，還有一個明顯的氣質差異：兩人動靜殊異。
北魏早期的君主，都有自己領兵出徵的記錄，且習慣於巡行四方，這與其塞外民族的習性相關。即便到了孝文帝時期，出徵的記錄相對減少，巡行也是依舊的。
但是到了宣武帝這裡，他卻越來越退回到深宮之中。剛繼位時，他還多次謁拜父親的長陵。但幾年以後，史料中便再沒有關於他謁陵的記錄了。
至於巡行，宣武帝在有生之年，只有兩次巡行地方的記錄，這與他的先祖們決然不同。
而且，終宣武帝一生，都沒有領兵出徵的記錄。
這種「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確實很符合漢人皇帝的理念。但是再跟他的父祖們對比一下，展現在我們腦海中的，卻是一個久居深宮的帝王形象。
而且，還不是像四爺一樣的那種勤政帝王。結合他任用親信，導致朝政敗壞，縱容高肇，拼命剪除宗室的過往，他更像是一隻躲在背後操縱朝政的禿鷲，陰鷙而狠辣。
《魏書》寫到此，皮裡陽秋的做了一句評價：「臨朝淵默，端嚴若神，有人君之量矣。」——看上去是在誇，其實是在諷刺宣武帝不親政事，疏遠大臣。
而接下來就寫得很不客氣了，「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以寬待下，從容得過了頭，太和年間的良好風氣就這麼給毀了。
回看南北朝的歷史，漢化確是歷史的必然，融合也確是歷史的必然。但是，這個使命是不是一定要由鮮卑拓跋氏來完成，這是要靠元氏自身努力的。
而從實際表現來看，宣武帝元恪並沒有很好地完成這個歷史使命。
這種沒有完成，特別的讓人惋惜。因為這不是他一輩人的功業，而是近百年來數代人的積累與傳承，但到他這裡卻被斷送掉了。
從道武帝開國以來，北魏歷代君主或快或慢，一直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到了孝文帝時期突然提速，眼看就要迎來最後的輝煌。
但偏偏就是在這樣的好趨勢裡，兩個偶然性事件的出現——宣武帝的才具不足與胡太后的禍亂朝政，就戛然截斷了整個進程。
自此，北魏前面一百多年來的上升趨勢戛然而止，急轉直下。
此後，你在這個王朝中將很少再能看到進取和奮發，留在史書上的，只有勾心鬥角的齟齬與苟且，直至一步步走向滅亡。
宣武帝自己沒有做亡國之君，這只是因為他運氣好，在位十幾年即便病逝，所以沒有看到自己治下的衰退進程繼續進行下去，也沒有等到矛盾積聚並爆發的那一天。
他把這個「任務和使命」，交到了北魏的下一任掌舵者——胡太后手上。
北方民族融合、孕育更強大政治體的過程，並未因此就終結，但是，元氏卻從此失去了站在時代潮頭上的機會。
這正是歷史有趣又殘忍的一面，它把偶然藏進必然之中，讓你扼腕嘆息，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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