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訊（記者秦超 整理）8月25日下午，文化縱橫「一期一會」主題沙龍邀請到了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段德敏，在北京新華書店總店，以「新政治家的登場——從川普談起」為題，對川普時代的美國國內政治形勢等問題進行了解讀。
「美國的兩黨政治始終維持著兩個不同政黨、兩個不同政治派別互相討論、互相鬥爭、互相平衡的態勢，在這樣的政治格局下，鮮有超越性的力量存在。」段德敏認為，川普明確標榜反體制、反精英，對兩黨政治的遊戲表現出了某種超越性，即以對抗體制的形象出現，不用在乎那些腐朽政客們的喋喋不休，甚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挑戰美國政治體制中根深蒂固的權力分立和制衡機制。因此理解川普時代美國的權力與政治，不能僅僅從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之爭中尋找線索。
段德敏引用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的話「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指出川普與體制和精英對抗的底氣來自於他對「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的代表。儘管，很難說川普真正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數」，但這一假設仍然十分強有力。在「沉默的大多數」話語中，兩黨的對話和爭辯都成了精英們的陰謀，而那些「沉默的大多數」才是真正的人民主體，他們的聲音是才是唯一正確的聲音，也是真正應該被聽到、卻因種種原因被掩蓋了的聲音。因為川普完全來自體制外，成功地將這一「劣勢」轉變為「優勢」，所以他更能體認普通美國人的利益訴求和價值取向。同時，川普看似成功的商業背景也使他可以宣稱自己有能力帶領美國人「讓美國重新強大起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這一轉變不僅消解了公共討論的重要性，而且為單純的政治選擇賦予了額外的道德色彩：一邊是道德上自私自利、邪惡的精英，另一邊則是美國傳統精神和文明的承載者。
「回顧西方政治史，可以發現，真正的政治強人都源於民眾的支持，而非武力徵服。而從根本上說，政治強人是現代社會的現象。」段德敏以此闡釋川普「強人」形象的社會背景。一方面，今日的美國早已今非昔比，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外交和國防方面負主要責任的總統也獲得比以前大得多的權力；另一方面，與此相關，美國國內的社會構成也日益複雜，分裂的程度也日益加劇。當人們發現相互之間難以就上述問題達成起碼的共識時，他們自然會希望出現一個懸置於社會之上的最高權力，期待這個權力能給他們帶來某種權利的伸張、利益的實現或認同方面的肯定。
段德敏進而提醒，川普在美國的崛起對很多人、特別是他的忠實支持者來說，象徵著一種新的希望和解決問題的新出路。表面上看，這很有道理，所謂不破不立，既然體制已經無法解決人們關心的諸多問題，甚至成為問題本身，那麼從體制外尋找能夠解決問題的人並無不可。但從制度的角度看，這一現象其實帶有一些絕望的特徵，因為它直接暴露了現有體制的局限性，但又未能提供一種新的長期有效的制度解決路徑。
段德敏強調，如果川普的上臺意味著，對內顯示出美國社會「向『傳統精神和價值觀』的回歸」，對外則伴隨著對敵人與朋友的重新定義。特別是在對外經濟關係中，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到美國與中國、歐洲的經貿往來，川普政府都試圖對之加以重新審視，該退出的退出，該重新談判的重新談判。川普需要在他的忠實支持者面前表現出切實維護美國人自身利益的強硬形象，從而與傳統的政治精英、全球主義者們區別開來。一方面，他表現得更「務實」，對國際社會中的人權問題不像以前的美國總統那樣關注；但另一方面，他對國際秩序的蔑視與挑戰也為國際社會帶了很大的風險。
最後，段德敏重申，大眾之所以在很多時候對川普時代的美國政治感到困惑、不解，主要是因為我們對「美國」本身賦予了太多先入之見，包括對它所代表的文明、制度的想像。全球化時代給人們造成的衝擊是全方位的，它既帶來了巨大的便利，也會無差別地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以至於像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社會中也有很大一批人感到深深的挫折。因此在解釋川普時代的美國政治時，既要從美國社會本身的變化入手，也應該理解政治本身的「建構」作用。川普的「強人」政治有美國社會內部變化的緣由，這一強人政治的出現也在悄無聲息地對美利堅合眾國這一政治共同體本身產生影響。
在提問環節，有讀者問：「土耳其、俄羅斯等國家強人政治與美國相比有什麼區別？」
段德敏認為，川普政權很難說是一個強人政治。川普的「強人政治」是僅就美國體制而言，因為美國整個體制就是為了避免強人政治。川普現象作為一種對現實的回應，存在著衝破傳統體制的可能性。各國有其自身的歷史，俄羅斯始終存在非常強大的、具體個人的政治家權威，並且俄羅斯社會對這一權威也存在著很高的認同度。但是，一旦美國出現普金式人物，一定會發生長時段的變化，隨之影響整個社會中的觀念、情感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此外，讀者與主講嘉賓還就其他議題進行了深入互動和交流。
[ 責編：李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