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禮遜編字典離不開他的中國助手
本報記者 黃春宇
在馬禮遜《華英字典》之《字典》第一卷出版整整200年後，復旦大學教授陸谷孫帶領團隊歷時十五載編纂的《中華漢英大詞典》（上）也要揭開面紗了。有學者評論，這可能是一次天翻地覆的變化。
從「你懂的」到「任性」、「鐵帽子王」，全國兩會上的熱詞總能掀起一場全民討論，但如何找一個恰如其分的英語表述？在約定俗成的譯法敲定以前，英語愛好者首先想到的是翻翻手邊的漢英詞典，而比較常用的有《漢英詞典》（外研社）、《新時代漢英大詞典》（商務印書館）、《漢英大詞典》（上海譯文出版社）。
書店裡的漢譯英工具書種類越來越豐富，而在200年前，來華的第一個基督新教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編纂了世界上第一本漢英字典，即包含在《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的第一部分《字典》與第二部分（五車韻府）。1815年，《字典》第一卷正式出版。
一個英國傳教士改變漢英字典的歷史
「當其於壯年來中國時勤學力行，以致中華之言語、文字無不精通。迨學成之日，又以所得於己者作為華英字典等書，使後之習華文漢語者，皆得藉為津梁，力半功倍。」澳門基督教墳場的這段墓志銘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馬禮遜和他的《華英字典》（這是對馬禮遜所編上述漢英-英漢對照字典的通稱），其對於中西貿易與文化交流以及漢英字典編纂歷史的意義難以估量，其背後的孤獨、委屈與艱辛也遠遠超過了後人的想像。
據《馬禮遜回憶錄》載，編纂字典是受到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指示。赴東方國度傳教前，一個叫做容三德（YongSamTak）的中國人成為他的漢語啟蒙老師。「……達成目標（掌握漢語）之後，你要儘快將這項成就轉變對於全世界有益的事——也許你有此榮幸編纂一部較以前更為全面、正確的漢語詞典……」倫敦會還希望馬禮遜把《聖經》翻譯成「世界上1/3人所講的中文」。這裡強調「較以前」，是因為當時已經出現了以漢語為譯出語的手稿詞典或抄本，包括17世紀末義大利神父葉尊孝的《漢字西譯》（漢語-拉丁語）。
1807年，當馬禮遜一個人踏上廣州的土地後，他發現學習漢語是一件極具風險的苦差。清政府禁止洋人學習漢語，當地人只能偷偷地給他授課或是充當助手。一個極端的例子是，為了避免牢獄之災，有的助手隨身都攜帶用以自盡的毒藥。壓力同時還來自窘迫的生活。不同於外國商人，來廣州傳教、學習語言的馬禮遜並無謀生手段，倫敦會給的錢又不夠用，因此租住在一個廢棄的法國人的倉庫裡，到了冬天也不捨得用暖氣。在如此糟糕的條件下，他每天學習14至16個小時，健康狀況一度惡化，連拿筆的力氣都沒有。
頑強的信念最終撐過命運的磨難。一直缺乏翻譯人才的東印度公司對於漢英字典表示了興趣，並許諾提供必要的經濟資助。1809年，馬禮遜憑藉出色的漢語水平被東印度公司聘為譯員。工作之餘，他仍在想方設法地收集天文、地理、歷史、制度、宗教等中文書籍與有用的冊子，作為編寫字典的原始素材。「我不知道還有比我所使用的方法更好的編纂漢語詞典的方法，具體地說，就是充分利用我所能收集到所有漢語本族人的字典，同時核證所引例證的出處；僱用中國文人協助我查閱中文詞典，核實字、詞、句子的確切意思。」馬禮遜在回憶錄中毫不諱言他曾參考了早期的漢語字典與漢外字典，包括《藝文備覽》《康熙字典》《漢字西譯》等。
冥冥之中，一個英國傳教士改變了漢英字典的歷史。1815年，《華英字典》第一部分《字典》的第一卷在澳門出版，漢英對照、按部首排列，餘下兩卷分別於1822年、1823年印製。《字典》的扉頁上還有一句話：「博雅好古之儒有所據以為考究,斯亦善讀書者之一大助」，應該不會有人反對這樣的評價。第二部分叫《五車韻府》，共兩卷（1819、1820），依韻部排列。與《華英字典》前兩部分標有中文名稱的做法不同，作為單卷本發行的第三部分（1822）僅以英文命名——ADictionary oftheChineseLanguage,這一部分是一本英漢字典，從英文字母A開頭。
儘管東印度公司慷慨地承擔了高達12000英鎊的印刷費用，並讓印刷工湯姆斯（P.P.Thoms）從英國帶來了現代化的機器、字板等，但馬禮遜的《華英字典》在印刷過程中還是鬧出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一個中國工人因為與人爭吵而惱羞成怒，拿了一張印好的字典內文頁去告官。很快，趕來的衙役扣押了所有印刷設備，幾個刻工也關進了監獄。東印度公司隨即出面，宣稱這是他們的財產，地方官員最終選擇妥協，字典印刷才得以繼續。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收藏了數百種中外雙語對照字典，其中就有難得一見的《華英字典》原版全帙。「《字典》的第一卷簡直不是在編字典，而是想做成百科全書的樣子，提到某個詞條就舉出好多例子。可能連馬禮遜也覺得工作量太大，編不下去了，到了第二、第三卷就回歸簡單的對譯釋義，一個字解釋一下。」周振鶴曾有研究，那個時期的中國人一般使用洋涇浜英語與外國人交流，因此這本字典的讀者主要是來中國從事貿易、傳教以及外事活動的人，「為他們學習漢語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並成為後來其他洋人編纂較有系統的漢英字典的參照基礎」。
國內深入研究馬禮遜與《華英字典》的著作並不多，除了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的楊慧玲所著《19世紀漢英詞典傳統》一書外，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副教授高永偉也在《晚清時期英漢漢英詞典史論》中有過專門論述。「馬禮遜通過例證儘可能多地提供各類信息，其中最突出的非傳統文化信息與語言信息莫屬。」高永偉以「姻」字條為例，《字典》提供了「婚姻」、「姻緣」、「姻親」等例證，還介紹了「六禮」以及四頁篇幅的傳統婚俗；而「官」字條的例證內容多達30頁。就例證的出處而言，偏向書面體的例證取材於《詩經》《論語》《孟子》《易經》等中國傳統古籍，比如《孟子》中的「樂酒無厭謂之亡/Todelight in wine without weariness is called Wang（Mang-tsze）」；亦會見縫插針地宣傳基督教的教義。高永偉認為，《五車韻府》的釋義水準要高於《字典》，但在理解與翻譯上還是有一些明顯的硬傷。「元旦」譯成了「thefirst morning of the year」，但表示「新年第一天」的用法出現在南朝梁蕭子云的《介雅》中；「災害」譯為「toinjure/todistress」，《左傳》中就有這個詞，意指「天災人禍造成的損害」，實作名詞使用。此外，「天高地厚/heaven is high and earth profound」、「笑裡藏刀/beneath a smile to conceal a knife」這些字面直譯讓讀者難以把握準確的意思。「編者希望讀者在考慮到編寫工作量巨大以及編者所處環境特殊情況之後不會對此做出嚴厲的批評。」在編寫說明中，馬禮遜沒有迴避自己可能會犯下的低級錯誤。
前無古人的《華英字典》曾引起歐洲漢學界的關注和熱議。德國人克拉普洛特（H.J.Klaproth）在《亞洲雜誌》上發表評論，認可馬禮遜具備的天賦與付出的努力，以及拋開門戶之見，公正對待之前天主教傳教士編寫的手稿漢外字典，但他還是毫不客氣地指出了所謂的缺陷——收詞不應該完全遵從《康熙字典》、沒有參考《爾雅》與《佩文韻府》兩本各具代表性的漢語字典、沒有借鑑按照主題編排的中國辭書。義大利漢學家蒙圖齊（Antonio Montucci）把字典前言中的「《康熙字典》是為中國人編的，而非外國人」當作了把柄——既然馬禮遜希望《華英字典》幫助外國人學習漢語，為何他又將收入不少古字、生字的《康熙字典》作為藍本之一？
儘管存在編輯理念上的衝突與翻譯細節上的不足，但畢竟這是世界上第一本漢英字典，其受歡迎的程度可想而知。據《馬禮遜回憶錄》記載，俄國、日本都有翻譯這本字典的意願，法國取消了刊印葉尊孝手稿漢拉字典的計劃，而其他歐洲漢學家也不再編纂漢語詞典。《華英字典》在中國的生命力也很旺盛，尤其是第二部分《五車韻府》——法國漢學家儒蓮（StanislasJulien）稱其為「毫無疑問是用歐洲語言編排的最好的漢語詞典」。1865年，倫敦會在上海重印了兩冊中型本；1879年，上海點石齋申報館申昌書畫室石印出版了一冊簡編中型本；1913年，中華圖書館又刊行了兩冊袖珍本。到了近兩百年後的2008年，河南的大象出版社影印了《華英字典》的三部分、六大卷，作為《馬禮遜文集》的組成部分。
漢英字典寄託了傳教士們的宗教熱情
在19世紀的漢英字典史上，馬禮遜的《華英字典》屬於領跑者，後面還跟著兩部影響力較大的字典——美國首位漢學教授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編纂的《漢英韻府》（A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Language）與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Allen Giles）完成的《華英字典》（AChineseEnglishDicionary）。值得一提的是，衛三畏當年在中國就是藉助馬禮遜的《華英字典》學習漢語，這也是翟理斯編纂字典時不可缺少的工具書。
1833年，剛剛抵達廣州的衛三畏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印刷工人，協助裨治文的傳教印刷事務，後者是來華的第一位美國傳教士。與專注漢語學習的馬禮遜不同，衛三畏負責《中國叢報》的出版印刷，忙碌的工作讓他根本沒有精力去學習一門新的語言。「……我還有那麼多其他的工作要做，要想熟練掌握這門困難的語言幾乎是不可能的，你只有不幹其他任何事情，不停地說和寫，甚至在夢裡都想著它，你才能摔打成為一個『中國佬』……」（楊慧玲：《19世紀漢英詞典傳統》）兩年後，衛三畏跟著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印刷所搬到了澳門，除了像馬禮遜一樣死記硬背，他還與中國工人一起工作，提高漢語的口語水平。1856年，美國任命衛三畏擔任使團參贊，來到北京後，其業餘生活的重心從方言詞典《英華分韻撮要》的修訂轉向了大型官話詞典的編纂。
據兒子衛斐列回憶，在衛三畏處理事情的時候，辦公桌對面坐著他請來的中文助手或學者，要麼給收錄的詞語下定義，要麼在書中尋找可用的例句。1873年，《漢英韻府》在上海開始了印刷，衛三畏特意南下監督字典的出版。「我擔心，儘管我仔細校對，仍免不了還有許多錯誤，我常常在定稿之後反覆修改，以至於印刷工們有時會表現出怨恨。」衛三畏直言，如果只是為了聲名，他早就氣餒放棄編纂這本字典的野心了。1874年8月1日，字典的第一個樣本送到了衛三畏的手上。
在《漢英韻府》的序言中，衛三畏介紹漢字的編排原則參考了樊騰鳳的《五方元音》，而非馬禮遜的《華英字典》。除了標明五種方言（北京、廣州、上海、廈門等）的注音外，還收錄了一些方言詞彙。比如廣州話「無個滴漏/nosuch luckything hasleakeddown」、上海話「打一個谷碌/toturnasomersault」、北京話「墳少爺/custodian of graveswholivesnearthem」。在詞條的釋文方面，高永偉歸納了三個特點：一是無論詞目還是例證的釋文時常包含較為實用的詞源信息；二是通過先字面直譯再意譯的方式給一些通過隱喻獲得詞義的條目提供英語釋文；三是採用注音的方法來處理文化局限詞。
《漢英韻府》的最大問題在於釋文。喜歡較真的翟理斯在1879年出版了一本40多頁的小冊子，名字很有殺傷力，叫《論<漢英韻府>的翻譯和誤譯》。在這本字典中，翟理斯發現了近300處翻譯錯誤，他一一羅列並給出了修改意見。此外，編者自創的拼字法使用起來不方便、多字條目編排的混亂也成為讀者和同行詬病的原因。即便如此，經過《新英格蘭人》（The New Englander）雜誌的推介，《漢英韻府》第一版的1000冊在短短幾年後就賣完了，後來又頻繁重印，字典的口碑可見一斑。
馬禮遜、衛三畏都是傳教士出身，而翟理斯當年是作為英國外交部的翻譯學生來華接受為期兩年的語言訓練。身份差異之外，翟理斯的學習條件也大大改善，漢語教材是馬禮遜的《五車韻府》與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他還配有一位中國老師。翟理斯在學習漢語時的體會是，「最令外國人費解的是中文的省略形式，而讓中國人聽懂外國人所說的中文就更難了。」儘管《語言自邇集》讓他在三個月內記住了1000多個漢字，中國老師又幫著提高口語表達的準確性，但心高氣傲的年輕人對此並無太多好感。1872年，翟理斯寫了一本《漢語無師自通》（Chinese Withouta Teacher）的小冊子，這怎麼看都像在炫耀自己的語言天賦與才華。漢語學習漸入佳境，但翟理斯的仕途並不平坦。1871年，他在競爭天津領事館翻譯官一職時輸給了資歷不如自己的對手；1878年，成為英國公使館漢文正使候選人的他因為沒有權威人士的推薦而落選。自那以後，翟理斯先後在廈門、上海、臺灣、寧波等地任職，編纂一本漢英字典的想法越來越強烈，衛三畏的《漢英韻府》起到了一點催化劑的作用。1892年，翟理斯用18年時間完成的《華英字典》在上海印刷出版，英國外交部只肯掏出300英鎊，編者則承擔了2300英鎊。1912年，《華英字典》進行了修訂，第二版不但增加了篇幅，還改進了原先採用的威妥瑪注音方式。
翟理斯的《華英字典》在當時被視為漢英字典的典範，收詞量大、釋文質量高，由他開創的檢索方式與附錄給以後的中國人編纂字典帶來了啟發。同在1912年出版的《漢英辭典》（商務印書館）就在序言中提到了「賈哀爾」（即翟理斯）以及「衛廉士」（即衛三畏），兩人的字典是編者張在新（Chang Tsai Sing）使用最多的參考書。直到20世紀60年代，林語堂開始編寫漢英字典時，翟理斯的《華英字典》依然是國際上通用的一部雙語工具書。
上述是知名度最高的三位編者與三部字典，在晚清漢英詞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有：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的《漢英袖珍字典》（A Chinese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麥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的《華英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Containing All the Words in the Chinese Imperial Dictionary,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還有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的《漢英分解字典》（AnAnalytical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的《英華成語合璧字集》（Mandarin-RomanizedDictionary ofChinese）。有學者表示，這類漢英字典自身不具備系統的詞典學理論，以致結構不嚴謹，詞條鬆散，釋義隨意，例證缺乏，功能單一，信息貧乏，但不可否認，這是漢英字典從無到有、進化完善的重要階段。1815年以來，傳教士漢英字典在晚清相繼問世，數目可觀，這是傳教士們在宗教熱情感召下的一種自覺行為，而西學東漸、洋務運動則推動了國人學英語的熱潮。
為了「歸併同類項」，有一本20世紀的漢英字典似乎應該提前「穿越」到這個部分。這便是澳大利亞傳教士馬修斯（RobertHenryMathews）的《漢英字典》（A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Compiled for the ChinaInlandMission），在鮑康寧的《漢英分解字典》基礎上修訂，於1931年完成。為滿足當時美國本土對漢英詞典的迫切需求，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在1942年影印出版了馬修斯編纂的《漢英字典》。一年後，語言學家趙元任也參與了字典的修訂工作。這本相對年輕的傳教士字典影響力不可小覷，被國外的書評網站稱為「使用範圍最廣的漢英字典」。
林語堂的漢英詞典被其視為寫作巔峰
關於漢語與外來語對照文獻的歷史，曾參與《漢語大詞典》編寫的徐文堪表示「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外來語是梵語」。到了明朝初年，出現了漢語與蒙古語以及其他外來語對照的《華夷譯語》。清朝建立了比較大的多民族帝國，因此有一本《五體清文鑑》，包括漢語、滿文、藏文、蒙古文、維吾文五種語言。1868年，鄺其照的《字典集成》在香港出版（第三版時改成《華英字典集成》），這是第一本由中國人編纂的英語學習字典（英漢對照），由馬禮遜的《華英字典》與其他外國詞典改編集合而成。《華英字典集成》曾在日本翻譯出版，影響深遠，時至今日，還有人在研究這本字典。
無獨有偶，第一本由中國人編纂的漢英字典也與日本有關。光緒三十四年（1908），同盟會會員喬宜齋在東京出版了《漢英新字典》（ANew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WordsandPhrases），後來幾年又進行了再版和修訂。「進入20世紀後，中國人學英語的熱情高漲，但真正有影響力的字典出得不多，而漢英字典相比英漢字典更是少得可憐。」徐文堪分析原因稱，由於教會學校與新式學堂都很重視英語教學，有的老師就是外國人，因此原版英語字典與英漢字典完全夠用，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漢英字典的需求。
根據高永偉的《綜述民國期間的漢英詞典》一文，解放前在中國境內由中國人編寫的漢英字典約有十來種，其中半數由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以及世界書局出版。在時間順序上，排在首位的是前面提到的張在新編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英詞典》（Commercial Press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獨由漢譯英尚付闕如其西人所編如五車韻府等意在餉遺彼國探討漢文之士而不甚適於吾國之用學者病焉」。編者在「例言」中介紹，這本《漢英詞典》自1909年春開始編寫，至1910年秋結束，於1912年出版了第一版。1923年經過張世鎏（ChangShjih Liu）的修訂，再版時名字改為《訂正漢英詞典》。
《漢英詞典》按照漢字筆畫多少來編排，這與傳統的傳教士漢英字典不同，不過編者在每個漢字下附上了西文切音，這是以翟理斯《華英字典》為藍本。另一個特點在於：每個詞頭都有簡單的漢語解釋，每個解釋提供了英文對應詞，在英文的例證之後還添加了中文譯文，相當於具備漢語、漢英與英漢的三種功能。儘管收入的單字條目不到4000個，但《漢英詞典》頗受讀者追捧，張世鎏在修訂的版序言中稱其「風行海內、歷時既久」。
191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北洋大學李玉汶編纂的《漢英新辭典》（ANewChineseEnglishDictionary）。相比《漢英詞典》，晚了6年的《漢英新辭典》以商務印書館新字典為標準，收詞更多（單字10000條，詞組50000個），範圍亦廣。除了術語、俗語、成語、格言等內容外，還收錄了地名等專有名詞，比如北京（Peking）、星加波（Singapore）。至於缺點，《北華捷報》（TheNorth -ChinaHerald）曾刊登評論，稱《漢英新辭典》義項比較隨意、不按音序排列、英文對應詞太生僻。
另外三本漢英字典分別是聖約翰大學譯學教師張鵬雲（O.Z.Tsang）的《漢英大辭典》（AComplete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陸費執/嚴獨鶴主編的《中華漢英大辭典》（ChungHw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以及盛榖人編纂的《世界漢英辭典》（TheWorld Chinese-EnglishDictionary）。高永偉認為，民國期間的漢英字典在吸收和借鑑傳教士編寫的漢英字典的基礎上，開創了國人編纂漢英字典的歷史，為當時的英語學習和使用提供了參考書，也為解放後的漢英字典編寫提供了較為紮實的基礎。
1949年至「文革」結束，國內先是社會建設，後又轉為階級鬥爭，其間幾乎沒有出現過新的漢英字典。1970年代，林語堂的《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與梁實秋的《遠東漢英大辭典》先後在香港、臺灣出版，彌補了這段特殊歲月所導致的記憶空白。究竟林語堂是如何編纂字典的？——「最初六個月，大概都花在體例問題上，父親不憚繁瑣，一再提出修正意見，經過討論，最後決定了大樣。這時，編輯小組開始試稿。他們幫父親選擇中文單字和詞句，加以注釋，寫在單張的稿紙上面，並依國語注音符號的次序排列起來。這一切作好之後，把稿子交給父親，由他審定，再譯成英文。」歷史的細節被女兒林太乙寫進了個人自傳。
「父親認為編詞典的工作『如牛羊在山坡上遨遊覓食，尋發真理，自有其樂』。事實上，這份工作的龐大艱難，也許連他自己都沒有料到。」林太乙記得，林語堂每天至少在書桌前坐上七八個小時，多則12個小時，用手寫出每個字和每個詞句的英文意義。「凡在草稿中有疑問，他必反覆問明出處、用法。偶爾觸發靈感，想到佳妙詞語，他便撥電話問辦公室的同仁，是否已採錄。譯到得心應手，他會將紙片交司機送到雙城街，供大家共賞。所有原稿自始至終他都一一過目、修改，並且一校再校。」繁重的工作一直繼續了五年，1972年，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完成自己所認為的寫作生涯的巔峰之作後，林語堂開心地告訴女兒，「我工作完畢了！從此我可以休息了！」
因為中國大陸當時尚未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在徐文堪的印象中，想要在上海買一本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只能去福州路一帶的影印書店找找看。美國加州大學河濱校區比較文學教授葉揚幾年前在香港的書店買過一本由林太乙修訂的《最新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以前那個版本很早就脫銷了，林語堂獨創的上下形檢字法讓讀者使用起來非常不方便。」葉揚在購買時，這本詞典附有漢語拼音索引的小冊子，以此提高檢索的效率。「林語堂的英文沒有任何問題，他幾乎是native speaker（說母語的人），但是詞典收的詞太少，尤其是古漢語方面。」葉揚推崇林語堂的《吾土吾民》，「英文真漂亮，一點也不矯揉造作，行文自然流暢。」
葉揚翻譯過復旦版的《簡明中國文學史》，直接引用的中國古典文學多達400餘段，但他很少去碰漢英字典，使用最多的是中國的《詞源》《辭海》、美國的《美國傳統詞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與英國的《簡明牛津英語詞典》（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我以前也是學英文的，我大哥（翻譯家主萬）很早就不讓我用雙語字典了。」從事比較文學研究多年，葉揚的一個經驗是，閱讀與翻譯不能完全依賴於字典。讓他受益的參考書有華盛頓大學老教授康達維（DavidKnechtges）翻譯並附有註解的《昭明文選》（WenXuan，or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以及英國著名漢學家霍克斯（DavidHawks）翻譯的《石頭記》（Storyof Stones）。
一本有可能帶來天翻地覆變化的詞典
根據語言學家周有光的看法，漢英字典史上迄今有四座裡程碑——馬修斯的《漢英字典》、林語堂的《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外研社編纂的諸漢英字典（如吳景榮的《漢英字典》）以及夏威夷大學榮譽中文教授德範克（JohnDeFrancis）的《ABC漢英字典》（ABC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徐文堪在出版社工作時，曾把德範克的字典引入中國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任教的任以都（任鴻雋女兒）也是編寫人員之一。在最新版（2003年）的介紹中，德範克的字典收詞範圍廣泛，特別注意收錄新詞新義和反映中國文化傳統的詞語；釋義準確簡明，標註詞性和使用範圍；每個條目在簡體字後均附相應的繁體字，並提供繁體字、簡體字、異體字等各種信息。美國漢學家艾朗諾在翻譯時習慣翻閱《ABC漢英字典》，不過他覺得編者太側重於現代漢語了。
再談外研社的《漢英詞典》。在中央領導人的指示下，北京外國語學院（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主任吳景榮於1971年開始字典編纂，帶領一批專家學者歷時八年完成了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本大規模的漢英詞典。為了擺脫十年動亂留下的痕跡，《漢英詞典》多次修訂，2010年出到了第三版，但編纂思路基本沒有變化——兼顧學術和實用；以語文為主，兼顧百科；以普通話為準，兼承書面傳統，酌採方言詞彙。而今活躍在書店、擺在讀者書桌案頭的漢英詞典還有吳景榮與程鎮球合編的《新時代漢英大詞典》、吳光華的《漢英大詞典》。兩部都是大塊頭，頁數均超過了2000頁。前者的標籤是「篇幅大、收詞全、內容新」，後者的口號是「國內規模最大、權威性最強的大型漢英辭書」。
在馬禮遜《華英字典》之《字典》第一卷出版整整200年後，復旦大學教授陸谷孫帶領團隊歷時十五載編纂的《中華漢英大詞典》（上）也要揭開面紗了。先來看看預告詞怎麼說——古今兼收，義訓、音訓之餘包括部分形訓內容，源流並重，集古今漢語詞彙之大成，適當收錄世界華語地區用語；單字條目逾2萬，復字條目逾30萬，成語逾2萬條，釋義逾50萬項……「這可能是一次天翻地覆的變化。」葉揚作為應邀講評的人員之一，對於這本詞典的期望值相當高，「就我的感受而言，已經遠遠超過我現在所用的所有漢英詞典。」
葉揚說，國內有一種迷思——凡母語是英文的洋人，英文水平一定高。正因如此，不少詞典都喜歡拉幾個外國專家進編委會，仿佛這麼做就能給自己鍍層金。「扯虎皮當大旗，我看是大可不必，《中華漢英大詞典》就沒有請外國人，陸谷孫老師以他的英文研究功底，是最適合去編詞典的。」葉揚稱編詞典是一項艱苦的事業，國外的學者、教授在功成名就之前不會想去編詞典，也沒有人願意把精力放在這上面，「陸老師如今把編詞典當成了自己生命的追求，除了多年的老搭檔翟象俊老師擔任審稿之外，這次他幾乎是在單槍匹馬地衝鋒陷陣。」
曾任華東師大外語系主任的黃源深也擔任了審校的工作。「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在學漢語，中國文化逐漸開始走出去，這就需要一本適應時代要求的漢英詞典。」通過對《中華漢英大詞典》（徵求意見本）的審讀和比較，黃源深歸納了四個特點。最直觀的是收詞量大，他為此做過專門統計——在總的條目上，外研社的《漢英詞典》（下稱「北外版」）逾8萬，商務印書館的《新時代漢英大詞典》（下稱「商務版」）逾20萬，復旦大學出版社的《中華漢英大詞典》（下稱「復旦版」）超過了30萬。在分條目上，優勢同樣明顯。黃源深隨機查了一個「挨」字，結果如下：北外版15條、商務版29條、復旦版60條。再如「拜」字，北外版29條、商務版52條，復旦版96條。
「上到皇宮貴族、下到凡夫卒子，都有收入，方言、成語的查得率很高，幾乎是無所不包。」黃源深這麼說，是因為他用《中華漢英大詞典》做過了實驗調查。具體方法是：以獲得華語文學大獎、用上海話敘述的《繁花》為參照對象，在10的整數倍頁上收集文章中的滬語（共查了220頁），然後去比照字典，查得率為83.3%。「無論熟悉的『搞七念三』（說胡話）還是生僻的『康白度』（買辦），這本詞典中都收錄了進去。」黃源深隨後以《現代漢語詞典》作為成語實驗的依據，每百頁收集一次成語，最終的查得率為100%。
黃源深表示，以往詞典中的一些詞彙具有明顯的中國印記，比如「挨批」翻成了「criticismand struggle」，這讓外國人看得雲裡霧裡。「陸老師的這本詞典編得最晚，汲取前人的經驗，因此準確性相當高。」另一個讓他津津樂道的特點是編者的原創性，即便一些詞彙有譯法可循，他們還是會加入自己的思考。「說得難聽點，一些不負責任的詞典編輯是搬運工，而有的主編把任務分配一下就不管了，像陸老師這樣把校樣改得密密麻麻，甚至在電話裡說自己要走火入魔了，這我感到非常可貴，他確實是下了工夫。」
華東師大終身教授、語言學家潘文國曾跟陸谷孫講，「買了你的《中華漢英大詞典》等於買了八本詞典。」這句話有點電視購物風，但不是說著玩的——漢語詞典、古漢語詞典、成語詞典、百科辭典、方言詞典、新詞新語詞典、全球華語詞典、外來語詞典。「這麼大一部詞典，必然問題成堆。」陸谷孫在前言中透露，自己不免擔心字、詞、語的劃分處理有失當之處。為了提高查得率，詞目數量急劇膨脹，查閱難度隨之增加。潘文國的建議是增加常見字、減少生僻字，因為好多生面孔的詞連他這個古漢語專家都不曾見過：「詞典後面還應該提供大量附錄，把一些封閉性的詞彙收進去，比如天幹地支、經絡穴位、六十四卦、二十八宿、中國朝代、皇帝年號等。」「陸老師是國內首屈一指的雙語專家，編過《英漢大詞典》，功底深厚，經驗豐富，因此《中華漢英大詞典》將是同類詞典中最權威的一本。」潘文國佩服陸谷孫是一個清高並且耐得住寂寞的人，近年來幾乎拒絕任何應酬，「只有他堅持『有保留的描寫主義』，也只有他敢提出『超越等值』，就憑我對他的了解，這本詞典讓我充滿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