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日下午3:00-6:00，「史學文獻整理與青年學人的學術成長——點校本《南齊書》修訂工作的啟示」座談會在中山大學永芳堂三樓學術報告廳舉行。 「二十四史」修訂工程中的《南齊書》《梁書》《陳書》三書修訂由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景蜀慧教授主持。從2008年7月底完成並提交三書修訂方案初稿，到2017年8月《南齊書》修訂本正式出版，景教授及其團隊成員歷時九年，付出巨大努力，《南齊書》修訂工作最終順利完成。
《南齊書》【梁】蕭子顯撰 王仲犖點校 景蜀慧主持修訂 中華書局2017年8月出版
景蜀慧教授首先發言。在發言中，景教授首先介紹了修訂工作中版本、通校和校記撰寫的總體考慮與基本情況，隨後，介紹了團隊成員的主要工作。景教授談到，《南齊書》中《紀》《傳》《志》俱全，且包含很多當時人的口語和習語，在南朝諸史中是具有相當點校難度的一部。當年參與《南齊書》點校工作的文史學家宋雲彬先生曾在日記中記錄了每天審讀《南齊書》的進度，其中寫道「其中有數卷分段斷句皆有問題，一時不能決定，俟與楊伯峻商之」；「上午看《南齊書》校樣若干卷。王僧虔《誡子書》頗難句讀，與汪紹楹、楊伯峻、趙守儼等商榷，未能全部解決也」，足見《南齊書》的校點工作之難。此次修訂充分尊重前輩工作，對點校本《南齊書》重新做了徹底的版本通校和他書異文的核校，每一卷逐條逐句的深入討論，審慎斟酌撰寫每一條校記，在版本校勘、他書文獻引用、前後史實訂正、疑難文意理解、校記表述規範等方面都儘量處理周全。雖然仍不免因為溝通、印刷等問題，使得修訂版目前還存有一些疏漏，難免遺憾，只能寄希望於日後再修正。但最值得安慰得是，修訂組成員都是年青教師和在讀博士生，參加這項工作對他們誠然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但也是個人學術生涯中彌足珍貴的經歷。而幾年的古籍校勘實踐，為他們日後的學術研究打下了紮實基礎。
其後，修訂組成員周文俊、李曉紅、洪綿綿、洪斌、吳南澤和黃一明等先後發言。青年學人結合校勘經歷，從「史源」、「文獻」、「校勘與研究」等方面發表心得，展示了年輕一代學人以還原史籍原本面貌為主，重史源、重文獻的校勘特點和細心謹慎、不輕易是此非彼的學術態度，會議氣氛熱烈又溫馨感人。下文選取部分內容稍作介紹。
座談會現場
「史源」辨析和「四校法」結合
周文俊對本次修訂工作的一些基本方法與思路作了簡要介紹。他提到《南齊書》修訂團隊在合理運用陳垣先生「四校法」（對校、本校、他校、理校）的同時，亦重視辨析文本自身的「史源」（史料來源）。他特別指出該方法思路的形成，獲益於孟彥弘先生《本校與他校釋例——古籍校勘中的「史源」問題》一文（載《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2013年）。「史源」辨析和「四校法」結合，是本次修訂工作的特點之一。
周文俊舉例說明，《南齊書》卷二三《禇淵傳》記載「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鹹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在「百僚遠國」下，原點校本據南監本、殿本、《南史》、《冊府元龜》補一「使」字。從表面看，這一校補建立在對校與他校基礎上，似無疑問。然而，他書書證恰好展示了「百僚遠國」與「百僚遠國使」有著各自的文本流傳脈絡：前者不僅見於《南齊書》，亦為《太平御覽》卷二〇四引《齊書》、《冊府元龜》卷八二三《總錄部·蘊藉》載錄；後者則見於《南史》卷二八《褚裕之傳附褚彥回傳》、又為《冊府元龜》卷八八三《總錄部·形貌》載錄。可見「百僚遠國」和「百僚遠國使」是來自不同史源的兩種文本表述，（前者出自《南齊書》；後者出自《南史》）。南監本、北監本、殿本很可能是據《南史》補字，原校信從後者補字，有失妥當。因此在新修訂本中，保留了「百僚遠國」的底本原貌。報告又以朱季海先生《南齊書校議》的一條校札為例，提到朱先生很早已注意到《南齊書》的明、清官刻版本多有從《南史》補改的情況，以此說明《南齊書》校勘學術史上，前輩在版本的史源問題上有過重要探討。在「對校」之外，周文俊還舉了涉及「本校」與「他校」的數個例子，說明「史源」辨析的重要性，指出應當尊重不同文本的史源，不輕易校改。為此，他還引用孟彥弘先生在前揭文章中的重要觀點：「我們應當把本校和他校理解為一種特殊形式的版本校，而不應當將其理解成不同記載之間的比對和校正，不同記載之間的差異屬於箋正的範圍，不屬於校勘的範圍」，認為孟先生理清了「本校」和「他校」在校勘學中的學理意義。
周文俊
由此周文俊也提出了自己的史學思考，他認為傳統的四校法，對於校勘過程所面對的不同文本證據，是以文獻客體為中心進行「分類」；同時又以文獻客體之親疏關係進行「分等」。比如對校（版本）、本校（本書）、他校（他書），這三種類型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文獻客體為工作對象，理校（事理）無文獻客體，實際上也是上述中心思路下的一種方法延伸。這種「分類」邏輯，又直接影響了對文本證據的「分等」理解，即從「直接證據」到「間接證據」來理解版本、本書、他書，以此判斷不同類型文本在證據鏈條中的主從地位。傳統四校法作為一種方法論，是以相對靜態的標準對文本證據進行「分類」與「分等」，未必能夠完整揭示出中古史籍文獻複雜的文本形態、相互關係及背後的動因與機制。因此在四校法基礎上，引入「史源」辨析，有其重要的學理意義，它的根本思路是建立「文本譜系」，將文本視為「歷史過程」，辨清校勘證據的文本類型、所屬文獻系統與流傳脈絡，從而在歷史的文本譜系中，還原與確認史籍文獻的底本原貌。這是學界在長期積累沉澱以後，完成的一次校勘學領域的重要理念革新。
回歸南朝歷史語境的文本解讀
《南齊書》修訂工作取得的實質推進與突破，有賴於對文本的細緻解讀與反覆推敲。修訂組重視文本與歷史的內在聯繫，注意從南朝生動而具體的歷史語境，通過綜合運用各個方面的專業知識，疏釋了不少疑難字詞的確切文義，由此確認了底本的重要版本價值。
李曉紅主要負責《南齊書》文學人物相關列傳修訂，她舉例指出卷四一《張融傳》所載《海賦》的修訂，就綜合運用了版本學和音韻學、賦學的知識處理校勘異文。如該文有「窂浪硠拉」一句，原點校本作「窂浪硠（拉）〔掊〕」，底本「拉」字被據南監本、汲本、殿本、局本《南齊書》改作「掊」。有意思的是，緊跟「掊」之後的「崩」字，南監本、汲本、殿本、局本《南齊書》作「朋」，點校本未據改，亦未出異文校，讓人對原點校本據明以降刻本改字的理路產生了懷疑。通過觀摩諸刻本此處字形，可以發現，底本「拉」字與下面「崩」靠得很近。明以來刻本都將其刻作「掊朋」，造成「窂浪硠掊」的費解。真大成先生指出張融此句當本自左思《吳都賦》「拉擸雷硠，崩巒弛岑」，「硠」「拉」都是擬聲詞，形容波浪拍打巖峰時激起的聲響，誠是；且「窂浪硠拉」與「拉擸雷硠」均為「來母」字，賦家在此有意以疊聲描摹波浪連綿而來的音效，原點校本改「拉」作「掊」非是。故現修訂本依底本改回「窂浪硠拉」。
李曉紅ppt截圖
洪綿綿在修訂工作中，較多承擔了《南齊書》有關學術文化人物列傳或類傳的修訂。她提到，周文俊所說的「尊重不同文本的史源，不輕易校改」是本次修訂工作「尊重底本」宗旨的體現。由於南監本、北監本中明人改動原本的情況非常常見，底本一些不易讀通的地方，明人往往臆改。原點校本以百衲本為底本，在版本校中的原則是擇善而從，所以較多保留了明人的改動，體現的是後出版本的面貌，此次修訂則是改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宋元明初遞修本為底本，並確立尊重底本的基本原則，只要底本可通就不輕改，儘量保留早期版本信息。原點校本在遇到底本和他本義可兩通的時候，往往選擇容易讀懂的後出版本；修訂本遇此種情況，則儘量避免妄改，大多選擇改從底本，以還原史籍原貌。
洪綿綿
在努力讀通文義還原底本方面，洪綿綿結合文獻學知識，舉了卷四一《張融傳》為例說明：「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底本、三朝本、汲本《南齊書》中均作「都目非是」，而南監本、北監本、殿本、局本《南齊書》和《冊府元龜》則作「都自非是」，《建康實錄》則作「都不是」。從唐以來的語法看，「都自非是」固然不錯；但「目」可解作「見」，底本亦通，負責此傳修訂的李曉紅傾向於尊重底本的「都目非是」，景老師也認為底本的表達「很有六朝的感覺」。不過在最後的定稿階段，由於未能找到「都目非是」的其他用例，中華書局建議仍依原點校本改字處理，所以現在修訂本作「都自非是」。最近洪綿綿在支謙翻譯的《撰集百緣經》中讀到記載目連救母的一段文字：
大目連即便為彼諸餓鬼等，語其眷屬，具陳上事。諸親聞已，鹹皆懊惱，共相合率，欲為設會。時大目連即便入定，觀諸餓鬼為在何處，於十六大國，遍觀不見。次閻浮提，至四天下，及千世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都觀不見。怪其所以，尋往佛所，白言：「……遍觀世界，悉不得見……」
洪綿綿解釋道，目連先是在十六大國，後是在閻浮提，然後是四天下、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都找不到母親，用的表述是「都觀不見」，「都」與「遍」對應，「目」與「觀」對應，而且語境也很相似，目連是從十六大國一直找到三千大千世界，而張融找何戢，先是下車入門，然後至戶外，最後造席，表達的也是「層層尋求而不得」的感覺。雖然學界認為此經譯者並非支謙，成書年代可能晚於三國，但應屬南北朝譯經，表達方式體現的是南北朝口語的特點。因此，大家認為將來若有機會再出修訂本，應改回底本的「都目非是」。
再比如《南齊書》卷三三《王僧虔傳》，其中《誡子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老》端，可復言未嘗看耶？
洪綿綿說，此處講的是王僧虔說談玄不易，要有相當的知識積累，否則「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老》端，可復言未嘗看耶」，底本、三朝本《南齊書》、《十七史策要》等書作「張吳興叩汝《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而南監本、殿本、局本《南齊書》則作「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底本少一「言」字，初讀不甚通，其實用的是《論語》的表達。《論語·子罕第九》中說道：「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穎達疏：「兩端，終始也。」回到原文語境「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一句，就能明白王僧虔說「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不知何晏、王弼、馬融和鄭玄有什麼註疏，是只知其始，不知其終，當張吳興叩其兩端，窮問終始的時候，便無法作答。底本作「張吳興叩汝《老》端」，用的正是「叩其兩端而竭」的表述，無須改動。
洪斌較多承擔了《南齊書》武將人物的列傳修訂。他談及卷四九《張衝傳》載齊明帝建武二年，「虜並兵攻司州。除青右。出軍分其兵勢。」「除青右」南監本、北監本、汲本、殿本、局本作「徐青詔」，《冊府元龜》作「徐青右」，皆不通。原點校本改作「詔徐青」，校勘記云：「《通鑑》齊明帝建武二年：『先是，上以義陽危急，詔都督青、冀二州軍事張衝出軍攻魏，以分其勢。』蓋是時魏並兵攻司州，故詔張衝出軍青、徐，以分魏之兵勢也。」然而是時張衝任「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不涉徐州，《通鑑》亦不載徐州出兵事宜。且此次北魏四路出兵，以元衍進攻鍾離（徐州治所），從歷史事實看，南齊朝廷命徐州出軍分北魏兵勢的可能性不大。「詔青徐」雖文意通暢，但與實際戰事不符。本次修訂恢復底本原貌，然「除青右」不詞，故於其下句斷，以示存疑。
洪斌
此外，洪斌也提到卷二五《張敬兒傳》的一處標點，「敬兒尤多膂力，求入隊，為曲阿戍驛將，州差補府將，還為郡馬隊副，轉隊主。」原點校本並未於「求入隊」下點斷，故有張敬兒求為「驛將」的歧義。他從制度史的角度，舉出充分例證說明「入隊」是當時寒人武將進入仕途的一般途徑：驛將、州府將、郡馬隊副、隊主正好構成一條完整的武人升遷序列，點斷後寒人武將與「隊」的關係更為明確。
運用文獻學和史學相結合的方法，以求儘可能地讀通底本，是此次修訂工作的主要特點。回歸南朝歷史語境去修訂《南齊書》，要求修訂人員不但要掌握校勘學的基本方法，而且要熟悉多種專業知識，才有可能做好修訂工作。
從《南齊書》修訂到文史研究
在《南齊書》的修訂工作中發現問題進而開展學術研究，是青年學人參與此次工作的一大成長。課題組齊備的《南齊書》版本，為開展《南齊書》文本研究提供了優異條件。如做卷五二《文學傳·卞彬》的修訂時，李曉紅髮現《南齊書》底本有這樣一段記載：
彬才操不群，文多指刺。州闢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屍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蹔鳴死滅族。』」屍著服，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
百衲本、三朝本、汲本《南齊書》和《冊府元龜》所錄相關內容均同此，文本流傳有緒，文義自通。但原點校本卻據南監本、殿本、局本《南齊書》和《南史》補了22字，「屍著服」變成「公頗聞不時王蘊居父憂與袁粲同死故云屍著服也服者衣也」，造成王蘊、袁粲死於宋元徽末的錯誤印象。事實上對於卞彬述童謠一幕，《南齊書》、《南史》的記載當屬兩個文本系統：《南齊書》作元徽末四貴輔政——卞彬述童謠——蕭道成聽後笑曰而過；《南史》作升明初袁粲、王蘊等反蕭道成，失敗，時王蘊居憂，與袁粲同死——卞彬述童謠——蕭道成不悅。南監本、北監本、殿本、原點校本《南齊書》據《南史》補字，有未考史源之虞。今修訂本《南齊書》不再據《南史》補字，恢復了宋本《南齊書》舊觀。在此基礎上李曉紅討論了蕭子顯與李延壽不同的歷史書寫背後所蘊含的文學意味與歷史意味，說明從史籍修訂展開文史研究存在廣闊空間。（此研究詳見李曉紅《文體新變與南朝學術文化》附錄三《卞彬童謠與宋齊革易之歷史書寫》）
李曉紅著《文體新變與南朝學術文化》中華書局2017年8月出版
吳南澤以《南齊書》卷五《海陵王紀》校勘記〔六〕「雖三祖之德在民 『三祖』，汲本、局本作『二祖』」為例，介紹了此次修訂本《南齊書》中許多看似簡單的校勘記背後，修訂組往往做了大量文獻與史實的考訂工作。該條原校勘記作「雖（三）〔二〕祖之德在民 據毛本、局本改。按齊只太祖、世祖，無三祖」。吳南澤認為，原校其實是誤改，從文獻的角度看，底本、三朝本、百衲本、南北監本、殿本等多數版本都作「三祖」，汲本、局本的「二祖」可能是校改的結果。從歷史與制度的角度看，原點校本以廟號為理據判斷齊無三祖，也是片面的解讀，「三祖」作為成辭指代開國三位皇帝，可以與廟號無關，晉人語例中的「三祖」包括世宗景帝司馬師即是證明。《海陵王紀》中「三祖之德」出自皇太后廢海陵王令，與同時期的廢鬱林王令、海陵王即位詔等文本「三靈之眷」、「三後之業」等表述有完全一致的敘述模式，同時結合南齊皇帝世系與七廟遷毀制度的運作，可以發現當時人往往將已追尊為文帝的文惠太子與齊高帝、齊武帝並稱為三，所以「三祖之德」的表述完全無誤。但文帝的追尊在短短一年內就被取消，因此文惠太子並稱為「三祖」字面上的用例整部《南齊書》中僅此一見。而這一例證說明，儘管修訂工作確定了「尊重底本」的基本原則，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文字都退回底本就萬事大吉，每一個具體問題的處理，除了利用文獻學的方法對版本、本書、他書的異文進行整理、校訂，還利用了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對文獻的相關史實、制度、思想文化內容作細緻的分析，充實豐富校勘結論。
吳南澤
怎樣將《南齊書》修訂所獲得的文獻校勘訓練運用到實際學術研究中？吳南澤介紹了他目前正在進行的魏晉籍田禮研究中，正是通過對曹植《籍田說》的文本校勘，發現其寫作時間、背景及其與曹魏籍田制度的關係等問題。這一研究中的收穫，無疑得益於《南齊書》修訂中的訓練。由此吳南澤認為，文獻學與歷史學學術雖然旨趣不同，但結合史學研究進行文獻整理，往往比單純意義上的文獻學工作更為豐滿紮實。而對於史學研究者而言，文獻整理校訂不僅是基本功，也有助於拓展治學視野。認識到這一點是他多年來參與《南齊書》修訂工作最大的收穫之一。
修訂工作給青年學人帶來校勘和學術研究上的實踐經歷，而他們在工作也獲得很多獨到的重要發現或啟發。如博士畢業後到四川大學工作的郭碩（未能參與此次座談會），在做《南齊書·魏虜傳》修訂時，重新審視了《建康實錄》的校勘學價值。以往《南史》《通鑑》《冊府》等史書認為《魏虜傳》厚誣北魏，很少利用《魏虜傳》的材料，今人無法從中獲得文本比勘的他校資料；而《建康實錄》由於特殊的正統觀，對《南齊書·魏虜傳》的文本基本只刪不改，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唐代《魏虜傳》文本的原始狀態。可以說，《建康實錄·魏虜傳》是《南齊書·魏虜傳》最重要的他校文獻。博士生黃一明則談到在修訂中實際經常碰到的字形混用情況，例如《南齊書》各版本中「己已巳」的用字相當混亂，又例如各種在字形構件上的混用（如作為偏旁的「木」、「扌」混用），還有不時出現被今人視作「簡體字」「異體字」的情況，這些字形上的問題在當時官方印刷的史書中其實都不一定會進行像今日的古籍點校本讀者們所習慣的那種「規範」的處理。這是生活在機器印刷乃至文本電子化時代的我們與古人所處時代環境的差異之處，而能夠反映這種差異的實物信息在目前常用的古籍整理工作出版物以及電子檢索工具當中尚未得到充分體現。在《南齊書》修訂工作的實踐中能夠如此反覆直面類似的古今差異，對於作為初學者的他本人來說是十分寶貴的學習機會。
黃一明
會議最後，中山大學歷史學繫於薇副教授對大家的發言做了總結，認為此次修訂是六十年代點校工作的重要延續。此次修訂中，全面的版本收集，審慎的校勘凡例制定，考證中對訓詁、辭例等傳統方法的重視，無不顯示景蜀慧教授率領的修訂團隊的深厚功力。景老師及修訂組成員多年紮實工作，不計得失，不求浮名，耐得寂寞，令人欽佩。青年學人的學術能力在《南齊書》修訂工作中得到錘鍊磨礪，獲益甚深。作為正史版本系統中的重要一部，由兩代歷史學家投入巨大精力校勘整理的這套《南齊書》，必然會在傳世史籍文獻中大放異彩。
（本文內容經《南齊書》修訂組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