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唐雯和仇鹿鳴在辦公室伏案工作。
復旦青年記者 刁詩琪 報導
本文首發於復旦青年微信平臺，即將刊於《復旦青年》第283期。
2015年10月10日上午，修訂本新舊《五代史》出版座談會在復旦大學召開，逸夫科技樓內文史學者雲集一時。
修訂本新舊《五代史》，屬於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的一部分，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帶領的三人修訂小組承擔。小組中除了陳尚君，還有兩位年輕的學者，中文系副教授唐雯和歷史系副教授仇鹿鳴。
從2007年10月通過《舊五代史》修訂方案算起，到2015年修訂本新舊《五代史》正式交付出版，修訂小組已與這項工作一同跨過了七個春秋。
事實上，這不是復旦的文史學者首次與點校本「二十四史」結緣。在四十年前，政治環境較為動蕩的時代，復旦的先輩學者就曾承擔《舊唐書》和《舊五代史》的點校工作。接近二十位學者參與了整理工作，其中包括朱東潤、陳守實、譚其驤、吳文祺、張世祿、胡裕樹、王運熙等著名學者。而當時參與點校的年輕學者，在四十年後的今日也成為學術前輩。
點校本：文革期間的「特殊任務」
香樟掩映的理科圖書館，已廢棄的本部4號樓，相輝堂草坪西側的100號樓，三個在復旦校園內遙遙相望的地標，曾出入過同一批文史學者的身影，他們是《舊唐書》和《舊五代史》點校組的成員。1971年到1974年的四年間，點校組的學人們在復旦開展校勘工作。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工作，最早是從1958年開始的。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吳晗、范文瀾主持召開「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做出了點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決定。經過毛澤東的肯定和批准，長達二十年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整理工作從此展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二十四史」整理工作一度陷入停頓。七十年代初，周恩來下達指示重新開始整理，分工也作了調整。原先已經在北京開展工作的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及《宋史》轉由上海地區高校承擔，簡稱「上海五史」。
其中，交由復旦負責的是《舊唐書》和《舊五代史》。由於特殊的政治背景，點校工作成為了一項「政治任務」，獲得了較為優越的工作條件，專家們可以拋下一切本職工作專心參與整理點校。
中文系教授陳允吉在四十年前參與整理工作，他在文匯報的採訪中回憶道，最初的工作場所是在復旦圖書館（現理科圖書館）。當時圖書館不對外開放，學校把樓上西邊的閱覽室隔出六分之一給點校組使用，顯得相當寬敞，「南北兩頭有大窗戶，夏天通風很好」。
除了工作條件的優越，點校組的學者們還擁有當時難得的學術環境。在突出政治學習的「文革」期間，讀書和做學問是比較禁忌的，而點校組的工作讓學者們得以自由地閱讀書籍。學校為點校組創造了很好的借書條件，組員可以去學校圖書館大庫裡挑選書籍，挑完了，放在一個大籮筐裡拿到圖書流通處，把書卡抽出來，蓋上二十四史組的專門圖章，就可以拿到點校組辦公的地方用。
那時，上海的文史力量總體上和北京差距較大。復旦的年輕學者在加入點校組之前，大多數從未接觸過此類工作。點校體例的慢慢熟悉和統一，是在年輕學者與資深學者的交流討論之中實現的。體例的問題有很多，比如駢體文應該如何標點，引文的首行及以後每起一行各空幾格。組內的中文系「元老級」教授吳文祺對語言學和文獻都很在行，他為年輕學者作了指導和示範，提了很多建議。
在點校工作的五年時間裡，復旦的年輕學者們逐漸成長起來。「點校二十四史差不多用了五年時間，我也和老先生們有很多接觸，充實了自己，業務上的進步也比較迅速。」陳允吉在文匯報的採訪中說道，「五年裡，我們沒有放過一次寒暑假。大家在一起工作，氣氛融洽。」
1971年到1975年間，復旦所整理的《舊五代史》《新唐書》，和其他二十二史、《清史稿》一起，被簡稱為點校本，是新中國規模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在整理的具體工作中，直接形成了現在學界公認的古籍整理的學科規範，如儘可能採取底本式校勘等原則。
「點校本代表了當時中國文史研究的最高的水準。」仇鹿鳴評價說。
圖為新舊《五代史》與《舊唐書》修訂小組辦公室，光華樓西主樓2715，書架上堆滿了書。
修訂本：三位學人的七年
走進光華樓西主樓的2715，好像走進了一個小型書庫。
從兩壁的書架到中間的長辦公桌，都放滿了校勘用的「大部頭」，如全十二冊的《冊府元龜》和厚重的《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過去的七年間，修訂組成員唐雯和仇鹿鳴每天在這裡坐班，為點校本新舊《五代史》和《舊唐書》的修訂工作而忙碌。
原點校本整理的二十年，處於我國歷史上較為特殊的時期。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臺灣、日本等地區的珍貴善本沒有用到；在「文革」中「避免繁瑣校勘」的指導下，學者們做的很多校勘、考證工作並沒有能夠在校勘記中充分體現。2007年5月，文史學者聚集京城，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了第一次修纂工作會議，對點校本的修訂工作正式啟動。
在修訂工程中，由陳尚君帶領的修訂小組承擔了其中的三部——《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和《舊唐書》。先著手修訂的，也率先出版的，是兩部《五代史》。
「《舊唐書》的難度遠遠超過（新舊）兩《五代史》，從篇幅上來講就是兩《五代史》合起來的二倍多。」唐雯談到先修訂兩《五代史》的原因時說，「陳尚君老師之前著有《舊五代史新輯會證》，研究基礎比較好。」
唐雯和仇鹿鳴兩位是陳尚君的助手。唐雯是陳尚君門下文獻學方向的博士，2006年留校後不久即進入了修訂組。仇鹿鳴則是歷史學的博士，2008年畢業留校的時候，由陳尚君挑選，正式開始做修訂工作。
「儘管校勘是文獻的工作，但畢竟校勘對象是三部史書。」仇鹿鳴在被問及自己被挑選進入修訂小組的原因時說，「有一個史學背景的人來參加，可以平衡點校小組的知識結構，對於提高校勘水平也會有所幫助。」
修訂小組三人先是投入半年的精力，為新舊《五代史》做出兩本樣稿，共七卷。
樣稿是選取出每部史書中的幾卷進行修訂。《舊五代史》一共有一百五十卷，樣稿選取了其中體例不同的三卷，分屬本紀、列傳和志。「做樣稿的目的，就是確立工作的程序，確立校勘尺度和原則。」仇鹿鳴介紹。通過兩《五代史》的樣稿階段，他們確定了重要版本要兩位學者交叉校對兩遍的程序，確立了以版本校勘為基礎，適當進行考證的原則。
種種工作規範確立之後，除了不太重要的版本會請學生幫忙校對，日常一卷一捲地校對、修訂、考辨史實，主要由唐雯和仇鹿鳴共同完成。七年裡，幾乎每個工作日的上午九點到下午六點，唐雯與仇鹿鳴都在光華樓西主樓2715室坐班。
「校勘的這類工作是聚沙成塔，堅持每天都做一點工作，長久積累總是會有成績的，這也是我們堅持要坐班的原因。」仇鹿鳴說。
中華書局為他們專門製作了原點校本的大字本，十卷為一冊，作為他們修訂的工作本。最開始，他們分開工作。仇鹿鳴看第一冊，唐雯就看第二冊，順序隨機。而到後期定稿的時候，他們又交換著把對方修訂的部分看了一遍。
修訂工作的進度時快時慢，因為三種基本模式——「紀」、「志」、和「傳」的難度不同。仇鹿鳴介紹說，記錄生平的「傳」相對來說比較簡單，因為「現在利用電子檢索，可以比較輕鬆地把一個人的事情集中地搜索出來」。「紀」和「志」則比較繁瑣，紀是編年長編，志是典章制度，「每一件事情，每一條制度，在原書裡面可能只有一句話，可查找原始材料就會比較花費時間。」
2715隔壁的2716是陳尚君的辦公室。樣稿階段之後，基本工作主要由兩位年輕學者承擔，一牆之隔的陳尚君隨時回答他們的疑問。在後期定稿階段，陳尚君把全文通讀一遍，審閱並提出意見。比如他主張對舊《五代史》諱改（因為避諱而對文字進行改動）改動較大的部分出一些校記，以方便讀者了解清人輯佚時諱改的情況。
2015年1月5號開始，唐雯和仇鹿鳴在北京中華書局進行封閉式的集中定稿。每天從早上九點一直到晚上十點，小組連續工作了34天，期間只休息了兩個上午。「當時勞動強度可高了。」唐雯笑著說。
修訂本《舊五代史》校勘記是原點校本的兩倍多，改動標點兩千餘處；新增校記1100多條，改動標點千餘處。此外，此次修訂廣泛利用出土文獻，尤其是新出碑誌，進行細緻的比勘校證，成為修訂本的一大亮點。
「我們修訂之初的目標就是超過點校本，現在基本是達到了。」唐雯說道，「兩本書已經出版了半年，做得工作的好壞從長遠來看是要由學界來評價的，但從我們的角度而言是盡力了。」
圖為新舊《五代史》與《舊唐書》修訂小組辦公室，光華樓西主樓2715。
文獻工作：「低頭拉車，不要看路」
仇鹿鳴上班的第一天，陳尚君就對他說：「校勘這個事情比較枯燥，但你做這個事情，就要有一種聰明人做傻事的精神。」
古籍整理的工作，確實不如其他一些工作那樣「有趣」。用唐雯的話來說，做文獻的工作，是「必須要忍得足夠的無聊，必需要沉下心來」的。就算是小小一個標點的確定，都需要不斷地讀前後文；在給地名加專名線時，需要對著歷史地圖集一點一點對照，來判斷專名線是連標還是分標，因為分標表示兩個州，連標則表示一個節鎮。「每一個最小的細節後面都要查很多的東西，保證不錯。」
張恆怡是今年剛剛畢業的古典文獻學碩士生，她曾經給修訂小組做過一些基礎的校勘工作。在她看來，文獻學前期的工作是非常枯燥和艱苦的，要坐很久的「冷板凳」。「可是把板凳坐穿了，就能夠體會到其中的奧妙。」她說。
「文獻工作本來就要坐冷板凳，吃這碗飯當然有心理準備。避免消極情緒的最好辦法就是，低頭拉車，不要看路，因為你抬頭的時候，書堆得比你的頭還高，這種埋沒感，還是蠻讓人絕望的。」不過在唐雯看來，古典文獻的學問，是做實際的古籍整理與研究，有時候還會無意中接觸到隱秘的歷史真相，這「比做某些空對空的論文要有意義得多」。而這也是為什麼她從一開始就選擇走這條路。
陳尚君一直倡導著「快樂學術」的理念。搞古典文獻學研究，前期的沉澱非常辛苦，陳尚君希望他的學生挑自己最好奇、最有興趣的對象來研究，在學術中體會到快樂。
張恆怡14年春季學期在日本神奈川訪問，曾幫助修訂小組訪得靜嘉堂藏的一個《舊五代史》早期版本。回國之後，研究生三年級的她和陳尚君提出更改自己碩士論文的題目，因為突然對《舊五代史》這個本子很感興趣。雖然上交論文的時間緊迫，陳尚君最終同意了張恆怡的決定。
張恆怡笑著回憶說，「我非常感激陳老師，他給學生很大的空間，讓學生做自己最感興趣的東西。」她最終的碩士論文題目是《靜嘉堂所藏<舊五代史>鈔本述略》，發表在了《文史》15年第三輯上。
仇鹿鳴的博士論文集中在魏晉南北朝，因為參加整理工作，近幾年他的工作重心慢慢地轉到了隋唐。「研究的跨度比較大，一開始確實有一點吃力。」仇鹿鳴道，「但是從長遠來說，對我個人幫助很大。與同齡學者相比，較早開闢了一個個人研究的新領域。」
陳尚君有一個提法，叫「打通四部」，大意是指一個好的學者應對經史子集「四部」都有很好的了解。作為歷史學背景的學者，「貫穿文史」的能力，是仇鹿鳴一直想要達到的一個目標。
「做史學的人近年流行討論『歷史書寫』的問題——一件本應記載的事情被史書忽略，會不會是編纂者有特殊的意圖？」有過古籍整理的經歷後，仇鹿鳴會將文獻學的立場納入考慮，「從文獻學的立場來看，有時候可能只是因為編纂者沒有看到材料，或者整個編修比較粗疏，未必有特殊意圖，懂得史源學後能夯實歷史書寫這類新研究視角立論的基礎」。
「對我來說，「貫穿文史」現在還遠遠沒有達到。」仇鹿鳴說。但這段經歷讓他對文獻學的立場更加熟悉，「相比於之前單純的史學立場，文獻學的立場有利於研究厚度的積累。這對我思考一些史學問題有很大的幫助。」
「有的工作是可以突飛猛進的，就好像聽到春天竹林裡的竹子在一節節的往上竄。」陳尚君道，「但也有一些工作，比如文獻的工作，是持之以恆的，是潤物細無聲的。」
陳尚君覺得，對於唐雯和仇鹿鳴這樣的年輕學者來說，文獻工作的積累，讓他們讀透了中國基本的典籍之中每一句話背後所包含的無窮內容。「文獻工作中的讀書，與『翻一翻』的讀書有著根本的不同，」陳尚君說，「我相信在這幾年裡，他們學術能力得到了很大層級上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