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疫情中的弱勢群體:2009年墨西哥甲流大爆發的啟示

2020-12-20 騰訊網

數日前,一位在中國生活的義大利裔美國媒體人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在國際上出現的對中國此次疫情控制的零星質疑,和因為病毒導致的一些對中國人的恐懼。他的理由是2009年的甲型流感,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有效控制而導致全球大流行和全世界28萬人死亡(中國有800多人死亡)。與此相比,中國這次對疫情的反應和控制要更好和更負責任。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美國媒體上。老實說,初衷非常好。1月底印度的幾位科學家發了一篇不負責任的論文,強烈暗示這次的新冠病毒最大的可能是人為從愛滋病毒改造而來,此文一出引起譁然,許多病毒學家給了紮實的反駁,導致這篇不負責任的論文不出幾天就被撤下了網絡。也有些聲音,看似是批評,實則出於偏見和恐懼。這位義大利裔美國人的文章恰恰是要反駁這類不負責任的陰謀論和這些由恐懼或偏見產生的敵意。他說的很好:這次的疫情不是陰謀,而是災難;共同的敵人不是哪個國家或者哪裡的人,而是病毒。

不過,這篇文章翻譯到國內之後,引起了一些曲解。2009年的甲流被一些人理解為美國政府的重大過失和不負責任。這樣的理解,對理解我們今天的疫情,沒有任何幫助(這幾天也有人以幾乎相同的理由,質疑為什麼新加坡政府在這個彈丸之地已經有47例新冠病例的情況下,依然不進行嚴格的管控)。 重大傳染病是全世界的共同難題,需要各個國家、多門專業人才的合作。這種情況下的公共衛生決策既要及時恰當,又要掌握和分析大量不同學科的數據和信息。我們首先不能忘記,這次疫情給我們最重大的教訓就是我們自己的健忘:非典並不算太遙遠的記憶,但是這次,從飲食習慣到初期應對,居然一再重複非典時候的錯誤。2009年的甲流,從另一些角度,同樣能給我們和非典一樣的寶貴的啟示,這些啟示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包括對抗疫本身和疫情之後對經濟民生的次生災害的應對。

2月9日,商務部官員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儘管疫情防控仍然是當前的主要任務,疫情不那麼嚴重的地區,要適當擴大多業態經營範圍,不能再搞「一刀切」、「一關了之」。疫情比較嚴重的地方,也要「優先組織生活必需品經營企業復工,增加供應網點,方便群眾生活」。緊接著,工信部也發出了幫助中小企業復工的意見。《人民日報》刊登的評論文章更是指出:「部分地方無理由擅自升級管控與層層加碼的簡單化管理就是懶政的具體表現,有形式主義抬頭的傾向。」 可以看出,雖然疫情的拐點什麼時候出現還不能完全確定,但是國家和廣東、浙江等地方政府已經有了要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的意識,且認識到這樣的舉措是要同時幫助被疫情直接和間接影響的人們。

2009年墨西哥士兵向民眾發口罩

2009年的墨西哥也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了和我們今天類似的公共生活的管控。當年3月17號在墨西哥出現首例確診,4月中旬前開始有小範圍感染,之後幾天傳到美國。到了4月下旬,墨西哥政府迅速採取了很多對民生衝擊較大的防控措施:關閉學校、餐館、商店等等公共場所。4月底,患病人數接近兩千,死亡過百(接近5%,大於甲流在墨西哥的最終死亡率1.86%)。但是到了5月5日,墨西哥總統卡爾德隆便宣布要重新恢復生產生活秩序。主要原因並不是疫情有明顯的減弱,而是半個多月的疫情已經導致22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人命關天,按理說本不應該優先算經濟帳。但是要考慮到,墨西哥2009年農村人口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以下的佔64%,管控不僅不一定能完全保障他們在疫情中求助通道的暢通,且如果管控造成的停工和失業一直繼續,那麼他們的基本生存都會開始變得成問題。

要知道,墨西哥的管制措施其實開始得非常早,雖然病毒已經出了國境,但是直到5月5日除了美國,還沒有在其他國家蔓延的趨勢。單單從後來疫情發展的角度看,墨西哥政府在5月初解除社會管控似乎有判斷失誤之嫌。到了2010年的一月,墨西哥有70715人確診甲流,死亡1316人,死亡率1.86%,當然和現在的新冠肺炎一樣,存在因為沒有檢測而沒有計入統計的感染病例。而甲流後來全世界的大流行,確實主要歸咎於美國。美國到了4月底已經有了91例病例,而且85%的病患沒有去過墨西哥(說明已經有人傳人),並且當時已經知道這個病在墨西哥有近5%的死亡率。可以設想,那個時候如果美國馬上採取嚴控措施,甲流也許不會造成最終的全球大流行。但是美國沒有這麼做。2009年也是我去美國讀書的第一年,面對當時比非典要低但是也低不了多少的死亡率和大範圍傳染的甲流,學校照常上課,街上沒有人戴口罩。甚至比起美國媒體,中國媒體報導甲流的密度都要高得多。

甲流初期傳染比這次的新冠肺炎慢,但是新冠肺炎出現在武漢這樣的大城市,更早的防疫究竟是能扼殺病毒的傳播於搖籃,還是只能拖慢些病毒傳播的速度,現在已經無從知曉。從我們現在處在新冠疫情中的心情看,墨西哥在面對甲流近5%的死亡率的時候就早到不可思議地結束全面管控、一邊抗疫一邊復工復產,還有美國極其普通的防疫措施,看上去似乎都不負責任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如果說美國寬鬆的防疫措施是有幾分對自己先進的醫療資源和水平的自信,那麼墨西哥作為一個醫療相對落後的國家,似乎更沒有理由那麼早放鬆對疫情的控制。

問題的關鍵在於,不管是多麼重大的疫情,都要考慮公共衛生管控成本,和這種管控對社會所有方面(包括抗疫本身)的衝擊,尤其是當 「代價」可能依然是人的生命和生存的時候,在實際中就一定要審慎地實施和抉擇,不能「一刀切」。其他的不說,就說離惡性流感最近的傳染病肺結核病人,一樣是呼吸道傳染病,中國2018年肺結核病人死亡3149人,病死率接近0.4%;愛滋病感染者死亡18780人,死亡率是驚人的29%;而雖然是非傳染病的癌症,死亡人數是229萬6千人(其中最惡性的肺癌,死亡率是18.4%)。新冠疫情突發造成的醫療資源短時間內的嚴重傾斜對於抗疫確有必要,但持續嚴苛的管制所導致的醫療甚至生活資源的嚴格人為調配,剝奪的可能不僅是很多潛在感染者及時獲取求助的可能,也是平時應急治療或長期護理其他疾病重症病人所需的醫療資源(包括藥品,醫生,護士等等)。在封城級別的管控和全國所有的醫療和輿論資源都一邊倒地傾向於防疫控疫要求的時候,很多缺少生活資源的弱勢群體中的潛在易感者只能被動求助,而其他基礎人數和死亡人數都多得多的疾病下的重症病人,他們的生命或生存質量的基本維護,幾乎更成為一個無法進入人們視野的問題。

另一個人們更容易談到也更廣泛的影響當然是經濟。已經有經濟學家開始比較這次疫情與非典對經濟造成的影響,尤其是對第三產業。經濟學上的數字和死亡數字一樣,在經濟受到衝擊的失業率之後,也是每一個活生生的個人,而最先和受到最致命衝擊的一定是本來就在貧困線或溫飽線掙扎、而又依附於這些產業的農村城鎮人口和城市中的底層人群。

2009年的墨西哥地鐵上戴口罩的人們

重大衛生公共事件中的決策之所以困難,不但在於病毒和流行病學上的未知,還在於其會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那些方面有些直接和防疫相關,有些不直接是傳染病本身,但也同樣性命攸關。很多人沒有在我們看得到的名單上或數字中,但同樣在生死邊緣掙扎,我們不能忘了他們的存在。在堅持抗疫、救助已知患病者的情況下,不同地方根據實際情況,儘可能恢復一些生產生活,對那些只能被動求助卻還沒有被聽到聲音的潛在感染者,和很多平時就要與病魔殊死搏鬥的其他重病患者,還有只能靠一點小買賣、打工或者救助為生的底層弱勢群體來說,是保障他們生存的前提。

回顧墨西哥政府當年為什麼如此提前地解除公共管控,不能不考慮防疫所帶來的民生代價,尤其是在這樣一個醫療匱乏、貧困人口眾多的國家,過於嚴格的管控甚至會對防疫本身也產生負面效果。最終,墨西哥在沒有完全防住甲流,但也沒有讓它嚴重惡化的情況下,保住了經濟,更關鍵是保住了2010年以後讓百萬人口脫貧的可能,甲流之後,墨西哥農村貧困人口從2009年的64%下降到2015年的43%。對其中很多人來說,「脫貧」=「活下來」。

今天的絕大多數傳染病在當代的醫療條件下,在醫療資源充足和分配合理的情況下都有相當的治癒率,像這回的新冠肺炎,在湖北之外,醫療資源配置相對容易的情況下,死亡率不到0.5%。在發源地武漢,疫情直接衝擊最大的是缺少醫療資源和社會關注的患病者和疑似者,在級別低一些的地級市縣,包括湖北省內的隨州、天門、鄂州、孝感、荊州、襄陽,黃岡等地,這樣的情況可能會更嚴重。而湖北省內和臨近省份非城鎮的農村和貧困地區,雖然也進行了強有力的封鎖和管控,但具體情況似乎不完全清楚。更廣泛的次生衝擊,影響的是原本就缺少醫療資源和社會資源、特殊時期基本生存資源都可能岌岌可危的重病、底層、孤老、殘疾等等弱勢人群,他們中很多人生活在不發達地區,但也有千百萬就在一線城市的各個角落,艱難地等待 社會生活和經濟的整體恢復。2009年甲流雖然死亡20萬人(包括併發症死亡),但是在美國,死亡率和普通流感相當,總死亡人數也比不上很多其他疾病。美國那時的公共衛生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是甲流後來傳播到的、醫療和經濟落後、連真正發病率和死亡率都難於統計出來的不發達國家和地區 —— 一句話,都是弱到不能發聲的弱者和弱勢人群。

這次疫情對我們大多數普通人的生活都有很大影響,以至於好好的城市,出門逛逛都成了奢望。當新冠至少在湖北省外的地區的傳染率和死亡率都開始下降到接近流感的地步,很多人開始看到恢復生活曙光的時候,我們不能忘記,還有數以百萬計在這次疫情中受到直接或間接致命衝擊,卻又幾乎還沒有發聲的生命。像這次如此大規模和持續的國家級的疾病管控,在現代史上幾乎從未發生過,經濟和社會生活如何從這樣的疫情和管控中恢復並沒有既有的經驗可循。不過我們依然可以從現代史上歷次流行病爆發,尤其是和新冠病毒有諸多類似的甲流病毒在2009年的全球爆發中,從各國政府的抉擇和應對裡參考學習,汲取不同的經驗和教訓。可以肯定,每一次流行病爆發,有非常多的弱勢群體的生命和基本生存會受到最大的衝擊。這次新冠肺炎,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影響很大,其中在社會和輿論中都處於弱勢的人群所受衝擊的烈度與範圍,也許永遠無法精確計算得出。這些人群也許也是潛在的易感者,但也可能跟肺炎沒有最直接的關係,不管在前幾天的疫情還是這幾天局部已經開始的復產復工中,他們中的大多數還沒有辦法主動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些沒有上新聞首頁,沒有上統計報表,也極少出現在我們的朋友圈裡的弱勢人群,同樣需要及時和專業的幫助、關心和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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