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上午，國家衛健委法規司司長趙寧在回答有關民航總醫院傷醫事件的提問時說，「這個事不是一個醫療糾紛問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刑事犯罪。」
事實上，從迄今為止對全部事實經過進行的尚不充分的披露來看，這一事件的性質首先具有刑事犯罪的普遍性，同時也有醫患衝突的某種特殊性，否則，也不至於引起如此強烈的社會關注。
記憶當中，上一次因醫患衝突而引起輿論風暴的情形，發生在2016年1月，當時，高齡產婦楊女士在北醫三院經搶救無效死亡，其所在單位中科院理化技術研究所給北醫三院發來「紅頭文件」，要求對死亡原因進行調查，並且網傳死者家屬有打砸醫院的行為。這起被網友稱為「頂級醫鬧事件」的醫患糾紛最終被推上法律途徑。
四年後的今天，醫患衝突問題再次引發強烈關注，悲劇的主角則由當年34歲的患者楊女士，換成了51歲的楊醫生。四年來，醫療體制、醫保制度、輿論生態、傳播方式等等構成醫患議題的特殊因素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而影響醫患關係的諸多普遍性、深層次的因素並未改變。實際上，其中的很多因素，不僅不是醫療界所特有，甚至也不是中國所特有。
在此，我們把《騰訊·大家》的這篇文章重新發表。當時，此文深入觀察了十年來中國醫患關係的演進過程及其背後因素。如今四年過去了，我們希望醫患雙方共同思考與探索，不要讓醫患之間的關係繼續撕裂，不要再發生下一次以生命為代價的極端事件。
中國醫患關係十年暴力史（正文）：
發表時間：2016年
一
十年前一個冬天的晚上，我乘計程車來到北京紫玉山莊大門口，翁強派了一輛帶警燈的汽車把我接到他的住處。我吃驚地發現，這位中年商人赤裸著上身，焦躁地在兩套房子之間來回走動，不停地接聽電話，大聲應付著全國各地記者的來電。雖然我是按事先約定來採訪他的，但是當天晚上，他並沒有時間坐下來和我談什麼。後來，他亢奮地對我說，「我要搞一個大型記者招待會！」他用這句話打發了我一整晚的等待。在我離開的時候，他建議我的報導取名為「白衣下的黑幕」。翁強是轟動全國的「哈醫二院天價醫藥費案」中死者翁文輝的兒子。當時，媒體紛紛使用「住院67天總花費550萬元」的駭人說法描述這一事件，引爆了全國上下對醫療界的憤怒，以及對「看病難、看病貴」的怨恨。
那天晚上以及隨後兩次進入紫玉山莊別墅，我看到翁強在風暴眼中一直運籌帷幄，調動各路媒體，他當時的氣勢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果然，衛生部、國務院糾風辦最終以《堅定不移地做維護群眾健康的忠誠衛士》為題，通報了中紀委、監察部、衛生部和黑龍江省紀委聯合調查組對哈醫二院有關違紀違法問題的查處情況。該院從黨委書記、院長到直接當事人共十餘人分別受到撤職、吊銷醫師執業證書等處分。這起歷時近半年的醫患糾紛案，在攪動了廣泛的民意和引起高層關注之後，漸漸落幕。然而，「天價醫藥費」的標籤雖然足夠聳人聽聞，卻遠不足以揭示真相。
「醫院管理混亂，規章制度不健全、監管不力」、「醫德醫風教育不深入，醫德敗壞、法律意識淡薄」——如此結論可能偏離了事實的本質。更為深入的調查發現，雖然哈醫二院對75歲的終末期惡性淋巴瘤患者翁文輝的醫療處置不乏各種瑕疵，但故事的另一個版本是：病人家屬以「錢權之勢」影響和主導醫療過程，耗費巨資、調動大量醫療資源，努力對病人進行施救。這一過程，在當地被視為一次極為不尋常的特殊治療。
根據目擊者對細節的描述，病人轉進醫院的時候，「兩棟樓之間僅200米長的小路上，加長的林肯車和數輛奔馳、奧迪車，分別把路口封鎖」。除此之外，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在患者住院的67天裡，共有20多位來自北京和哈爾濱的專家組成了一個「超級會診隊伍」，進行了100多次會診。而哈醫二院在匯報材料中，明確指出會診專家多為翁強邀請。
在北京，我走訪了其中的數位知名專家，而更多的專家則對自己所參與的這次特殊的醫療活動諱莫如深。絕大多數媒體並沒有興趣去追尋更多的事實。翁強的「爆料」和公眾的怨恨在當時形成強烈共振，引起一場巨大的風暴，裹挾著報導者在對這家醫院窮追猛打的同時，也完成了一次揭開整個醫療界「黑幕」的集體宣洩。
一家媒體在報導的開頭寫道：「今天凌晨5時，在苦苦等候十多個小時後，在北京北郊的紫玉山莊度假酒店，本報記者終於見到了『哈爾濱天價醫藥費事件』關鍵人物翁強。他是550萬醫藥費的主要支付者。」十年前還沒有微信和微博，翁強就是那次事件中唯一的「大V」。當時，不僅哈醫二院和當事的醫護人員沒有申訴的機會，極少數媒體對複雜事實的深入探究也無人喝彩。官方最終認定，「天價醫藥費案是一起典型的嚴重損害群眾利益的違紀違法案件，嚴重損害了衛生行業的形象」。
而事實上，出於對事件複雜背景的考慮，對哈醫二院的這次極為特殊的醫療案例，最終的處置主要是以平息公眾普遍的仇醫情緒為訴求的。
二
在經歷了那次採訪之後，我對醫療和新聞的看法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於醫療，我深深體會到這個行業的高專業門檻和低社會門檻。所謂高專業門檻，指的是從業者需要經過很高的專業訓練水平之後才能入門；其後又要經過漫長的實踐積累過程，才能走向成熟。
所謂低社會門檻，指的是每個人隨時都可能需要使用這項服務，每個人對醫療健康知識也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並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參與醫療決策的過程。這兩個門檻「一高一低」的特點，決定了醫療必然是一個令人困惑又充滿潛在衝突的領域。新聞行業似乎與醫療剛好相反，它的特點是低專業門檻和高社會門檻。說新聞學的專業門檻低似有貶低該行業之嫌，但一個簡單的事實卻是，從對專業技能的基本要求來講，具有正常講話和寫字能力的人，都可以以入門級的水平從事新聞報導。
然而，要想做一個真正合格的記者，則在專業門檻之外的其他方面有很高的要求：對社會、人性、文化、歷史有深入的理解；強烈的責任感，深厚的閱歷和高度的理性；在溝通與表達能力、觀察力、邏輯性等方面都需要具備優秀的品質。難怪有人說，「記者應該成為最博學的人」。
轟動一時的「哈醫二院天價醫藥費案」逐漸被人遺忘，但是它在公眾對醫療界（而不僅是一家醫院）的整體認知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難以消除的。此後，中國醫院和醫生的形象、醫患矛盾的發展可謂進入了一段「黑暗時代」。在直接參與了此次事件的報導之後，我知道「真相是無底洞的底」，對任何人所聲稱的真相都保持神經質般的警覺。
在「天價醫藥費案」發生之後的十年裡，不僅「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在中國沒有緩解，而且醫患衝突愈演愈烈；殺醫、傷醫案件在各地頻頻發生，其中包括2012年3月在哈醫大另一個附屬醫院（哈醫一院）28歲的實習醫生王浩被患者刺死的慘痛事件。
2009年-2015年4月傷醫事件統計（圖片來自丁香園）
中國激烈的醫患衝突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國際主流媒體對此都紛紛進行報導。權威的醫學雜誌《柳葉刀》連續發表文章，從方方面面剖析中國特有的醫療暴力，其中有觀點認為，「媒體對醫療界的扭曲報導加劇了醫患關係的緊張局面」。惡性醫患衝突頻頻發生的結果是，中國媒體和公眾對這類事件越來越表現出麻木。甚至某網站在就王浩被殺的消息統計讀者的反應時，竟然有65%的網友對這一殺醫案表示「高興」。而官方所做的，只是一次次空洞的「譴責」、「呼籲」，實際上他們無法拿出根本性的解決方案。
醫療界一度有人提出進入醫院要不要安檢的問題，同時，他們也開始了抱團取暖式的防禦或反擊。除了採取一些相互聲援的行動之外，醫護人員戴頭盔、練搏擊、配警棍、備辣椒水…… 他們所採取的這些措施與其說是為了自我保護，不如說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來宣示恐懼和不滿。
2012年05月09日，浙江省寧波市，警察向醫護人員演示防身技巧（圖片來自CFP）
與此同時，醫療界的意見領袖則逐漸奪取了部分話語權，在通過各種媒介與公眾的互動中，他們的主動性和專業優勢與十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這種局面同時也打破了素來沉悶刻板的官方語境。其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網絡平臺的快速發展。作為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職業群體之一，社交媒體在醫療界高普及度和傳播強度的優勢，讓他們在話語權方面在短時間內即實現了某種程度的「逆襲」。
2014年8月，「湖南湘潭產婦死亡案」在數小時之內就迅速在網上發酵。一段「慘死在手術臺上的產婦」的視頻引發對醫院的痛恨之聲四起，而與此同時，醫療界人士多方「出擊」發表觀點，在官方結論正式公布之前就把「不可控的羊水栓塞」定為產婦的死因而廣為討論。他們不僅通過專業性信息的傳播奪取先機，同時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對所謂「無良媒體」進行斥責和反擊。在技術性因素造成逆轉的深處，更有難以覺察的醫生群體在態度上的改變。
201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僅有10％的患者信任醫生。而2014年在另一份對醫務人員的調查中，87%的人反對自己的子女學醫。作為醫療暴力的受害者，長期積累的對病人普遍的怨氣和過度防禦心理在醫生群體中瀰漫。
這種狀況在近兩三年來愈加明顯，標誌著中國醫患雙方對彼此的態度進入到一個 「雙向牴觸」的階段。
三
十年後的又一個冬天，當所謂「中科院大戰北醫三院」的新聞甚囂塵上的時候，我用神經質般的警覺看著從各方面不時傳出的消息。和當年翁強置身於在紫玉山莊不斷向媒體「爆料」不同，這一次，當事雙方在社交媒體上狹路相逢，炒作的關鍵詞由哈醫二院的「天價」換成了北醫三院的「大戰」以後，無法不讓看客們對學院路與中關村之間的這場「強強對話」產生興趣。
除了雙方機構出面用「公函」和「聲明」過招外，網絡上閱讀量「100000+」級別的帖子紛紛出現，不僅給死去的「女博士」的家屬扣上中國「頂級醫鬧」的帽子，而且還有來自「疑似醫院內部人的微信截圖」，爆出死者楊某「患有高血壓，五年前曾因重症子癇在北醫三院早產嬰兒」，「救活了，後來又肺炎，家屬自己要求放棄治療，後來孩子死了把三院告了，賠了40多萬，嘗到甜頭了」，「明明不適合再生，非要生，這五年沒幹別的就一直要孩子……」等內容。
一名孕婦在北醫三院搶救無效死亡，引發中科院理化所、北醫三院、中國醫師協會「公文大戰」
產婦因罕見的主動脈夾層破裂死在全國頂級的婦產科裡，這種情況雖然殊難避免，但對其處置的過程也並非無可挑剔，但在醫療界的各種圈子裡，沒有人討論整個診治過程的任何瑕疵，也看不到有人用醫者仁心去感嘆一個34歲的生命的逝去。
相反，以上粗暴侵害患者隱私的內容則得以廣泛傳播；很多醫護人員通過轉發和評論此類信息而宣洩著平時鬱積在內心的牴觸情緒。甚至有人檢索了死者及其丈夫聯名發表的學術論文，以證明「丈夫連論文都是蹭老婆的」，因而在老婆死後想「訛詐醫院的錢發大財」。死者和丈夫「開公司套取科研經費」的八卦也被挖出來廣為流傳。在這場迅速升溫的「大戰」中，患者家屬表示，網上出現的洶湧謠言再一次擊垮了他們。「本是夫妻倆隱秘的傷痛，時至今日已成網絡喧譁間的談資」。上海中山醫院整形外科醫生楊震在他的微信公眾號「醫史微鑑」中說，「140個字的微博時代，網絡輿論力量已經發生了變化。
接受過高等教育、文字表達能力較強的醫界人員，在微博中初露頭角。同時，由於近十幾年的傷醫形勢，導致醫界的負面表達情緒也較為強烈」，「這兩年裡，微信上刷之不去的各種負面事件，讓醫護圈裡充滿著憤怒，甚至仇恨」。特別值得觀察的是，普遍接受過「精英教育」的中國醫療界，瀰漫著楊震所描述的那種群氓主義情緒，而理性聲音和悲憫情懷則極為稀缺，而且它往往並不來自那些位高權重或功成名就的人物。
北京協和醫院一位普通醫生的觀察尤為可貴：「我知道大家沉浸在宣洩的快感之中，我只是隱隱約約地感到這種快感是不對的，而且它消耗著我們積聚多年的乃至未來的信用。站隊式的評論讓憤怒遮蔽了我們的雙眼，可能讓我們喪失醫者應有的慈悲、內省的情懷」 ，「另一個不好的趨勢是雖然我們反對的是醫院暴力，我們卻以網絡暴力來應對」。
上面所說的「網絡暴力」當然並非僅僅來自醫療界，但醫療界的負面情緒的確藉助這一機會明顯地以某種不健康的方式在蔓延。考慮到在醫療過程中，醫生畢竟是主導性的一方，因而醫療界的過度反應可能帶來更多的傷害，並且會反過來增加激發醫療暴力的風險。對此，整個社會要有基於現實的理性認識。事實上，語言上的宣洩只是一時的，而在醫療實踐的過程中，醫生有很多技術上的自我防禦手段，這些手段的使用是否會造成病人身心和財產的損失，是值得研究和應對的問題。
一名骨科醫生說，「我會為一個腳踝扭傷的病人開出X線攝片，即使我斷定他的骨頭完好無損。在醫學上不必要的檢查，在法律上卻是必要的。」他所採取的方式被稱為「防禦性醫療」。1978年5月，紐約大學法律與精神病學副教授唐克雷迪（Laurence R Tancredi）和康奈爾大學臨床醫學教授巴朗德斯（Jeremiah A. Barondess）在《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首先提出「防禦性醫療」的概念。根據他們的描述，在某些情況下醫生所採取的醫療行為，其目的在於避免醫療風險與訴訟，而寧願犧牲最優治療方案。
醫生使用防禦性醫療的例子比比皆是，除了通過過度檢查而為自己撇清責任外，醫生還可能基於保護自己的考慮，而故意選擇難度低風險小的手術方案；以及迴避收治某些危重病人，或為了推脫責任而故意轉診等等。防禦性醫療有違醫學的整體優化原則，它在世界上是一個普遍的問題，而非中國所獨有。一項針對美國神經外科醫生的全國性調查顯示，出於自我防禦的目的，72%的醫生讓病人做多餘的影像學檢查，67%的醫生對病人進行轉診，40%的醫生讓病人吃藥而只是為了確保自己「無過錯」；還有45%的受調查者承認因為怕吃官司而棄用高風險的手術。另一份資料顯示，美國因防禦性醫療而支付的醫療費在2000年估計為700億美元，而2008年則達到1910億美元。
在醫患矛盾特別激烈的情況下，中國醫生使用防禦性醫療的機會可能大大增加。惡劣的行醫環境當然是可以理解的緣由，但是作為一個極為複雜和微妙的醫學倫理學問題，防禦性醫療可能成為醫生對病人的一種潛在卻普遍的「冷暴力」——構成醫療暴力的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四
防禦性醫療大行其道的前提，是醫生和患者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這一狀況造成醫患雙方對於疾病認知的差異。因而，醫院不僅是治病救人的場所，也是不同的疾病認知觀念激烈碰撞的地方。這種認知差異為醫患衝突的普遍存在埋下伏筆。
一項認知人類學研究認為，患者對疾病認知的基本模式包括自身對病痛的體驗、求醫經歷、家庭影響、社會文化、民間疾病觀念、對生物醫學的想像等因素。這些因素一起構成了他們對疾病的判斷和對診治的預期。作為接受過嚴格的專業教育的醫生一方，他們對疾病的認知建立在現代醫學體系下，排除了個人和社會文化因素，並在醫患互動中佔據絕對主動權。
醫生對疾病的認知雖然有著手術刀般的冷靜和深刻，但也可能被處於病痛之中的患者視為冷漠、麻木。獲得普立茲獎的美國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寫過一本名為《疾病解說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的書。一位中國醫生在讀過這本書後說，
「疾病的確是需要解說的，但是我要做的重點，不是把疾病的知識講給你聽，而是在交流過程中，能夠使解說者和傾聽者達到邏輯路徑的一致，這樣才能提高醫患之間的信任度和治療的依從性。」消除醫患雙方認知差異的基礎是信任與交流。就在一樁殺醫案發生之後，一位資深醫生感慨說：醫生和患者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這是事實，但是危急中的病人不可能邊學習醫療知識，邊和醫生進行「公平交易」。
醫患關係應該是一種信託關係——信任並且託付。從醫生的角度來講，在診療過程中他的利益與患者是一致的——共同的目的就是治好病。在中國目前醫患之間「雙向牴觸」的情緒之下，「疾病解說」顯然缺乏理想的社會文化氛圍，因而使之成為一項難以完成的任務。
作為造成醫患衝突的重要的潛在因素，對疾病的認知差異是全世界任何地方的醫生和患者都會面對的問題；然而另一方面，也有造成醫患衝突的特有原因。上世紀80年代中期醫療行業規則變化，使得醫療機構的運行主要依賴藥品加成和服務收入，造成醫療費用上漲和服務可及性降低。一位轉投民營醫院的神經外科專家說，「我們的公立醫院其實都是『私立醫院』，市場有自動的調節機制，患者就什麼事都懷疑你拿回扣。」事實上，「拿回扣」在公立醫院醫生當中的確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以至於醫療界將這種普遍性視為其「正當性」的依據。
以公立醫院的身份去參與市場化經營——而且這個市場並不是一個開放的市場，這種扭曲的醫療服務體系讓醫院和醫生變成了追逐利潤的實體。醫生的收入和其醫療行為掛鈎，導致普遍的過度開藥、過度檢查和過度治療，醫療費用大幅上漲。而費用問題是引起患者不滿和醫患糾紛的根本性問題。「哈醫二院天價醫藥費案」之所以能夠輕易被放大，正是因為其戳中了公眾「看病貴」的痛處——這種狀況迄今並未有所改變。以逐利為目標的醫療行為嚴重動搖了病人對醫生尊重和信任的基礎。
醫學本身是一門不確定的科學，一旦治療失敗，患者和家屬遭受的病痛、對醫生累積的不滿、承擔高額費用的壓力可能在一瞬間同時爆發，難免導致激烈的醫患衝突。因而，中國醫生群體在從規則灰色地帶獲利的同時，付出的代價就是直接承擔醫患衝突風險。醫生本應合法地獲得體面的收入，並且在很高的自尊和他尊的道德水平上從事這一職業。然而在扭曲規則的綁架和誘惑下，他們往往只能通過不正當的方式「撈錢」，這種狀況在破壞了一個極為神聖的職業的自尊以後，直接瓦解了醫生群體的精英氣質，進而導致社會群體的結構性損失。
北京協和醫院醫生曬出的工資單（2011年）
從哈醫二院到北醫三院，相隔十年的兩起「非典型」醫患糾紛都被迅速放大成公共事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們在不同背景下分別被用於完成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情緒宣洩。
兩次事件之間，則橫跨著中國醫患關係的十年「暴力史」。醫療界從被群體性「圍毆」，到報復性「反彈」的轉變，並不意味著「醫界必勝的時代到來了」——起碼整形外科醫生楊震是這麼認為的。事實上，十年過去了，和「天價醫藥費案」的時代相比，導致醫患衝突的根本原因並無改變，不僅醫療行業像一名一直躺在手術床上的病人一樣仍在等待「開刀」，而且社會的理性、誠信和包容精神亦未得以成長。
面對各種公共議題，網絡上總是充滿民粹式的互相攻擊，醫療界在參與醫患話題時也未能超越這種模式。作為一名具有理性精神的醫生，楊震有他自己的無奈。在觀察北醫三院這起醫患糾紛所引起的效應時，他說，「這是個無序的時代。無序時代的博弈，常常是負和遊戲——沒有贏家。」醫患衝突的根本解決，最終有賴於整個社會環境的改變。走出「無序時代」的結果，應該是回到一個「正常社會」。
實現這個看似簡單的目標，需要所有社會成員的努力，而精英階層顯然負有更大的責任——醫療界首先需要真正成長為社會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