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山路、中山公園…這些上海地標與孫中山究竟有何關係
上海是孫中山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名副其實的第二故鄉。但在生前，孫中山始終無法切實施加影響於上海；反而在逝世之後，在各派孫中山遺產爭奪者的「共同」努力下，孫中山之於上海印跡愈發加深。
孫中山逝世兩周年祭上的衝突事件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孫中山先生因患肝癌醫治無效，在北京東城鐵獅子胡同5號行轅逝世，終年59歲。孫中山逝世的噩耗當日即傳至申城，上海社會各界極為悲痛，舉行了一系列的追悼活動。
然而上海的反應還是無法與北京、南京、廣州等地相提並論。上海各類追悼大會上，雖然也有開闢中山公園、修築總理遺像、新開中山路，甚至開辦中山大學的言論，但這些倡議在當時竟然無一落地，變作現實。
隨著政治形勢的愈加複雜化，一年之後，孫中山逝世的周年紀念活動中，上海因為「淞滬警察廳」、「淞滬戒嚴司令部」的處處掣肘，公共租界、法租界的戒備防範，本應舉行全天的紀念活動最終被迫改為半天，規模也大大縮減。而在孫中山逝世二周年的紀念活動中，甚至爆發了嚴重的暴力衝突事件。
1927年3月12日，上海孫宅（即今日香山路7號的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門前橫牌樓上寫著「天下為公」四個大字，宅內正中懸掛著孫中山的遺像。上午9時起，國民黨左派人士紛紛前往故居致祭。至11時，前來致奠者已達數百人，楊杏佛作為主席正式宣吿開會，先是向孫中山遺像再行三鞠躬禮，並默哀3分鐘；其後與會代表分別發表演說，直至12時散會。
散會不久，看似平和的集會迅速演變為暴力衝突。前往上海孫宅致奠的左派進步群眾從旁門陸續退出後，行至距之不遠的由國民黨右派控制的環龍路44號門前時，開始高呼打倒反動派口號，且一呼百應，聲震遐邇。就在這時，有數人試圖衝入44號院內。但當時44號內的鐵門已經關閉，且裡面早已有所準備，國民黨右派僱傭而來的20多個壯漢在鐵門之後從事抵禦。憤怒的群眾前僕後繼，向內衝進時，均被門內的壯漢用木棍亂擊而出，雙方互有受傷。此地當時屬於上海法租界管轄，而公董局巡捕房對這個敏感的日子和政治情勢也有預警戒備。衝突剛一發生，即有警笛鳴起，巡捕房派駐在今香山路思南路口的一隊全服武裝的越南巡捕分隊共計14人，在2名西人警官的率領下，迅速抵達現場。但暴力衝突的激烈程度還是超出了預期，眼見局勢不可控制，現場一名警長決定向天空鳴槍示警，驅散群眾。
槍聲一響，群眾紛紛向東而退，很大一部分人隨即撤入今復興公園內。此時躲在鐵門之後的另一方，眼看得勢，居然殺奔出來，將共產黨員、當時的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常務委員侯紹裘拖進門內一頓拳打腳踢，致使其傷重不能起身。幸而法租界的巡捕們及時控制住了局面，制止了這場群毆，候紹裘最終被同志們轉送至醫院醫治。參與此次衝突的雙方數人，被帶回警局拘留問話。一場武劇，至此吿終。
此時的北伐戰爭雖然進展順利，但孫中山主導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在孫中山生前還不敢公開表達反對國共合作意見的國民黨右派元老們，於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要求「清黨」，史稱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內右派越來越得勢，在其所控制的上海環龍路44號，公然有區別於孫中山故宅的致祭活動安排。而在孫中山逝世二周年當天爆發的國民黨左派、右派的暴力衝突，亦成為一個伏筆，預示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必然失敗的結局。
用「孫中山」命名的近代上海城市建設
僅在一個月後，1927年4月12日，自上海發家的蔣介石對共產黨人發動了「四一二」血腥鎮壓，隨後東北易幟、西南歸順，在南京建立了以他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實現了名義上的國家統一。但此時蔣介石的統治並不穩固，其政權合法性也不斷遭遇各方質疑。作為應對之道，蔣介石在「全國」打起了「孫中山」牌，這當然也包括上海。以上海特別市政府成立為標誌，開始了規模浩大的假以孫中山之名而從事的建設活動：
中山路的修造
道路系統最為顯著，而所有道路中又以中山路的修築最為重要。
1928年3月26日，由龍華直達閘北13公裡的中山路開工。
1929年底，大西路至龍華路路基全部築成，全線通車。
中山路完工後，更名為中山南路，1930年5月開始修築南接中山南路，蜿蜒向東北，經過沙涇港，北接水電路的中山北路，長約6公裡。
其他幾條主要幹道的命名上，除了翔殷路是沿用舊名外，黃興路、其美路等是紀念辛亥革命英雄黃興和陳其美，世界路、大同路、三民路、五權路則是紀念孫中山的世界大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其它相關的道路路名還有不少。
中山紀念碑與銅像
1929年，在孫中山靈櫬經過的地方按照政府要求都會修築紀念碑以期將短暫的奉安儀式保存在永恆的空間之中。上海，並非孫中山靈櫬所經區域，亦有修築紀念碑的提議。
1929年10月10日，總理紀念碑舉行落成大典並揭幕，碑高三丈餘，周圍約佔三分之一畝的地基，正面鐫有譚延闓所題「獨有千秋」、蔡元培所題「侯聖大惑」，另一面則為碑誌。同時，為紀念總理紀念碑的落成，上海特別市政府又將原體育會路改名為紀念路。
更為人所熟知的則是上海總理銅像。該銅像原定是建於上海北站的，經討論，改建於市中心區。1933年2月，上海成立了各界建築總理銅像委員會，委員會在常務會議上最終決定在上海特別市市政府大樓背後，將來的中山紀念堂前廣場，設置總理銅像。
1933年11月12日上午10時，上海舉行了銅像揭幕典禮紀念大會，並舉行全市童軍第五屆大檢閱大露營。據當時媒體報導，「參加觀禮者六萬餘人，典禮隆重，全市懸旗慶祝、頗極一時之盛。」
中山醫院的創設
國立上海醫學院是中國人創辦的國人自管、自教、自立的一所醫學院。
1927年10月，顏福慶創立時，條件十分艱苦。1930年，顏福慶以「繼總理救民之遺志」為名，發起組織中山醫院籌備會，以孔祥熙為主任，聘請國內各界領袖共同任事，廣募經費。
1934年，國立上海醫學院在楓林橋購得土地40畝開始建設中山醫院。
1935年6月正式動工建造，次年12月竣工落成。
1937年4月1日，中山醫院舉辦了規模盛大的開幕典暨國立上海醫學院落成禮。
中山醫院共計建築面積13597平方米，有病床450張，初設內、外、婦產、眼、耳鼻喉等科。雖然中山醫院的創設幾乎全部藉助社會力量而成，但是「孫中山」之名才是其得以建成的關鍵。
抗戰前後孫中山符號的各種遭遇
對於中國人而言，孫中山符號具有濃烈的民族主義色彩，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深知孫中山在中國的尊崇地位，因此在侵華初期惡意毀壞孫中山遺址遺蹟及紀念建築，妄圖消除孫中山的影響，泯滅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意識。上海為數不多的幾處孫中山紀念建築，無一例外，都遭到侵華日軍刻意毀壞，甚至侮辱。
上海江灣的「總理紀念碑」僅落成不及四年，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慘遭日軍的炮火損壞；總理銅像的遭遇更是令人髮指。淞滬會戰期間，日軍侵入上海市中心區後，佔領市府大廈，一隊日本士兵「爬上孫中山總理銅像，揪著孫中山的耳朵恣意侮辱，咧嘴獰笑，並將銅像推倒，運去日本，熔鑄槍彈」。
汪偽政府成立後，汪精衛等人一度也將孫中山尊為「國父」，展開了對孫中山符號的爭奪。租界收回後，1944年6月，汪偽上海當局決定將兆豐公園（又名Jessfield Park，極司非而公園）改名為中山公園。
中山公園是上海城市格局中原外國租界區域第一處孫中山紀念相關的公共空間，雖然只是由兆豐公園更名而已，並無實質上的改變，但此舉代表汪偽政權意識到是孫中山，不是日本所宣稱的大東亞共榮圈，才是其鞏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上海再次易主。
1945年11月28日，上海市工務局通過媒體廣而告之，上海城市主要道路的名稱將有一輪新的更名活動，此舉確定了上海現有中山路的格局；
而中山公園的園名不變，並加以修繕；
1946年11月，中山醫院正式復院；
1946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80周年之際，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決定上海孫中山故宅闢為「國父紀念館」，宋慶齡接受了此建議，並搬出故居。
此外，上海新建一座孫中山紀念堂的方案再次被人提起。然而此次重塑「孫中山」之路時間短、頭緒多，最終大多停留在名義之上，沒有進行什麼實質建設。
總而言之，對於孫中山逝世後的記憶，上海與其他中國主要城市如北京、南京、廣州等相比，既有共同點，更有其獨特的歷史發展軌跡。一言蔽之，近代上海的孫中山記憶與其獨特的城市個性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