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李靜美（1989-），女，河北邯鄲人，遼寧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講師，教育學博士，從事農村教育、教育政策研究。
摘要：生源質量是判斷農村教師補充渠道優劣的重要標準。對湖南省的調查發現，農村教師定向培養政策有較強生源吸引力，生源質量「次優化」且初招項目生源質量優於高招項目；生源「農村化」且以農村家庭學習優秀、縣城家庭成績中上等的子女為主；生源主要來自中下和中中社會階層家庭，後者更傾向讓女孩或成績中上等的子女報考。就業有保障、公費教育、迴避高考風險等是促使學生報考定向培養項目的主要因素，教師職業穩定是重要因素。定向培養政策有較強生源吸引力的原因，在於其滿足了各利益主體的需求：公費教育切合貧困家庭的生存理性，就業保障符合中下階層家庭迴避風險的邏輯，職業特性契合各階層家庭對子女的職業期望。
關鍵詞：農村教師定向培養；生源特徵；報考動機；生源吸引力
定向培養是近年來逐步興起且反響良好的農村教師補充渠道。生源質量是判斷渠道優劣的重要標準，關乎農村教師整體質量。一個好的渠道應當能夠吸引優秀學生。農村教師定向培養政策吸引了什麼樣的學生，它何以吸引學生（學生為什麼報考），其生源吸引力背後的邏輯又是什麼？本研究以湖南省為例①，基於對相關利益主體的問卷調查和訪談資料②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探究。這對於思考和完善定向培養政策、提高農村教師質量、促進農村教師隊伍建設有重要意義。
定向培養政策具有較強的生源吸引力。根據對當地初中學生的調查③，38.39％的學生表示他們父母希望其初中畢業後報考該項目，即便是自我規劃的，比例也達到了三分之一；從實際報考來看，人數比較多，競爭較為激烈。以懷化市B縣為例，每年是在各級普通高中招生錄取控制分數線發布後，學生才根據中考成績開始報名，一般有200多人報名，錄取約40-50人（含農村小學、初中等各類定向培養項目），錄取比例在1:5-1:4之間；如果採取和其他縣一樣的程序，即先報名後中考，則報名人數可能達到500-600人。以下分析了定向培養政策到底吸引了什麼樣的學生，或者說選擇並考取定向培養項目的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質量、來源和階層背景有什麼特點。
1.質量「次優化」，初招項目生源質量優於高招項目
錄取分數和學生自評是判斷生源質量的重要指標，分別反映了絕對生源質量和相對生源質量。為保證生源質量，湖南省農村教師定向培養項目對考生成績有相應要求。報考初中起點六年制本科項目和初中起點五年制專科省級項目的學生，中考總成績不能低於當年戶籍所在縣（市、區）省級示範性普通高中（沒有省級示範性普通高中的，則按市州級示範性普通高中標準）計劃內招生錄取控制分數線；報考初中起點五年制專科市州項目的學生，中考總成績不能低於當地市州級示範性普通高中計劃內招生錄取控制分數線；初中起點五年制專科的農村教學點教師公費定向委託培養計劃項目要求略低，即不低於普通高中計劃內招生錄取控制分數線；報考高中起點四年制本科項目的學生，高考成績需達到當年本省本科二批錄取控制分數線，在提前批次錄取。
表1 2016年懷化市部分縣的各項目最低錄取分數
註：1.數據由懷化市教育局提供。2.空白處代表2016年沒有相關招生計劃。3.初中起點六年制本科項目實行小學學科全覆蓋，分專業錄取，本表僅列出在這幾個縣有招生計劃的專業；其他項目僅有小學教育專業。
從實際調查結果來看，報考定向培養項目特別是初中起點項目④的均是較為優秀的學生，生源質量比較高。其中，56.31％的學生表示他們初三時的成績在班級裡屬於優秀，成績屬中等以上的更是達到了93.19％，且近80％的學生在初中時有擔任學生幹部的經歷。從錄取成績也能判斷出定向培養項目招收到了較為優秀的初中畢業生。如根據調研數據，2016年懷化市一些縣的初中起點六年制本科項目，除個別專業外，大部分專業的最低錄取分數都不同程度地高於省級示範性普通高中的錄取控制分數線。以J縣⑤為例，初中起點六年制本科項目的最低錄取分數線高出省級示範性普通高中將近100分（見表1）。定向師範生LXX1在訪談中也說，當年初中起點六年制本科項目在他們區只有9個名額，而這9個人之前全部被省重點高中實驗班提前錄取，足見其成績優秀。
初中起點五年制專科項目所錄取的學生，他們的中考最低分數一般也比當地省級示範性普通高中錄取控制分數線高出很多。如2016年郴州市桂東縣的中考滿分是800分，初中起點五年制專科省級項目所錄取學生的中考最低分為694.5分，比省級示範性普通高中計劃內錄取控制分數線（537分）高出150多分（見表2）；懷化市B縣的中考滿分是560分，省級示範性普通高中計劃內錄取控制分數線為405分，而專科項目所錄取學生的中考最低分為492分。不僅省級項目，很多地區初中起點五年制專科的市州級項目，其最低錄取分數也高於省級示範性高中錄取控制分數線，如懷化市的A縣、Y縣、C縣等（見表1）。
表2 2016年部分地區初中起點五年制專科省級項目的錄取分數
註：數據由C師提供。示範性高中錄取分數線一般指省級示範性普通高中計劃內招生錄取控制分數線，在沒有省級示範性普通高中的地區則是市州級示範性普通高中分數線。
即便是農村教學點教師公費定向委託培養計劃項目，生源質量也較好，學生的錄取成績遠高於政策要求的普通高中計劃內招生錄取控制分數線。教學點項目是分鄉鎮錄取的，各鄉鎮錄取分數線不同。儘管如此，懷化市A縣2016年教學點項目錄取的所有定向師範生中，中考最低分為426分，最高分為524.5分，平均分為483.3分，遠高於普通高中計劃內招生錄取控制分數線（300分），而且88.92％的學生的分數高於省級示範性普通高中計劃內招生錄取控制分數線⑥。
綜上可以說，初招項目的生源質量總體比較優秀，但根據對農村初級中學校長、教師的訪談得知，這些學生並非該校最優秀的學生，而是「次優」學生。初級中學負責選拔推薦學生，他們在告知或推薦學生報考定向培養項目時是有一定選擇性的。正如TXH學校Z校長談到的：「學校在這方面（推薦學生報考）也是有考慮的。如果一些學生在讀書過程中智力非常突出，文化成績非常好，學校一般會做工作，（讓他）去讀高中。當然只是建議，如果家長和（學生）自己報考師範，我們學校也不能反對，（他們）有自己的選擇權。那種非常努力、智力一般、家庭情況也比較一般的，就建議他們考師範。」L校長也說：「現在是最優秀的學生上普高，考大學、考一本、考重點大學。不是特別優秀、又還算優秀的考這個（定向培養項目）。」A縣教育局人事股Y股長也指出：「特別拔尖的那些人還是願意讀高中、讀大學。」這個現象也在對定向師範生的訪談中得到了印證。初招生LKX在初中時班級排名前七以內，老師將定向培養項目的信息告訴了他的父母，在問及老師是否把信息告訴所有同學時，他說：「學習很紮實、很厲害的，就可能不會（向他們家長）說，讓他們繼續讀那邊的高中，然後考個好大學，像我們這種（成績）還比較行那種……但在高中就（會）比較吃力一些……來這邊是最好的選擇，所以就跟（我們的）父母說。」
與初招項目比，高招項目的生源質量稍遜。我國自1998年開始在高等師範院校開辦本科層次的小學教育專業，但從多年的錄取情況來看，很多學生並非第一志願選擇這個專業，他們對基礎教育不甚了解，對小學教育專業知之甚少，小學教育專業的人才培養質量並不高。定向培養高招項目為提前批次錄取，可以錄取到願意並適合從事農村小學教育事業的優秀學生［1］。從錄取分數來看，高招項目所錄取學生的分數均在本科二批錄取控制分數線以上，但不同縣、不同年份的最低錄取分數高出本科二批錄取控制分數線的程度變化較大（見表3）。對比高招項目和初招項目的生源質量，從初三時的成績自評和訪談來看，僅39.20％的高招生表示他們在初三時成績優秀，成績屬中上等的佔83.37％，這比初招生少將近10%。C師教育系主任LJQ在訪談時也反映，這些初招生如果上高中，很可能考上一本大學，甚至重點大學。所以可推斷，初招項目學生生源質量優於高招項目。
表3 2011－2016年懷化市A縣和B縣高中起點四年制本科項目的最低錄取分數
註：數據由A縣和B縣教育局提供，空白處代表相應年份沒有招生計劃。
2.來源「農村化」，農村和縣城生源質量有差別
湖南省農村教師定向培養政策要求報考對象是招生來源計劃縣（市、區）戶籍的學生，強調師資來源本地化；而根據調查，定向師範生的來源還呈現「農村化」特徵。總體來看，有67.36％的定向師範生來自農村家庭，近四分之一來自縣城家庭；若在縣域內來看⑦，73.21％的定向師範生來自農村家庭。初招生曾經就讀的初級中學的所在地也反映出「農村化」特徵，其中有一半是鄉鎮或者村屯初級中學。不過縣城初級中學的比例也不低（40.42％），這與近幾年推進「小學進鎮、初中進城」的教育城鎮化有一定關係，不少農村學生到縣城讀初中。從縱向看，無論是對培養院校教師的訪談還是調查數據，都顯示近幾年縣城家庭學生的報考比例在提高，在縣域內由2011年的近21％增加到2014年的28％，政策的吸引、輻射面有所擴大。
進一步檢驗分析學生對其初三成績的自評，發現來自農村和縣城家庭（學校）的初招生的「相對生源質量」存在顯著差異（x2（4）＝74.500，p＝0.000＜0.05），農村家庭（學校）學習成績最優秀的學生和縣城家庭（學校）學習成績中上的學生選擇了定向培養項目。農村家庭初招生初中成績為優秀的佔61.13％，比縣城家庭學生高出15.6%；相應的，縣城家庭初招生初中成績屬中上等的佔比較高，比農村家庭學生高出14.5%。基於來自城鄉學校初招生的對比分析，也能得出基本相同的結論：來自縣城初中的初招生，其初中成績為優秀的佔43.74％，比來自農村初中的少25%。這說明受城鄉義務教育發展水平不均衡以及城鄉學生家庭背景差距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同一選拔標準下，來自農村家庭（學校）成績優秀的學生和來自縣城家庭（學校）成績中上的學生基本處於「同一水平」；此外，定向培養政策同時也是一項就業政策，它反映了城鄉社會、確切地說是不同社會階層家庭對子女向上社會流動的不同認知邏輯和期待。
3.生源家庭以中下和中中階層為主，但二者亦有差別
社會分層講的是社會資源在各群體中如何分布，資源類型和對其的佔有水平往往就成為劃分階層和社會地位的標準。李強列出了可以用來劃分階層的十種資源，經濟資源在其中居於首要位置。此外，根據職業劃分社會階層的研究也很多［2］。本研究從定向師範生的家庭收入和父輩職業來判斷其家庭所處社會階層。
基於對經濟狀況相對水平的調查，發現一半以上的定向師範生家庭在當地屬於中等水平，另有30％處於中下等水平，而處於中上等水平的僅為7.46％，處於上等水平的更是少之又少。由此可以說，定向師範生家庭的經濟狀況多處於中等偏下水平，是家庭經濟狀況相對較差的學生選擇了定向培養項目，這一點在訪談中也得到印證。高招生DQX作為班長，在談到本班同學家庭背景時說：「普遍是偏窮的。打個比方，我們班56個人，（家庭貧）窮的人吧，佔個三四十個，剩下那麼幾個，高考沒考好，不知道讀啥，就來到這裡了，就是家裡面還算是中等、小康。但是四十幾個是有的，（就是）家庭比較那個的（貧困的），來讀免費師範生，既不用交學費，又不用花太多錢，只需要出生活費。這種家庭，還是有一些的……學校有那種困難補助，我們班每次換不同的人，都還是有大批的人報，這就體現了一個普遍性的（貧困）。」但是，定向師範生的家庭經濟條件也不是特別差，特別差的家庭僅佔8.37％。
職業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分層標準，陸學藝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依據對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佔有狀況，勾畫了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形態，即十個社會階層、五種社會地位等級。十個社會階層分別是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五種社會地位等級分別是社會上層、中上層、中中層、中下層、底層，其中社會上層由高層領導幹部、大企業經理人員、高級專業人員及大私營企業主組成，中上層由中低層領導幹部、大企業中層管理人員、中小企業經理人員、中級專業技術人員及中等企業主組成，中中層由初級專業技術人員、小企業主、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組成，中下層由個體勞動者、一般商業服務業人員、工人、農民組成，底層由生活處於貧困狀態並缺乏就業保障的工人、農民和無業、失業、半失業者組成。［3］調查結果顯示，定向師範生父輩的職業主要為農民工或農民，父親或母親一方的合計分別達到55.87％、53.46％；其次是個體工商戶，比例接近15％；另外還有7％左右的是教師，5％左右的是黨政軍機關、事業單位或國企普通員工。可以說，定向師範生的父輩在社會分層中以中下層居多（農民工和農民），同時也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中中階層（個體工商戶，教師，黨政軍機關、事業單位或國企的普通員工），而處於社會底層的較少，父親或母親為城市無業、失業、半失業者的比例分別只有2.72％、7.76％（見表4）。
表4 定向師範生父輩的職業
由此可見，無論對家庭經濟狀況的調查還是對父輩職業的分析，都說明選擇定向培養項目學生的家庭主要處於社會中下階層，還有少部分處於中中階層，而後者的報考更是反映了定向培養政策的吸引力。不過，這兩個階層家庭的報考心理是有差異的。
第一，從性別來看，中中階層家庭女孩報考的比例更高。在所調查的定向師範生中，82.48％的為女生，男生僅佔17.52％。如果按父輩職業和階層出身來分析定向師範生的性別特點⑧，可以發現出身於個體工商戶、教師以及黨政軍機關、事業單位或國企普通員工等中中階層家庭的定向師範生中，女孩報考的比例更高，分別為84.99％、83.08％、88.61％，高於平均水平；而農民和農民工等中下階層家庭，在選擇報考時可能主要從經濟狀況出發，對子女發展考慮較少，導致其男孩報考比例略高於平均水平，分別為20.64％、18.51％。根據對家長的訪談，教師職業在中中階層家庭特別是教育系統家庭看來，並非一個社會地位好、經濟地位優的職業，基於對男孩發展的高期待，教育系統家庭不願意讓其選擇教師職業，認為男孩當教師是「屈才」。ZTE是一名農村初中班主任，同時也是定向師範生家長，他在談到女兒報考定向培養項目時說：「男孩無所謂，這個免費生送不送無所謂了，讀高中也可以了……那個時候讀中師男孩特別多，現在家庭都養得起啊，男孩為什麼要去讀師範，女孩讀師範就可以。男孩子為什麼要站在講臺上給人家教書啊，男孩可以做很多比教書更有意義的事情。天那麼高，可以任憑他們去飛翔啊。女孩子不行啊，像我們作為家長的，不希望自己的女兒受任何傷害，女兒走上社會以後，今天在這兒奔波，明天在那兒操勞，我就覺得太不安全了。男孩子我就得讓他去發展對吧，男孩子受挫了也不要緊，一事無成也是暫時的，他總會有成功的那一天。」A縣教育局人事股H幹事的女兒也是定向師範生，他說：「女孩子當老師還是可以的，是吧。如果是男孩子，我絕對不會強迫你。因為我是當老師過來的，男孩子當老師，總覺得還是屈才了啊。男孩子應該到外面闖一闖。」
第二，從成績看，出身於農民和農民工家庭的初招生，其初三時成績為優秀的比例高於中中階層家庭，後者特別是教師家庭更傾向於讓成績為中上等的子女報考定向培養項目，這一比例比中下階層家庭高出10％，如果子女成績優秀，他們可能不會讓其報考定向培養項目。這在對家長的訪談中也得到了證實。ZTE和H幹事在談到他們的報考決策時，矛盾又糾結，不同於農民或農民工等中下階層家庭，子女情況而非家庭經濟狀況是他們首要考慮的因素，其中學習潛力和性別又是最重要的。ZTE說：「女兒的文化智商都不是太高，高中以後也許會失敗。如果她特別會讀書，我想我絕對不會送她（去讀定向培養項目）。」A縣教育局Z主任在談到其親戚家孩子（父母均為教師）時說，「我們家裡會給評估一下他潛力有多大，潛力不大的話，初中走掉就算了。」在明晰了定向培養政策「吸引了誰」後，還需進一步分析它「何以吸引」學生，這就需要考察定向師範生的報考原因。根據已有研究和對生源特點的分析，本研究假設學生報考定向培養項目主要基於4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對教師職業的認可，包括對其社會地位、職業回報（如工資待遇、福利保障）、職業特性（如工作穩定、有寒暑假）等的認可；第二是政策設計的吸引，如公費教育、就業保障、學制縮短、迴避高考風險等方面；第三是個人偏好的引導，即個人喜歡當教師；第四是本地情感的牽動，如今後想在家鄉工作（既容易適應又能夠照顧家庭）、想服務家鄉教育等。
調查結果顯示，政策吸引是報考定向培養項目的最主要原因，他們中有87.89％的人選擇了政策相關因素，其中因為有編有崗的就業保障而報考的比例最高，佔67.08％。在對教育行政部門、初中學校校長以及學生和家長的訪談中，他們也都談到在當前就業壓力比較大的環境下，保障就業是最大吸引力。其次是經濟原因（57.20％），因為免交學費減輕了家庭經濟負擔，而且43.28％的學生表示如果不是公費教育，他們不會選擇報考，有38.36％的學生持不確定態度，僅18.36％的學生表示仍會報考。此外，有27.37％的初招生是因為不用參加高考、降低了風險而選擇報考。除政策吸引外，對教師職業的認可也是選擇定向培養項目的重要推動因素，特別是教師職業穩定這一特性，有一半以上的學生將其作為報考的重要因素。僅有不到30％的學生是源於對教師職業的興趣而報考的。本地情感的推動作用更低，為22.92％（見表5）。
表5 報考定向培養項目的原因
註：1.N＝3311，但「不用參加高考，降低風險」、「提前批次錄取分數低」、「學制縮短一年」以及「民族鄉計劃享受加分」四個選項是針對特定項目的，有效樣本量不等於總樣本，分別為2788、523、1235、2377；2.由於題目為多選題，故個案百分比之和大於100％。
主要出身於兩大階層五類職業家庭的定向師範生，其報考原因存在一定差異。農民和農民工家庭孩子的前5項報考原因與總體基本一致，依次為就業有保障、公費教育、教師職業穩定、個人喜歡當老師、沒有高考風險；出身於教師和黨政軍機關、事業單位或國企普通員工等中中階層家庭的定向師範生，其主要報考原因基本相同，即就業有保障、教師職業穩定、沒有高考風險、公費教育、個人喜歡當教師；個體工商戶家庭孩子的報考原因依次是就業有保障、職業穩定、公費教育、沒有高考風險、個人喜歡當老師，兼具前兩個階層的特點，但從各項原因比例來看，更與中中階層家庭更為接近。
不同階層家庭基本都把「就業有保障」作為最重要的報考原因，但在其他報考原因上存有不同。首先，農民和農民工等中下層家庭更重視經濟原因，不用交學費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是約67％的家庭所考慮的重要因素，而這一因素對於教師、個體工商戶以及黨政軍機關、事業單位或國企普通員工家庭的影響較低，分別僅有36.15％、43.00％和32.67％的家庭考慮了這一因素。相比較而言，他們更為看重教師職業穩定、沒有高考風險這兩項因素，關注比例顯著高於農民和農民工家庭，尤其是教師家庭，關注這兩個因素的比例分別為58.46％、37.84％，比農民或農民工家庭高出10％以上。另外，在因個人偏好而報考這一點上，農民、農民工家庭以及個體工商戶家庭的比例比其他職業家庭的都要高，其中比教師和黨政軍機關、事業單位或國企普通員工家庭的比例分別高出約5％和10％（見表6）。
表6 不同父輩職業家庭子女報考定向培養項目的主要原因
註：1.根據總體佔比較高或者職業對比鮮明而選擇列出5個報考原因；2.表中「普通員工」是指黨政軍機關、事業單位或國企普通員工；3.題目為多選題，比例是個案百分比，其和大於100％。
基於對定向師範生報考原因的調查，需要進一步探究報考原因的存在基礎，才能揭示定向培養政策吸引優質生源背後的邏輯。「政策利益主體對政策價值選擇的認可則具有或然性，只有那些符合併最終能夠滿足利益主體的需要和利益的政策選擇才會被他們認可、承認和自覺服從。否則，政策選擇就會被他們抵制和反對。」［4］政策若能存續、有效，其制度設計必與利益主體的實際需求相匹配。定向培養政策具有與中等師範教育相似的制度安排，而其在不同於中等師範教育所處社會環境下仍能吸引到比較好的生源，主要原因就在於它能夠滿足各利益主體需求，同時切合了社會現實背景。
1.公費教育切合貧困家庭的生存理性
報考定向培養項目的主體是農村孩子，他們的家庭經濟條件相對較差，公費教育是吸引他們報考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特別是對農村貧困家庭而言，更是如此。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和收入日漸提高，這些家庭雖大多不至於為生存發愁，但教育支出特別是高中和大學階段的支出會佔其家庭開支的很大一部分，甚至存在收入不足以支付教育費用的情況，「教育致貧」並不鮮見。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家庭對於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收益最大化，幾乎沒有進行計算的機會」，他們首先考慮的是生存需要［5］，更為關注這個政策給他們「帶來了什麼」，而不是可能使他們「失去什麼」，這可能也是一種貧困思維。家庭經濟困境成為重要的報考推動力，由此可以減輕家庭負擔，滿足其生存理性。當然，隨著農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和對子女教育日益重視，以及高中、大學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完善，公費教育的吸引力可能會下降。另外，中中階層一般比中下階層擁有更多的經濟資本，其生存需要已得到滿足，發展需求更為強烈，公費教育這一吸引因子在報考決策時的重要性降低，因而他們在報考時有更多的權衡、計算，這也是其容易糾結和產生矛盾的一個原因。
2.就業保障符合中下階層家庭迴避風險的邏輯
調查已經表明，就業有保障是學生及其家庭選擇報考定向培養項目的最重要原因。但它的意義已不同於中等師範教育時代，在當時接受中等師範教育意味著「跳出農門」，是改變身份和地位的重要途徑，現今定向師範生家庭在意就業保障這一屬性是與高校擴招、就業困難等社會環境，以及農民在這些環境下所採取的迴避風險、實現相對高收益策略息息相關的。
1999年高等教育擴招以來，學生上大學的機會不斷擴大，2017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5.7％［6］，遠高於1978-1992年的1％-4％，1993-1998的4％-10％；與此同時，教師特別是農村教師職業的吸引力還很弱，所以最優秀的學生往往選擇讀高中，進而努力考上重點大學。但為什麼仍有較多「次優」學生報考定向培養項目呢？這和當前高校畢業生人數多、就業難，以及農村學生上重點大學機會仍不高的社會環境有很大關係。高等教育擴招擴大了學生上大學的機會，高校畢業生人數也因而逐年增加，由2001年的110萬增加到2017年的794萬⑨，就業難的問題日益突出，畢業生供給的增加還導致了教育收益率降低。［7］儘管社會公眾有「考上好大學就能夠找到好工作」的認識，但重點大學中農村學生比例滑落的現象在2011年左右引起了社會關注，近年來政府和高校也出臺了相關傾斜政策，努力提高重點大學中農村學生的比例，但由於對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分析還不夠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策的實施效果［8］，農村學生上重點大學的機會不高仍是客觀現實。在這樣的環境下，考上好大學、找到好工作的風險比較高。而多數農民家庭是厭惡風險的，「面對生存安全和利潤的選擇，處於生存邊緣的農民會相當程度地偏向於選擇安全」，並不想通過冒險來獲得更大成功，在行動中往往堅持「迴避風險」的原則［9-11］。於是，他們不願意承擔有時也無力承擔孩子大學畢業後找不到理想工作的風險。而相比就讀普通高中，選擇定向培養項目則意味著就業有保障，且教師職業穩定，避免了高考風險和就業風險，解決了「兩大問號」⑩，是一個低風險的選擇；而且公費教育還降低了就讀成本，無論對於農民或農民工家庭，抑或對於教師、個體工商戶以及黨政軍機關、事業單位或國企普通員工家庭的「次優」學生來說，都是風險最小、收益相對較高的選擇。H幹事在談到讓女兒報考定向培養項目的原因時，算了一筆經濟帳，他說：「考上了二本還是需要去找工作，高中三年，大學四年，得十多萬吧。這十多萬呢，白送了！」
斯科特（James C. Scott）認為，「農民家庭對風險的承受能力，隨著生產資源滿足其基本生存需要的緊張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越是接近生存邊緣線——只要處於生存線之上——的家庭，對風險的耐受性越小」。［12］相對於中中階層家庭，農民和農民工等中下階層家庭的風險承受能力更弱，所以在抉擇報考時對子女學習潛力、性別等方面的考慮較少，只是普遍性地迴避風險；而中中階層家庭的風險承受能力稍強，資源、眼界、觀念等也更優，所以選擇性地迴避風險，願意為男孩或成績優秀的孩子冒風險，傾向於讓成績中上等的女孩報考定向培養項目。
3.職業特性契合各階層家庭對子女職業的期望
除政策利好外，教師職業特性本身也是吸引人們報考的一項重要因素，這與職業期望直接相關。對於子女而言，如果某一職業價值在父母職業中未能充分地起作用，那麼它在指導子女選擇職業時的重要性就較大，另一方面，如果它完全不存在，或者所代表的要求已經得到充分滿足，那麼它的重要性就趨於減弱。［13］農民和農民工家庭的生存不穩定性、無保障性（靠天吃飯、打工流動性大），決定了他們對子女職業的期望以及子女的自我職業期望都更認同「穩定」這一價值。在農村社會，在他們涉足最多的空間，教師和公務員是能看得見的擁有「穩定」工作價值的人群，這個價值目標雖是他們所不具備的，卻又不是遙不可及，所以就很可能體現在對子女職業的期望中。而有編制的教師職業是個「鐵飯碗」，意味著未來穩定的工作和生活，且更容易實現，因此他們比較認同子女從事教師這一職業。
對於農民家庭而言，教師這一職業儘管抵不上計劃經濟時代所謂的身份和地位「巨變」，但也意味著向上社會流動，符合農民家庭的漸進向上流動邏輯，也滿足了他們對子女職業的期望。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社會的分層結構逐步「定型化」，社會流動開始形成一定的規矩和規律，這使人們能夠大致預期自己的社會流動和社會位置。［14］我國農村的新精英階層包括私營企業主和個體戶、工資勞動者、農村幹部三種職業群體［15］，教師作為工資勞動者，在農村社會中屬於精英階層。儘管受市場經濟環境影響，農村社會的人們也更傾向於將經濟收入作為判定社會地位的標準，加之教師經濟收入本就不很高，其地位在農村社會結構變遷中稍顯式微，但在尊師重教傳統風氣的浸染下，教師職業仍享有一定的社會聲望。有調查顯示，40％以上的定向師範生認為教師在當地的社會地位處於中上等或上等水平，90％以上的人認同教師地位處於中等及以上水平。［16］可以說農村家庭特別是貧困家庭仍然尊重、認可教師職業，對於他們來說，選擇定向培養項目就等於在農村社會空間內選擇了向上流動。
教師等中中階層家庭之所以會讓子女特別是女孩選擇教師職業，除在一定程度上和農民家庭同屬資源弱者，選擇迴避風險和追求穩定的原因外，他們還形成了「女兒當教師更好」的觀點，這些觀點的形成深受傳統性別角色觀念的影響。我國幾千年來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兩性分工模式，儘管現代社會女性地位極大提高以及市場經濟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不斷催動社會觀念發生改變，多數女性從家庭私人領域走向了社會公共領域，「男尊女卑」、「男外女內」等不平等社會性別制度也早已從法律上徹底廢除，但傳統的性別文化觀念作為一種非正式約束並未伴隨正式制度的廢除而同步消失，仍或強或弱地影響了人們的性別期待。如認為男女應具有不同的氣質，承擔不同的責任和義務，男兒應志在四方，要有事業心、進取心和獨立性，要努力工作、掙錢養家；女性則應照顧家庭、撫養和教育孩子。這種性別期待直接影響職業選擇，導致了職業的性別隔離，即勞動力市場中的「女性職業」、「男性職業」現象。［17］「女性職業」多為護士、保姆、紡織工人、幼兒園教師、小學教師等，這些職業往往被認為是女性家庭角色向工作領域的延伸。［18］在我國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農村教師定向培養項目契合了人們對於女孩的性別期待和職業期待，文化因素使得女孩選擇定向培養項目的收益顯得比男孩高，所以報考定向培養項目的女生偏多，這在中中階層家庭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定向培養政策具有多重利好，幾乎每個利益主體都能夠找到接受它的理由，以上主要從作為一個家庭決策⑪的報考選擇角度分析其生源吸引邏輯。從師範生的角度看，根據訪談，定向培養政策能夠滿足他們迴避高中學習壓力、在家鄉附近工作、實現全面發展等諸多需求，正是這種多重利好、多重滿足和多重契合保障了定向培養政策的優質生源。當然，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社會環境日益變化和傳統文化日漸變遷，農民家庭的價值觀念和行動邏輯也會發生改變，定向培養政策也可能面臨生源困境，但我們相信制度是有機的，它也會因環境的變化而不斷改善。
注釋：
①2006年，湖南省在全國率先啟動實施「農村小學教師定向培養專項計劃」，後來隨著培養類型的豐富多樣、培養學段的延伸擴展，該計劃改稱為「農村教師公費定向培養專項計劃」。本研究主要聚焦農村小學教師定向培養政策。農村小學教師的定向培養主要有初中起點五年制專科、高中起點四年制本科、初中起點六年制本科三種學制，並已形成了省、市（州）兩級項目計劃格局。此外，針對農村教師隊伍建設的突出問題，還實行了針對性的專項計劃，如農村教學點教師公費定向委託培養計劃、農村小學男教師公費定向培養計劃。
②這些調查和訪談分別包括：在湖南省懷化市A縣和B縣的教育局與其招生、人事、基教等部門進行了座談。結合所承擔培養任務和學校歷史等因素，選擇3所培養院校（Y師、C師和Z師），訪談了院系負責人、任課教師、輔導員等；同時採取分層抽樣和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式，與17名定向師範生進行了訪談（13人）或座談（4人）。選取2所農村初中（TXH學校、SAX學校），訪談了2名校長和1名班主任（也是定向師範生家長）。訪談（3名）和座談（2名）了5名定向師範生家長，其中4名家長由農村學校幫忙聯繫，另1名是A縣教育局工作人員。採用分層抽樣、隨機抽樣和整群抽樣相結合的方式，對4所培養院校的定向師範生進行調查，共回收問卷3317份（有效問卷3311份，有效回收率為99.82％），其中初中起點五年制專科學生、高中起點四年制本科學生、初中起點六年制本科學生的佔比分別為46.90%、15.80%、37.30%。採取隨機抽樣的方式，對A縣三所初中（1所城關鎮初中、2所鄉鎮初中）的學生進行了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409份。
③家庭所在地為縣城、鄉鎮、村屯的學生的比例分別為57.95％、11.00％、31.05％。
④本文將「初中起點項目」簡稱為「初招項目」，並根據調查地區的習慣，將其定向師範生簡稱為「初招生」。相應地，將「高中起點項目」簡稱為「高招項目」，將其定向師範生簡稱為「高招生」。
⑤除對懷化市的樣本縣（A縣、B縣）做了編碼處理外，對涉及的該市其他縣也做了編碼處理。
⑥根據A縣教育局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出。
⑦去掉了家庭所在地為城市的定向師範生樣本。湖南省農村教師定向培養政策的生源計劃以縣（市、區）為單位，家庭所在地為城市的學生佔用生源所在區的招生計劃。2011-2016年，來自城市的定向師範生的比例呈下降趨勢，這可能與一些城區的需求計劃數減少有關。
⑧此項分析主要基於父親職業。由於父親職業為私營企業主，城市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醫生等專業技術人員以及黨政軍機關、事業單位或國企負責人的定向師範生的比例很低，且樣本量比較少，故未列入分析。
⑨數據來自教育部公布的2001-2017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其高校畢業生統計口徑為研究生畢業生、普通高等教育本專科畢業生。
⑩這是訪談中L校長的用語。他說家長對於孩子去讀高中有「兩大問號」，即「這個成績去高中，又能考個什麼樣的大學，是個大問號」，「考上二本院校，畢業以後找工作又是個大問號」，所以不少家長還是選擇報考定向師範項目。
⑪根據調查，初招生和高招生在報考時的決策主體上不存在顯著差異，由父母與其家人決定（比例分別為38.13%、44.17%），或者他們與家人商量決定（分別為41.36%、34.99%），僅14％的是自己單獨做出決定，由此可見，報考與否是家庭決策而非個人決策的結果。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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