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根據視覺語法理論和巴爾特的符號學原理，解析電影《戰狼Ⅱ》的敘事畫面可以理解該電影的互動意義和構圖意義。在解析電影畫面含義的過程中探討了該部電影如何成功塑造出一個英雄軍人的形象，分析了電影在敘事過程中如何通過畫面和有聲語言共同構建中國在新時代的國家形象。
【關鍵詞】視覺語法；巴爾特符號學；國家形象、
一、引言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我國與世界上的文化、經濟交流越來越廣，但是網絡語境下或者外國環境中仍存在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誤解現象，甚至一些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仍然停留在裹小腳、留大辮子的階段。在這樣的社會語境下，如何表達和敘述中國的國家形象成為當前文藝界和學術界的一個要務。
當代許多中國文藝工作者不再像以前那樣從內部來描寫中國的形象，而是開始「周邊看中國」[1]，比如2016年12月上映的程耳執導的《羅曼蒂克消亡史》，就是從一個熟悉中國文化的日本人的視角來講述中國的近代史進程，這是從外部視角來理解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多元化矛盾問題。還有2017年7月上映的吳京執導並主演的《戰狼Ⅱ》則是在更為廣闊的國際環境下來構建中國的大國形象。本文將根據視覺語法理論和符號學理論來解讀《戰狼Ⅱ》的中國形象的構建。
二、理論概述
（一）視覺語法
系統功能語言學派從誕生之初就一直致力於語篇和交際的研究，但是近年來，學界開始將研究的目光轉向了交際中的圖像、姿勢以及空間運用的表達與功能[2]。公共符號學專家Kress[3]認為，視覺符號和語言符號共同形成的意義是大於二者的簡單相加所得的意義總和的，van Leeuwen[4]將多模態分析運用到了影視文藝作品的領域。這種觀點是基於韓禮德的社會符號學理論的，它強調的是符號的功能和社會意義，認為解讀符號的意義一定要基於特定的社會語境。這一理論被廣泛地用來分析各種文藝作品，例如戲劇、小說、電影、音樂和視覺藝術等。電影作為一個視聽覺的符號系統不僅具有符號性，還有藝術性，它的表達和傳播效果更佳，在國際傳播語境下更具有渲染力和說服力。對於電影圖像的解讀，要研究視覺符號和語言符號的互動關係，並對其進行綜合性的話語分析，才能解構其意義和文化內涵。
O』Toole[5]等人提出語篇是社會實踐的符號成分，而Kress[6]認為語篇是社會語境中所存在的所有符號系統，不僅有有聲語言，還包括文字、圖像、顏色等視覺符號，還有音樂、音響等聽覺符號系統，還在系統功能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視覺語法的多模態語篇分析理論。韓禮德先生強調社會符號性，早在1978年時就提出了語言的語法規則不僅僅是用來參考的，而是「製造意義的資源」，因此，社會傳播中的符號系統不僅包括語言符號，還包括多種非語言符號，他提出的語言的三大元功能也不是僅限於語言符號系統的。因此Kress[7]在此基礎上構建了視覺語法理論框架，提出了圖像表達的三種意義功能：再現意義、互動意義和構圖意義。
圖像的再現意義是對應於系統功能語法中的概念功能的理論，指的是圖像能夠真實客觀地複製現實世界，它呈現的是圖像中各個符號之間的交際關係[8]，可分為敘事性再現意義和概念性再現意義兩大類，其中敘事性圖像包括行動、反應、言語和信息四種過程。圖像可以展示再現參與者、觀看者和圖像符號系統之間的關係，這就是圖像的互動意義。圖像符號系統通過接觸、距離、視角三個層面的交互作用來建造互動意義，並能體現出觀看者對再現的圖像的理解和所持的態度[9]。圖像的構圖意義是指將圖像的互動意義和再現意義統合起來，形成一個新的有意義的符號系統。簡單來講，普通語法學是研究人們用語言表達什麼，而視覺語法描述視覺符號的組合規則，是為了研究人們如何用圖像來表情達意以及圖像是怎麼表現人們的社會行為的。
（二）符號學
索緒爾提出符號是由能指和所指組成的，電影因其符號性而成為一種能夠攜載大量信息內容的訊息體。而從傳播學的角度看，訊息是在某種語境下、傳播者在傳播過程中所傳遞的內容，應該屬於能指。但是對於電影來說，它的表達式是多模態的組合體，又屬於所指，圖像是其核心內容，並由音樂、音響、臺詞等多種模態共同組成。電影符號也因此成為由兩種不同結構構成的訊息體，一個是圖像本身的結構，另一個是與圖像並存的聲音系統，包括臺詞、音樂、音響等。在電影的傳播過程中，這兩種結構既相互協作又相互獨立，聲音系統和圖像系統之間的關係不僅是統一的關係，還有聲畫對立等表現形式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內涵意義和藝術效果。
巴爾特符號學理論認為「素描、繪畫、電影、戲劇和照片一樣都是現實的類似性再現，它們均是一種無編碼的連續訊息」。鑑於電影符號的表層和深層結構的二元統一，就需要觀看者進行解讀。所以，要理解電影的表層含義和深層隱喻意義，需要在社會語境下解讀其二元結構，在視覺語法的視角下來解讀其象徵意義。
三、《戰狼Ⅱ》圖像意義——國家形象的構建
《戰狼Ⅱ》上映後，觀眾、影評人、新聞記者等都在尋找該部電影的事件原型。打擊海盜以及撤僑行動就是這部電影的原型事件，《戰狼Ⅱ》以聲畫符號敘述再現了我國的外交形象和軍事形象。這部電影作為一個傳遞中國國家形象的符號系統，我們更加注重的是它的互動意義和構圖意義的呈現。
（一）《戰狼Ⅱ》圖像互動意義分析
視覺語法中的互動意義主要是研究圖像參與者、圖像符號系統和觀看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傳遞觀看者對圖像的理解和所持的態度。圖像的觀看者，也就是圖像互動意義的重要參與者與創作者之間沒有直接的互動，也不了解圖像創造者的創作意圖和過程，而是通過圖像中的符號系統來解讀，所以摻雜有個人的思想色彩，甚至會出現歪曲或者過度解讀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圖像的再現意義代表的是一種通過象徵性符號來實現的社會互動關係，圖像的互動意義需要通過「接觸」「社會距離」「情態」等要素來實現。
「接觸」是指圖像中的參與者與觀看者之間通過視線接觸而建立起的一種意義關係。當圖像中的參與者視線指向觀看者時，二者就發生了「接觸」關係，視覺上有圖像參與者向觀看者「索取」的效果，這類圖像就是「索取」類圖像。如果二者沒有視線接觸，圖像只是展示一些信息，這種圖像是「提供」類圖像。但影視圖像的拍攝視角並不是完全客觀的，尤其是影視類作品的拍攝過程是追求思想的表達和藝術效果的展現，它的表現態度取決於拍攝者的創作意圖和拍攝視角，不同景別、景深，不同的拍攝高度都能表達不同的含義並產生不同的藝術效果。在《戰狼Ⅱ》開場的一組鏡頭中，沒有人物視線出現，只有河流的景色，看不到河水的流動，但是鏡頭一直緩緩向前推進，這種圖像沒有移動向量，是提供類的圖像。從02′05″開始，鏡頭的運動不再是開場時的隨著河流慢慢推動了，變成了向著翻滾的波浪前行，這時就由開篇的提供類圖像轉變成了索取類圖像，電影畫面在向觀眾索取想像的互動。人們在進行象徵性的互動行為時，要受傳播情境的約束，不僅要注意視覺因素，還要注意聽覺因素，電影的構成除了畫面以外，還有音樂和音響，這是人們在解讀電影時必然要考慮的因素。
「社會距離」的遠近跟鏡頭的景別大小有關。一般來說，景別越大所表達的社會距離就越遠，景別越小所表示的社會距離越近。《戰狼Ⅱ》17′53″開始的一個超市場景中，景別在不斷變化。由吳京數錢的手部特寫鏡頭轉到于謙飾演的身著藍色沙灘襯衣的中國商人和吳京飾演的冷鋒進行接觸，這時是中景的景別，即取景框從頭頂劃到膝蓋以上。中景景別能夠讓觀眾比較清楚地看到表演者的面部表情。緊接著又轉為中近景的景別，即畫面顯示到人物的頭頂到腰部，觀眾的視線焦點就集中到了演員的面部表情和手部動作，凸顯了畫面中兩個人物之間的矛盾焦點。但講到「大家都是中國人，這樣好嗎」的時候，景別突然轉換成了特寫。所謂特寫鏡頭就是頭頂到肩部的畫面，圖像的中心人物的手臂就不會出現在畫面中了，觀眾的視線焦點全部集中在演員的面部。在這個敘事段落中，景別不斷縮小，在逐漸拉近觀影者和表演者的社會距離，意味著觀影者和圖像中的表演者之間社會互動行為會越來越緊密，提高了觀影者的好奇心、參與度和代入感，甚至有在現場圍觀的感受，能喚起觀眾的認知圖式，聯想到自己身邊熟悉的人和事，增進了對電影的親密度，激發起觀眾對下一步劇情發展的好奇心。
Kress認為「情態值」是判斷畫面真實度的重要因素，由高到低分為三種情態值。圖像的情態不僅可以通過語言符號來標記，還能通過情態標記來反映，高情態的表現手法會使圖像觀看者對圖像信息持信服的態度[10]。在電影、廣告等藝術類的視覺符號系統中，色彩屬於高情態值的標記元素，具體分為色彩飽和度、色彩區分度、色彩協調度、語境化、再現、深度、照明和亮度等八個情態標記。影片《戰狼Ⅱ》中出現強烈色彩的地方有三個場景。
其一是在18′10″時，于謙飾演的商人說到「我從上個月14號下午三點開始就不是中國人啦」時，此時他身著藍色海灘襯衫，把逐利的商人的形象演繹得入木三分，這樣的臺詞能激發觀眾內心的民族精神和愛國精神。藍色的襯衫在人影晃動的超市的語境裡，色彩很鮮明，演員從表情、肢體動作和服飾上演繹著「奔向自由」。
其二是接下來紅巾軍襲擊超市時，鏡頭中出現了商人戴的紅帽子、穿的紅西服，無論語言還是著裝都在向對方妥協，顯示出他在極力融入這個戰亂的環境。這個畫面與22′38″時于謙在受到反政府武裝襲擊時又說「我們是中國人」形成了對比，此時畫面中才出現了他的中景鏡頭，觀眾才看到原來他穿黃色襯衣紅色外套，這樣的撞色搭配，會激起觀眾對我國奧運隊服的聯想，喚起觀眾為國爭光的愛國精神，也凸顯了這個唯利是圖的商人形象。鑑於這樣的社會環境，觀眾與畫面產生互動意義，才能更好地理解電影創作者的意圖。正是這個商人前後明顯差異的表現，才更加凸顯了主角冷鋒堅毅的、愛國的軍人形象。正是影片的這種「不寫之寫」，低調的冷鋒的人物形象卻鮮明起來，觀眾在與圖像互動的過程中，逐漸建立起對中國軍人的信任和以祖國為榮的感情。這是影片一開始就奠定的基調，也是推動後續情節發展的內在動力。在冷鋒一路保護大家登上了中國的撤僑軍艦時，看起來唯利是圖的商人主動跟冷鋒討論那顆子彈的事情，體現出了其人性的光輝，這時觀眾才恍然大悟他穿的衣服所隱含的意義，「紅與黃」象徵了中國商人闖天下的激情、遇到逆境的自我保護和有情義的人性光輝。這些互動意義，觀影者只有調動自己過去的認知圖式，激發自己的相關聯想，才能主動獲得與影片中的參與者相似的體驗和互動意義。
其三是影片結尾處，冷鋒手舉國旗穿越火線的一組鏡頭。畫面中鮮紅的國旗，有強烈的色彩區分度，處於視線的焦點，屬於高情態值。對於觀眾來說，在隨著影片經歷了一番戰火之後，鮮豔的國旗具有極強的視覺衝擊力和情感渲染力，這組畫面能使觀眾產生較強的信服感。鮮紅的旗幟和黃色的五角星，這兩個色彩元素不僅與影片開始的「紅西服黃襯衣的商人」形象相互呼應，更與影片結尾的紅色護照和金色國徽相呼應，讓在海外的華人華僑更加有歸屬感，激發中國人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
互動意義是傳遞語篇交際功能的重要方面。但是互動意義的獲得需要有基本的認知和感情基礎，這就要以圖像再現意義的認知為基礎。人們對信息的獲得和解碼過程是先獲取畫面的輪廓，再解讀其意義，然後再獲得情感和心理體驗，因此，人們對圖像再現意義和互動意義的解讀是一個隨著認知過程的不斷推進而漸漸深入的過程。人們的認知和聯想投入得越多，產生的互動意義就越豐富，對電影語篇的理解就越深刻。
（二）《戰狼Ⅱ》的圖像構圖意義分析
構圖意義相當於功能語法中的語篇功能，是圖像如何通過信息值（information value）、顯著性（salience）和取景（framing）三個參數系統的布局來實現圖像再現意義和互動意義的融合。簡言之就是圖像通過各個參數的排列組合來表達一種藝術效果。信息值主要依靠圖像中各個表現者的構圖位置來實現。顯著性是依據前景或背景中的主要構圖元素的表達程度來吸引觀看者的視線。取景是指圖像語篇中或實或虛的構圖分割線。
通過信息值，圖像觀看者可以判斷出圖像元素的地位或重要性，一般情況下，居於畫左的是已知信息，居於畫右的是新信息；居於上方的是概括信息，居於下方的是具體信息。這種構圖元素的位置安排跟韓禮德先生提出來的「已知信息 新信息」的結構是一致的[11]。還有一種是「中心—邊緣」的布局，Kress認為這種布局中，位於中心位置的構圖元素是重要的，邊緣的構圖元素是次要的。但是解構主義的理論卻顛覆了傳統的認知模式，解構主義認為邊緣信息更能傳播出多樣化的社會文化和意義，因此「中心和邊緣的信息值取向需要和社會文化相聯繫」[12]。比如在影片《戰狼Ⅱ》中有很多打鬥和戰爭的場景。在冷鋒與敵人對決時，景別一般選用中近景和特寫交替剪輯，這種剪輯方式能加快影片的節奏，推動劇情的發展，牢牢抓住觀眾的眼球。在畫面當中，中近景和特寫鏡頭中的人物經常是左右位置交替出現，冷鋒出現在畫左時，下一個畫面中與冷鋒對話的人就居於畫右，如此交替，由已知信息到新信息的更替來推動劇情的快速發展，這是影片畫面語言的一種敘事策略。而影片最後在工廠裡，冷鋒等人與反叛軍和僱傭軍展開戰鬥，戰場推進到老庫房時，畫面信息常在中心位置出現冷鋒，而在邊緣位置出現工人或者女醫生的影像。這些畫面就打破了傳統的中心—邊緣的認知模式，觀看者在這樣的觀影語境下絕不會把冷鋒和工人、女醫生當作對立面來解讀，也絕不會因為工人等所在的邊緣位置而忽視他們。相反，觀影者會因為畫面中心人物的英勇行為，而更加注意到邊緣圖像元素的相對弱勢地位，進而產生一種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心和對核心人物的敬仰之心、贊同之心，以此可以提高觀影者的代入感，更能接近影片創作者的真實意圖：我國國民無論身處何地都將受到日漸強大的祖國的保護，祖國不會放棄我國的人民。
另外，影片的構圖元素所佔的比重大小為顯著性的解讀提供了依據。Kress認為前景和背景的透視地位能夠凸顯顯著性，但是這種顯著性只能依靠主觀判斷，沒有客觀的測量方式。因此一般情況下，居於前景且比重較大的構圖元素會被看作重要元素，居於背景中又相對比重較小的構圖元素則是次要元素。但是構圖元素的認知需要與社會和文化相聯繫，因此在一定的社會情境下，圖像中的一些比重較小的構圖元素雖然居於背景中不重要的位置，也會因為社會語境而被賦予特殊的意義。在《戰狼Ⅱ》的19′09″開始的一個段落，是冷鋒與非洲人民一起在沙灘上娛樂的場景。這組鏡頭中，有冷鋒在烤魚或喝酒的畫面，冷鋒在這些畫面中毫無疑問居於畫面前景，而且是中心人物，處於觀影者視線的焦點位置，屬於高顯著性信息。但是觀影者卻難以忽略背景中的構圖元素，背景中是非洲人民在載歌載舞，這些動態的背景構圖元素與冷鋒這個相對靜態的中心元素形成對比，提高了邊緣信息的顯著性，增強了單幅畫面中的信息量，能夠吸引觀影者的視線，帶動觀影者的思維進程。在我們「一帶一路」的倡議指導下，人們會通過畫面直觀感受到我們和非洲人民之間的友誼。然而，接下來反叛軍襲擊村莊，冷鋒畫面的背景信息突然由其樂融融變成了戰火紛飛，這樣的構圖方式通過對比蒙太奇讓觀眾獲取一個新的信息整體，直觀感受到和平的美好和戰爭的殘酷。在這個場景中，面對反叛軍的襲擊，背景畫面是人們紛紛逃散，但是畫面的中心人物由冷鋒變成了他和乾兒子一起，這又使中心信息和邊緣信息形成了一個明顯的顯著值，更加襯託出在危難時刻冷鋒作為軍人的天性和勇敢。冷鋒這個英雄形象的塑造正是隱喻了中國當前在國際上的有擔當、有作為的大國國家形象。
總之，圖像的解碼者在判斷圖像的構圖元素的顯著值時，不能僅僅考慮圖像元素的物質屬性，不能只看構圖元素的位置和所佔比重的大小，還要結合構圖元素的社會屬性，要考慮到社會意義和文化內涵，這樣才能對構圖元素的顯著值有一個較為全面的綜合判斷。
四、結語
電影符號天然具有二重性，要理解電影的表層含義和深層隱喻意義，需要在社會語境下解讀其二元結構，在視覺語法的視角下來釋讀其象徵意義。本文主要依據視覺語法理論和巴爾特的符號學理論，從互動意義和構圖意義兩個層面對電影《戰狼Ⅱ》進行了解構。電影圖像的再現意義代表的是一種通過象徵性符號來實現的社會互動關係，電影《戰狼Ⅱ》的互動意義也是通過「接觸」「社會距離」「情態」等要素來實現中國國家形象的構建。電影符號的形指和意指的二元結構也通過聲畫統一來實現，比如電影開片時「商人」的服裝由藍色換成「紅+黃」色時，相對應的臺詞也由「不再是中國人了」變成「我是中國人」，這種聲畫統一的表現方式能深化觀影者的理解程度，塑造以冷鋒為代表的中國軍人形象。構圖意義相當於功能語法中的語篇功能，是圖像如何通過信息值、顯著性等參數系統的布局來實現圖像的藝術效果。圖像解碼者在判斷圖像的構圖元素的顯著值時，不僅要考慮圖像元素的物質屬性、構圖元素的位置和所佔比重的大小，還要結合構圖元素的社會屬性和文化內涵，才能完成對電影《戰狼Ⅱ》的正面形象的塑造和有擔當的大國形象的塑造有更深的理解。通過視覺語法的分析可以理解電影《戰狼Ⅱ》的藝術效果和構建的意義，但與隱喻機制的認知相結合能更深刻、全面地理解電影的功能，這將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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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原文化藝術學院）
(責編：趙光霞、宋心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