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發明表面上是科學與歷史問題,實質上是話語權問題,誰是世界主人的問題。
古代中國是全球文明的主要貢獻者,蒙元打斷了華夏文明全球化的進程,並把華夏文明全面西播。蒙元不是經濟全球化的開拓者,它是陸權殖民全球化的成功典範。明朝在宋元的廢墟上重建並進一步發揚光大了華夏文明,並短暫的開啟了中央帝國的全球化。 全球化進程並非現行歷史表述的那樣,全球化的主導者、全球化的範圍與密切程度遠超現有歷史體系所呈現給我們的樣子。 唐德宗時期,聘國使楊良瑤攜判官和國信、詔書,率外交使團,揚帆西洋,出使印度洋沿岸南亞、中東國家,抵達黑衣大食,距今已有1200年。2007年,「南海一號」出水,不僅出土了數量驚人的瓷器,它沉沒的原因才是真正的秘密,「南海一號」實際上是南宋向歐洲大量出口鐵鍋諸多商船之中的一條。它的排水量超過800噸、載重量超過400噸。在南宋的海船中間,「南海一號」應該不是最大的。然而這一切均不載於正史。
若非考古發現,我們只會相信是鄭和開啟了大航海時代,不會知道歐洲在南宋時期連生鐵的規模化冶煉都無法實現。如此看來,的確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撥弄歷史。那麼,究竟是誰,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四大發明,除造紙一術成熟於兩漢,印刷、火藥與指南針均在兩宋得到了廣泛應用。四大發明對於全球的意義自不必說,文化的傳播、地方割據的打破、全球化進程的開啟。但這背後隱藏著一個更大、更深刻的疑問,兩宋已為全球現代化完成了基礎建設,那麼更偉大、更開放的大明一朝為全球現代化又做出了哪些貢獻?比如科技體系,比如工業體系,比如教育體系。然而沒有,完全沒有,就像是敦煌壁畫被切割剝取後剩下的空白牆面。所有人都知道,那裡原本有一幅幅曠古絕世的壁畫,然而現實卻是空白。空白是真實的歷史嗎?顯然不是,那只是試圖掩蓋卻又無法完全掩蓋的歷史盜洞。蒙古、阿拉伯帝國送給歐洲的中華文明的殘羹冷炙催生了歐洲的文藝啟蒙與宗教改革,馬可波羅和白圖泰點燃了歐洲擺脫蒙昧黑暗中世紀的文明之光。然而在真正的原創文明面前,達文西的「天才創作」不過是對真正工業技術的拙劣模仿。因為真正的文明體系,是硬體、軟體與社會環境的有機融合。達文西不過是一個有幸得窺大觀園建築手稿的粗鄙畫匠。
與北美的印地安人差不多同一時期,建州蠻夷、委身事奴的軍閥們向漢人舉起了屠刀,從遼東到大同、從揚州到廣州,數千萬漢人身首異處。鮮血染紅了遼河、黃河,染紅了大運河、長江,也染紅了靈渠與珠江。
早些或晚些時候,湯若望們正在北京為籌建格林尼治天文臺做準備,徐光啟與王徵等人在接受洗禮之後,拱手向TZ教會送上了大明科學院和國家圖書館的鑰匙。利瑪竇的其它同僚們正在為中國瓷器改進工藝、為中國茶葉改良品種不遺餘力的貢獻技術…… 在利瑪竇和湯若望來到中國之後的若干年,明朝熊熊燃燒的科技之火熄滅了。而在遙遠的西方,工業革命發生了,英國、法國,新的列強在工業革命的加持下開啟了全球化時代。工業革命的種子來自何方?而此時的大明歷史特別是有關科技、工業的歷史已面目全非。明朝的滅亡是東林黨、軍閥、TZ教廷、滿清政權一場完美的聯合作業。
它們系統地剽竊、刪改、毀滅華夏典籍、工業系統和文化傳承。通過聯合作業,它們給中國人戴上了永世做牛做馬,不得翻身的枷鎖。在這些枷鎖中,有一個叫《幾何原本》、有一個叫《四庫全書》、有一個叫《康熙字典》、有一個叫《弟子規》,它們籍此為文明命名,為歷史作注。在這個漫長的黑暗劇本中,利瑪竇被粉飾成一盞指路馬燈,徐光啟則是牽著愚昧落後的牛馬中國韁繩的蚊鳴歸化者。在這個敘事設定中,中國越黑暗落後,西方作為人類文明的燈塔,其光芒愈加充滿神性,它統治世界就愈加正義與合理。朱載堉創建了十二平均律,為音樂教育的社會普及完成了基礎施工,世界藝術史上沒有他的名字;王文素完成了《算學寶鑑》,開啟了微積分的大門,在他之後一百多年,牛頓、萊布尼茨幾乎同時「發明」微積分,數學史上沒有他的名字;宋慈早在一千年前完成《洗冤錄》,世界醫學史上認為它只是孤立的著作,不成體系;宋代吳簡的《歐希範五臟圖》和楊介的《存真環中圖》是中國早期的解剖學專著,清代王清任的《醫林改錯》,進一步完善解剖學,是我國傳統醫學的傳承與發展,然而同樣不彰於世。
這些成就,要麼因為影響大,得以留傳至今。要麼被發現,得以重見天日。然而在西方TZ教廷與滿清聯手系統性毀滅文化成果方面,能有多少不慘遭毒手?文化的毀禁、滅絕、剽竊,無異於另一種屠殺。
明朝以外和以後的世界,葡萄牙、西班牙開啟了以大航海為主導的全球殖民新時代,美洲的滅族戰爭、非洲的奴隸貿易、印度、東南亞的殖民徵服、兩次鴉片戰爭、列強侵華,一戰、二戰,都是這個全球殖民體系的持續與升級,直至今天,其內核並無實質性改變。再回到四大發明的問題上來,為什麼在洋人手裡建立了近現代文明,而中國湮沒無聞?那就要問問東林黨在葬送華夏文明方面做了些什麼?問問利瑪竇、湯若望、鄧玉函等海外的TZ教徒如何欺世盜名,把偷竊粉飾成贈予;就要問問徐光啟、李之藻、王徵等本土變異的TZ教徒如何裡通外國,把國家科學院、國家圖書館拱手送於蠻夷?就要問問康乾為代表的滿清政府如何勾結蠻夷,系統性的銷毀華夏的科技資源、文化資源、奴化華夏的教育系統的?就要問問近代西方列強又是如何編織一張殖民地史學的大網的?中國原創的要麼改個名字據為己有,要麼打壓刪減,不見天日。
近代中國人在重要科技領域多有建樹,但往往只能作為洋人的助手而寂寂無名。王助是「波音之父」,發明了波音公司的第一架飛機,現在有幾個人知道他的名字?王安發明了電腦,被美國科技界聯合剿殺;估計沒幾個人知道美國「民兵」飛彈總師是錢學森的同學林樺。錢學森若非回到國內,科技史上怕是不會有他的名字。炸藥獎政治傾向自不必多言,稍用心想想,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甚至毫不掩飾。
歐美是人類文明的燈塔,這是全球殖民體系下的政治正確。
歐美列強掌握了現有世界統治權。
掌握了全球文明史的著作權,肆無忌憚的發明一系列文明古國,每一個都要比中國更古老,中國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好的,中國人的祖先絕不允許稍稍優秀;掌握了科技工業霸權,讓中國人只能從歐美發達國家乞求最先進的工業母機、精密儀器、高端晶片、作業系統、生物醫藥;掌握了科技學術霸權,讓中國人只能在《SCIENCE》、《NATURL》、《CELL》等期刊發表論文,才算取得了成績,中國人去歐美實驗室做寂寂無名的助手已是上帝賜予的恩賞;掌握了媒體霸權,《時代周刊》、好萊塢都能定製批發寓教於樂的中美親善教材;掌握了金融霸權,全世界的人都會排隊去華爾街送錢,去納斯達克敲鐘。 作為大學教授,不去尋找近現代中國落後的結構性原因,卻把華夏近代落後的結果當成原因,歸結於信仰缺失、文化缺陷、種族缺陷,進而為虎作倀,宣揚逆種族主義思想。這是奴才做久了,不願意站起來,還要跪伏在蠻夷身後,拉著全國人民一起做奴才。這種文化漢奸、變種夷狄,殺之不足惜,要是還能在高校佔著教師的身份遺毒國民而無人討伐的話,那國家社會才是真正的無望了。 中國的知識青年勇敢的站起來,對買辦知識分子說不,這是華夏正統文明對殖民史學的討伐,是主人文化的甦醒,是華夏民族怒火的洶湧。 教師者,傳道、授業、解惑;教師者,滋蘭樹蕙;教師者,憂天下之憂。牧師,光明與黑暗的轉化器。它們來到中國教人典宗背祖,棄人為獸,做上帝的羔羊,做有罪的韭菜。它們在為中國「送來」「7000冊」科技著作之後,領先全球的東方沉淪成地獄,而黑暗中世紀的歐洲卻藉助科技發動機的強勁動力迎來了500年的飛速發展。
近代西方施於華夏牧師式的慈善一直未曾斷絕,斯坦因送來了敦煌,瓦德西送來了園明園,戈洛文送來了外東北,伊藤博文送來了遼東和臺灣…… 在利瑪竇、湯若望、鄧玉函等蠻夷牧師的熱心幫助下,徐光啟、李之藻、王徵把自已獻給了TZ,也把自已的祖宗、自已的民族、自已的文明當成贖罪券,拱手送給黑暗。像這種連脊梁都直不起來的人豈能為師?如果高校的校長老師們都是徐光啟汪精衛之流,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有未來嗎?
1917年7月,滿清政權覆滅5年之後,軍閥張勳率辮子軍入京復闢,為黑暗殘暴、對華夏民族犯下滔天罪行、血債纍纍的滿清政權招魂;不久前,清華教授吳國盛稱,「中國古代沒有科學,四大發明不屬於科學。」2019年8月,電子科技大學副教授鄭文峰稱,「『四大發明』在世界上都不領先,也沒形成事實上的生產力或協作」,「中國古代沒有實質上的創新」。 一個時代的落幕,總會有前朝的遺老遺少跳上舞臺,為他們「欲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哭喪。一個時代的落幕,必定是伴隨著舊體系、舊秩序的退潮而完成的。 地震將至,群犬狂吠。伴隨著這狂吠,舊的殖民體系、舊的歷史劇本、舊的學術標準都將隨著舊時代煙消雲散了。 1949年以來的70年,中國又一次證明了誰是歷史的創造者,誰才是歷史的主人。在新的時代面前,我們要親手把舊世界、舊秩序扔回它們本應永世禁錮的黑暗深淵。---
誰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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