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撓米成】
為什麼近代科學只在歐洲文明中得到了發展，而未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成長？這個問題被反覆地提出和討論，人們試圖從政治體制的、經濟結構的、文化價值觀的、乃至農耕民族興修水利等各個角度找到答案，而作為科學的工具語言，它的現代化在這場討論中卻較少地被提及。在本篇中，筆者想就古漢語是否阻礙了近代科技在中國發展這個問題做一個初步的、粗淺的探討。
1、古漢語缺少廣泛應用的數字符號系統
現代科學是實驗科學，系統的實驗需要以數學的方式將假說表達出來，以增強其精確性。因此，數學化是現代科學的一個關鍵環節。而作為數學的載體，一套高度抽象、邏輯嚴密的數學符號是必不可少的，這套數字符號系統正是中國的古代文字中缺少的。
儘管，中國古代的數學家們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數學的符號載體始終沒有突破漢字體系，以至於「幾千年的傳世著作中都未曾出現過科學系統的數學語言」。【1】
在我國古代數學著作裡，數字的記錄是由「個、十、百、千、萬、億、兆、京、土亥、秭、壤、溝、澗、正、載、極、恆河沙、阿僧底、那由他、不可思議、無量數」這樣複雜的方式完成的，缺少了直觀性和易用性。
當然，配合這樣的計數體系，我國也有過專用的運算工具，比如春秋時候就發明出來的算籌，祖衝之就是用它成功地算出了圓周率。但是，由於運算的時候需要很大的地方擺算籌，運算越複雜，需要的面積越大，失去了便捷性；而且運算的過程就是挪動算籌，算到了下一步就無法看到上一步的運算過程，無法檢查錯誤。
圖一：早期算碼
對應著算籌，古人曾經發展出一套包含數字1到9的「算碼」，並且通過橫豎的排列來區分個、十、百、千的數位。這套算碼系統在當時相當發達，採用十進位的時間比西方早了一千年，並能夠迅速地實現複雜運算。
圖二：用算碼錶達的公式
早期的算碼系統已經可以區分正負數了，可以準確便捷地進行運算。不過，沒有「整數零」這個概念（通常認為零的概念是印度人發明的）一直被認為是一種缺陷。上世紀70年代出土於甘肅居延肩水關遺址的漢代簡牘可以為早期中國計數方式中不存在「整數零」提供旁證：這些漢簡中有一些是用來記錄考核官員績效的，根據當時的運算規則，被評價人員的總分數排列的方式是「……負五、負三、負一、得二、得四、得六……」。這種看起來非常奇怪的數列，「是以等差關係排列的」，因為當時中國人的概念中「徹徹底底就不存在『整數零』這個數學概念」。【2】
東漢以後，隨著算盤的出現，數字的運算實現了輕量化，被民間廣泛使用，以算碼為基礎的筆算系統逐漸棄置不用。但是，算盤和算籌一樣，是通過運算工具的物理移動來輔助運算的，只能體現最終計算結果，而無法回溯運算的步驟（當然，邊打算盤邊記錄也可以，但這會佔據大量的時間），這也就大大地限制了運算的複雜性。
同時，由於算碼（計數系統）和算盤/算籌（算數方法）的發達，在世界上領先一時，在一定程度上抵禦了外來數學語言的滲透。以至於在13-14世紀阿拉伯數字傳入中國的時候，根本沒有引起重視，因為它的功能在中國人看來並沒有什麼新鮮的。而當阿拉伯數字被義大利數學家斐波那契（約1170-1250）發現並帶到歐洲時，它立刻取代了羅馬數字和羅馬算盤，並在0-9數字符號的基礎上開發出了在紙上列豎式的算法，使運算的千變萬化一目了然、便於核對。
到了16世紀-17世紀，基於阿拉伯數字的計算系統已經優勢明顯。尤其是對數的出現，使航海、測繪、天文定位所需的龐大運算量變得可能完成。法國數學家和天文學家拉普拉斯（1749-1827）曾經讚嘆對數「在實效上等於把天文學家的壽命延長了許多倍」。
相比之下，古漢語體系中一直沒有吸納（或者內生）出一套可以與阿拉伯數字系統媲美的計數語言。直到19世紀李善蘭翻譯《代微積拾級》的時候，還是用天幹地支、甲乙丙丁和漢字一二三代替阿拉伯數字的，寫成數學公式後，畫風清奇，令人不忍直視。因此，筆者認為，缺少系統簡明的數字語言大大地制約了我國古代數學向複雜化發展，也是減緩現代科學在我國發展的原因之一。
2、詞彙相對少，表意模糊，不夠精確
漢語常用字3500個，通常掌握900多個漢字、一萬多條詞語，就可以閱讀90%左右的出版物。【3】而英文大概需要掌握4000-6000個詞彙才可以閱讀雜誌書籍，要想理解複雜的意思，則需要8000-10000的詞彙量。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中文的一種優勢，比如，公牛、母牛、小牛、牛肉這些詞都是表示性質的形容詞與名詞「牛」的組合，可以直觀地看到它們之間的聯繫，但是在英文中， bull/ox，cow, calf, beef這些都是獨立的詞彙，看不到它們之間的關聯。
但是，隨著科學的發展，需要越來越多的詞彙來使概念的表達更為精確，中文雖然直觀，但是其模糊性帶來的不足就逐漸凸顯出來。為了滿足概念精細化的需求，漢語中引進了許多的外來詞和新詞。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一些詞彙，比如社會、秩序、生活、季節、自然、效率、責任、旅行、交通、醫療、教育、事業等多是來自日語，當然有些是來自古漢語，被日本人賦予了新意義。
當前世界通用的科學語言——英語也曾走過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只是發生的更早。中古英語從1100年初諾曼人徵服英格蘭一直沿用到1500年，在向現代英語的發展過程中，詞彙被大大地擴充，在原有的少數簡單的拉丁詞和斯堪地那維亞詞的基礎上，加入了政治、軍事、貿易方面的外來詞，並在科學文化方面納入了大量原先未曾使用的拉丁語詞彙。
之所以出現這麼多的新詞，就是因為在原來的語言中找不到精確的概念去精準地表達。比如，漢語中到現在還經常被混用的權力（power）與權利（right），前者是國家/組織/個人迫使他人做自己不願做之事的能力，後者是個人受到法律保護的利益。對應到古漢語中「權」這個字，顯然沒有right這個意思，所以需要這個外來詞來補充。
那麼，如果不擴充詞庫，而直接用文言文來翻譯科學典籍會是一種什麼景象呢？嚴復的《天演論》提供了非常強大的例子。《天演論》譯自英國生物學家Thomas Henry Huxley的著作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核心思想就是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我們可以通過以下摘抄來感受一下：
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各據一抔壤土，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怒吹，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海，旁午交扇，無時而息。
大意是說植物為了不多的土壤而互相競爭，利用僅有的水分、養分度過嚴冬和酷暑，經受來自大西洋和北海（大西洋東部的一個海灣）的狂風的洗禮。或許是有意影射中國的處境，或許是為了文言的對仗工整，嚴復把Atlantic和North Sea工整地翻譯了「西發西洋」、「東起北海」，這很容易讓人發揮想像理解成風雨飄搖的清政府的寫照。不過，這一點也正反映出文言的模糊性（有時是隨意性）。文言文講究意境，其實就是給人留下發揮想像的空間，每個人的理解可能是個性化的，隱意就體現在缺失的信息之間。
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比如：
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
熱力平均，天地乃毀。
很難理解靜者、動者是什麼概念（或者是不是同一個物體的不同狀態），也很難精確地理解「天地」是什麼。從這個角度來講，古漢語直觀、簡潔的特點，在概念的精細化、精確化表達方面或許有一定的短板，這在客觀上為近代科學的發展造成了技術性的阻礙。與此同時，語言是信息的載體，語言背後是人的思維方式。語言工具本身可能給科學的發展帶來技術性的障礙，而語言又與感性的、整體性的思維方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當然，以上僅僅是一個粗淺的探討，筆者想要引出的話題是，古漢語是否在客觀上對近代科技在中國的發展造成了一些技術性的障礙，以引發讀者更有深度、更有知識的討論。而筆者才疏學淺，論述必定有諸多紕漏，也無意討論一些過於宏達以致筆者無法駕馭的問題，如：中文好還是英文好、文言好還是白話好等。
參考文獻
1. 何文麗：數學符號的缺失是中國未產生近代科學的重要根源，《科技進步與對策》2011年第21期
2. 程少懸：漢簡無「零」，《文匯報》2017年7月28日
3. 《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5）》，商務印書館，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