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安
■我不贊成對民國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簡單肯定和讚美，特別是虛構出來的關於民國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美麗「神話」。我並無意於簡單地徹底否定什麼，只是想提醒，我們應該用一種更全面的眼光和胸襟，去對待文化，去看取歷史。
■讓「過去」回到過去，意味著讓我們知識寫作的歷史敘事儘可能體現歷史豐滿的真實，而不是被單向度記錄的過去。
■我們必須擺脫自己片面化絕對化的思維方式，擺脫零和博弈，擺脫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鬥爭模式，必須學會傾聽對方，在對方的言說中豐富完善自己的思想。不要固執地堅持「派」，而是要認「理」。
用更全面眼光對待文化看取歷史
2003年參加上海城市精神大討論，我在《城市：尋找精神的力度》一文中寫道：「在文人騷客、名流淑媛、昔日豪門、官宦後裔、達官貴人的推動下，三十年代的上海被打扮成一個光彩照人的神話，流布在各種報紙雜誌上。海上繁華夢，日益成為一種精神的寄託和價值判斷的趨向。歷史其實並不太長，人們竟這麼快地遺忘了，三十年代上海曾經有過的腥風血雨，民不聊生，曾經有過的代表著未來的革命力量和代表著腐朽的反動勢力之間的殊死鬥爭。當我們讚美著名門淑媛從豪宅樓梯上風情萬種款款而下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想到楊樹浦走在瑟瑟寒風中面黃肌瘦的蘆柴棒、小珍子。懷舊之風毫無阻攔的流行，體現了我們精神世界的過於同一，精神判斷的軟弱蒼白和混亂。」其實，當時我這樣表達，並無意於簡單地徹底否定什麼，只是想提醒，我們應該用一種更全面的眼光和胸襟，去對待文化，去看取歷史。
其後，我在各種文化研討中不斷提出，民國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的文化有其鮮明特色，也有它值得肯定的歷史業績，特別是作為民族歷史進程的一個環節，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簡單、粗暴地否定，不是科學的態度。但我不贊成對民國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簡單肯定和讚美，特別是虛構出來的關於民國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美麗「神話」。可是十幾年下來，這一「神話」愈演愈烈，形成了相當一部分文化人知識寫作的主要內容。請注意，我說的是「知識寫作」，不是網民情緒化的吐槽，而是一部分以知識學養為依託、為背景，當然也包括一些看似有知識其實也未必真正消化了知識的，乃至一知半解的名人、大V的寫作。在這樣大批量的寫作和大規模的傳播下，在不少人心目中民國文化、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一時成了與當代文化抗衡的關於文化的歷史敘事的主流，甚至簡化成了一面對當代文化充滿對立，而不是有借鑑、啟發意義的被扭曲變了形的鏡像。民國教材、民國範、民國知識分子、民國「自由寬鬆」的文化生態，成了公眾生活中的熱詞和競相追逐的文化時尚。
「民國熱」應依託歷史真實「劇情」
那麼，歷史真實的「劇情」究竟是怎樣的呢？「民國神話」真有那麼「神」嗎？不妨先看看最近幾年被熱炒的民國教材。
首先，民國教材本身是一個籠統的全稱概念。被大家追捧的主要是開明書店、世界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的一些小學語文教材。他們並不能代表民國教材的全部。而且，有些被大家稱之為教材的讀本，名為教材，實際上是課外閱讀。完整的民國教材，既有民間編修的，也有官方編寫的。含糊地讚美「民國老教材到底有多美」實際上是簡單使用了全稱肯定判斷。我的大學老師一再教導我，論述命題切記慎用全稱肯定。所謂民國教材，是一個經不起推敲的空洞概念。具體來說，對民國教材的肯定和讚美又在於，其編寫的童心、非政治化和美文的特色。但實際上這樣的概括，並不能準確反映這些(請注意，我這裡不用「民國教材」，而用「這些」)教材的特色。排除官修教材，即以民間編修的教材來看，已經有專家指出商務印書館教材和開明書店、世界書局教科書之間的差異。
商務版以培養新中國新國民為主旨，連課本名稱都謂之 《最新國文教科書》《共和國國文教科書》和《復興國語教科書》，將教科書的編輯密切聯繫當時的國民革命，特別重視雪恥救國的內容。而開明版則更強調，教育的最高目的在於使人幸福自立，在於身心的健康。在教育思想上，商務版突出以「灌輸」為主，強化以成人觀點、經驗通過教育讓兒童接受，非常在意「講什麼」。開明版和世界書局版則突出「啟發」，希望「童子依據自己的經驗」，自為教師，自行探究，自定推理，在「怎麼講」上用功更勤。在政治性上，商務版編輯大意中即寫明「灌輸黨義，提倡科學」。特別是後兩版書中，有不少孫中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等當時偉人、英模，還有「大總統」、「平等」等與「共和國」相關的內容。1912年中華書局發行的《中華新教科書》初小國文第一冊首頁，就印了當時的五色國旗，同時配以課文：「我國旗，分五色，紅黃青白黑，我等愛中華。」即使童趣盎然的開明版中，也有政治領袖人物的故事。而且，不管什麼版本，都貫穿了中國傳統的倫理「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些在蒙著眼睛讚美民國教材的朋友們眼裡，是否還那麼美呢？還要強調說明的是，即使如此我也不會就去簡單否定那些教材，它們仍然有可資今天語文教材編寫借鑑的一些東西。針對有學者認為「民國教材選的都是美文」的說法，年屆80高齡、一生從事語文教育的孫紹振先生曾回憶說，他當年讀小學接觸的就是「民國老課本」。有一本教材第一課就是蔣介石寫給兒子的信。談到美文，他記憶清晰地表示「大量課文是時文」，不僅沒有文學性，而且文章遣詞造句中時而有語病，時而夾雜著方言。而且，隨著時事的變化，民國政府實行訓政，後期對於教材的管理更是越趨收緊。
「民國神話」之二是把民國政治虛幻成一個民主自由的天堂和樂園。一位應該懂點歷史的教授在接受採訪時把民國描繪成「民主受尊重的時代」。具體就是「記者在報上罵了當政者，罵也就罵了，當政者硬著頭皮，裝不知道。學生上街遊行，抗議政府行為。不管做得多麼過火，都欺負到警察頭上了，就是不敢鎮壓。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覺不能做——因為現在是民國，民主政體」。我想，這位學者說的應該是1927年到1949年國民黨統治的民國。當時文化是不是有想像中那樣大的自由尺度，其實只要稍微查查資料，就可以搞得明明白白的。略舉兩條：一是，1934年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上海查禁文藝圖書140餘種。魯迅先生在《且介亭二集》後記有非常詳細的記載。1924年到1934年，前後禁止發行887種書刊。二是，筆者前些日子寫柯靈先生的一篇短文，認真閱讀了文匯報姚芳藻的《柯靈傳》，其中記載，先是1946年先生主辦的《周報》被「逼令停刊」，而後是1947年5月27日，上海《文匯報》《聯合晚報》《新民晚報》由淞滬警備司令部停刊，柯靈本人也亡命天涯。在主觀描寫了「報紙可以私人控股，新聞可以批評政府，大學可以學術獨立，學生可以上街示威，群眾可以秘密結社，警察不能隨便抓人。權力有邊界，法律有作用，人權有保障，窮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後，有人直接提出了「民國當歸」。出版界也相繼推出了一批書籍。
民國有沒有它閃亮的片刻，有沒有文化發展的某種自由度，在我看來並不是一點沒有的，但是我們必須同時看到它的另一面，而且很可能是更本質的一面。其實民國的文化自由，更多的是因為上海的租界華界分治格局而造成的管理縫隙，使得文化有了一定的騰挪空間。也有的時候是因為軍閥割據戰亂頻仍的無法管理。而有些文化業績，如被稱為「民國的真滋味」的那些後來被視為中國現實主義電影經典的民國老電影《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等，實際上也受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的影響。而且即使在租界，《十字街頭》 也幾乎過不了工部局的審查關，把《思故鄉》的歌詞和東三省地圖一剪了之。抗戰勝利後的《八千裡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烏鴉與麻雀》 也都是由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一批左翼電影工作者匯集的崑崙影業所拍攝。至於說到知識分子的民國範兒，其中既有劉文典這樣當面頂撞蔣介石的清高教授，也不乏翁文灝、王雲五這樣在國民黨政府頹敗之際出任高官，並且政績乏善的知識分子。即使胡適也呈現著複雜的多面性。
擺脫絕對化思維，全面還原互相傾聽
因為幾十年歷史的局限，我們的知識寫作帶有一定的政治工具性。我反對堅持過去極左理念的知識寫作，並稱之為舊的過時的意識形態寫作，同時我把上面的知識寫作定義為新意識形態寫作。這種寫作仍然把自己牢牢地綁在另一種文藝政治工具論的戰車上。一是在出發時就刻意追求反效果，在結論上凡是過去否定的他就肯定，凡是過去肯定的他就否定。二是在寫作方法上以貌似的、經不起推敲的「真實」和細節，代替真實的歷史。以局部肢解整體，或替代整體。
譬如西南聯大，是我非常敬重的高等學府。三所中國最著名的大學師生在艱苦的抗戰中，顛沛流離三千五百裡，堅持學業，感天地，泣鬼神，顯示了中華民族、中國知識分子堅韌崇高的精神力量。但西南聯大的精神是什麼？在近年汗牛充棟的關於西南聯大的知識寫作中，西南聯大隻剩下了從西方接續過來的民主和自由傳統，和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恰好我手邊保留了初版於1946年由聯大《除夕副刊》主編的《聯大八年》。在這本保持了原始資料充滿時代體溫的著作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群愛國的知識分子對於民主和自由的嚮往，對於理想和光明的追求。在代序中，我們可以看到，從長沙臨大兩千多學生到西南聯大六百餘學生，作者自問自答，這大部分同學到哪裡去了？有的上了前線，有的到了陝北，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推動救亡工作。「他們愛自己的國家，他們要保衛自己的國家。」馮友蘭先生在《國立西南聯大簡史》裡寫道：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可見愛國主義是西南聯大精神的主幹之一。所以，新中國一成立，曾是西南聯大一員、已在海外學有所成的學子們，不惜千裡萬裡，排除千難萬險，回到自己祖國的懷抱，報效自己的祖國。其後即使有委屈也少有怨言，如中國「兩彈一星」元勳之一錢三強。他們在祖國沉重的憂患中出生、成長，愛國主義是他們最基本的精神底色。但是在最近的一些寫作中，歷史的豐滿被抽取，歷史的全面的真實被片面解讀，歷史的豐富性被那種先驗既定的政治觀念過濾。
我提供這些大家熟悉的材料，並無意於全面徹底地否定此類寫作中或許有的有益部分，補充了我們一度可能被忽略的某些東西。但我反對那種「新」的刻意的政治理念，著意於用被扭曲變了形的歷史敘事去代替豐富多面而真實的歷史。在我們擁有了比從前越來越開闊的言論、思考和研究的空間之後，我們是否還要重蹈覆轍，讓知識寫作再度陷入一種先驗的新意識形態寫作，一種為了觀念犧牲歷史真實的陷阱？如果曾經的民國真是像一些寫作所呈現的天堂般的美好，我們怎麼去解釋中國革命的勝利？怎麼去理解中國近現代的歷史進程？怎麼去讀懂魯迅先生留下的以血薦軒轅的沉重的文字？歷史，說到底，是人心向背的結果，是人民選擇的結果。
民國當歸嗎？民國可以回去嗎？讓「過去」回到過去，意味著，一，讓我們知識寫作的歷史敘事儘可能體現歷史豐滿的真實，而不是被單向度記錄的過去；二，不說時間的不可逆決定了當下21世紀的中國不可能回到民國，就說人均壽命35歲，有誰願意回去？
我們生活在一個思想激蕩的大時代，也是一個最接近中華民族歷代仁人志士為之奮鬥犧牲的理想的時代。我們還面臨著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必須尋求共識，必須艱難前行。我們必須擺脫片面化絕對化的思維方式，擺脫零和博弈，擺脫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鬥爭模式，必須學會傾聽對方，在對方的言說中豐富完善自己的思想。不要固執地堅持「派」，而是要認「理」。
毛時安，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政府參事，研究員。著有《引渡現代人的舟筏在哪裡》《情緒的風景》《美學新變與反思》《長夜屬於你》《讓上帝發笑去》《毛時安文集》(四卷)等。主編有《海上名家文叢·隨筆卷》(五卷)《正在消失中的上海弄堂》《1990年中國小說》《上海文化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