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 陳晨
八佰》單日票房連續10天破億，以絕對優勢蟬聯全球周末冠軍。影片罕見地使用了全方言的表達形式，讓各地觀眾倍感親切，出場人物也更加真實鮮活。
然而，影片中方言的使用也帶來不少質疑。「謝晉元」飾演者杜淳來自河北，因片中「廣普」不夠標準引起網友討論。遼寧人王千源講起了陝西話、北京人李晨演山東兵、福建人歐豪則全程湖北方言……
片中的方言還原度如何？有哪些使用錯誤？正規軍中口音天南地北原來跟蔣介石有關？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邀請到文史撰稿人郭曄旻，詳解《八佰》片中方言的問題。
片中，杜淳飾演的「謝晉元」一角，因口音問題招致許多爭議。部分觀眾表示其「廣普」不夠標準。對此郭曄旻表示，謝晉元的廣普不標準才是對的，因為歷史上的謝團長應該講「客家話」。
「嚴格意義上來講，謝晉元本人說的肯定不是『廣普』，因為他是廣東梅縣人，應該是說客家話，而不是說通常意義上的廣東話或粵語。所以如果安排他說廣東普通話，他說的不標準那才是對的。」
（圖說：《八佰》片中，演員杜淳飾演524團團副謝晉元。）
此外，1937年的方言，也與現在的方言有很大不同。以「廣普」為例，民國早期廣東人說「官話」的口音，並不是現在使用的廣東普通話口音。因為當時沒有錄音機、電視機等通訊手段，各省的官話都是「就近學」。廣東雖然是省城，但不說官話，而是學廣西的西南官話。廣西桂林是距離廣東最近的說官話的地方，所以當時學官話的廣東人，口音實際上跟桂林話更接近。
所以，無論是以現在方言的標準去看謝晉元的口音，還是從原型角色的出身地來看，謝晉元的「廣普」不標準是合理的。至於片中呈現的「不標準」是片方有意而為，還是考據不足，尚無從判斷。
隨著時代變遷，方言也在發展變化，但各地方言的變化程度不盡相同。湖北地區的方言相對穩定，比較接近現在使用的口音，所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影片湖北話的還原度也較高。但租界裡上海市民的上海話，卻不夠符合歷史情況。
據郭曄旻介紹，影片中出現的「上海話」，實際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後才形成的，是比較「新」的上海話。並不符合影片1937年的背景設定。
「片中上海人說『我們』全部是用『阿拉』的，但『阿拉』是從寧波話來的。如果時間在1937年的話，一些年紀大的人，像電影裡一直站在陽臺上拿望遠鏡看的老教授，他可能還沒有接受『阿拉』這樣一個比較新的詞，可能還是說『吾伲』的。這是一個很典型的用詞的差別。製片方可能是找了一群會說現在上海話的人，實際上1937年的上海話可能更接近與浦東或者是南匯郊縣的口音。」
鎮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口音天南地北。端午、小湖北講「湖北話」，朱勝忠講「陝西話」，楊瑞符講「天津話」……這樣一個口音混雜的軍隊，是符合史實的嗎？
實際上，從清朝開始，軍隊編制就有一個原則，每一個地方駐紮的軍隊都要從本地招募。這樣可以保證士兵們不會逃跑或作惡。所以軍隊內部的口音也比較純粹。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民國前期。《八佰》中出現的軍隊內部口音混雜，可以從兩個方面解釋——
首先，《八佰》中軍隊的原型是88師，屬於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中央軍。蔣的嫡系部隊招募原則是黃埔軍校畢業生，而黃埔軍校本身就是全國招生，學校內部有來自各地方的人。
「比如後來做到蔣介石副手的陳誠，實際上是浙江青田人；胡宗南是寧波人，是蔣介石的老鄉。所以，黃埔軍校本身就是一個很混雜的群體，帶來的後果就是中央軍內部各地方的人都有，就像《八佰》裡呈現的那樣。」 郭曄旻介紹道。
「另外，電影裡也提到了，因為88師在淞滬會戰中損失很大，人員替換很多，後備兵源是從湖北、安徽、浙江等地方的民團裡補充的，如果考慮到這個因素的話，軍隊口音混雜就更加正常了。」
片中姜武飾演的東北軍「老鐵」，自稱來自安東（現遼寧丹東），跟過「張大帥」，而張口卻是山東口音。不少觀眾觀看時對此產生疑惑。而在郭曄旻來看，這個角色的口音設計是非常成功的。
（圖說：演員姜武飾演524團一營士兵老鐵。）
「他的山東口音正好和當時的『闖關東』的情況是符合的。當時闖關東來到東北的群體中，山東的、宜賓的非常多。」
在中國電影歷史上，普通士兵說方言是近一二十年才被接受的事。著名電影人石揮的影片《關連長》（1951年）就因讓主角講山東話而招致批評。從《八佰》不難看出，說方言讓人物形象更「接地氣」，更加真實、鮮活。
（圖說：1951年講述解放上海的影片《關連長》）
片中大量使用方言之外，也有「謝團長」「方記者」這樣使用「當地普通話」的角色。在清末民初，現在的普通話被稱為「國語」或「官話。」中國推廣「官話」很早就開始了，但礙於技術原因，推廣速度和範圍都比較受限。這一點在片中也不難看出。
「官話」一詞最早在明朝出現。當時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發現，中國各省說的話各不相同，但有一種通用的語言稱為「官話」。他在書信裡寫到：「學會了官話，可以在各省使用，就連婦孺也都聽得懂。」
到了民國初期，「官話」一詞被「國語」取代。1923年，中華民國政府確立了通行至今的「國語官方語言」，其書面基於現代北方官話的白話文語法，口語基於北京話語音。國共內戰之後，由於政治歷史原因，大陸改稱其為普通話，臺灣依舊稱國語。
在郭曄旻來看，片中方記者在四行倉庫進行採訪時，說的是「上海普通話」而非純粹的「上海話」，說明當時大家已經認同國語是和各地民眾互相溝通的一個工具。
「包括最後和謝晉元談判的特派員，他可能是河南或者中原官話的口音，方言本身就比較接近普通話，所以不需要改變自己的口音，但謝晉元仍然是說廣東普通話。大家都是在用國語進行比較嚴肅、比較正式的交流。包括影片裡租界的捐款宣傳，大喇叭裡也是在用國語進行宣傳，也說明即便當時國語的普及程度可能不像我們現在這樣高，但是大家都已經有了用國語來進行互相交流的意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