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史學評價裡,陳先生和他的「近代新陳代謝」被歸入「進步主義」序列。這個歸類,大致不差,陳先生確實有他對進步與落後的明確判斷,他講歷史有「沉默的必然性」。但進步主義又遠不足以概括其近代學中的「新陳代謝」。在當代史學評價裡,陳先生和他的「近代新陳代謝」被歸入「進步主義」序列。這個歸類,大致不差,陳先生確實有他對進步與落後的明確判斷,他講歷史有「沉默的必然性」。但進步主義又遠不足以概括其近代學中的「新陳代謝」。
《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以下簡稱《新陳代謝》)又重版了。這部起始於1980年代、成書於1990年代初的近代史著作,在近三十年的時間裡,印就多少版、多少冊數,幾多人讀過,已不勝枚舉。而在2018年新年,拿到這本三聯新版,想得更多的是,今天,我們讀史、閱世、寫史的人,為什麼還要讀它?該怎麼讀?又該在書中所倡導、書寫的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基本骨架之上,如何繼續今天的歷史觀察與歷史寫作?
不誇張地講,陳旭麓先生之後,治中國近代史者鮮有未受《新陳代謝》一書滋養的。這本書,從體例來講,當屬斷代「通史」,但它不按類目,亦非面面包羅、一應俱全,而是將晚清至民初中國置於千年變化的脈絡中,按照他自己對歷史變遷的理解,以重要的時、勢、人、事為區隔、為節點,編目而成。劉鹹炘《治史緒論》將史學分為四端:一曰考證事實則為史考;二曰論斷是非,是為史論;三曰明史書之義例,是為史法;四曰觀史跡之風勢,是為史識,「考論固在成書之先,然不能成書,則止是零碎事跡,不得為史;論斷固為讀史之的,然無識,則止是任意愛憎,不得為學」。《新陳代謝》一書誕生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時代,然以「考」、「論」、「法」、「識」四則以衡,他又是這一代際的史家中既純熟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理論,又極能接續傳統史學的一位。
因之,今日重讀《新陳代謝》,我更關心的是,在身歷數度史學思潮、史學方法的衝擊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這近三十年積累的大大小小的問題中,在從反對「宏大敘事」到反思「碎片化」的困境下,重新理解老輩史家勾勒的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主線與輪廓,這種「通」與「識」及其帶來的整體眼光,對於我們歷史敘事的方法、敘事的風貌,存在何種意義。
「變」與「常」
近代中國「將幾個世紀縮在一時」,「變」與「不變」即是陳旭麓先生近代史學的核心論題。
《新陳代謝》論中西新舊,是在一個思辨的、變動不居的邏輯下展開的。他講的「變」不是簡單的歷史變化——後來對先前的替代,而將「變」與「常」聯繫在一起;他講的新舊,亦非界線分明,還包括了新與新之間的代謝。晚清這個劇變時代,每十年都不一樣,從洋務到戊戌,從立憲到革命,看似只是代際之間的遞進和取代,但先生講「新舊如環」——環者圓圈也,但它不是循環的圓圈,乃是新舊不斷的起承轉合的圓圈。
1840年以降,中國經歷了一個從變局到危局的變化,擺在那一代知識人面前的,是各種各樣的「不得不」,在世變中變通成法。從庚申到甲午,「自強」作為一種觀念,是在三十多年的變局中被逼出來的。又以自強派生出富強,重點是在師夷智、借西法。所以,從洋務到維新,以至戊戌之後的越走越遠,這中間的變化就在於,洋務是以彼邦之長技守護中國自身和中國的固有,而甲午慘敗之後的維新,則是大張自強與富強,要務是「變法」,價值變了,本位變了,觀念和理路都變了,李鴻章的「取新衛舊」變成了康有為的「除舊布新」。
陳先生講,除舊比布新更難;但「新」往往是「舊」衍生的。洋務一代,辦機器局、製造局,從他們手上也開啟了舊學新知的交匯。正是傳教士和江南製造局編譯的新書,哺養了戊戌一代士人。從洋務派到早期維新派到戊戌維新,這中間是層層接續又層層啟動的。而百日維新的失敗,又意味著新一輪的一個結束與另一個開始——日後在中國掀動革命大潮的、更廣泛的「革命一代」,多半都是讀著梁啓超、《新民叢報》鼓蕩起改造與革命的激情。洋務哺育了戊戌,戊戌又哺育了革命;這中間,還穿插了立憲派與革命派「由交替而並峙」,他們既是對峙的,又是聯結的,其對峙和聯結互為進退;反滿之後的中國,則由「變」而越來越傾向「激變」與「巨變」;五四運動結束了戊戌以來的維新,又開啟了一個時代。六十年間這三代讀書人,洋務、戊戌與反滿無非在圍繞「除舊」與「布新」。他非常精準地引用了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中的一段話:「兩種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又回復過來,即是反覆;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並不廢去,即是羼雜。」反覆與羼雜,亦即先生在在申說的——新和舊是對立的,表明了他們的不同一性,但它們互相轉化,又具備著同一性(《浮想錄》第57頁)。洋務與維新有同一,維新與革命亦有同一,「改良派」與「頑固派」、「保守派」在思維上也有許多一致的地方。這就是《新陳代謝》講述的「變」與「常」,勾勒出近代中國歷史變遷中螺旋式的新舊嬗替。他對於中西新舊的認知,到我們這個時代,仍然未被超越。
這種複雜度與曲折性的呈現,陳先生是怎麼達到的?非常重要的一點——他講中西新舊,不僅僅是觀念層面的東西,還包括社會經濟、日常生活,甚至是鬥爭方式。他所講述的變遷不是政治、經濟、思想任何單一意義上的變遷,而是處在各種關係的交互作用下的變遷。因此,《新陳代謝》討論的各種嬗替,皆如「燕鵲之有雙翼,舟車之有兩輪」,總是環環相因的。比如中體西用的問題,陳先生講,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頑梗的士人,在封建主義充斥的天地裡,欲破啟錮閉,如果沒有「中體」作為前提,「西用」無所依託,它在中國是進不了門,落不了戶的(第106頁)。近代中國的兩極相逢,使社會成為「變形的社會」,由此造成了事物的多種質態、多重外觀。分析一個歷史事件、一個歷史時段,就必須注意前後的紐結與關聯。
這些都是從具體史事中凝練出來的論斷,高度辯證,又高度概括。辯證與概括,均源於對史事本身深透的理解。先生曾講過「灑鹽入水」的道理,所有的理論與方法須得溶於歷史本身,撐起大要,又不落痕跡,才是上乘。這個道理,先生運用得爐火純青。所以,他的這些論斷,至今看來,仍熠熠生輝,而我們各自所關心的具體研究和具體問題,又皆能從中獲得靈感。一部史著之所以長久流傳,可能不在於它具體解決了什麼,而在於它能牽引出的更多問題和給予閱讀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