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現實主義者都把國際體系的因果式影響以及結構性制約視為國際政治的主要推動力。現實主義的主流即結構現實主義者認為，對於國際政治中的重大問題：國際安全競爭和戰爭問題，其解釋力量幾乎毫無例外地源於外部結構。對於那些由於重視施動性而去研究領袖和其他國內行為體作用的理論家，結構現實主義者諷刺他們為還原主義者，認為這麼做達不到預期的研究目的。
新古典現實主義豐富了現實主義的內容。這一理論並沒有反駁國際體系的首要地位，而是引人單位和次單位變量來解釋結構性制約和機會是怎樣傳輸到國家決策者那裡的，並解釋了政策應對是如何形成的。這種既重視行動者又重視結構的做法是一項重要的理論進步，可以用來解釋不同國家對相似的外部挑戰作出的不同反應以及明顯有悖於體系壓力的異常的對外政策反應。新古典現實主義聚焦於此前不在現實主義研究範圍內的一個重要領域：在施動性和結構之間由國內政治和國際實踐構成的空間。
新古典現實主義為注重國內政策選擇，在國家安全問題領域亦如此。從1945一1950年美國的非黨派做法(兩黨一致)對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影響來看。兩黨一致源於美國政府和國會核心成員在那一時期的如下認知：適當的對外政策行為既需要白宮和國會進行磋商，也需要國會在磋商後對白宮對外政策議程的支持。這一實踐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處於反對派地位的共和黨中有很多成員支持美國脫離孤立主義，對蘇聯實施均勢戰略，條件是這一均勢戰略是在各方達成一致的域境內實施的，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生的國際制度，包括聯合國、經濟復甦計劃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如果不關注這一重要實踐，就很難解釋為什麼美國國內製度的制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阻止了美國政府實施積極的對外政策議程，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卻沒有。另外，不藉助於兩黨一致的實踐，也很難解釋華盛頓為什麼在特定的制度域境內對蘇聯採取均勢戰略。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的推動力是不同的增長速度，因為不同的增長速度改變了國家間相對能力的分配狀況。崛起中的國家對其他國家形成了挑戰，從而導致其他國家幾乎自動地通過增強軍備(內部均勢)或者聯盟(外部均勢)來制衡挑戰國。另外，國家迫於形勢會作出權力轉移的預測，並且會通過發動預防性戰爭等政策來阻止權力轉移。
肯尼思·華爾茲雖然承認國家並不總是按照國際體系的要求行事，但是他依然堅持認為，由於那些藐視體系要求的國家常常被擊敗並被消滅，長此以往，國家便會被社會化以對崛起的大國實施均勢戰略。因此，新現實主義者認為。無論國家屬於何種政權類型，有著怎樣的國內政治差異，它們都會對崛起的挑戰國進行制衡，這是可預料的、確定無疑的。
一些被吉迪恩·羅斯(Gideon Rose) 稱為「新古典現實主義者」的現實主義學者從兩個方面對新現實主義學者所述的流暢而自動的均勢概念提出了質疑。首先，國內政治和領導人的性格可以對對外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偶爾會妨礙國家對體系要求作出正確回應的能力。因此，傑克·斯奈德(Jack Snyder) 認為。雖然國際體系極少獎賞擴張主義，而是常常懲罰擴張行為，雖然絕大多數國家會因此避免擴張行為，但是由帝國主義的卡特爾政治集團和軍國主義中的將軍所統治的國家往往會冒險忽視這樣的制約。
更為重要的是， 蘭德爾·施韋勒(Randall Sch weller) 指出， 雖然國家通常會對崛起國採取均勢行為，但是制衡不足比華爾茲和新現實主義者所想像的要更加普遍。他解釋說，由於精英之間以及社會中存在的分歧，國家無法動員足夠的社會資源進行有效制衡，所以導致了現實和新現實主義理論之間的差異。另外，領導人可能會對權力均勢作出誤判，從而對挑戰作出不當反應。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內政治制約可以解釋不理想的或者異常的均勢行為(即不符合體系要求的行為)。換句話說。他們認為大多數情況下，均勢行為是自然順暢、自動生成的；只有在非正常情況下國內政治現實才會幹預理性的國家安全反應。
對新現實主義權力均勢理論的流暢性提出了第二個挑戰。雖然在極少見近些年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給予了國內政治更廣闊的空間，這就的情況下，體系需求會就如何適當應對崛起的挑戰國或者威脅國提供充分的信息，比如1967年面對埃及的軍事動員以及對蒂朗海峽(the Straitsof Tiran) 的封鎖，再加上聯合國維和部隊從西奈半島撤出，以色列唯一合理的選擇就是先發制人的戰爭。
但是多數情況下，並非只有一種政策選擇是合理的。比如，對於美國應該採取抵制還是接觸的戰略來應對中國崛起，美國國內就有辯論的空間。在這些更為緩和的情況下，國內行為體和制度就有更大的空間來決定國家是否和如何應對崛起的敵人。國家和國內行為體依然會根據它們所面對的國際挑戰和機遇來建構政策。因此，國內團體如果通過和國際環境脫鉤的方式來影響對外政策，以此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麼它們很可能會失敗。所以，國際體系仍然會限制對外政策反應，然而這樣的限制會受到國內政治的影響。
同樣道理，馬克·布勞利(Mark Brawley) 也提出， 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英國、法國和蘇聯都確定即將到來的德國重新崛起是它們所面臨的主要安全威脅，但是由於國內特定的政治環境，它們採取了明顯不同的戰略來應對這一威脅。
這些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均勢以及更為廣泛的對外政策反應並不像結構現實主義者所斷定的那樣自動生成，國內的政治安排有著更大的影響。然而，在這一方面，大多數的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聚焦於國內政治制度、國內行為體(比如利益集團)或者國家領導人。因此，屬於第一陣營的斯奈德藉助於管理大戰略的政治制度來解釋過度擴張。以同樣的邏輯，米利亞姆·芬迪斯·埃爾曼(Miriam Fendi us Elman) 和蘇珊·彼得森(Susan Peterson) 認為總統民主制和議會民主制由於制度差異會對體系的刺激作出不同的回應。
在國內行為體陣營內，有人認為利益團體和社會部門相互競爭，都希望根據自己的利益來界定國際威脅和機會。也有人認為國家領導人會影響到政策選擇。這一影響可以獨立於他們身後的社會聯盟，通過他們自身的態度和信仰或者政治偏好來實現。例如，在羅伯特·傑維斯的研究基礎上， 威廉·沃爾弗斯(William Wohl forth) 提出：「如果權力影響國際政治的進程，那麼它必須通過那些代表國家作決策的人的認知來實現。」因此， 領導人的心理素質很重要。
另外， 丹尼爾·拜曼(Daniel By-man) 和肯尼思·波拉克(Kenneth Pollack) 認為， 在適當的情況下， 高明的領導人可以把自己的政策偏好施加於國家，藉此實現對外政策的個人化。最後，也有的新古典現實主義者把國內製度和行為體進行聯繫。他們的解釋框架：這包括施韋勒模式，其中既有影響精英和社會共識以及團結程度的行為體變量，也包括影響政府和政權穩定性的制度變量。國家作出的對外政策選擇受到了這些決策的自主性程度的影響，即這些決策在多大程度上獨立於公眾輿論、社會團體或者立法機構。追本溯源，自主性源於國家正式的制度結構，而這些制度結構界定了行政機構在管理和建構對外政策方面的職權範圍。
例如，威斯敏斯特模式的代議制實施選區內簡單多數決定單一候選人的方式，因此較於按比例選定候選人的代議制而言，在對外政策方面擁有更多的自主性：後一種代議制往往會產生多黨派聯盟執政，因而行政部門必須和不同的黨派進行討價還價來實施某一政策。然而，在制度結構界定的職權範圍內，行為體的行為會受到國內政治程序和程序性規範的影響。比如， 英國的政黨紀律(party discipline) 程序可以壓制不同意見、阻止立法者使用憲法權力監督對外政策，藉此加強行政部門的自主性。結構上獨立於公共輿論、社會團體和立法機構的國家政府可以用自己認為適當的方式應對國際挑戰。然而，自主性弱的政府必須和國內團體討價還價來實施政策，動員充足的社會資源來執行政策，除非政府有能力或者合法手段來贖買、強迫或者拉攏國內的對手。
因此，國家是否以及如何對崛起中的敵人採取均勢戰略，會因國民態度、國內政治制度、程序和規範而有所不同。研究的深度，但是關注國內政治實踐可以增加更多的解釋力，確實，在既定的國內製度結構內，影響政策決策性質的不僅僅是程序-——雖然這些單維的和多維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拓展了結構現實主義為制度化，因此程序可以被理解為自在、獨立的制度——和促使程序發揮作用的規範。實踐即實踐者暫時構成的共同體所進行的恰當和適當行動的實施，這樣的實踐也會影響政策選擇。雖然這些實踐可能沒那麼持久，可能只是實踐者共同體中一部分人所實施的，可能僅僅影響有限數量的問題。但是也可以像制度和程序那樣影響政策選擇和政策結果，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政府的兩黨一致實踐，也影響了戰後美國在世界上的行為。這一實踐允許政府行政部門採取更多的決策行動，這就能夠克服曾經不可逾越的國內障礙；方式就是行政部門和國會的反對派進行有限的磋商從而換取廣泛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