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國際關係理論結構現實主義學派創始人肯尼斯·沃爾茲1979年出版《國際政治理論》開創國際關係學科的結構現實主義以來，批評之聲便不絕於耳，至今尚有餘韻。若就思想深度、學術取向和價值關懷而論，結構現實主義四十年批判史上，最具建設性的批判則無疑經歷了三波。這三波批判分別針對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整體、國家功能無差異以及單元排序原則無政府狀態的假定（或曰要素、理論要點）。
對認知國際關係靜態性的批判
《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這本出版於1986年的論文集，作為批判結構現實主義的經典，至今仍難以被超越。而在該論文集中，最有學術建設性和歷史關懷的批判來自於國際關係理論家約翰·拉格，他在《世界政治體制中的繼承與轉換：走向新現實主義綜合》一文中，認為沃爾茲的理論不僅不能解釋說明從中世紀國際體系到現代國際體系的過渡，即使是現代國際體系也缺乏進程的因素。沃爾茲定義的國際政治結構反映的僅是呈現出靜止狀態的國際體系，處於一種「是什麼」的狀態，而體現不出歷時性的「演變」狀態。但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歷史上任何國際體系與其所內嵌的國際政治結構都具有歷史性，是一個產生、發展和消亡的規律性過程。而結構現實主義的三要素卻並不能說明體系和結構本身的變化，這就意味著該理論不能說明一個國際體系如何轉換到另一個國際體系。拉格據此分析，是沃爾茲沒有將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的「社會事實」理論貫徹到底造成的。
根據涂爾幹的觀點，「社會規模上的擴大和交往力度的增加，深刻地影響著集體存在的根本狀況」。也就是說「社會規模」和「交往力度」都可能改變社會事實。涂爾幹的「社會規模」是指有重要社會意義的單位的數目，沃爾茲則將這種社會規模類比為大國數目，並涵括進他的理論模型；涂爾幹以「交往力度」意指社會運行中的交易數量、交易速度以及交易多樣性，而沃爾茲在他的國際政治結構模型中則根本沒有考慮交往力度的問題。那麼為何缺少了交往力度就不能體現國際體系的進程呢？這是因為，透過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結構模型，單元層次的進程是完全被國際政治結構這樣一個生產性施動者生產出來的，而單位層次本身卻不具備生產性，這樣體系或結構的變化就只能是外生性的了。但問題是，在它們之上還有更高層次的幹擾性變量嗎？答案是沒有。因此剩下的只有一種可能，體系和結構的變化最終只能來自於內部，來自於單元（互動）的進程。但沃爾茲卻將單元的進程剔除，從而在建樹理論的同時也在製造理論困境。設若沃爾茲將交往力度引入理論，隨著行為體單元互動的次數、速度以及多樣性的變化，則可以解釋國際體系（國際政治結構）的變化。
對國家功能無差異的批判
引發結構現實主義較具有啟示錄意義的第二波批判的是當代國際關係史學家保羅·施洛德，中國學者楊原繼之，針對的是沃爾茲假定國家功能無差異這一點。
早在1994年施洛德就尖銳地指出，作為定義國際政治結構的第二個維度，國家功能是變量而非常量，各國在國際體系中發揮著各種不同的功能。出於生存的需要，國家除了自助，還會努力展示自己所擁有的某種其他國家所需的國際功能，從而使他國獲得外力幫助，這是國家間功能的不同，而國際體系的延續、穩定與和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之間是否充分實現了功能的分化。很明顯，施洛德強調的是國家的對外功能，而沃爾茲強調的則是國家的對內功能。中國學者楊原在2010年生發出沃爾茲和施洛德對國家功能的兩種界定方式哪種更加恰當的疑問，他從方法論、系統論和結構-功能主義的角度對沃爾茲國際政治結構的第二維度進行了批駁。在重新定義國家功能方面，楊原為了將之與結構現實主義更相適應而重新做了概念詮釋，將其定義為「一個國家所提供的能夠滿足其他國家各種需要的服務」。並且認為國家功能作為一個變量，將會在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上存在變化。楊原的重新詮釋是對施洛德思想的擴延和充實。之後，他又對國家功能的主體間性進行了梳理，也對國家功能進行了分類。就國家功能的主體間性而言，首先，這意味著一個國家是否能夠發揮以及發揮怎樣的功能，僅僅憑藉該國的自身意志和主觀努力是無法決定的，還需要考慮其他國家的主觀需要。其次，一個國家是否具有某種功能、具有哪些功能，都因時間和情境而異。最後，國家功能的發揮有賴於其他國家的感知。關於國家功能的分類，楊原的解釋是，依據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學者亞歷山大·溫特的理論，根據國家功能直接與國家需要密切相關，有什麼樣的需要，就會有什麼樣的功能這一點，對溫特關於人的「五需要說」進行了整合和調整，得到了國家的三種基本需要：生態需要、發展需要和本體安全需要。根據這三類需要，他將國家外部功能大致分為三類，即滿足其他國家生存需要的功能、滿足其他國家發展需要的功能、滿足其他國家本體安全需要的功能。
對原教旨「無政府性」的批判
沃爾茲國際政治結構三要素中遭到質疑的還有單元排序原則的無政府狀態。這引發了對結構現實主義的第三波有效批評。美國學者海倫·米爾納在20世紀90年代曾經兩次撰文指出無政府體系並不是國際體系的標誌性特徵。另一位美國學者戴維·萊克在2007年的論文中詳細地指出，雖然在國際關係理論語境中，長期將現代國際體系看作處於缺乏政治權威的自然狀態下，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都接受了無政府狀態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狀況。但是，國際體系內卻存在著一系列寬泛的等級制關係，包括帝國、保護國、勢力範圍、屬國以及從屬性的政治體將主權完全或部分讓渡給某個主導性國家的其他關係。萊克還認為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們對國際等級制從本質、意義到結果上都理解得不夠，在「單極」到來的時刻，美國作為「不可缺少的國家」出現，使國際等級製備受關注。雖然在接下來的論述中，萊克主要是以美國與其他國家關係作為主導國和從屬國來進行實證研究，但是研究結果卻反映出國際政治的現實，映射著冷戰時期主導國與從屬國之間的關係。
從研究的路徑來看，萊克首先從權威的概念入手，認為基於權威的存在，國際體系內政治單元間存在等級制才有可能。這種等級製作為國際體系內主導國將權威加諸從屬國的變量，橫跨安全和經濟領域兩個維度。萊克認為，權威與強迫的不同很好地體現在沃爾茲關於國際政治結構的第一和第三維度之中。第一維度是行為體的排序原則，意指無政府狀態下單元間的權威關係，進一步解讀就是「沒有一個行為體有權去做出命令；也沒有一個行為體有必要去服從」。關於現實中的國際等級制，美國是最顯著的案例，體現在由門羅主義時代向羅斯福提倡的「國際警察權力」時代的轉變，二戰末期及隨後的冷戰時期，羅斯福這種國際觀的實踐，導致了安全和經濟等級制關係顯現於國際體系內。在萊克以坐標軸所做的理論圖譜中，原點作為理想的威斯特伐利亞主權形式，橫坐標作為安全等級制的光譜，縱坐標作為經濟等級制的光譜。兩個坐標軸上的形態離原點越遠，則表示國際體系中國家間的等級制的程度越深，主導性國家就擁有越多權威，從而擁有幹預從屬國主權的機會越多。反之，則表明從屬國擁有越多被主導國施加權威並幹預其主權的機會。
強調單元間互動導致國際體系的進程性、分析國家功能的歧異性以及研究國際體系內的等級制現象，在理論界起到了清除沃爾茲構建結構現實主義時理想化傾向的作用，雖無證據顯示這些批判直接啟發了主流建構主義的體系進程性主張和道義現實主義關於國家功能的論述，但卻成為這些理論的先聲。隨著國際關係研究「驗證時代」的來臨，中層理論開始勃興，國際關係學科古典時代大理論的悲歌在所難免。但通過批判，大理論的生命力也得到了延續。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高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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