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談談做題家這個話題，具體什麼是做題家，很多自媒體都說過了。筆者這裡不打算再重複。但是實際上做題家這個東西，在歷史上並不少見。實際上，在世界歷史範圍內，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做題家這種生物都是伴隨著專制政權出現的。在西方最典型的就是最早開始普及義務教育的德國。毛奇在普法戰爭勝利後，曾經有過一句名言：「普魯士的勝利早在小學教師的講臺上就決定了。」在普法戰爭之後，德國整個政治體制和社會對於考試，學歷的迷信愈發的重視。進而造成了對德國青少年的巨大的精神壓力。
194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曾經有一本小說：《在輪下》。書名取自書中校長告誡年輕的主人公吉本拉特的一句話：抓緊研習，以免丟落在車輪下。這句話的潛臺詞就是，做好做題家，就能成為車輪子上的人。可以碾壓車輪下的人了。小說敘述的故事是：主人公漢斯自幼聰穎過人，勤奮好學，被大家視為神童。他被送入一個神學院學習，受大家庭和社會的影響，他功名心切，在與世隔絕的學校裡拼命學習，沒有半點空閒，身心健康受到損害。同學赫爾曼生性倔強，蔑視功名，為學校不容；而漢斯覺得只有赫爾曼才是知己。漢斯用功過度，身體衰弱，成績倒退；學校把這些歸罪於赫爾曼。赫爾曼被學校開除，漢斯更感孤單，不時受到老師的訓斥和同學的恥笑，之後得了神經衰弱症，使他無法繼續學業，只得返回家鄉當鉗工為生。社會的歧視和生活的失意使他覺得仿佛跌在無情而龐大的車輪下。最後漢斯投河自盡，結束了短暫的一生。這本小說有著濃重的悲劇色彩。而這部小說直接取材於黑塞在毛爾布侖修道院的不愉快經歷。對於我們中國來說，小學生，中學生，甚至是大學生，在這種學業壓力下的自殺行為，也是非常常見的，隔幾天就會在媒體上看到類似的消息。
在專制傳統更為深重的東方國家。伴隨著專制傳統產生的科舉制度，在殘害人性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範進中舉》這樣的課文，大家應該都讀過。這課文描述的就是成功的做題家的笑話。而魯迅的小說節選《孔乙己》描述的則是失敗的做題家的笑話——悲劇性質的笑話。
但是上面的例子還僅僅限於考試—科舉制度與封建專制社會共同作用下的個人悲劇。對於做題家進入社會，成為社會力量之後，會對國家民族的歷史進程的影響，還是很少有人能夠認識到的。根據筆者的觀察，所有做題家出身的人，都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其一是自私，其二是狂妄。
第一個例子就是晚期的滿清帝國。現在大家對於甲午戰爭已經很熟悉了。但是現在很多人都知道甲午戰爭中滿清失敗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北洋水師數年不添置新軍艦；比如北洋水師內部的腐敗；等等原因。但是滿清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當時的滿清的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長——翁同龢拒絕給北洋水師撥款。北洋水師的軍費預算是每年500萬兩，五年即有2500萬兩，即使去掉慈禧修園子挪用的150萬兩，尚有極多。但這些錢呢?因為擔任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的翁同龢不肯撥給。翁同龢自幼稟性好學，通讀四書五經，並以優異成績考入常熟縣學遊文書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應院試考中秀才。鹹豐二年（1852年），應順天鄉試中舉人。鹹豐六年（1856年），殿試一甲一名，考中狀元，授修撰，任實錄館協修。而李鴻章這個人，同樣是做題家出身，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鴻章應順天府鄉試，考中舉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鴻章中進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試列二甲第三十六名），朝考後改翰林院庶吉士。但是這個人在北洋水師中，同樣表現出來了極度的自私，李鴻章的自私表現在把北洋水師經營成為了自己的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在這個獨立王國裡，李鴻章不僅自己做生意，還對屬下的各種瀆職、懶政、貪腐、視而不見。一切人事任命都以忠心於李鴻章個人為重。翁同龢和李鴻章兩個人因為政治上的分歧和私人上的恩怨，相互不對付，都把自己的個人私人利益放在國家利益前面，最後就是北洋水師的覆滅的結果。
當時的人編寫對聯，諷刺兩個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這對聯的前面寫的是李鴻章此人貪婪，他做了宰相，天下都要瘦了。後面寫的是翁同龢，因為翁同龢是江蘇常熟人，所以人們稱其為「翁常熟」。下聯的意思是，翁家有糧食吃了，可是世間百姓家裡的地卻都荒蕪了。嚴復這個人，按照今天的標準，是正兒八經的高學歷。1866年，他考入馬尾船政後學堂，主要學習駕駛專業。五年後的1872年，嚴復以優等成績畢業，先後在「建威」、「揚武」兩艦實習5年。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留學地更不是什麼「西太平洋大學」之類的野雞學校，而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海軍學院。他先入普茨茅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學成歸國之後，嚴復在當時中國海軍最高學院「北洋水軍學堂」任教，從基層教員幹起，一路幹到總教習，也就是相當於現在海軍學院院長的位置。在北洋水師學堂任教期間，嚴復還要參與當時中國乃至亞洲最大的軍工企業——天津製造局的營運與建設。不過，在滿清時代，嚴復的真正地位很尷尬。他只能稱為「不算啥」。因為嚴復「沒功名」。由於1866年嚴復12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他不得不放棄「走科舉正途」，轉而進入「國家能夠安排工作」的職業學校學習。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嚴復取得選用道員資格。在1889年（光緒十五年）報捐同知銜，以知府選用，派為北洋水師學堂會辦。1891年10月8日（光緒十六年）嚴復獲得候選道的官銜。事出有因，李鴻章在「辦理海軍請獎折」所附清單中提到：「直隸試用道呂耀鬥擬請歸候補班前補用」，「候補知府馬復恆、鮑蘭徵、嚴復均擬請免選本班，以道員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先選用」。如果把今天中國的學歷與相關位置比較的話，嚴復這個經歷大概可以形容為：「由於嚴復一直從事海軍專業，沒有能通過與公務員考試，故其職位均為臨時工。」中國不是沒人才，但是在八股科舉制度下的做題家壟斷朝堂的情況下，真正有專業技術能力的人才無法發揮其專業技能。這是滿清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滿清體制之所以被稱為「落後」，就是這個制度根本沒有全面引入科學體系。這個體制被稱為「腐朽」，則是因為這個體制本質上是反對平等，維護統治階級的專制體制的。對此，中國科舉歷史上起到過重要作用的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進士們從端門列隊而出時，非常高興地說「天下英雄盡入我吾彀中矣!」——這句話就是說：「天下的有為青年，都已進入了我的圈套了！」——實際上，在封建帝王們看來，科舉制度是使天下英才為其效力的手段而已。而這種封建科舉制度生產出來的做題家們，成為統治階級內捲化統治的趁手工具的同時，產生了極端的自驕自媚，極端自私的個人心態。
這種做題家的自私心態，在滿清的時候再一次起到負面作用，就是百日維新的失敗。現在很多人都知道百日維新結束於戊戌政變。戊戌政變，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 （清光緒二十四年）發生在清政府統治集團內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勢力向以光緒皇帝為首的改良派勢力發動的一場血腥政變。政變的結果是，持續了百餘日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戊戌六君子被殺，康有為、梁啓超等逃往國外，光緒皇帝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軟禁於中南海瀛臺，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勢力重新掌權。但是這個以慈谿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勢力到底是什麼？很少有人注意到。實際上當時這些守舊派，就是科舉出身的官員們——也就是依附於科舉制度而成長為滿清朝廷裡的官員們。
百日維新在歷史上又被稱為戊戌變法。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實施。其主要內容有：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開辦新式學堂吸引人才，翻譯西方書籍，傳播新思想；創辦報刊，開放言論；訓練新式陸軍海軍；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餘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這一系列的措施，直接觸及到了依靠八股文科舉考試而爬上來的所有滿清官僚的利益。科舉出身的做題家們聯合慈禧抵制、打壓。甚至不惜發動流血的政變。放棄近代以來中國最後一次改良主義的機會。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至國家民族的存亡於不顧，可見做題家們的自私本性。這種狂妄體現的最直觀的就是昭和日本期間的皇軍參謀們。二戰結束之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要甲級戰犯的國際大審判，史稱東京大審判。當時被美軍抓進巢鴨監獄的涉嫌發動戰爭的甲級戰犯，一共有二百多人。後來被正式起訴的共28名。這28名甲級戰犯中，做過參謀的就有18名，做過陸軍參謀的有15名。被判處絞刑的7人中，除了文官廣田弘毅之外，清一色的陸軍參謀。在舊日本陸軍體系內，參謀是一種資格，日本陸軍中只有陸軍大學校畢業生才能擔任參謀。日本陸軍大學校1882年建校，1883年開始招生，1885年開始有畢業生。開始的十幾屆每屆只有10人左右，到1899年第13期(由於甲午戰爭停校兩年)開始，才穩定到每屆 40名左右，到1909年第21期開始，增加到50人左右。以後一直到1941年第54期，畢業生規模才開始擴大起來，1945年最後一期第60期達到 120名，之前的第59期是199名。就是說，60年中只有3000左右畢業生，平均每年只有50人左右能當參謀。而且，又只有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成績在前20%的人，才有資格報考陸軍大學校。由此可見舊日本陸軍，軍事教育制度裡對考試成績的重視程度。從1928年6月關東軍在皇姑屯謀殺張作霖開始算起，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場持續了17年之久的中日間的戰爭，根本就是一場由日軍軍事教育機制，生產出來的做題家們從陰謀策劃到積極擴大、從瘋狂推進到最後徹底輸光的戰爭，這麼說一點都不過分。舊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生有一個說法叫做「十年人事」，就是陸軍大學的畢業生，如果一切順利，沒有什麼意外情況下，畢業之後十年就可以升為將軍。這種狂妄，體現在陸軍大學1918年以第2名的成績畢業——陸軍大學畢業成績前六名的會被日本天皇御賜軍刀，所以被稱之為軍刀組——的石原莞爾，在日本駐東北的關東軍裡，聯合板垣徵四郎等其他做題家，搞下克上，瞞著日本政府和日本陸軍大本營，搞出來九一八事變，從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前線的戰火。體現在，號稱「豺狼參謀」的辻政信——1931年陸軍大學畢業，在運輸、兵力、彈藥、情報等等一切戰術要素都不足的情況下，策劃並且推進了諾門罕戰役，並且在軍事冒險失敗之後，居然能夠不受到任何懲罰而脫身。
體現在，瀨島龍三—— 陸軍大學校51期第一名畢業，也是軍刀組——居然在事關日本聯合艦隊存亡命運的萊特海戰中，因為不喜歡另外一位前線參謀堀榮三發出的反應前線真實狀況的電報內容，而私自銷毀。結果導致日本聯合艦隊做出錯誤的決戰判斷，聯合艦隊最後的實力在萊特海戰中，被美國海軍幾乎全滅。最荒唐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後，太平洋盟軍司令麥克阿瑟把一大票日本甲級戰犯嫌疑人關押在巢鴨監獄後，準備東京審判。在審判前要先進行審訊。麥克阿瑟向美國國內司法部求助。美國司法部向東京盟軍司令部排出了一個FBI審訊專家小組來協助審訊，對於FBI來說，只要是嫌疑犯，那就是Gang（匪幫），沒有國籍的分別，只有智商的不同。雖然現在的罪犯們都是政治家，高級官僚和高級軍官，但在FBI看起來和一般的盜竊強姦犯沒什麼區別，能不能夠判得下來，就看法官和嫌疑犯的智商誰更高了。FBI鑑別下來的結果，說是遠東協軍司令部選定的戰犯中除兩個人以外剩下的所有人都有點智障，再加幾人也能審得下來。更有趣的事情是，當時美國人對珍珠港事件念念不忘，羅斯福總統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後的口號就是「記住珍珠港」。而在FBI的審訊過程裡，幾乎所有的日本海陸軍高層以及日本政治高層，都有反對與美國直接開戰的言論並且記錄在案。
甚至包括偷襲珍珠港的軍事行動裡的具體指揮者、策劃者、實施者、包括山本五十六在內的一大票舊日本陸海軍高級軍官。都是明確反對與美國開戰的。按道理說，一票做題家出身的精英們應當很擅長做出利益最大化的決策，為什麼在絕大多數陸海軍精英軍人都對於美國開戰持有反對態度的情況下，還要開戰呢？
如果能夠解釋了這個問題。恐怕就能夠解決人類在組織行為學這個科學領域裡的巨大盲點。
在今天中國社會，做題家與人上人之間已經形成了嚴密的邏輯上的因果關係。
圍繞著教育而產生的學區房、補習班等等教育軍備競賽愈演愈烈。
但是這些做題家出身的人上人，以後會在中國社會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在中國的歷史中發揮什麼樣的功能？不過筆者知道一點兒，那就是同一個國家內部社會群體之間的內部差異，要遠遠的大於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差異。就中國而言，體制內部人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要遠遠大於體制外不同群體人之間的差異。
清華北大每年都有休學的，退學的，比例並不比其他大學的低。清華北大學生的自殺率，也並不低於其他社會人群的自殺率。
清華北大出身的人，進體制的人多，腐敗的同樣多，被反腐揪出來的同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