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重木/文
西方近代社會發展中一個典型特點，便是大型城市的出現。並且，這些伴隨著工業革命以及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所誕生的都市，與傳統帝制下的都市之間存在著鮮明差異。
城市的崛起本身，就意味著一個新的社會模式、人際關係甚至傳統道德和習慣的變遷。就如芝加哥社會學派代表人物羅伯特·帕克在《城市》中所指出的：城市絕不是一種與人類無關的外在物，也不只是住宅區的組合；相反，「它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各種禮俗和傳統構成的整體，城市已同其居民們的各種重要活動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它是自然的產物，而尤其是人類屬性的產物」。
無論東、西方，近代城市的崛起和發展過程中，與傳統農村熟人社會所不同的，是所謂「陌生人社會」的誕生。正是因為來往於城市空間與生活其中的人們彼此陌生，導致安全和秩序成為被關注的核心問題。而伴隨著城市空間本身所形成的或顯或隱的區隔，諸多難以被社會正式秩序所控制的個人與群體，便成為被關注和懷疑的重點。在這些大都建基於主流與邊緣、正常與汙名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種恐慌下，形成了一個鄧奈爾所指出的惡性循環。
誰的城市？誰的街道？
在芝加哥社會學派對於城市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群體的研究中，學者們漸漸意識到，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建構性以及它對於生活於其中的人群所具有的影響與塑造能力。伴隨著芝加哥社會學派對城市的研究而漸漸風靡的，是誕生於德國的現代主義設計運動中對現代城市規劃的關注：一種理性的秩序且能夠如機器般運作的城市設計，成為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理論中最典型的模式。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法國著名思想家亨利·列斐伏爾用馬克思主義理解現代城市時，他發現：這些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息息相關的城市，同樣存在著後者所具有的壓迫性與局限。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城市空間並非某種「自然」之物，而是在各種社會文化與權力的角逐、碰撞和融合中所形塑而成，因此它存在著諸多層級的空間，而由此形成了其後布爾迪厄所謂的「區隔」。因此，列斐伏爾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抽象空間，反映的是資本與國家之權力。
在《人行道王國》中，鄧奈爾十分關注為什麼某個空間、某條街道能夠成為無家可歸者的聚集地，以及為什麼他們能夠漸漸在其中建構出一系列非正式經濟與社會體系。伴隨著哈基姆、馬爾文等人在街道上與周邊居民、行人與警察等群體的交往和互動，進一步地體現出了對城市空間利用和爭奪過程中所展現出的各種主流/邊緣模式。並且，正是通過對這一意識形態的運用，造成主流秩序的進一步鞏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露宿或工作在街道上的攤販和無家可歸者，從一開始就很難真正地對已經被主流所分配與設計的空間進行徹底的改造，或是對其中的等級秩序進行徹底的破壞。
在鄧奈爾的研究中，街頭工作和露宿的大都是非裔，且其中又以男性居多。在這些群體身上，烙印著主流對其進行區隔和規訓時留下的深刻印記。而這些印記在很大程度上又與空間層級的形成，具有相同的邏輯和意識形態，因此而徹底地把生活、工作其中的邊緣者所束縛、控制。
當鄧奈爾研究這些頻繁進出監獄的街頭攤販和流浪者時，他發現，國家的懲罰和規訓制度，最終反映出的正是福柯曾經所指出的——政府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並未能夠通過懲罰來改變他們的生活，反而往往使其生活變得更惡劣、艱難。於是，惡性循環再次出現。
鄧奈爾的研究也反覆地告訴讀者與執政者，事情原本可以有另一種解決方法，從而走出這一死胡同。重要的第一步，便是對這些「他者」的了解，以及關於他們在街頭所建構出的非正式社會體系本身所具有的積極意義與影響。而想要做到這些，首先便需要解決汙名和各種刻板印象的陷阱。
被汙名與被傷害者
社會學家貝克爾和勒默特曾提出「社會標籤論」，認為每個人都會存在「初級越軌」，但只有被貼上「標籤」的初級越軌者才有可能走上「越軌生涯」；一個人被貼上「標籤」，是與周圍環境中的社會成員對他及其行為的定義過程或標定過程密切相關的。「人行道王國」中的人們，在很大程度上便始終處在其「越軌生涯」之中，而這一預設也正來源於主流社會環境對其的定義。一旦被標籤或成為汙名者，想要重新回歸「正常人」生活，往往充滿困難。
在《人行道王國》中，存在著一系列十分典型的汙名和刻板印象，而其也大都建基於階級、種族與性別之上。並且這些因素既彼此獨立運作，大多時候又能夠彼此交錯運行，從而使得被籠罩其下的群體需要面對更為複雜的狀況。
鄧奈爾研究的街頭謀生的黑人糾纏女性行人（尤其是白人）現象，背後便存在這一邏輯。而由於這一現象同時還涉及性別因素，因此我們在此看到了十分不同的一幕：在其他諸方面都遭到主流社會邊緣化的街頭謀生的黑人男性，在搭訕與糾纏女性行人時，卻在很大程度上佔據了「主流」的位置，而這一點與男權社會體制有著直接的聯繫。無論他們是黑人、窮人還是露宿街頭，其男性身份依舊不會改變，從而使其幾乎是天然地能夠從男權體制中獲得相應的性別紅利——雖然十分有限。就如作者所指出的，「他可以利用男性在公共場合享受的特權，來影響街頭發生的事情」，而被影響的對象則主要是女性。在這裡，我們也再次看到影響城市空間的另一個主要元素，即性別。
對於女性而言，城市空間帶有強勢男權意識形態，因此往往是有威脅甚至不安全的。當街頭攤販基思在搭訕行人時，所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話語，「只有對女性，基思才會使用讚美，或者說一些會被她們認為是親密或者調情的話；在與男性的互動中，他的要求要簡單得多」。造成這一不同的，便是公共空間中兩性性別權力的差異。
也似乎唯有在這一範疇下，街頭謀生的諸多黑人男性似乎獲得了一些主動權。鄧奈爾由此發現，這裡便產生了典型的惡性循環：「對女性來說，男性的行為和由此導致的困境，進一步加強了她們對這些男性和與他們外貌很像的人的看法，認為他們是危險的，而這種焦慮被轉嫁到無辜的乞討者、圖書攤販上，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許轉嫁到一般的黑人，刻板印象因而產生」。因此，邊緣者與遭到汙名的街頭謀生者與在傳統性別秩序中邊緣的女性群體之間，形成了更為微妙和複雜的權力結構。「街上的眼睛」能夠帶來人們行為的規範和安全這一觀點，女性與街頭謀生的男性商販、乞討者這組對象中便產在問題。就如鄧奈爾所發現的，「對女性而言，男性的『街上的眼睛』並不能帶來身處陌生人中的安全感，而是一種深深的不信任感」。並且，當「街上的眼睛」所注視的，是那些已經遭到邊緣或汙名的個人與群體時，往往會造成巨大的壓迫力。
在這裡，我們所看到的便是陌生人城市所具有的陰暗面，以及「破窗理論」等夠產生且得到眾多支持的原因。「威爾遜和凱林以及那些主張強化警察控制的人認為，可見的無序和惡名，通過創造一系列『沒有人在乎』的文化意義和期待，難以預料地創造了犯罪的後果」。這一理論預設背後所潛藏的，便是對於陌生人的焦慮和恐懼。而伴隨著汙名者在城市空間中所能獲得的資源和權利的被限制與剝奪，其在主流權力剝削下所形成的邊緣性卻又再次印證了其汙名，進一步惡化生存環境。
理想的城市
鄧奈爾在《人行道王國》中進一步地指出，那些在傳統中被看作引起無序、混亂、惡行與犯罪的街頭圖書攤販、露宿者和乞討者之間存在著十分重要的非正式社會結構，而「他們中的大多數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公眾形象，他們為彼此和陌生人建立了一系列的行為期望，表明『有人在乎』，並且他們應該努力過上更好的生活」。正是在這一或隱或現的結構中，被當作「破窗」的第六大道上的人，其實並非如主流群體所想像的那般是造成社會危機和城市不安全的主要因素。
但破除這一汙名本身卻困難重重，既因為涉及社會以及城市中的階級與種族不平等，也還涉及既得利益；而各種先入為主的成見，也導致主流群體從一開始就失去了聆聽邊緣者聲音的意願，從而導致惡性循環。
一座理想的、安全且充滿活力的城市，並不應該是一座「死城」。鄧奈爾發現，「非正式經濟和社會生活非常有價值，同時也不必然在審美上令人不悅」。因此，「一個社會正確的應付方法，不應是將自己創造出來的被遺棄者驅逐出公共空間，一個存在極度貧困問題的城市若要創造福祉，其重點就是能讓邊緣人有自主經營的機會」，並且能夠突破中心與邊緣的僵局，形成新的與創造性的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