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炳生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1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現狀到底如何？目前，社會輿論對我國大學現狀的評價，感覺上是肯定的很少，批評的很多。這導致了很多人有意識地或下意識地認為我國的大學今不如昔。這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直接關係到今後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方向。本文嘗試著用一些具體事實和數據，作一些初步分析。
為什麼說是大是大非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1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的路線方針政策，到底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於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果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下降，問題很多，進步很少，問題大於成績，那就意味著現存的高等教育路線方針政策有嚴重問題，那就需要進行大手術，進行徹底的否定和革命。否則，如果實際情況是成績為主，進步很大，有問題但不是主流，是瑕不掩瑜，那麼，我們就要堅定地堅持現在的教育路線方針政策，並有針對性地對不足的地方進行完善和深化改革。
教育是國家與民族發展的基石，也關係到每一個家庭的切身利益。而大學教育，是整個教育的龍頭和重心，因為，對於絕大部分父母和學生來說，大學以前的教育，就是一個基礎，是為上大學作的準備。所有與基礎教育有關的重大問題——包括公平問題和質量問題，本質上都與高考有關。所以，大學就成了媒體和大眾關注的焦點和永恆的話題。
無論是從國家利益出發，還是從公民權利出發，人民大眾對高等教育的關注、監督和批評，都是正當的和正常的。大學也應該歡迎這樣的監督。對此，不應該有疑問。然而，由於媒體通常對負面新聞更為關注一些，同時媒體報導具有放大效應，因此，一些個案性事件，往往給大眾留下深刻印象；一些片面性評價，會引起大眾的錯覺和誤解，也會導致高層決策者的錯覺和誤解。對於大眾來說，這就會引起對現行制度的強烈不滿；對於領導來說，就會導致對改革和發展的方向產生誤判，就會導致錯誤的決策，而最終是不利於大學的發展。
評價大學，是件很複雜的事。主觀印象，不能算數，而應該用事實和數據說話。而這些事實和數據，應當是總體的、平均的。因為如果用個案說話，那總能找到各種各樣的案例，尤其在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中。
通過以下對一些重要數據和事實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10年來，我國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以下分別從人才培養、科技成果與社會服務方面進行分析。
如何評價人才培養質量
人才培養涉及到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是相互關聯的。質量問題無疑是核心，但離開了數量，質量就無從談起。
在培養學生數量方面，我國高等院校的招生數量在1980年只有28萬人，以後逐步擴大到1998年的108萬人。1999年開始，連續七年大幅度擴招，每年的增加率都是兩位數，其中1999年為47％。2005年以後繼續擴招，但是增加的速度下降。2010年增加到657萬人，其中本科339萬人，專科與高職318萬人。2010年的招生數量，是1980年的23.5倍，是1998年的6.1倍。在研究生招生方面，發展的趨勢大體類似。1980年，全國研究生招生只有3616人，1998年增加到7.25萬人。2010年研究生招生計劃為53.4萬人，其中博士生6.2萬人，碩士生47.2萬人。2010年的研究生招生數量，是1980年的148倍，是1998年的7.4倍。與此同時，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已經從1998年的9.8％，提高到2010年的26.5%。
對於1999年以來的高校擴招，有不少批評意見。其中有些是有道理的，包括在開始階段，擴招的步子太大太快，引起了很多不適應問題，不可避免地對培養質量產生了不利影響等等。但是，對擴招的批評意見中，也有一些是片面和不正確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指責擴招導致了大學生就業困難。高等院校的擴招，儘管有這樣和那樣的問題，但是從總體上看和長期看，絕對是件好事，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如果現在每年畢業的大學生只有100多萬，而不是600多萬，他們找工作肯定要容易得多，這毫無疑問。但是，如果擴招出來的500多萬人沒有上過大學，找工作肯定會更困難，那些辛辛苦苦的「蟻族」們，如果不上大學，很可能連現在的工作也得不到的。第二，大學生即便失業，再就業也比沒有上過大學的人，要容易得多。第三，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沒有足夠的大學生，是做不到的。很難想像，在一個高等教育不發達的國家中，會有高度先進發達的產業結構。我國現有的產業結構中，勞動密集型產業所佔比重很大，正是因為過去我國的高等教育不發達，高素質的勞動者缺乏。過去的農村勞動力的過剩，促進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現在的一定程度的大學生相對過剩，客觀上會促進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第四，即便不考慮就業問題，上大學本身，就是件很有價值的事，是人自身發展的需要，是社會文明的需要。
如果說對高校擴招的批評意見還是限於少數人，那麼，對高校培養質量的批評，則似乎是眾口鑠金了。對培養質量的直接評判，並非易事，因為對質量的理解和度量，都很複雜。因此，我們通常見到的對大學培養質量的批評，無外乎兩種情況：一種是個案，拿個案說事；另一種是主觀的、籠統的和抽象的。這兩種情況，都不足為憑。
實際上，根據一些可以查證的事實，我國大學的人才培養質量，是不斷提高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判斷。作出這個基本判斷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教師學術水平明顯提高。從學歷結構看，近10年來，高校教師中具有博士和碩士學位的比重，從26％提高到44％；其中教授中具有博士和碩士學位的比重，從23％提高到61％，這其中還有不少是在發達國家獲得了學位。高校職稱評定的標準，有了大幅度的提高。20年前或者10年前可以評上教授的學術成果，現在可能連評副教授都不夠。從我國各種國際學術交流情況看，包括發表國際論文、參加國際會議、國際學術組織任職等等，也表明國際學術界對我國高校教師學術水平的評價，有了明顯的提高。教師是育人的關鍵，教師水平的提高，是我國高校人才培養質量提高最堅實的基礎。
第二，各種培養設施條件不斷改善。這包括教學條件、實驗設施、信息網絡以及國際交流等。尤其是信息網絡的發達，使得學生自主學習的條件極大地改善，學生學習的視野和可能條件，已經不僅僅局限於本校的校園了。
第三，素質教育日益獲得重視。尤其是一些研究型大學和重點高校，近年來積極學習國際一流大學的經驗，同時根據國情和校情，進行了各有特色的教育改革與創新。
第四，國際上對我國高校學生的評價不斷提高。我國本科生出國深造的人數不斷大幅度提高，據報導，美國近年來的博士學位獲得者中，本科畢業於中國高校的數量已經名列前茅；越來越多的美國一流大學希望接受更多的2＋2本科生（頭兩年在中國高校讀，後兩年到美國高校讀）；我國近年來發表的國際論文大幅度增加（下有詳述），而大部分的第一作者是研究生，也有少量本科生。這說明越來越多的學生受到了更好的學術鍛鍊，具備了更高的研究能力，獲得了更多的國際認可。
第五，我國近年來取得的各種重大科技成就和舉世矚目的工程項目中，改革開放後培養起來的中青年科技人員，已經成為骨幹和帶頭人。應該指出，無論從哪個方面衡量，我國新一代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物展現出來的學術水平和取得的科技成就，已經明顯超過了老一代科學家。例如，在農業科學和技術領域，就已經湧現出了一批中青年科技專家，他們的學術水平、科技成就和已經取得了的國際影響，就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候。在研究型重點大學中，一大批傑出的中青年教師的學術水平和國際影響力，完全可以說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
當然，我國高校人才培養質量的發展和提高是很不平衡的，也存在不少問題，對此，本文後面還有具體分析。
如何評價科技創新與社會服務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10年來，高校在科技創新與社會服務方面，同樣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在科技創新方面，國際論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標。對SCI論文，當然不能絕對化，就像對GDP不能絕對化一樣，但是，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指標，證明了研究成果獲得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
根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的數據，1999~2009年期間，我國發表的SCI論文，從不足2萬篇增長到12萬篇，增加了5倍多。我國高校發表的SCI論文的增長幅度更大，其在全國發表SCI論文中的比例，從70％左右上升到82.5％。正是由於高校的貢獻，我國SCI論文發表數量佔國際論文總數的比例，從1999年的2.5%增加到2009年的8.3％，位次相應地從第9位上升到第2位。同時，高校國際論文的質量也在不斷提高，2009 年我國表現不俗的論文（論文被引用次數超過該學科世界平均水平）已經佔論文總數的15.5％，其中，82%由高校貢獻。一些研究型大學的增長速度更快。例如，中國農大1999年發表的SCI論文只有49篇，而2009年已經接近1000篇，同時平均影響因子不斷提高，一些成果在國際頂尖科學雜誌上獲得發表。
國家科技獎勵，是另一個重要指標，既是對創新性成果的認可，也是對科技成果服務於社會的肯定。2000~2008年，高校獲得的科研獎勵在國家授獎總數中所佔的比例為：自然科學獎的57％，技術發明獎的68.2％，科技進步獎的53.5％。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大學在基礎性研究、應用研究和科技成果應用方面，都已經佔據著主要地位。事實上，在我國幾乎所有高新技術產業中，都有高校的參與。如果不是我國近年來自己培養出了大批的高層次人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是很難想像的。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從縱向分析看，高校本身獲得了快速發展；這個發展速度，顯著快於國際平均水平；高校在我國科技創新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科技服務方面，都佔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如何評價投入和高校債務問題
還有的批評者，對國家對高校的投入和高校債務頗有微詞。這些年，給人們的印象似乎是，國家對大學投入了很多的錢，高校的錢很多，花起來大手大腳。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數據，1997年國家用於普通高等教育的財政支出是306億元，2008年增長為2004億元，增長的幅度看起來很大。但是，與此同時，高校在校生人數也由317萬人增長到2021萬人。結果是，大學從國家獲得的教育經費，按在校生總人數平均計算，僅僅從0.96萬元增加到0.99萬元。如果把同期18％的通貨膨脹因素考慮在內，實際生均撥款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下降了13％。與此同時，我國大學的師生比也增加了一倍，從1:8增加到1∶16，這意味著老師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
事實上，面對擴招和學校的迅速發展要求，國家財政投入是遠遠不足的。近10年來，如果僅僅靠國家財政投入，我國大學是無法取得以上成績的。由於國家投入不足，高校不得不舉債進行建設，包括外債和內債。這些內外債務，基本上都轉化成了各種教學科研設施，包括教學樓、科研樓、圖書館、各種實驗場所、文化體育場所、學生宿舍等等。這些資產，是國家的優良教育資產，不僅在當前發揮著重大作用，也將在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中繼續發揮重大作用。當然，不可否認，也出現過某些不合理建設的案例，但是那只是個別案例，不能代表總體。進一步說，就目前的情況看，還有很多學校，包括中國農大，由於基礎極為薄弱，儘管近年來有了很大變化，但是，在教學科研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仍然有很多困難和不足。
如何看待現存的各種問題
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無庸諱言，我國大學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有些問題還非常突出。這些問題具有顯著的相對性、不平衡性和發展性特點。
相對性是指，儘管同過去相比較，取得了巨大成績和進步，但是，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相比較，同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相比較，同世界一流大學的發展水平相比較，差距仍然巨大。其中最突出的，是大眾的期望值很高，經常拿發達國家的頂尖大學作為我國大學發展的參照標準。按照大眾和國家的要求，我們要做的是超越常規的事：是要在發展中國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而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先進的大學，全部在發達國家中。實際上，儘管我國最好的大學同世界最好的大學比較，仍然有相當差距，但是，已經超越了發達國家中很多比較好的大學；同時，在各種世界大學排行榜中，排在最前列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大學，一定是中國的。而我國的高等教育投入水平，我國教師的薪金水平，一定是在排名相近大學中最低的。
不平衡性是指，總體發展成績很大，但是各個高校發展並不平衡，有些局部問題和個案問題還相當突出，甚至非常惡劣，嚴重地影響了大學的整體形象和聲譽。現代媒體的發達，使得個案問題具有突出的放大效應。這些個案問題，往往一再被提起，於是不斷地強化了人們的印象，很容易使人認為是全國大學普遍存在的現象。還有一點，就是在整體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高校的分異趨勢日益明顯，國家投入多的研究型重點高校發展得很快，而一些普通學校，尤其是一些新建高校，問題相對更為突出一些。
發展性是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水平仍然處於比較低的階段，高等教育擴張的速度很快，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出現一些問題是難免的。尤其是在擴招的開始幾年，擴招的速度過快，而教學資源並不能相應地跟上，有限的資源被大大稀釋，難免對培養質量產生了不利影響。在大學教育從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的轉化階段中，除了高校自身的不適應，也有社會和學生的不適應問題，一些人還用精英教育的尺子來衡量大眾教育，也難免產生一些問題。在急劇擴張期發生的一些問題，會在其後的內涵發展期中逐步得到解決。
問題的存在是客觀的，而問題的成因是複雜的，包括大學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大學外部的原因主要有：中小學的教育基礎、宏觀經濟發展、國家教育投入、國家教育管理體制、社會文化氛圍等等。而大學內部的原因主要有：師資隊伍水平、設施水平和內部管理制度等。
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是通過對現有體制的徹底否定，而應當是深化體制方面的改革，同時還急需加大投入，不斷改善和完善辦學條件。改革仍然是必要的，但是，改革本身並不是目的；出臺任何新的改革措施，都要進行嚴謹科學的論證。否則，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漂亮口號，用一些不顧常識的胡亂折騰，不僅會誤導社會公眾輿論，也會誤導高層領導決策，從而只能是導致勞民傷財，並且妨礙高等教育的發展進步。我國高等教育未來的改革方向，絕不能用「否定一切」的思維；不講規律、不講常識，簡單地與現存的制度對著幹，不是正確的改革思維和創新精神。
綜上所述，我國的高等教育，在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10年來，在人才培養、科技創新和社會服務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目前雖然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具有顯著的相對性、不平衡性和發展性，而絕不是今不如昔。對此，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我們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應該妄自菲薄。我們要按照胡錦濤總書記的要求，「把提高質量作為教育改革發展最核心最緊迫的任務」，以更加寬闊的國際視野，更加堅定的信念，遵循規律，聯繫國情和校情，堅持正確方向，以科學態度和務實作風，在繼承的基礎上，不斷深化改革和進行創新，不斷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和水平。
柯炳生 中國農業大學校長。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農學會副會長、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等。有關研究成果獲國家決策部門重視和採納，並受邀到國際農經大會作大會特邀報告以及FAO、OECD等國際組織作學術報告。獲農業部軟科學成果一等獎等多項獎勵。發表學術論文和政策報告近百篇，出版專著多部。擔任中國農業大學校長以來，致力於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改革實踐，在師資隊伍建設、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改革、大學內部管理制度等方面有所建樹。
《科學時報》 (2011-07-19 B4 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