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全球語境中的革命年代（約1760-1840）》
作者：薛冰清（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編輯：林煜堃
David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c. 1760-1840,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xxxii+301pp.
在歷史研究的國際化已蔚然成風之際，2008年5月，部分英美歷史學家在洛杉磯召開了名為「『革命的年代』抑或『世界性危機』？全球起因、聯繫與比較（約1760-1840）」的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圍繞「革命」這一主題，從全球視野和比較視角出發，重新審視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世界各地區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觀念上的巨大變化和交互影響。兩年後，十餘篇會議論文以《全球語境中的革命年代（約1760-1840）》之名結集出版，主編為哈佛大學教授、國際史研究領軍人戴維·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南亞史教授桑傑·薩布拉曼亞姆（Sanjay Subrahmanyam）。其餘作者都是相關研究領域的佼佼者，堪稱一時之選。
兩位主編在導論中介紹了論文集的主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這段歷史常被後世學者稱為「革命的年代」。這一時期傳統的歷史敘事包括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奴隸貿易的廢除、人民主權和自然權利觀念的傳播、成文憲法的誕生和民族主義的興起，等等。相關研究以帕爾默（R. R. Palmer）的《民主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和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所著《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the Revolution, 1789-1848）堪稱代表。儘管歷史學家大多強調上述革命性因素在現代世界形成過程中的長時段、全球性影響，但基本將考察中心聚焦於北美和西歐，並將這種影響視為從北大西洋向其他地區擴散的過程。除了地域上的局限，受此種「歐洲中心」視角的限制，標誌性事件的選擇、歷史分期的劃定、「革命」的性質和表現等方面，都有可商之處，因為其主導傾向在於，認定政治或經濟上的「革命」都是西方的產物，而非西方世界只是在被動地接受衝擊或是加以仿效。該論文集則試圖打破這種「經典的」革命史敘事模式，以七年戰爭和鴉片戰爭為前後界限，全面考察世界各地區在該時段內發生的變化。學者們並非討論全球化（globalization）或全球性（globality）的歷史，而是將諸多革命放在全球背景中加以聯繫、比較，分析起因和後果、共性與差異。
為了打破上述革命史研究的西方中心視角，學者們首先對以往佔據核心位置的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作出新的全球史定位。加裡·納什（Gary B. Nash）從奴隸制存廢的角度重新評估了美國革命在當時的世界影響。他認為，儘管美國革命在某種程度上鼓舞了其他地區的民族解放和獨立，但不應被高估。美國革命中的許多激進訴求，如個人自由的擴展、奴隸制的廢除、選舉權的擴大、大眾教育的發展、婦女權利的賦予等並沒有實質性的突破。美國革命作為一場獨立戰爭是成功的，但作為重建美國的國內改革鬥爭是有局限性的，這也直接削弱了美國革命在其他地區的影響。建國之父們在廢除奴隸制問題上的猶豫和退縮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美國革命時期，英國和法國的反奴主義改革家等人向富蘭克林、華盛頓和傑斐遜等施加影響，希望美國革命能完成解放奴隸的「自由事業」。雖然建國之父們在壓力下做出了一些改變，但最終沒有能將《獨立宣言》中的平等原則和普遍權利變為現實。對啟蒙原則的「背叛」不僅使得建國之父們失去了創造歷史的機會，也使美國革命的全球反響大打折扣。
林·亨特（Lynn Hunt）則從學術史梳理的角度出發，探討了在全球語境中研究法國大革命史的可能路徑。她指出，以往學者主要從國內層面分析法國大革命的起源和進程，但也不乏對其國際影響的研究，特別是激進的革命意識形態和共和制度的輸出和傳播。近年來學者開始將殖民地的事態與大革命結合起來，如考察海地革命怎樣影響了法國國內的政治輿論。她認為可以從政治文化的角度透視法國大革命的全球影響，比如「人權」和「獨立」等思想觀念的興起、傳播和實踐。革命的全球影響還體現為政治的物化（materialization）與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人們在姓名、曆法、節慶、服飾、公共空間等日常生活中感受革命所帶來的持久而深刻的變化。作者認為，大革命史研究長期處於馬克思主義學派和修正學派的爭論中，糾結於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關係問題，當前的「全球轉向」開創了一些新的可能和方向。
如論文集的標題所示，現在的歷史學家趨向認為，革命是複數的，對不同的人群意味著迥然有別的結果。瑪雅·亞薩諾夫（Maya Jasanoff）發掘和比較了兩個長期被忽視的群體——美國效忠派（loyalist）和法國革命流亡者（émigré diasporas）的命運。在她看來，革命史往往是勝利者的書寫，那些「反革命者」，特別是普通個體的經歷被抹殺，對他們的研究也常常被貼上「保守主義」的標籤。事實上，兩場革命也是內戰，都產生了大量的流亡者，他們是民族國家構建和排斥性政治的受害者。邊緣群體的經歷不僅反映了美法革命的聯繫和兩面性，也提供了全面理解革命的國際視角。亞薩諾夫從流亡人數、種族和階級構成、流亡原因和路線、地理分布等方面對此加以比較分析。這些政治流亡者都經歷了失去財產、法律懲罰、流離失所的苦難，但效忠派得到了英帝國較好的安置和接濟，並在加拿大等地發揮了獨特的作用。而英國也從救助效忠派的過程中獲得經驗，幫助法國流亡者，展現了與激進主義截然不同的自由人道精神。這反映了美國獨立後，英國調整帝國政策，用對各族裔臣民和移民的積極保護換取他們對帝國的效忠。於是，北美獨立和法國革命帶來的不是英帝國根基的動搖和民主的擴展，而恰恰推動了「自由帝國」意識形態和統治手段的重構、鞏固和發展，這也是民族國家框架下的革命史所無法解釋的。
《全球語境中的革命年代（約1760-1840）》中的其他論文則將目光投向了美、法之外的地區。大西洋世界中帝國秩序的延續和轉變是學者關注的重點。傑裡米·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以對「主權」的重新界定為線索，討論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對帝國政策的調整。在拿破崙戰爭的衝擊下，西葡帝國中心的主權結構趨於崩潰，迫使帝國採取新的「憲政主義」來重塑統治合法性。這種新的主權觀念承認既有權力的多元性，即通過分權的方式維持帝國的統一，適應歐洲權力全球化的新形勢。於是，西葡兩國在壓力下尋求改革，以「反向革命」的手段主動避免激進的革命。帝國在經濟方面構建更加自主的貿易體系、控制資源流向、開發腹地、促進帝國內貿易等；政治方面則頒布新憲法、增加殖民地在議會中的代表性、廢除宗教審判、允許出版自由等。直到1820年代，帝國的轉型基本成功地應對了內憂外患。但改革也激化了許多問題。帝國中心更加依賴殖民地，國家收入更加依賴商業資本，主權的分割導致效忠的減弱。自由和保守兩派都對有限的改革心生不滿，大商人與政治家的聯盟破裂，政治開始兩極化和軍事化，為日後帝國的瓦解埋下了種子。
與之相對，大衛·吉格斯（David Geggus）則視角向下，重點討論奴隸在海地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作者認為，在當時所有的「大西洋革命」中，海地革命在爭取自由、平等、獨立方面最為突出，社會和經濟變革的力度也最大。但海地的黑人起義者們對民主共和思想並不感興趣，奴隸們所追求的「自由」僅僅是人身解放，而不是政治權利。革命後的海地又回歸獨裁的傳統，與標榜自由共和的大西洋革命之「主流」大異其趣。此外，近年來歷史學家開始強調加勒比奴隸起義的自主性和能動性。他們認為奴隸的反抗才是歐洲廢奴主義興起、發展和最終廢除奴隸貿易的主要動因。作者對此持保留意見。一直到1840年，在除海地之外的加勒比地區，殖民主義和種植園奴隸制都根深蒂固。這一時期許多社會變化與革命的關係值得進一步深究，如英國的廢奴政策受海地革命的直接影響並不大，而一些漸進的改革似乎比革命帶來更大的變化。
有學者立足於非西方視角，分析當地的政治、社會秩序在外力衝擊下發生的變化。約瑟夫·米勒（Joseph C. Miller）主張將這一時期的西非歷史放在長時段、大範圍的全球商業化進程中加以理解。非洲人的商業倫理和貿易形式與歐洲迥然不同。他們信奉財富集體所有的觀念，而不是自由競爭的個人主義。「集體精神」（communal ethos）在其中發揮了核心作用。非洲人通過這種集體精神維繫人際和家庭關係，進而發展起更大的商業網絡。當集體精神遭到歐洲個體性的、重視消費的商業文化衝擊，當地的部落被徹底瓦解和孤立了。一些強勢的領導人開始組建起商業化和軍事化的新共同體，逐漸形成現代的民族意識。但這種「國家」是被殖民者用商業控制的，非洲人的最大價值就是以人力充當與歐洲貿易的抵押品。總之，商業化徹底改變了非洲的社會結構、文化觀念、經濟行為、政治組織。
彼得·加裡（Peter Carey）的考察重點是1808-1830年間爪哇舊秩序的崩潰。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的爪哇社會深受歐洲革命局勢的影響，接連被荷蘭、拿破崙帝國、英國等列強控制。通過與殖民者籤訂條約，爪哇各政權遭受了領土和經濟的損失，伊斯蘭法律的權威被削弱，被迫改革政府，接受殖民當局的統治。日惹皇宮被佔領和洗劫的屈辱經歷，更給當地人造成了長久的心理陰影。作者特別提到，華人所構建的貿易網絡對歐洲殖民者的商業開拓幫助很大。但華人控制稅卡，販賣鴉片，成為爪哇民族運動中的犧牲品。總之，這一時期的爪哇處於舊秩序向殖民社會過渡的階段，現代印度尼西亞國家的雛形開始出現。
帝國與殖民地的關係常常被視為影響與被影響、衝擊與回應的單向聯繫。這種舊範式遭到了學者們的質疑，他們試圖從互動的角度，重新考察帝國中心與邊緣的複雜關係。胡安·科爾（Juan Cole）的核心論點是，拿破崙對埃及的徵服提供了兩種文化碰撞交融和相互利用的契機，即所謂的「克裡奧爾化」（creolization）。文化混雜的過程既給了歐洲人以認識、徵服陌生地區的文化資源，也使得當地人有了與殖民者討價還價的手段，最終的指向都是權力。為了拉攏穆斯林教士和中間階層，拿破崙有意模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兩種文明體系的區別，甚至將後者比附為法國的自然神論。而埃及學者用他們所熟悉的希臘理性主義來理解啟蒙思想，進而闡明伊斯蘭教義和法律，與佔領者的文化和宗教政策相抗。但兩者也存在交集。如法國人和埃及中上層官員、激進知識分子都對當地底層社會的「宗教迷信」嗤之以鼻。從這個意義上說，「歐洲人理性、東方人迷信」的「東方主義」之形成，乃是雙方文化互動的產物。
羅伯特·特拉弗斯（Robert Travers）重新界定了印度在英帝國和全球轉變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從世界範圍來看，對舊制度的衝擊最早發生在中東和南亞。自十八世紀初開始，南亞經歷了一場「帝國革命」。莫臥兒王朝內有叛亂，外遭入侵，導致了政治去中心化和地區性國家（土邦）的紛立。當時就有印度和英國學者用「革命」來描述這一巨變。除了英帝國給印度施加的影響，作者更強調了後者的「反作用力」。當前學者開始重視印度經濟在英國工業革命中發揮的作用。在政治和社會影響方面，印度接納了英國過剩的貧困人口，提供了大量官職，也創造了一種新的帝國榮耀，補償了北美獨立帶來的挫敗感。英國的政治家往往借殖民地的緩慢改革轉移國內政治的壓力，但印度和英國國內的改革者藉機互通聲氣，尋求更多的權利。此外，印度也改變了全球政治格局，刺激了法、俄等國的擴張野心。有意思的是，作者提出了「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概念，即英國為了防止帝國受到外部衝擊，加強對印度的控制，有意減少南亞與其他地區的聯繫。
在一個充滿了「革命」的世界中，也有並未發生革命的「例外」。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指出，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產生了許多危機，但清朝基本應對得當。他從社會經濟的結構出發，分析了這些危機的起因。十九世紀中國人口迅速增長，開始大力開發自然資源。在一些漢人移民湧入、種族混雜的貧窮地區，環境、政治和社會的危機開始積聚、爆發。幾次大的起義都發生在這樣的「邊疆」地區，凸顯了清朝基層控制能力和軍事實力的虛弱。他從政策的層面考察了這些危機與外部因素的聯繫。經濟方面，鴉片貿易導致白銀外流，衝擊了中國的貨幣體系，但其後果被誇大了。社會方面，吸食鴉片導致了社會秩序的混亂，不過其影響並不是全國性的。思想觀念方面，自由民主尚未產生反響，基督教千年王國思想對農民起義的作用也不能高估。總之，這一時期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還很少，變化更多是內部原因造成的。但從比較的角度來說，清朝和許多國家一樣，面臨著一些棘手的難題：商業化和人口增長，稅收和財政問題，軍隊的現代化，等等。除中國以外，兩位主編在導論中對奧斯曼帝國的特殊性也進行了分析。
正如《現代世界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1780-1914）一書的作者、劍橋大學歷史學家貝利（C. A. Bayly）在該論文集的後記中所說，歷史學研究的「全球轉向」是對民族國家衰落、資本跨國流動和亞洲崛起等全球化現象的間接回應。在筆者看來，儘管各位作者在史料發掘方面多有著力，但該論文集最大的價值在於其方法論上的啟發意義，即從全球視角對「革命」這個大問題、老問題作出新的詮釋和解讀。學者們將原本屬於民族國家或地區框架中的革命放在世界層面進行比較，熟悉的革命史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新面相，引人深思：革命不是西方獨有和單向輸出的，而是多中心和交織互動的；反革命者和不革命者的經歷揭示了所謂「進步」的另一面；革命並未從根本上動搖奴隸制，奴隸貿易在法律禁止後不降反升；殖民統治瓦解了當地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但也反作用於宗主國內部的改革進程；西方和非西方的文化相遇不是前者取代後者，而是創造出新的文化形態，並為殖民地人用來伸張自己的權利和訴求；革命的標籤不能涵蓋所有地區的所有變化，革命史並不等同於當時的歷史，等等。
儘管上述解釋框架和研究路徑令人眼前一亮，但正如林·亨特在文中提到，歷史學家對所謂的「全球視角」或「全球轉向」要有清醒的認識，必須考慮其作為分析框架的適用性：哪些事件是全球層面的，而哪些只能放在當地或國家框架中加以理解，不能盲目追求宏大視野，為強調橫向聯繫和互動而抹殺了革命的獨特性。的確，如何看待革命的斷裂與延續、特性與共性，如何認識本土因素與國際環境的關係，如何將全球視野與地區、國家視角相協調，將新的解釋框架與既有研究相結合，都還有待歷史學家的進一步思考。
其實，除了上文提及的帕爾默和霍布斯鮑姆，一些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如阿倫特（Hannah Arendt）、戈德斯通（J. A. Goldstone）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人都對革命做過綜合和比較研究，並得出了某些概括性和一般性的「結論」或「模式」。而歷史學家的最大的優勢在於，通過實證研究展現同一時期、不同革命的複雜性、多面性、變動性。但也正因如此，僅僅通過一本論文集還難以編織出一幅完整的全球革命史畫卷，給人以整體上的把握和理解。讀者不禁要追問一句：所謂「革命時代」的特徵和意義究竟何在？或許，這樣的畫卷本身就不存在，也並非歷史學家追求的目標。要而言之，《全球語境中的革命年代（約1760-1840）》是否代表了「全球轉向」的革命史研究範式轉換，固然有待商榷，但至少這種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也有必要獲得中國學者的關注和了解。
（本文發表於《全球史評論》2015年第八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