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北大教授教你如何寫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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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科班訓練，除了要會寫論文和專著，也要會寫書評和札記。要做一個真正現代意義的學者，特別是要學會寫書評，寫真正意義上的書評。

書評是一本學術雜誌中舉足輕重的部分，西文學術期刊的主體是論文（Article）和書評（Review），論文往往只有幾篇，涉及的範圍不夠廣。對於讀者來說，更重要的有時是書評，因為書評才能真正反映這本刊物所涵蓋的各個方面。我們翻看一本雜誌時所獲取的知識，有時並不在於論文，而在書評，這是和西方學術刊物的書評制度相關聯的。

因為中國學術期刊一直沒有建立起良好的書評制度，所以一本雜誌中，主體是論文，書評只佔極少的篇幅，甚至沒有書評。所發表的書評含蓋的方面不廣，大多數書評是一些對所評之書的概述和誇獎，沒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所以一般也不受讀者重視，只受作者和出版社的重視，因為其中一些書評是作者或出版社編輯找人寫的。

因為書評是由雜誌約請的專家撰寫的，所以主動權牢牢掌握在雜誌自身手中，雜誌也把自己所發表的書評水準，看作是該雜誌的學術水準，這樣的一種學術認定的結果，是雜誌要約請權威來寫稿，而不接受書評投稿。我們常常看到在一些刊物的約稿通知裡面說，書評不接受投稿，如果你特別希望評某本書的話，必須先和主編聯絡，在得到主編的同意後，才能撰寫。同時，由於雜誌對自己發表的書評水準的認定，所以一般來講是不接受反批評的。你可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商榷文章，但在發表書評的刊物上是不行的，即使你的反批評是很有道理的，一般情況下也是不給刊登的。這種做法有點霸道，但實際上是為了一個雜誌的正常運作，因為你一旦發表了反批評，則必然引起書評作者的再度反批評，這樣你來我往，批評文章越來越多，文字越來越長，那麼這個雜誌的篇幅就大量被佔掉，而批評雙方有時也從學術爭論發展到意氣之爭，降低了雜誌的學術水平，這樣下去雜誌是無法辦的了。

在中國，大多數刊物沒有這麼嚴格的書評制度。比如幾年前《歷史研究》發表了葛劍雄、曹樹基先生評社科院人口史的一本書 ，很有分量，是中國學術界少有的書評，雖然有些話用詞過於激烈，但仍給中國學術界帶來一股新的氣息。但是因為《歷史研究》沒有規範的書評體制，很快就發表了反批評文章 ，這其實是否定自己。所以，發表書評的雜誌是不能夠發表反批評的，但並不反對書的作者在其他地方發表反批評的文章。

在中國書評體制不健全的情況下，一旦一個作者的書受到批評，有時會被某些人利用這些書評來攻擊作者，使得作者的職稱評不上，甚至分配房子、提升工資也受影響。有時再加上報紙、網站的炒作，使得問題更加複雜。要知道，在西方的雜誌裡，往往是值得評的書才被安排來寫書評的，有些書根本不值得一評，所以，儘管書評沒有什麼好聽的話，也說明這本書不是最差的。一個人的學術眼界是有限的，自己所撰作的書肯定會有漏洞，所以別人的善意批評是可以接受的，這有利於自己將來在修訂本中把學術水準更推進一步。

良好的書評制度，可以使得一本雜誌的書評保持較高的信譽，擁有更多的讀者。目前，在中國越來越多的雜誌已經意識到真正的學術書評的意義，但要真正建立起良好的書評制度，路還很漫長。

書評有不同的種類，有長有短，長的過萬字，短的只有幾百字而已。

一種書評是屬於介紹類的，往往只有500－1000字，把書的內容簡要地介紹一下，如果寫得凝練，也可以看出書評作者站在學術史的高度予以的點評。像美國《亞洲學會會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法國《漢學評論》（Reuv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等刊物上的書評，就是這種類型，主要目的是想多包含一些書的書評，使雜誌學術範圍的覆蓋面更加廣泛。劉東主編的《中國學術》發表的書評，很像是往這個方面發展，而這本企圖含蓋中國學術許多方面的雜誌，也確實應當向這個方面發展，但目前來看，書評量太少。

一般的書評在3000－5000字左右，也就是既可以概述原書的內容，又可以加以評論。這是書評的主要形式，大多數的雜誌採用這樣的書評，我所編的《唐研究》也是如此。

還有專門就一本書進行廣泛商榷的書評，稱作「書評論文」（Review Article），字數較多，有的超過10000字。書評論文對於所評之書來說，可謂重磅炸彈。我曾經在《神聖的殿堂——萊頓大學圖書館東方寫本與圖書部》（海外書話2）中舉過一個例子 ，即《通報》（T』oung Pao）所刊達菲那（Paolo Daffinà）的《評〈漢書·西域傳〉的新譯本》一文，這是對萊頓大學漢學院前院長何四維（Anthony E. P. Hulsewé）教授《中國在中亞：早期（公元前125至公元23年）》 一書的批評，發表在《通報》裡。原書作者何四維先生對我說：看我這本書，一定要看達菲那的書評。可見書評論文的重要。

我們應當學會寫不同類型的書評。

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是：有學術貢獻的學術著作值得評。相反，給一般讀者所寫的通俗讀物，普通的概述或綜述，則不一定在純學術刊物上發表評論。當然可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評介文字。

值得評論的書，從我們歷史學科的角度來說，包括專著、論文集、史料集、考古報告、學術性的展覽圖錄等。因為書評的一個重要功能是讓讀者了解這本書的內容和學術貢獻，所以，要有專家用簡潔的語言，把這些書的內容和成績勾勒出來，特別是一些論文集、考古報告，對於其他專業的人來說，翻看書評以後，可以決定值得不值得去找這本書來讀。

但是，要知道，從一個雜誌來說，不可能找到所有值得評論的圖書的書評作者，所以雖然有的書，我很想在《唐研究》上發表一篇書評，但往往因為苦於找不到合適的撰稿人而作罷。這又說到書評的作者問題了。比如說在中國的唐史學界，我們擁有許多各方面的專家，但老一輩的甚至略微年輕一點的專家學者，受到「文革」大批判的影響，不願意寫書評，使得在國內找尋一個所評之書的最佳專家的做法，有時難以成功。因此，我們也約請一些在某一領域學有專長的中青年學者來撰寫書評，幾年的實踐證明，中青年學者不僅有實力寫，而且敢於寫，甚至一些博士生因為較長時間關注一個課題，他們所寫的同一專業領域裡的書評，很有力度，受到讀者的好評。因此，只要大家努力，中國的書評制度可以創造性地建立起來，中國的書評內容也可以充實起來。

在老一輩的學者當中，在寫書評這一點上，周一良先生是個例外。我在《才高四海，學貫八書——周一良先生與敦煌學》中有如下一段介紹：

周先生受過嚴格的西方學術的訓練，不論在燕京大學，還是在哈佛大學，因此，他在撰寫論文、札記的同時，一直堅持寫書評。他對書評的看法，可以從他表彰楊聯升先生撰寫書評的文字裡體現出來：「我認為蓮生（即楊聯升）的書評可以媲美法國漢學家伯希和。」 從某種意義上講，寫文章是寫自己，只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端出來就行；寫書評是寫別人，往往要站在學術史的高度，從方法論上加以評述，有時比寫文章還難。周先生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下，當然無法和楊聯升相比，但他寫書評的作法，是許多與他同齡甚至比他年輩還晚的中國學者所不具備的。周先生的書評範圍很廣，從早年的《評岡崎文夫著〈魏晉南北朝通史〉》 ，到晚年的《馬譯〈世說新語〉商兌》 和《馬譯〈世說新語〉商兌之餘》 ，都是按照書評的學術規範，提出了嚴肅的商榷意見。在敦煌學方面，他撰寫過《王梵志詩的幾條補註》，對王梵志詩的校本提出批評意見 。還有《讀〈敦煌與中國佛教〉》，雖然以介紹為主，但也有指正的地方。我們從這些書評中，可以窺見周先生的一些研究方法。

他曾特別送我上面提到的《馬譯〈世說新語〉商兌》抽印本，說明他自己對這篇書評的欣賞。

前面說到標題的寫法，即：「羅豐編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按照規範的書評做法，下面要括注原書的出版社、出版年代、頁碼、書號、價錢，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17＋263頁＋39黑白圖版＋8彩色圖版，100元）」，為讀者提供全面的信息。如果是給不採用像《唐研究》那樣的書評標題方式的雜誌，最好就用中性的語言，寫「某人著《某書》評介」，表明有評論，有介紹。

書評的內容應當包括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是內容簡介，即讓沒有見到書的讀者可以通過你的介紹，大致了解這本書的內容。在介紹一些方面較廣的論文集時，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有所選擇地重點介紹一些文章，而簡單介紹其他一些文章，或者只列其名或其類別。

第二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本書選題和內容的價值、特點，如果是前人研究過的課題，那麼這本書有沒有新的角度，有沒有新的材料，有沒有新的筆法。如果是前人沒有研究過的課題，或者說研究很薄弱的方面，則從研究的題目和範圍來說明作者的貢獻或尚不完善的地方。

第三是本書的不足，包括題目與內容是否對應，內容包含的範圍是否過窄，以及材料的缺陷和論證邏輯是否合理。在指出別人不足時，要根據自己的研究在理論、材料、研究論著/參考文獻等方面舉出證據，加以論述，避免空論。

第四是根據自己的研究加以補正，包括訂正書中的錯誤，補充書中的不足，這些部分一定要在有十分把握的情況下才能寫出來。如果只是根據可以有兩種解說的證據，就不能輕易否定作者的觀點。

最後，對於一些古籍整理、包含新史料的著作，要校勘錯字，以免貽誤後人。

這些只是主要的方面，書評的內容沒有特別的一定之規，是最容易表現個人學術思想的一種文體，所以你也可以利用書評來發揮自己的學術觀點，因為現在的年輕學者，不可能像陳寅恪那樣，很早就開始給別人寫序、寫審查報告，表述自己的學術思想，因此，你可以利用寫書評的機會，把寫刻板的專題論文時所不能表達的學術思想，通過書評表達出來。

書評的寫作也沒有一定之規，上面所列的幾點，不一定按照上面的次序來寫，比如在介紹內容的同時，就可以用夾敘夾議的寫法，提示優點，指摘缺陷，這樣有時顯得平和一些，但不減書評的分量，我常常採用這樣的寫法。現在中國的一些刊物上的許多書評在寫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好話以後，最後來一句：「瑕不掩瑜」、「金無足赤」，「由於……原因，書中也有錯誤之處，相信再版時會修訂」之類的話，是很不好的八股文，說了等於沒說。

我在上面提到的《海外書話》中說：「我平日裡最喜歡讀〔西文雜誌的〕書評，它不僅能讓你了解所評之書的大致內容及其學術貢獻，還可以從中了解到更多的信息，書評者往往還根據自己的知識來補充該書之不足，特別是從學術史的角度補充參考文獻和相關材料；而且大多數書評都會有批評在內，有時往往是按頁碼順序來一一挑錯。這和我們在國內報端看到的書評迥然不同，因此讀起來就像喝咖啡一樣，精神不時為之一振。」

在寫書評時，有時會混淆書的作者和書評作者的指代詞，因此我建議這樣寫：

作者：指所評書的作者。也可以直呼其名，不過在中文的語境下，有些不太禮貌。如果加「先生」，則浪費文字；如果加「氏」，又有些像日文敬語。也可以用「以下敬語全略」，但遇到業師之類的人物，還是不略為好。

筆者：指書評撰者。也可以說「我」、「本人」。

本書：指被評書。書名較短的可以直接稱書名。或者在書名第一次出現時起一個簡稱，後面就用簡稱。

每一類稱呼，可以變換使用，免得文字太過拘謹。

第一，評書不評人，但要了解作者。在寫書評時，千萬要記住你可以說這本書如何好，如何差，但切不可說這個作者如何好，如何差。當然，我們最好能夠了解這個作者的學術出身、學習和工作單位、已經有過什麼學術成果，這些對於了解本書的學術水平是必不可少的。對作者已有的相關成果做一些介紹有時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書評裡不要對作者進行大肆吹捧，更不能對作者加以人身攻擊。

第二，要注意書的出版時間。一般來講，我們往往只評最近一、兩年內出版的新書，對於再版書也主要評新增訂的部分。但有時我們沒有那麼快地得到新書，有時我們需要把幾年當中出版的同類著作放在一起來評。這時候，我們要切記不能用書出版以後新發現的材料來批評作者，應當站在和作者同樣的起跑線上來寫書評。比如我在評劉統先生的《唐代羈縻府州研究》時，注意到他的書基本上完成於1988年，而遲到1998年9月才出版，所以儘可能避免用1988年以後的新材料說話 ，這些新材料只能給作者做補充，而不能據以批評人家。我過去不認識劉統，由於這篇書評，成了他的好朋友。

第三，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抓住一點，不顧其餘。一個人的精力有限，而且現在學術十分發達，很難把資料和研究信息全部收集齊全，因此在研究中往往會有一些漏洞，甚至是硬傷。對待這樣的問題是可以指出的，但不要揪住不放，更不要以此否定全書的其他貢獻。過去有人給《唐研究》投稿批評張弓先生的《漢唐佛寺文化史》，我以為用詞太厲害而沒有採用。後來這篇述評發表在別的刊物上，但接受了我們的建議，口氣緩和多了。某位權威學者在其高水平著作中，把一條張大千寫在西千佛洞宋人壁畫榜題中的文字（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之證）當作宋代的史料來運用，這可是硬傷啊！我撰寫書評時，考慮再三，還是用通信告訴他了，沒有寫進書評，因為我覺得太傷人了。

第四，要禮貌用詞，不用「怪圈」一類的語言。因為有些字眼會傷害別人，所以我們儘量不用讓別人有不愉快的語言，而是用事實說話。其實，有分量的書評最容易引起書的作者的反批評，如果書評作者以事實說話，那麼反批評往往是無力的。這時反批評者常用的方法就是以「禮」來幹預「法」，批評批評者用詞不當，有失禮法，從道德上給你上綱上線。所以，一定不要用無禮的語言撰寫書評。

第五是寫完以後，多請一些同行和專家來審讀，避免一些錯誤。我喜歡讀書評，也喜歡寫書評。本著以文會友的原則，我寫了這麼多年的書評，批評了不少著作，我沒有得罪什麼人，而換來的是更親切的友情。這樣的一種做法，其實也是中國學術古已有之的傳統，如乾嘉學派的重要學者錢大昕就曾在給王鳴盛的《答西莊書》說：「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則餘無足觀』耳。」

文章來源：歷史學考研和就業

       編輯：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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