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6年11月11-12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辦了一場題為「一帶一路：中國、內亞與東南亞的歷史交流」的工作坊，此次會議是在哥大魏德海東亞研究所與東亞語言及文明系的贊助下，由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講席滕華瑞教授與東亞系博士生孔令偉共同組織，邀請了十二名在中國、內亞與東南亞研究方面的傑出學者與學界新銳，通過「一帶一路」的視野，重新檢視歷史時期中國、內亞與東南亞之間緊密的文化交流。
12月4日，歷史研習社（ID：mingqinghistory）「微課堂」邀請了參與此次會議的四位青年學者——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陳博翼、愛默蕾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盧正恆、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候選人蔡偉傑、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與歷史學系博士生孔令偉繼續工作坊的討論。四位學者與聽眾分享哥大工作坊的部分討論以及他們的與會心得，希望溝通海內外關於「一帶一路」的前沿研究，鼓勵青年研究者投入東亞、內亞與東南亞的研究，從多元的視野思考中國與域外。
陳博翼、蔡偉傑：流動的「中國人」首先發言的陳博翼分享了會議上有關人群流動和交流的討論。東南亞史權威學者Eric Tagliacozzo教授在會議講座上提醒讀者，在公元7-17世紀大概一千年的長時間段中，東南亞和中國存在著長期的交往，這種交往比我們現在所知的要深遠得多，廣泛得多。Eric Tagliacozzo教授在講座中舉了一些例子，比如他小時候在小溪裡面遊泳，會被那些殘留的中國瓷器劃破腳。
陳博翼說，事實上，華商很早就涉足到了很遠的地方。在中國東邊，不僅是沿海，對內陸，如菲律賓等群島內部，甚至遠到臨近大洋洲的特爾納特島上，都有華商的滲透，他們會倒賣物品，特別是香料。而在西邊，除了印度南邊零星的據點，華商會在馬來半島讓土著到懸崖上給他們採燕窩。這種廣泛交流的證據可謂無處不在。
丹麥商人科爾特忙迪（Cortemunde）1673年所描繪的萬丹社會名流。左起：「摩爾」或印度穆斯林商人、爪哇貴族、中國商人。圖片出自《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年》關於海上絲綢之路有很多問題在學界一直在爭論，比如絲綢之路的概念問題、起點之爭——泉州、廣州和劉家港究竟哪個是起點，海上絲綢之路真的有起點嗎？甚至有人懷疑海上絲綢之路是不是真的有「路」。陳博翼認為，確實存在海上經濟和人員交流之路，但海道複雜，海上絲綢之路事實上有很多條「路」，港口和據點只是連接了這些經濟、人員和信息。同時他指出現在很多研究的不足。比如，一些研究局限在點到點，因此區域間的聯繫就呈現得很少，這導致我們孤立地認識問題；此外，即使是聚焦於「點」本身的社區研究，研究所涉範圍也非常小，「我們只關心說有多少條船來，運送了多少錢的東西，還運了多少白銀、銅錢等等」，對於印度洋貿易規模的估計很不足。而且，當前研究基本集中於南海這個「內海」，即使對鄭和船隊所到的印度洋和東非零星據點的討論，也很有限。
陳博翼的研究關注的是當地社區，其中一個研究議題是討論閩南人怎樣在東南亞的不同社區發展出不同的因應形式和機制，學術名詞叫「嵌入性和改造性」，這樣可以評估哪些實踐機制更有效，哪些機制在哪些層面或方面有所缺失，從而造成了一些不幸。所謂「嵌入性機制」是指系統性和結構性的「進入」或者植根於地方社會的過程，這種過程必然引發對當地社區不同程度的改變，由此可以考察這些客寓社會地方政治生態的變化。陳博翼研究的是16-19世紀，涉及會安、巴達維亞（今雅加達）、馬尼拉等前近代的東南亞港口城市。在這一時空裡，我們可以觀察到在越南國家南進開疆、馬來城市國家的凝成，還有西歐殖民勢力擴張的大背景下，多族群的交織和互動——殖民力量如何大量湧入，然後又怎麼實現「在地化」的過程。而做這樣一個研究的目的在於，增進我們對於自身和「他者」的理解。這個研究與現實相聯繫的是全球移民和不定期寓居者共同面臨的問題，比如，東南亞的華人大多數來自華南的非常相近的那幾個片區，但他們的命運卻是不一樣的，研究歷史的人關心的是，在什麼情況下，這種離散族群與地方社區和諧共存，又在何種情況下他們會被排擠甚或清洗，即是何種因素導致這些來自同樣地方的華人在不同的聚居社區面臨不同的命運。
蔡偉傑與聽眾分享了兩個研究：一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系費絲言教授討論的明代西南的苗族俘虜和戰爭以及政權的邊疆敘事；二是他自己對清代移居外蒙古的漢人及其後代的蒙古化現象的研究。兩個研究都是圍繞古代人群之間發生的交流、文化適應甚至身份改變展開。
費絲言教授在文章中強調，在中國西南苗人歸順明朝政府的官方論述之下，其實掩蓋了苗人各部利用明朝的力量進行內部鬥爭的事實。當明朝政府聽說有苗人動亂而派兵過去時，卻發現這只是苗族內部的紛爭，而非請求明朝支援時官方報告中所言的「叛亂」。在這個研究中，費教授利用官修方志、通俗小說等材料，討論了傳統敘事中常常被忽略的性別面向。戰爭中很多的女性被犧牲，或是被綁架、出售等，這些女性可能是陣亡軍人和苗人的家屬，因為丈夫在戰爭中死去，戰後她們變得孤苦無依，為了生計，最後可能會被當作商品處理。費教授提醒我們注意這些歷史上被忽略的事實。
蔡偉傑自己的研究主要討論了清代外蒙漢人的蒙古化問題。我們知道清朝透過訴諸族群主權，在不同民族之間創造了各種身份以及地域的差異，而清朝蒙漢關係也是跟著這個軌跡發展的。雖然清代在蒙古歸順後，設置了蒙漢隔離的限制政策，但實際上清朝對漢人進入蒙古這一問題面臨著兩難的境況。一方面，清廷徵討準噶爾需要漢商運輸軍需，另一方面，當內地發生災荒時，蒙古又是疏散災民的一個好去處，因此清朝對進入蒙古的漢人設立了各種規範。蔡偉傑的研究關注的正是一批違反禁令，長期在蒙古非法居住的漢人。
他通過收藏在烏蘭巴託和臺北兩地的蒙漢民間文書來分析清代中葉移民蒙古的漢人及其後裔是如何進入蒙古社會的，最終又是如何在法律上由移民轉變為蒙古人的過程。簡單來說，這些漢人移民多半來自山西和直隸（今河北），他們在蒙古逗留的時間超過20年，最長的有40年，這些人會說蒙語、會寫蒙文，也有蒙古名字，娶了蒙古妻子，並且生兒育女，對蒙古文化也很熟悉。他們後代也是如此。但是當他們行將就木，或是被官府發現而被迫遣返原籍時，他們的妻小在蒙古就面臨孤苦無依的窘境，那他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最後發現他們的處理方式與蒙古人一樣：把妻兒和其他財產奉獻給藏傳佛教的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成為大沙畢（蒙文的yekeshabi）的一部分。通過這種方式，不僅他們妻小的生計和財產能夠得到保障，他們的後代也可以登錄到大沙畢的檔冊，其身份就通過這種方式轉變為蒙古籍，順利變成了蒙古人。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漢人移民透過訴諸蒙古的地方制度和權威，來改變自己的法律地位和身份，而不是清朝的中央法規。他們通過這種方式能夠游離於清朝政府的管轄限制，逃避國家的監視。
中國的旅蒙商人，上方匾額為蒙漢雙語的「協裕和」。過去學界在討論「一帶一路」或蒙漢關係史時，多半是討論蒙古人的漢化問題，蔡偉傑則反過來討論了漢人蒙古化這樣一個被忽略的議題。這也說明蒙古人跟漢人在相處過程中，文化認同上是交互影響的，這促使人們關注文化交流議題中的法律面向，移民在當地的文化適應，以及人群身份的轉變等問題。
盧正恆、孔令偉：清朝並非閉關鎖國愛默蕾大學盧正恆就一傳統認知提出了討論。在傳統認知中，清帝國與鎖國是分不開的，但事實上，這一點值得討論。清朝不一定是鎖國的，它在海洋上與東南亞的交流實際上超乎普遍讀者的想像，這種交流不是以軍事或是經濟的直接介入，而是透過當地舊有的體制，對其保持適當的控制。盧正恆用布蘭迪斯大學歷史系杭行教授所舉的例子——清朝時被納入朝貢體系的河仙港，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說明：這一時期，國家以一種有效的方式來穩固周邊，並且從周邊的穩固中獲取些許利益，從而更有效地控制這個區域。
盧正恆的研究議題也印證了這一觀點。他關注的是清朝黃梧的家族，這個家族在漳州，明代時還不是當地的主導宗族；而明清鼎革之際，在清朝政府的幫助下這一家族控制了漳州地區，並且世代擔任福建水師提督的職務。清政府透過福建舊有的宗族制度創造出了新的主導宗族，進而穩固沿海的社會秩序和安全。盧正恆也贊同陳博翼的觀點：不確定古代是否真有一條「海上絲綢之路」。他引申出的問題是，如果存在這樣一條海上絲綢之路，那麼誰能控制海上絲綢之路，或者說，國家如何控制海上絲綢之路？
他認為，一個國家和帝國若要用最低的成本去控制這些海洋和沿海地區，最好的辦法就是僱傭中間人（intermediary），即用舊有的秩序來降低成本。而這個策略在歷史上並不鮮見，一些國家和帝國都曾這麼做，比如大英帝國在印度招募的印度精英，或者法國在非洲利用一些部落來做中間人，還有西班牙在東南美洲僱傭一些印第安的精英階層，把他們納入基督教會中，藉以降低統治成本、提高統治效率。與這些類似的是，清朝也利用過這一策略，而且非常廣泛。例如清朝在越南西山叛亂時，其立場非常明確，他們會挑選自己的中間人，而這個中間人一定是能夠讓清朝付出最低的成本、獲得最穩固的疆域和最高利益的一方。這是清朝統治過程中相當普遍的策略。討論絲綢之路的情況，也同樣如此。
孔令偉的發言主要是講清朝與西北、西南之間的溝通網絡。過去看清代歷史，經常會忽視一些周邊國家，尤其是像哈薩克斯坦、拉達克、布魯特（吉爾吉斯坦），巴達克山（阿富汗斯坦）等。這些所謂的「國家」，更準確的來說，是前近代國家，而不是當代所定義的民族國家，或是擁有完整的邊界與主權概念的現代國家。
孔令偉特別談及哈薩克和拉達克這兩個臨近清朝新疆和西藏的政權。通過第一手的多語種檔案，我們可以知道哈薩克斯坦和拉達克對清朝在中亞的布局與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簡單來說，18世紀中期之前清朝和俄羅斯的聯繫並不是直接經過今天的新疆，因為中間有準噶爾蒙古的阻礙；18世紀以後，因為準噶爾蒙古人被清朝徵服，清朝得以通過哈薩克和俄羅斯有更多的接觸。另一方面，清朝在17末至18世紀中，通過拉達克和當時的印度，甚至與西藏阿里地區，對準噶爾與中亞進行了大量的情報收集。而在此期間，清朝甚至得以通過拉達克獲得印度莫臥兒王朝與沙俄帝國的地理信息、風土人情乃至對方政權的相關情報。拉達克是位於中國西藏西部、北印度以及帕米爾高原間一個非常小的王國，很多人或許覺得這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地方，但事實上它對清朝在中亞的情報網絡，乃至於世界地理的認知，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
1911年喀什的巴扎。圖片來自：http://hollis.harvard.edu/primo_library/libweb/uploaded_files/HVD/viaPage.html?recordId=HVD_VIAolvwork280664&imageId=urn-3:ARB.JPLIB:320602&compId=在交流的最後，四位博士對「一帶一路」相關歷史的研究又談了些自己的看法。蔡偉傑提到了他最近看到的一則新聞，辛巴威的總統在國會上抱怨，中國到他們國家（非洲）的工人很多娶了當地的女人。其實，不論是討論今天的「一帶一路」，還是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其中人群移動、物品交流、性別問題等始終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也是學者可以進一步研究、討論的問題。另外，蔡偉傑指出，中國在傳統的中亞歷史敘事中無足輕重，如今「一帶一路」的提出讓中亞重新注意中國，也開始注意中國在他們歷史上、在他們的經濟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這一機遇也推動了中國學界對中亞與東南亞進一步的深入認識。盧正恆認為，「一帶一路」有其歷史背景，我們不能只關注當下的政治和經濟，更應該發現歷史在無形中已經建構過的類似的東西，「一帶一路」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歷史，透過時下反觀歷史，這也是值得學界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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