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勳帶領12人的中央工作組到河南省長葛縣調查。
在長葛135天調研期間，習仲勳與長葛的百姓稱兄道弟，傾聽他們的疾苦，堅持實事求是，頂著壓力糾正「左」的錯誤，帶領處在饑饉和困苦中的百姓奔出希望。
他曾經親自幫一位老太太討回被拿走的水缸，看到百姓因飢餓浮腫走路艱難而潸然淚下，也因為了解到基層幹部不願浮誇虛報糧產坐了冤獄而發怒。
今年4月10日，《大河報》記者重訪長葛，追尋當年習仲勳的調查足跡，以長篇通訊的形式記錄了那段日子。
近日，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習仲勳在長葛》一書，並獲新華社發稿推薦。
當年的諸多當事人回憶起習仲勳在長葛破除「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等「五風」的決斷、開倉放糧的勇氣以及平冤獄的果敢，至今讀來仍令人動容。
習仲勳冒險匯報河南災情長葛，位於豫中腹地的小縣，在上個世紀50年代聞名全國。
1958年8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視察長葛縣宗寨村，走進宗寨村長勢不錯的玉米地裡、穀子地裡，並留下一張頭戴草帽的照片。
當時毛澤東要去考察宗寨村旁邊的孟排村，因為這裡有個「能人」，有非常了不起的發明。
這個「能人」就是1954年任後河鄉勝利一社（即孟排村，其後劃歸坡胡人民公社）支部書記馬同義。馬同義根據自己的種地經驗，觀察到：填平的舊井坑、壕溝和開溝的蔥茬地，莊稼長得格外好。
受此啟發，馬同義帶人在1.2畝的土地上搞起了深翻實驗。土地深翻1尺5寸，同時結合分層施肥、澆塌地水、平整土地（「三結合」）。在種了優良品種白馬牙玉米種後，畝產破天荒地達到1037斤。比沒有深翻過的土地增產了不少。
其後，他們摸索總結出一系列土地深翻法，有：「鷂子大翻身」、「人工普遍深翻」、「前犁後套」等10多種方法。著名土壤學家熊毅(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還把這種人工普遍深翻土地法命名為「馬同義深翻土地法」。馬同義因此被河南省授予省級特等勞模，孟排村因此榮獲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筆籤發的獎狀。
孟排村和馬同義隨之在全國出名。
1958年5月，長葛縣委第一書記呂炳光作為先進農業縣代表，參加了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作了題為《土地大翻身，爭取畝產800斤》的大會發言。
毛澤東當時認為：長葛人搞深翻改土，「這是一大發明」。
為推動「大發明」變成大增產，毛澤東進行了一系列部署，先是「五月講」，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由時任長葛縣委第一書記呂炳光作大會發言，毛主席當即予以高度評價：「感謝河南省長葛縣委第一書記的發言。這個發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這是一個大發明。深翻一遍，增產一倍，至少增產百分之幾十。」
然後「八月看」，當年8月7日，毛澤東親臨長葛視察。
最後是「九月號召全國幹」，當年9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向全國發出「一定要把土地深翻好」的號召。
毋庸置疑，深翻土地幫助土地增產有一定的科學道理，但是，不管其他氣候、土地等自然條件，在全國推廣這種做法卻是不可取的。最終，這一技術變成了一場席捲全國的「運動」。
「運動」中各種不理性的聲音開始冒出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地翻一丈深，畝產一萬斤」等口號此起彼伏。
自毛澤東視察過後，長葛的莊稼畝產數量蹭蹭往上長，到處是「大豐收」的喜報，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也「遍地開花」。
如果吹牛不「納稅」，這「大豐收」的牛還不知道要吹多大。
可惜好景不長，這吹出來的畝產謊言很快被「徵購糧」打破。河南和其他許多地方一樣都發生糧荒，公共食堂開不了夥，出現了大批浮腫病人和人畜非正常死亡。
不光老百姓不想餓著肚皮再浮誇下去，中央也覺察出了問題。1958年11月、1959年2月，毛澤東先後在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領導和部分地方領導參加的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和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著手糾正一些「左」傾錯誤。
1959年，全國開展「反瞞產」運動，河南一部分反對瞞產虛報畝產數量的幹部反而遭到批鬥。高徵購糧導致糧荒加重，更多的人畜死亡，河南信陽地區餓死的人更多。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政治會議，制定並下發《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要求徹底糾正「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等五股風)錯誤，毛澤東在會上發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
「弄虛作假是要害死人的」1961年4月10日，習仲勳，奉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之命，率當時的國務院機關黨委書記侯亢，國務院副秘書長曾一凡、趙守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李孟夫，國務院人事局局長金樹旺，國務院辦公廳副主任黃仁、田方等12人組成的中央工作組，來到「五風」典型長葛，展開蹲點調查。
習仲勳要求工作隊員不要只聽各級幹部們的口頭匯報，一定要深入實際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認真檢查糧食儲備情況等。
習仲勳帶頭做到這些要求。他利用傍晚沿河散步的機會，在田間地頭和百姓交談。晚上，他還到農民家走訪。
4月15日，習仲勳在時任長葛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繼增和尚橋公社黨委書記楊雙成等人陪同下，到王莊村查看群眾生活情況。
習仲勳當時五十多歲，身著中山服套裝，體態偏胖，短髮背頭，面帶笑容，聲如洪鐘。在路上遇見老農張來頭，主動上前與張來頭握手並詢問其家庭生產、生活情況，還主動提出到張來頭家看看。
張來頭家一家八口，有三間破草房，一個小廚房。屋裡有兩張木床和有一個地鋪，正中間放著一個小方桌和舊木板釘的三個木凳子。習仲勳招呼隨行的人一起坐，但是沒有一個人坐。習仲勳拉著張來頭的手說：「不管他們，我倆坐下。」
隨後，習仲勳和張來頭拉起家常，從置買家具談起，了解張來頭對辦公共食堂的看法。
習仲勳對弄虛作假深惡痛絕。他在杜村寺村實地調查時，發現某生產隊一座樓上的山頭鏤花悶處填滿了玉米棒，當地幹部說裡面存滿了糧食，習仲勳嚴肅地說：「樓上若是存滿糧食，樓板和牆壁能撐得住嗎？」
他還悄然向身邊工作人員的親朋好友打聽當地的真實情況。
曾在長葛縣水利部門工作的趙裕民回憶，當時，他的妻子正好負責習仲勳的飲食工作。趙裕民回去探親時被習仲勳請去一起吃飯，實際上這是習仲勳特意安排的一餐飯，他早已了解到趙裕民在農村搞反「五風」工作，想了解情況。
習仲勳問：「你們這裡過去『五風』情況怎麼樣？」
趙裕民：「我們長葛的『五風』是比較嚴重的。」隨後，趙裕民給習仲勳講了工作隊一位隊員講過的一件事。
據1959年曾任長葛縣南席公社黨委副書記的翟建成反映，他曾參加過一次縣委召開的擴大會議，會上叫各公社書記匯報夏糧豐收情況。在會上頭一名匯報的是大牆周公社黨委副書記梅軒法，他說：「大牆周公社全社今年夏糧平均畝產446斤……」接著古橋公社黨委書記李林士匯報說：「我社今年夏糧畝產達到1200斤的好收成……」說到這裡時，縣委書記呂炳光站起來指著梅軒法說：「你們大牆周的產量是怎麼搞的，為啥這麼低？」梅連忙說，這是我從電話裡問公社秘書給我統計報來的，我可能沒聽清楚，我再去打電話落實下。」趙裕民還向習仲勳匯報了大魯村的「浮誇風」情況。長葛縣大魯村的原支部書記劉伯嶺說，為了不挨整，他曾把糧食畝產報得比實產高出5倍以上，不然過不了關。
趙裕民剛匯報到這裡，習仲勳就急切地問：「這種現象普遍嗎？」
得到「很普遍」的回答後，習仲勳說：「糧食產量怎麼能瞎編亂造呢？這關係到國計民生，弄虛作假是要害死人的！」
「救人如救火，明天先到監獄調查」到長葛第二天，習仲勳就直奔宗寨村。
1961年4月11日，習仲勳到存在問題最多、離縣委機關最近的宗寨村調查。習仲勳提議，不進大隊部，直接到該村大隊支部書記趙憲章家。
習仲勳了解到，有些大隊領導幹部，在上報產量時因不浮誇、講實話而多次挨鬥。特別是1960年種麥後進行整黨，運動的重點是進行三類隊改造，那些被定為改造對象的黨支部書記、大隊長、會計和和一部分生產隊長，以反對「三面紅旗」、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罪名被定為「右傾反革命分子」，統一按政治犯抓起來，當時還有100多人被囚禁在監獄裡，有的還被內定為死刑。回到住處後，習仲勳由問縣委副書記張繼增核實情況：「趙憲章他們反映的所謂政治犯情況屬實嗎？」
張繼增說：「習副總理，你們中央領導在北京，對下面的情況不會清楚。在『大躍進』中，整天『放衛星』、創號外，一些領導幹部為了創政績，硬逼著下邊虛報產量和生產數字。大部分幹部唯恐挨整，一報產量，就推託肚子疼，跑出去蹲茅坑，不敢先報。因為，你報畝產300斤，第二個人就報400斤，甚至浮誇到一兩千斤的，大有人在。到秋天，玉米畝產就吹到了11117斤。」
為的啥?「光棍不吃眼前虧呀！誰說得早，誰倒黴呀!」張繼增說。
「這情況，你們縣委第一書記不清楚？」習仲勳追問。
張繼增說：「書記他最清楚。1958年8月7日毛主席視察時，他自己就在主席面前把玉米畝產吹到1500斤，爭取2000斤。毛主席當時莞爾一笑，問：『會打那麼多嗎?拿到手裡才算數!』他聲稱，秋後還要到北京向主席報喜哩。那玉米畝產11117斤的數字，就是他讓上報省裡、上報中央的。」
習仲勳幽默地說：「原來他就是全國糧食產量浮誇冠軍呀！他可給長葛人民群眾闖了大禍，怪不得監獄裡關了那麼多『政治犯』！救人如救火，明天咱先到監獄調查去。」
第二天上午，習仲勳帶領工作組的主要成員親自到監獄調查，重點接見了太平大隊黨支部書記馮海成等人，對照材料詳細詢問。馮海成回到家裡後，聽說那天在監獄裡接見他的是習仲勳副總理，他心情很激動，夜不能寐。第二天他便步行8裡路到縣委大院工作組住處，要找習仲勳副總理當面致謝。
縣委通訊員小侯問馮海成：「你找誰？」
「我要面見習仲勳副總理。」
小侯笑著說：「習副總理那麼大的官，誰想見就會見？他不在，你回去吧！」
馮海成信以為真，洩氣地走出縣委大院。
不一會兒，習仲勳從辦公室走出來，問小侯：「剛才有人找我？」
「有，是太平店的馮海成。」
「他人在哪兒？」
「我讓他走了。」
「你快去把他追回來！」
小侯跑出去追了一百多米，才把馮海成追回來。
當馮海成進屋見到習仲勳時，「撲通」一聲跪在地上，一邊叩頭一遍痛哭：「習副總理呀！要不是您來搭救俺，我馮海成也會像崗劉的書記劉毛一樣，含冤餓死在監獄裡呀！」
習仲勳馬上拉起馮海成，說：「既然你平反了，說明咱們有緣。不要因禍喪氣。群眾認可你、擁護你，組織信任你。恢復職務後，你要大膽為群眾利益工作，勤政廉潔，做到問心無愧。誰好誰壞，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馮海成感動地說：「習副總理，我可真是挨鬥挨怕了！說實話，我本來想著這輩子不再當幹部了，有您這一開導，只要組織上還用我，老少爺兒們還讓我幹，我馮海成聽您的話，永遠為黨和群眾的利益努力奮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親自表態開倉放糧救災在長葛，習仲勳和村民聊天，時常說：「老鄉，和你一樣，我也是農民的兒子。」看到農民打水抗旱，他也和群眾一道絞轆轤、推水車，參加抗旱，還參加收麥、播秋等生產勞動。
有一天，習仲勳看到推水車澆麥的福興嬸腿瘸著，不但推不動水車，反倒被水車槓子拖著在井臺上轉圈兒。習仲勳上前將福興嬸攙下井臺，讓她坐在樹蔭下休息一下。福興嬸無意中摟起了褲腿，習仲勳立馬發現她的雙腿浮腫得很厲害。於是，習仲勳就讓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按下去，就是一個坑，幾分鐘都不能彈回復原。見此，習仲勳潸然淚下。並向當地幹部提出要讓農民勞逸結合，恢復體力。
當時，人民公社經常組織開會，被餓得有氣無力的社員們白天幹活，晚上或勞動間隙，還得無休無止地開這個會開那個會。有的會一開就是大半夜，有時老百姓散會後休息不了多長時間又要起來下地幹活，實在吃不消。
為讓群眾省點兒氣力，習仲勳在縣委擴大會上要求幹部們：「開群眾會，最多不得超過一個小時。開30分鐘的會，群眾還會多記住些東西。半天、一整夜的會，可能什麼都記不住。時間長了，都在打瞌睡睡覺。群眾是在勞動間隙來開會的，我們一定要愛惜群眾的精力、體力。幹部講話一定要事先有準備，不要講話不沾邊，佔去過多時間。」
一位當地幹部回憶：當時沒糧食，很多人家只能找點兒紅薯渣、紅薯葉、紅薯稈、壞紅薯、玉米芯等，將其粉碎後弄成飯糰充飢。當時還缺鹽，飯糰澀得咽不下去。為體會百姓之苦，習仲勳和群眾一道啃這種飯糰。那會兒，都能看到他眼中噙著淚花。
在調查中，工作組發現了各個大食堂嚴重缺糧，群眾口糧標準相當低，一個整勞動力每天的標準還不足7兩，老人、婦女和小孩更低，況且還大部分是粗糧和薯幹，人們嚴重缺乏營養，體質很弱，好多中年和老年人患上了浮腫病，小孩面黃肌瘦。
習仲勳心情十分沉重。當他了解好多食堂因沒有糧食已經早就散夥，大部分是在工作組來到時又重新開夥，他和縣委研究後決定立即解散大食堂，把有限的口糧直接分到群眾手中，讓各家各戶自行調配，老弱病殘也都能吃上熱飯熟菜。他又根據普遍存在的饑荒情況，指示縣委向群眾發放救災糧、勞動補助糧，緩解群眾生活困境，以便促進生產救災。
緊接著他提議在全縣擴種蔬菜，儘量讓群眾多吃些副食補充營養，有效地降低了浮腫病的發病率，在極大程度上避免了因飢餓人口下降，挽救了人民的生命。當年嚴重春旱，小麥生產面臨大幅度減產，他又號召全縣迅速行動起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水源和農機具，進行抗旱澆麥，為夏糧減產的趨勢降到最低程度奠定了基礎。
麥收以後，縣裡根據上級下達的三定徵購基數3651萬斤，全縣實際超購289萬斤，偏重於基本任務，造成群眾的夏季口糧相當低，直接影響群眾生活。完成徵購後在全縣651個大隊中，有407個餘糧大隊，每人平均口糧151.7斤，最高的169斤，最低的101斤。自足大隊5個，平均口糧136.6斤。239個缺糧大隊，最低口糧不足百斤，個別只有五六十斤。糧食不足的局面更加嚴重。
習仲勳發現這種情況後，立即召開縣委常委會議，研究退庫和統銷，他還提出也可以動用儲備糧，以解決群眾口糧過低問題，要大家討論。
時任長葛縣委第一書記張漢英思考再三說：「習副總理，夏糧徵購過頭退庫可以，這僅需要向上級打個報告說明情況就會批准。統銷糧食每年上級也都會下達一定的返銷指標，只是一般都在冬春兩季，咱也可以請示提前發放。但國家的戰略儲備糧，我們縣裡只有為國家妥善保管的責任，沒有中央的批准一粒也不敢動呀！」
習仲勳聽出了張漢英的語意，這是要他表態。
他嚴肅地說：「在特殊情況下，要採取特殊的措施。由於夏糧這幾年連續減產，給人民群眾的生活造成了嚴重影響。現在動用一部分儲備糧等於向國家預借，下年豐收時再補上，還保證國庫的儲備糧基數。今年是建國以來罕見的大災之年，這比民國31年（1942年）河南的災荒還要嚴重，那時候有多少家庭扶老攜幼，背井離鄉逃荒到陝西，在家餓死的、路上餓死或發生意外死亡的相當多，那是在舊社會，國民黨政府只顧擴軍和打內戰，無能力實施救災；現在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我們必須盡一切能力去解救民眾的危難，拯救人民的生命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根據《長葛糧食志》記載，當年夏季全縣共計退庫小麥60萬斤，統銷返還糧341萬斤，又動用儲備糧62萬斤，機動糧135萬斤，節約種子糧132萬斤，加上群眾開荒收入（習仲勳指示群眾開荒三年不納糧）348萬斤，獎售糧62萬斤，其他糧16萬斤，共計1156萬斤，有效地解決了群眾口糧嚴重不足的問題，緩解了全縣夏季的糧荒局面，為穩定農村形勢和發展生產起到了關鍵作用。
（本文內容參考了《習仲勳在長葛》一書和《大河報》長篇通訊「習仲勳1961長葛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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